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1/2）

张新颖：那我们接着谈谈“国际写作计划”。

王安忆：“国际写作计划”，当时和我母亲一起去的，北京还有吴祖光，我们一帮子人去的。这个活动的性质我也是慢慢才了解清楚的，是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他们夫妇两个人创办的，搞到一些钱，每年一次，主要面对发展中国家，所以到那里的都是来自所谓“问题国家”。我们去的这一届是“问题”最多的一届，有一个波兰的作家，他是寻求政治避难，带着孩子老婆很狼狈，等于聂华苓给他三个月的津贴，这三个月可以有地方住，有小小的收入，可以安心三个月；三个月以后公寓都要退掉，都要走人，他同时联系在纽约的朋友，寻求帮助，生活是相当的不安定，从波兰出来没什么钱的。他的这个孩子也有问题，因为生活不安定，就是特别地闹，大叫，有一天上午我就听到小孩子在走廊里尖哭尖叫，我去开门，其实后来我知道不应该开门的，别人的事情应该装不知道的，一开门就看到她母亲抱着她。他们觉得打扰别人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就抱着她捂着她嘴巴速速地跑到房间里去了。他们在那里的生活状况明显不如其他人，不晓得前途何在。还有一个是阿根廷的，这个女作家的问题在于她母亲是精神病人，她说这是她终生的监狱，说过这么一句话。还有一个比较戏剧性的，是前东德和前西德的，前西德的女人吧是从东德跑过去的，当时是叛国者，但在西德又并不顺遂，这个女人就酗酒，严重地酗酒，长得又丑陋，酗酒以后人神志恍惚，老是泪汪汪泪汪汪；那个东德的男作家长得漂亮得不得了，像洋娃娃一样，眼睛特别大特别天真，头发又是卷曲金黄的，后来听说他们原来是一个小镇上的街坊，两个人关系也特别好，想不到在这里重逢。聚会时“东德”就坐在“西德”的腿上。开演讲会分小组，一般是按地区国家分，西德女人不想在西欧组，想到东欧组，人家不要她，因为她是叛变的，不要你参加；让她去西欧组，她又不喜欢西欧，这是很大的悲剧。有一天晚上，很冷的天气，她就跳到河里面去了，后来被救起来了。

张新颖：这个人你好像写过的，在哪里看到的。

王安忆：我写过的，在《乌托邦诗篇》。那一届“国际写作计划”还有菲律宾的、印度尼西亚的、印度的。印度的作家给我感觉特别没归宿感，二十多种语言，可是用英语写作，语言上没有身份认同，就是你到底写给谁看，用什么语言写作，什么是母语，这是很大的困惑。那时候陈映真对我说，陈映真对我很重要，他总是讲一句话：你看看你周围，他们问题都很严重，不要以为就中国问题严重。他就提醒我注意这个背景。所以我觉得“国际写作计划”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还有南非的，当时南非还没有独立，南非有个女诗人，她的诗讲到有色人种的处境，她看上去是白人，在会上讲到黑人怎么怎么受歧视，有人就问她，你是一个白人你是怎么能体会到黑人的处境的？然后这个女作家的回答使大家都很吃惊，她说我也是有色人种。

张新颖：你刚才提到陈映真，我有点明白了，因为你经常提到这个“国际写作计划”，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在你的经历中特别重要。刚才讲陈映真的那句话，其他国家都有问题，这样一想，这个意识对人太重要了。

王安忆：对，我们刚刚从一个经历过创伤的国家走出来，总是耿耿于怀，总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他呢一开始是喜欢听我讲大陆的情况的，听到后来他也不耐烦了，因为他发现我讲来讲去也不过就这些东西，这些他在报纸上看到的比我讲得更夸张，他不想听，想听我们是不是看到别样的东西，我提供不出来，所以经常会很对立，对立的时候他就说你看大家都有问题。他英语很好，能用英语对话，就告诉我很多这个人干什么，那个人干什么，他告诉我很多的事情。我们确实各有各的问题，尤其是波兰的一家人给我印象最深，我觉得他们过得非常的凄惨，前途没有着落，比我们早离开爱荷华，据说纽约那里要上演他的戏剧。他邀请我们到他的房间里去，也没什么高兴的气氛，刚刚适应，小孩子又要去陌生的地方。还有一对冰岛夫妻，冰岛倒是很安宁的国家，他们很奇怪，领养了一个南美的孩子，皮是皮得不得了，但是很快乐的，他们不太在乎这种血缘上的必然关系的，那南美孩子就和这个波兰的小女孩玩起来。后来发现波兰女孩好起来了，明显好起来了，开始微笑啊，拉拉手啊，抱抱啊，但是要走了。波兰作家看到我总是很有感触，我想这种感触大概是觉得我们有同样的处境，总归要抱抱我拉拉我的头发，这种亲热我感觉他是在想我们在同样的处境里，你以后不知道怎么样。后来据说还不错，在美国就这样，只要你努力找到机会慢慢站住脚就会好起来，代价却也付出了。还有个土耳其人，蛮活泼的，他好像问题不大。

张新颖：他们也很能干，聂华苓哪里搞到这么一大笔钱？这么一个持续的计划。

王安忆：持续几十年了，一开始搞到的钱大概不多，人是不多的，慢慢很多企业都知道了安格尔和聂华苓，这个计划慢慢使爱荷华大学有名起来了，像爱荷华大学是理科的学校，在文科不是很有名，这个计划使这个大学在文科方面有了声誉。很可惜，安格尔去世，以后聂华苓再退休，就萎缩了，数年以后新来了一个人，是一个瑞典人，研究捷克，聂华苓是要物色一个对第三世界有兴趣的人，可以保持原来的性质和风格。他主持的时候规模明显缩小，我后来去过一次，二〇〇一年，立场性也不像当时那么鲜明了。但是由于聂华苓的影响，依然对中国人厚爱。我们那届人最多，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我们脑子里外国就是西方，不料一下子出来那么多“问题国家”。一个印度尼西亚的诗人朗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响亮：有这么多问题在面前，可我不能回过头去，只能面向它。就是这种气氛，很革命的，很左翼的。后来陈映真觉得我的思想倾向也蛮危险的，于是在我们后来的旅行中安排我的活动。他真的待我蛮好的，我觉得我挺好命的，总在关键时刻有人来救我，他就和聂华苓商量我们的旅行，我们的行程都是他参与安排的，从哪里到哪里，安排什么人接待我们或者和我谈话。

张新颖：那陈映真在这个活动里的角色有点儿特殊啊。

王安忆：陈映真是很特殊的，很早聂华苓就打算请他去，后来台湾的事情让他坐牢了嘛，所以事情拖了那么多年才实现，到了美国去，这是他第一次从台湾走出去。台湾局势那时候也很奇怪，在美国的时候他的一个小说在“《中国时报》”得了一个奖，这也意味着台湾的开放，小说叫《山路》，是挺左翼的一个小说，居然台湾能给他一个奖，得了一笔奖金，这笔奖金就让他太太去了一次美国，他的父母正好也在美国，他的弟弟妹妹在美国开餐馆的，聂华苓特别为他们家举行了一次宴会。他的爸爸、弟弟、妹妹、妻子，还有其他中国人聚在聂华苓家里，等于搞个欢迎宴，他父亲讲话讲得特别好。陈映真刚刚被抓到监狱的时候，聂华苓夫妇当时花了很大力气，要给他请美国律师，用美国的法律帮他打官司，他的父亲说，还是免了吧，中国人的事情还是中国人自己解决吧。

张新颖：他父亲好像是牧师？

王安忆：是牧师，一生都在传道。这个老人我特别尊敬他，他能讲这样的话，人格很高的。他们有些说法我们是没听说过的，比如飞机飞到那里去，劫持台湾就嘉奖，台湾再有人劫持飞过来，我们捧为英雄。他们知识分子会觉得很羞耻，觉得都是中国人，不应该鼓励变节，不应该让别人看笑话。在跳出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好像会看到另外一种标准，你也可以说它是更高道德的。我们那里还有一个很有问题的作家，来自巴勒斯坦，长得好漂亮，但是会经常不高兴，经常忧郁，经常觉得自己是没有家乡的人，她是一个有特别意识的人，在任何场合都要说我是巴勒斯坦人。我们那一届都是有问题的人。她性格特别强烈，个人生活不知道是离婚还是单身。还有一个保加利亚的作家，长得特别英俊，也是离婚的，我发现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联系在一起的话就会变得非常尖锐。你个人生活起步好的话，也可以顺利度过民族危机。好像社会主义阵营的人都蛮要好的，很奇怪。这个男作家也蛮喜欢我的，他虽然英俊，但女作家对他打分并不高，大家认为陈映真更美，因为有内涵。社会主义阵营的人蛮孤独的，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苏联把南韩的飞机打下来，说是打错了，其实怎么会打错，是客机。当时有韩国的作家他非常难过，同时东德的作家也哭了，他感到很羞耻，因为是发生在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很多国际问题都在我们这里体现出来了，正好一九八三年决定要“九七回归”嘛，香港的一个作家叫潘耀明，就是现在《明报》月刊主编，天天翻报纸看他们股市，股市跌得一塌糊涂。后来发现那一年是国际事件发生最多的一年，每个人都碰到自己的问题。

张新颖：这样到那里可能就是会产生出一个比较宽广的意识，自己的问题仅仅是一个问题，不会那么自恋，老是想好像全世界就只有我这么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