第一部分 挣钱糊口（1/2）

水管工

卢比·金

我是来伦敦上舞蹈学校的。那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是学校里第一个黑人女学生。我来到这里，决心要成为巨星。记得当时我走在牛津街上就会说：“我要做明星了！哎，我告诉你啊，我要当明星了啊！我要……不好意思啊，我来了！”（她笑了。）

但好笑的是，第一周刚完，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哭着说：

“我讨厌这里！每个人都很糟糕。”我不能做饭！不能做饭，而别的，我什么也不会。住在家里时，我经常做饭给家人吃，还会做周日烧烤和各种各样的料理。我是六个孩子里面最小的。而我来到伦敦，什么都要自己做。我每天吃的都是烤鸡和烤土豆，这就是全部了，因为你可以把它们一股脑都放在烤盘里，塞进烤箱，然后祈祷出来的东西能下咽，就这样。一周之后，我说（她学着那种抽泣的声音）：“请让我回家去吧……”我妈妈说：“不，不。你说这是你想要的，你说你要去上舞蹈学校。”我当时已经被录取了。“好好待着。”她又说，“试一下，坚持到期中。如果期中之后还是不喜欢，你就回家来吧。”我待到期中，然后回家了。后来我对妈妈说：“不行，我得回伦敦。”她说对了，从那时候起，我没回过家一次。

我做唱跳表演已经超过二十年。我从来都不是浪漫剧的女主角，而总是扮演胖胖的搞笑女孩。在《名扬四海》 (1) 里，我演美宝·华盛顿。在《卡门·琼斯》 (2) 里，我演法兰奇。但是我总算有角色，我喜欢这些角色。几年前我参演了电影《骑士与翡翠》 (3) ，我在里面就是那个无聊的乐队指挥。难得这是一个全黑人的行进乐队，而我却偏偏是不在里面行进的那个。后来我还跟杰夫·高布伦 (4) 一起参演了《高个子》 (5) 。

奴隶的定额我做完了 (6) ，你知道不？我完成了我的使命。我演过《波吉与贝丝》 (7) ，那感觉不错……因为我们都是黑人，一起演。但是演奴隶嘛……我现在年纪有点大了。所以我对经纪人说：“我不想演奴隶了。每次演奴隶我心情都很糟糕，不做了。”“好的，老大。”（她学着浓重的南部口音说。）真的不想演那玩意。

于是，演完《波吉与贝丝》，我就想，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要做水泥工么？做飞行员？啊……不！我可没有往飞行员这条路上想太多。我只是觉得，自己戴上肩章，应该很好看！当空姐？我在倒茶这件事上可没什么耐心。还要应对各种讨厌又糟糕的人？这我在生活中已经受够了。所以后来，我去上了一个水管工的课程，觉得这个真的很适合我。

没有女水管工这回事。绝对没有。但是当我们跟别人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其实都想要女水管工。相比起男人，人们还是宁愿让一个女人在自己的房子里走来走去。

每次开工感觉都不一样。我从来都不知道人们会不会接受我，在这方面我还挺敏感的……你知道的，他们打开门，然后看着我：“呃……”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开放、很随和的人。但如果你不认识我，你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头上顶着脏辫的黑人妇女，你懂的，平时我就穿着连体工作服，戴着头巾，脏辫会这样伸出来。对有的人来说，这种形象还是挺吓人的。但我表现得就像“我会全副武装、穿着性感地出现在你家门口！”。我要有那种“噢噗！”的出场效果！（她又笑了。）然后跟一个可爱又百无聊赖的家庭主妇聊天。我经常见到家庭主妇，她们既不可爱，又不无聊。可能无聊吧！对我没兴趣！（她继续笑着。）

◇◆◇

不管去哪里，我都想，不知道这家人的厨房水管怎么样……然后就会去检查一下水管。通常我都会想，怎么可以弄得更干净一点，怎么把水管藏得更好一点，因为做水管的整个概念就是，水管要通，但是人要看不到管道露出。要非常整洁、干净。所以我觉得，女人比男人更适合做水管工。

在许多旧房子里，水管是旧的铅管，尤其难切断，得用钢锯来把它们锯断，用水管剪是剪不断的。先要上钢锯，然后再用铜管把铅管接起来，这真的很困难。我非常讨厌这部分工作，但是却很喜欢铅管本身。我想，不知道这是多久以前做的呢？在维多利亚时期，水管开始被广泛铺设。我会想：哇，那会儿没有钢锯，咋办啊？这些问题都让我着迷。但是每当在一所房子里工作时，我脑子里想的都是，这家主人肯定希望我赶紧做完快走。我得仔细查看问题究竟是什么，分析评估一下，然后动工。当然了，我们没有时间坐在那里思考这些问题，我们的工作是赶紧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全部。

我喜欢跟别人一起工作，但是做这份工作，必须习惯自己一个人。我总是带上收音机，听七台。这一点也经常让人惊讶。我总是说：“你介意我开收音机吗？”他们一般会问：“你要听什么呢？”他们肯定在想：你不会是要放打鸡血的音乐吧。（她模仿那些高亢的音乐）这时我会说（她换了一种贵族式的腔调）：“我要听七台，他们有很好的音乐剧。”他们会说：“啊，那可以。”

我觉得有东西对我发出声音的时候，我能更专心做事。有声音掩盖着，身边的人也就不会听到我的呼吸了。我最开始做水管工时，有时甚至会在镜子前跳跃着说：“去他的！我不做了！”的确有这样的时刻。但我又对自己说：“冷静。你要冷静。”我小声地自言自语：“卢比，你要冷静。不然你就做不完这个单了。”然后我就冷静下来，做完手上的事，离开。“做得好啊卢比！做得好！”几周之前，我接了一单，居然要在外头做砖活，因为有人用大锤子把……哎别提了，真是糟糕透了的一个活儿。有几个波兰工人活没干完就跑路了，留下个烂摊子，后来水管爆开。他们只是用水泥把水管盖住，以为这样会解决问题。问题当然不会这么轻易解决啊！所以修补的人就是我了，得把这些全部弄好。最后连砖活都得干，我当时想，我可从来没做过砖活啊，本人可是个水管工！但是最后，我一点点地把东西全部拆开，又全部砌回去——这真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一件作品。当时我对自己说：“对，做得好！做得真棒！”那个主人走出去时，我还在自言自语地说：“原来我能做到啊，我能做到。”

我喜欢做水管工，确实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很喜欢这样一些时刻：曾经，人们问我是做什么的，我会说，我是个歌手。他们会说：“哇！很棒耶，很棒！”而现在，当我说我是个水管工时，人们还是会说：“哇！很棒耶，很棒！”

货币交易员

卡姆兰·谢赫

他很高，可能有一米九，眼睛很大，水灵灵的，充满吸引力。我们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一家咖啡馆见面，离银行地铁站不远。通勤的人们快速走过，手臂下夹着雨伞。“伦敦大火 (8) 啊，”他说，“从布丁巷开始，步行两分钟就能到这儿。那里有一家面包店。那里发生了什么？火灾。”

我是一个技术分析员，专门研究新兴市场。大多数人把技术分析员跟信息科技行业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这个领域，更多的是趋势分析，还有价格部分的市场分析。我研究价格，特别是东欧国家的金融市场价格，还有巴西和墨西哥。基本上，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我的面前有五个屏幕，其中三个与我的脸一样高，上面还有两个。我有两台电脑，其中一台电脑有三个屏幕，所以我可以开着好几个浏览窗口，因为同时会有几个程序在运行。我可以用不同的屏幕让这些程序同时开着，这样我就能看到实时的价格走势。

在其中一个屏幕上，有我要查看的所有工具。我会使用大概20到25个金融工具，这些工具是债券、货币，还有各种股票指数的集合。我监测着这些东西，同时也喜欢看一些不那么相关的市场。我的工作不包含美国股市，但是我喜欢看看他们的走势，因为那影响着整个新兴市场。我虽然主要做东欧市场，但是也喜欢看看日元、美元、欧元。我对别的东西兴趣一般，特别喜欢货币。我觉得货币市场非常活跃。伦敦是世界货币的中心，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大概是……每天，应该有几百亿的货币会在这里进行交易。真的是非常巨大的交易额。

我能够感受到这个庞大交易的一部分。我在一个影响巨大的事物中，参与着一小部分，这让我觉得挺开心的。世界上每家大银行在伦敦都有办公室，每一家金融机构在伦敦都有办公室，而在伦敦时间里，他们非常活跃而快速地进行着货币交易。伦敦时间是非常关键的。伦敦就是关键。所有的东西，都很活跃。别的东西，比如政府债券，还有其他金融工具，都很无聊，但是货币市场是活跃的，因为量很大，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如果把这些东西比作人，那么政府市场就是一个老而丑陋的女人，而货币市场就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金发女郎。股票市场处于她们中间，但是更有深度。我会把货币市场想象成一位思想者，一个智力超群的人，你可以在那种思想里面遨游，其中每一部分都不一样，每一部分又能切分成更小的部分……不管在哪里，只要有市场，市场里面肯定都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货币市场是一个吸引人的金发美女，但是它同样能深深伤害你。她很会调情，但也很不忠诚。她可以让你感觉很棒，把你带到天堂，也可以让你受伤。

◇◆◇

我在巴基斯坦出生，但是13岁前的童年时光大多数在利比亚和撒哈拉中心的其他中东国家度过。我们真的是在撒哈拉中心，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地理学家，当时负责一个水资源项目，那个项目可以给一些农村地区带去灌水。

父亲工作，而母亲在家。我很晚才开始上学，所以小时候相当于一个人度过。那样的日子对我的性格形成产生了某种影响。我身体不太好，患有眼疾，视网膜脱落——基因造成的，叫马凡综合征 (9) ，这个病让我长得高，也让我有眼部疾病。他们给我做了手术，但是没什么效果。后来，我另外一只眼睛的视网膜也脱落，但是手术后，救回来了。

我们在这沙漠中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个镇子很简陋，连下水道系统都没有。在屋里，洗手间还是好的，但是屋子里面的管道通到大门口的一个洞里，当然那个洞平时是盖住的。每一到两周，就会有一辆卡车过来把管道里的污物吸走；每到卡车来时，我都特别兴奋。

在镇子外面，同样也是什么都没有，只有黄沙和沙漠植物。整个景象都很让人抑郁。我看不到雨。在那十年里，我真的不记得自己是否看过雨。在伦敦，雨是人人抱怨的东西，尤其是在这里出生的英格兰人。但是我很爱在雨中漫步，它有一种无人留意到的美。雨很清新，雨带来清新。空气会因下雨而变得洁净——清新的感觉，生命的感觉。沙漠跟死亡比较接近。雨落下，青草就生长，所以雨就是生命。人们对雨不够欣赏和感恩。

我们搬回巴基斯坦后，我父亲开始接触股票市场。我跟他很亲密，依赖他。我以前常跟他讨论市场中发生了什么、是怎么发生的这类事情。在那些日子里，还没有网络，所以他要去拉合尔当地的股票交易所，交易时间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或三点。交易在卡拉奇进行，但是他总是去交易员的办公室里，那里有屏幕，可以看到汇率之类的东西。那是些非常基础的东西。他每天回家后会告诉我他在那里看到了什么。

这就是我对市场的最初接触。我开始把价格都写下来。我会选择一两百家公司，然后每天下课后，用一两个小时来做一张很大的表。表上面有一列一列的格子，我就每天都把价格往上填。我想要知道价格是怎么浮动的。我觉得用表来记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买了表格纸，把价格都写下来。那是我的兴趣和热情所在。

◇◆◇

1999年以前，我在巴基斯坦的一家经纪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总部在巴基斯坦，但是跟境外的美国做生意。问题是，当时在巴基斯坦，这样的生意还没有被监管，所以很多公司冒出来，赚了钱就消失，很多诈骗案也就不断发生。我真心希望自己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所作为。于是到1999年，我搬到英国。

来这里之前，我大概给一百家公司写了信，告诉他们我过去五年在做什么，我想要做什么，我想在英国、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我的机会是什么、前景是什么之类的。其中有十六七家公司回复了我。有人说，你在这里找到工作肯定没有问题。有人说，只有一只眼睛的人，还是在“盲人的国度”比较好，留在巴基斯坦吧，能做什么做什么吧。

我有过一种感觉：我会得到自己想要的。来英国之后，这种感觉却变了。在这里，没有人在乎你从巴基斯坦或者是世界上别的什么地方带来的经验和经历。真他妈的没人在乎。所以我在南伦敦的一家炸鸡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就在萨顿附近。炸鸡这份工作，比我想象中的要难。进门买鸡吃的时候，看起来没那么难。在那里工作，也不是一件好事。所有的东西都脏脏的，鸡的气味哪里都是，顾客们也不友好，反正所有东西都油腻腻的。你必须把后厨区打扫干净。只要在那里工作过，你就再也不想在那里吃饭了。回家乘坐的公交车也很糟糕。整个环境都非常、非常让人抑郁。我又累，又沮丧，急切地想要改变。这就是我在最初几年感受到的东西。孤独，跟七八百万人生活在一起，我还是感到孤独，没有朋友。我吃什么呢？炸鸡。我就吃在店里拿的食物。

我没有忘掉我生命的另外一部分。我在从事其他工作时，不管是在工厂还是炸鸡店，一直犯同样一个错误，那就是总是告诉别人我真正想要做的事，还有我曾经做的工作、我来伦敦是计划要做什么——这些都给我带来了麻烦。在巴基斯坦，我们对受过教育的人有特别大的期望，所以，如果你告诉别人你受过教育，即使你在从事沉重、简单、低下的工作，人们也会特别尊重你。我以为伦敦也是这样。我在炸鸡店或者工厂工作时，都会向别人分享我的经历。比如每当要去面试时，我都会告诉身边的人，让他们知道我的计划、背景、专业和热情所在。这是我在财经市场一直做的事情，我在考试，希望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在这个领域找到一份工作。但当我讲完这些之后，身边的人开始变得不友善了。

我住在莫顿，那是地铁北线的最后一个站。大多数时候，我住在一套合租公寓里。我有两个室友，其中一个是大学老师，另外一个是尼日利亚人，在埃克森美孚 (10) 工作。合租就真的仅仅是合租而已——我们只会在等厕所，或者是在厨房里才会碰见对方。其余时间，每个人都只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加入了英国技术分析协会。他们每个月都会举行一次聚会，参加人数大概有150人。在每次聚会上，他们都邀请一位演讲者，一位杰出的分析师，来讲讲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事。我开始定期参加这些聚会。这对当时在炸鸡店、后来在冲印店工作的我来说，是改变人生的机会。我穿好西装，打好领带，打扮得体地跟人们，跟伦敦人，坐在一起。这跟我之前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他们大都是英国白人，而我应该是唯一的亚洲人。穿戴整洁、跟在金融城里工作的专业人士交谈，让我自信大增。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确实是这个不同的世界的一部分了。我听一些讲座，但是听完后，痛苦才真正开始。

听完课之后，会有一个社交聚会，人们在那里相互攀谈、缔结网络。我想，这是认识人的好机会，说不定能找到工作。在聚会上，我告诉别人，自己现在的工作不是分析师，但是我在这个领域做过四五年，现在也还在找这个领域的工作。他们会问我，以前在什么地方工作过，我说巴基斯坦，他们马上就不感兴趣了。他们似乎认为巴基斯坦人也做这样的工作很不可思议。但是，有一个人对此饶有兴致，甚至还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板，这位老板也是我们的演讲者之一。他问我，你最感兴趣的领域是什么？我说，我最感兴趣的领域是货币，美元和日元的兑换。他笑了，开始谈论这方面的东西。但是那段时间的我对市场没有接触，所以有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时候我想，我是谁？我属于这里吗？我在这里干什么呢？那感觉真令人压抑。当聚会结束，我走在街上，不想回家。去哪里呢？还是回到莫顿。一年之后，我就不再参加那个聚会了，因为每次去的时候，那里给我的感觉更多是压抑和失望，而不是快乐。

在莫顿，我有一个表亲，他对我说，你是不是住在幻想中的天堂里啊？关注你眼前做的事情吧。即使你的工作是扫地，你也要很努力、很投入，这样才能成长，说不定有一天就能拥有一家清洁公司了呢。不管做什么，都能成为那个领域的一把好手。但是我觉得，如果在某个领域没有特长，则永远都不会成功。

我一直不断地申请工作，我发现目前这份工作时，住在东希恩，在一家典当行的支票兑现处工作。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五个不同的人面试了我三轮，最后他们同意录用我时，我感觉那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我成了技术分析员，虽然只是初级的。抱歉，其实不是，我只是个实习生。但我非常高兴，真的非常、非常高兴。他们提供给我的薪酬比我预计的要低。因为他们已从面试中对我有了判断，虽然我尽力表现得不同。管人力资源的人非常聪明，她对我当时的处境有所了解，知道我多么渴求这份工作，所以给了比较低的薪酬。他们录取我时，我确实很高兴。这个时候他们说，对于薪酬可以进行商讨了。我本可以拿到更高的薪酬，但当时不敢去争取。我只是要求把薪酬抬高那么一点点、一点点而已，然后就说，可以的，可以的，别担心。

我非常开心，简直不敢相信。要知道，过了这么多年，我的自信心已经降低了很多，甚至在做了一个月的分析员后，我都还没有从典当行辞职。一开始，我告诉典当行的老板，我要回巴基斯坦，我父亲病了，所以要回去两周。因为我觉得成为分析员这件事好像不可能是真的，不可能啊。对我来说，它好得不真实，感觉是假的。我觉得这根本不会发生。父亲生病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借口。两周之后，我回去了，然后说，这次我自己病了。

我不知道当时自己在想什么。那几年真是把我的思维和触感都搞乱了，让我非常没有安全感。一个月以后，我想，现在，时间过去了，这份工作还在，我还在这里，好像还能继续下去。于是，我才把典当行的工作辞掉。典当行的人一直在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去上班，问我怎么回事。

我记得到金融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东希恩醒过来，穿上西装。我从莫特莱克地铁站打车前往滑铁卢，转到滑铁卢和金融城地铁线，然后来到银行地铁站。办公地点位于金·威廉街，银行地铁站的对面。我到接待处签到，然后告诉接待员，我是来这里上班的。我上楼，走到自己那一层楼的前台，就坐在那里。几分钟之后，我的上司来了，把我带到我的办公桌。

他向我那个部门的所有人介绍我。我觉得受宠若惊，很困惑，压力很大。人们说笑着，好像在欢迎一位新同事。我试着跟他们交流，但非常紧张，整个人都非常焦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当时压力真的太大了，我都有点不记得那一天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一开始，我坐在一位正在休假的同事桌前工作。信息技术部门得为我安装办公桌和电脑。真棒。我有一张大桌子，前面有这么多屏幕，两个键盘，一个鼠标——感觉好得让我觉得不真实。我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面前的屏幕上显示着这么多数字。我喜欢看到它们的感觉。一个鲜活的市场充满生机的感觉：每一次，一个数字在我眼前闪过，一笔交易就成交了，最低的通常也是100万美金的数目。它们不停地闪烁。它们在伦敦闪烁，因为我们这里，就是中心。

美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