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恋”和性的话题（2/2）
王安忆：黄段子、荤笑话很可怕，它没有一个脏字，却有着强烈的隐喻性。
张新颖：本来不会这样的，但现在好像荤笑话是通行的。
王安忆：他们即便讲荤话也是很直接的，不会那么隐晦和阴暗。
张新颖：我现在想，这些笑话是一点不色情的，一点不性的。他把性这个事情变成了一个可笑的事情，性一旦变成可笑的事情，色情的含义就没有了。
王安忆：我觉得特别肮脏。
张新颖：他就是要你觉得可笑。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哪怕你说你们团里人很压抑，对他来说也是个正面的事情了。
王安忆：他至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事情。
张新颖：或者这是一个发泄。哪怕发泄也是一个正面的事情。但是你把它变成一个笑话，变成一个可笑的东西了。
王安忆：它在里面经过了语言的转换，变成一种虚拟的东西，意淫的东西。现在这些荤笑话泛滥，是和城市生活有关系吧。
张新颖：农村也有啊。
王安忆：农村有荤笑话，但不是这么荤法的，那是要坦荡得多。
张新颖：我觉得是人对性不严肃了。因为严肃的事情你不会把它变成可笑的。现在都变成可笑的事情了。
王安忆：现在这些荤笑话让我觉得整个民族在堕落，变得特别肮脏。
张新颖：可能就是因为性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变成了一个不严肃的事情了。这跟性行为发生的多少，没有多大关系。是在意识里，变成不严肃的事情了。不严肃的事情我就可以随便调侃，随便把它通过什么方式变成一个可笑的事情。严肃的事情你不会这样对待的。
王安忆：我们团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笑话，我在《文工团》里写过，一对夫妇新婚的时候，给他们床底下安了一个录音装置，第二天再放给他们听。就是老演员们做的，做了这么出格的一件事情。也是从农村听房的习俗演变出来的吧！事情做到此了，还有什么可暗示的？
张新颖：这个是真事情啊。好像农村有这样的事情，听房。
王安忆：文工团的生活好像是我这么多年的生活中，比较结实的一段，而且是我不反感的。农村生活我是抵触的，有我自己心情的原因。谈“三恋”因为谈到性的观念，谈到那么远去了。后来，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在纽约，陈丹青带我去看小电影，他说这里面有些接近中国农民对性的观念。我想陈丹青说的和农民的观念接近的地方，是不是就是，坦然。那是九十年代初吧，在杭州开什么会，有我、陈平原、李庆西、吴亮，谈到《金瓶梅》和《肉蒲团》，我说，如果不谈别的，光谈写性的话，我认为《金瓶梅》不如《肉蒲团》，我觉得《肉蒲团》挺天真的，有种天真的无耻。当然从小说的其他方面：社会生活，人物性格，男女关系的阶级性，是《金瓶梅》更丰富。他们多不同意我的意见，这个话题就结束了。再后来我看到阿城有篇文章里谈到《肉蒲团》，他的观点跟我是接近的。这样我就比较心安了，因为自己的判断并非一家之言，好像有合法性了。
张新颖：你刚才说到坦然的时候，我就想到，为什么荤笑话这么多？虽然性变得不严肃了，没有敬意了，很多人还是没有办法坦然地面对它。我要讲，又不能坦然地讲，那我只好把它变成笑话讲出来。相对来说，农村的荤笑话比较少，可能跟比较直接有关系。直接里面有一个因素就是坦然。其实讲荤笑话的人是不坦然面对性的。《肉蒲团》有些地方你会觉得很可笑。
王安忆：我觉得《肉蒲团》是很坦然的。里面不是说，其中一个人碰到另一个人，请教说你看我妻子不能让我满足，怎么办？那人说先要检查了他的话儿再说，于是，检查了，那人却说，仁兄，凭你这话儿，你的老婆不出去找人已经蛮好了，你还想怎样。这个很像农村里的色情故事，简单极了，简直是物理的性质。而《金瓶梅》我觉得……
张新颖：《金瓶梅》有点文人化，稍微有点扭曲了。
王安忆：有点酸了。在纽约看那些小电影嘛，又太直露了，你反而会觉得它像个运动。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单纯的体能运动。我经常说，美国人就像马，不是性感。我们有时聊天，认为过于赤裸了，倒反是与性感无关，怎么是真的性感？和服是真性感，整体是严密的，可后领却敞开，露出颈窝。性的话题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张新颖：“三恋”以后基本就不大涉及这个话题了。
王安忆：我后来就不大涉及了，这个题目里面没有太多的资源。我觉得从米兰·昆德拉开始，给性赋予了太多意识形态的涵义。其实性没有那么多资源的。并且爱情这个题材也是很难挖掘的，你必须从它开始或者从它出发去谈别的事情，它本身内涵很有限的，尤其和身体、本能有关系的那部分。我觉得感官都是内涵有限的，因为很大部分可以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去解释，复杂的还是精神的东西，它是虚无的特质。写一个哲学的精神肯定比写一个滥交的生活复杂，它涉及的内容精微和深刻。现在的写作给性那么多涵义，并且什么东西都要写到性，真是泛性论，其实它哪有那么大的覆盖面。
张新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写性比较经常了，如果你现在写《小城之恋》，已经不会轰动了。但是你发现，写性也没有写得特别好的。如果我们举例来说，比如这几年涉及性的作品，你说有什么特别好的？
王安忆：八十年代写性，至少是有革命的意义，如今拆除了藩篱，可自由地写性，就发现性的本身其实很简单，差异在于用性来隐喻什么。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赋予性极大负荷量的隐喻的，托马斯是个滥交者，他给他的性活动，性对象，性体验，都予以体制批判的解释，可以说引导了整个社会主义批判的现代化写作。倒是《玩笑》他写得很好，以后的写作模式此时还没有形成，经验性的东西占了上风，这是最可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