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界标（2/2）

流放队伍对妇女构成了特殊的折磨。尽管大多数女性罪犯没有从事过卖淫行为，但是在她们加入流放队伍之前，官员就已经认定她们都是妓女。1839年，波兰流放者查士丁尼·鲁钦斯基根据亲眼所见介绍了流放队伍里的每位女性流放者是如何在流放途中不得不拥有一个情人的。然而，女性的情人不是由她自己选定的，在这名女性的众多“追求者”中，谁出价最高，谁就可拍得这位女性。如果一名女性拒绝接受这个情人，那么她“将遭到可怕的报复”。鲁钦斯基曾多次“目睹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强奸”。由于无法把少数几名女性和大批男性分开运送，激情、欲望和嫉妒在流放队伍中严重滋生，并且可能会引发暴力行为。在一个由约300名男性和少数女性罪犯组成的流放队伍中，一名流放者回忆起了“各种风流韵事是如何发展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是如何在休息站被开膛破肚的”。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审查制度较为宽松，俄国作家开始描绘在西伯利亚流放途中的女性的命运。尼古拉·列斯科夫的《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1865年）描绘了流放队伍中的女性的悲惨境况：为了从男性那里获得保护和物质援助，她们竞相以身相许。28

当局长期以来因为这种贩卖妇女身体的做法而困扰，但他们一般把这些出卖自己的女人看作自甘堕落的，而非陷于绝望的。比起保护妇女，他们更关心如何解决性病对流放途中的流放者造成的威胁。1826年，当局指示妇女和儿童的队伍应该和男子的队伍分开走，比他们晚两天出发。但男女犯人继续一同被押送，因为实地的官员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动因来把他们分开。此外，押送兵自己常常是比那些罪犯还要过分的性侵者，他们轻而易举地侵犯女性罪犯的名誉和尊严。很多押送兵把罪犯的性服务当作自己工作的额外津贴之一，并利用这些额外津贴来买卖女性的身体。29

当圣彼得堡质问流放行政机构中的严峻事态时，官员们通常会指出“秘书资源短缺的问题，1823年关于流浪者的法令颁布后，案件数量增加，而现有秘书资源无法应对这么多的案件”。在这一点上，官员们确实可以申诉。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的工作人员要为差不多每个进入西伯利亚的流放者的装备、审核、分配负责，而在1856年，这些工作人员总共只有七人，其中包括一名负责人、两名顾问、两名簿记员和两名秘书。到1873年，这个数字“跃升”为九人。30

如果说长期的资金不足和流放者人数的激增都使斯佩兰斯基的流放者运送计划遭受挫折，那么西伯利亚当局的渎职行为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被委派到西伯利亚的小城镇、休息站和偏远的刑罚定居点肯定不是帝国最令人满意的工作，流放行政机构的各级官员都热衷于用贪污来抵消日常生活中的单调和艰辛。斯佩兰斯基曾把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设想成流放制度中能力卓著的行政总部。事实上，它是腐败的深渊。一个又一个报告突出强调了贪污案件、流放者财产被盗案件和在放逐场所的非法交易。19世纪30年代的一项广泛调查揭示出，流放事务部官员曾向超过两千名本应去往东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售卖留在托博尔斯克省的许可，甚至允许某些人返回自己原先的省份。他们还擅自给那些能够用钱换取宽赦的人减刑。31

腐败现象难以铲除，部分原因在于甚至某些最高级的官员也深陷贪污受贿案件。从1822到1852年，托博尔斯克的十一个省长当中有五个因腐败被解职。1847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维尔格尔姆·鲁珀特在一次调查中被发现犯有多种罪行（包括征用苦役犯为他建造私人住宅），因而被迫辞职。与这种大范围的贪赃枉法相比，那些小官员为了换取几个卢布而做出的不端行为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就算是微末的贿赂和盗窃行为也会破坏流放运送工作的实效。32

由于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用于采买取暖衣物的资金被贪污了，流放者只能无助地面对西伯利亚冬季的严酷。一名官员在1864年报告，流放者从托博尔斯克出发时带着质量非常差的衣物，“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衣服，那么便很难走完这趟行程”。有些人抵达托木斯克时带有严重冻伤，冻掉了手指和脚趾。33

流放者在启程时装备简陋，他们只能指望着流放指挥部的仁慈。从英国驶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英国罪犯运输船的船长，正是六个月以后把船上的罪犯交付殖民当局的船长。船上还配有对英国国王负责的外科医生，因而船长可就船上犯人的身体状况被追究责任。公然虐待罪犯的行为会被发现并受到惩罚，即使不是被法律惩罚，至少也是拿不到酬劳。运送船只是密封的装置，四周是广阔的大海，推脱官员问责就像逃逸一样困难。与之相比，为了走完圣彼得堡和涅尔琴斯克之间的七千千米，罪犯会经过多达一百个运送指挥部。每个指挥部都配备有士兵和军官，如果这些官兵愿意，他们可以几乎免责地无视、劫掠和虐待罪犯，然后让罪犯前往下一个运送指挥部。之后，这些士兵和军官会把自己热切的注意力转向下一批交由他们监管的不幸罪犯。当然，并不是所有士兵和军官都是腐败和贪婪的，但许多人确实是这样。因为国家发放的口粮太少，罪犯有时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衣服来为自己补贴些口粮。当流放队伍从途中的某个休息站出发时，押送军官会给罪犯留出一天的津贴，或者有时会直接给他们发放一些钱。这些钱差不多总是不够从队伍经过的村庄购买食物。押送兵和他们的家人会在休息站和中间站经营垄断生意，向罪犯高价出售面包和日用品。34

一些押送军官除了贪污腐败，还实行公然的虐待。一位匿名罪犯于1857年在日记中记下了他所在的队伍在一个运送指挥部受到的待遇：

当你们到达休息站时，即使温度极低，他们也要彻底搜查每个人，让每个人身上仅余衬衫。在［一个村子里］时，天气非常冷，如果不戴手套，一个人根本无法站立三分钟，我们一到达休息站，押送指挥官就让我们接受这种搜身。他比从笼中放出来的野兽更野蛮，比起对待人类，他对他的马和狗更友好……让人吃腐烂的食物对他来说有利可图，因而，遵照这个规则，他给我们分发的食物质量糟糕，我们当中很多人因此病倒了。35

押送兵的唯利是图常常有致命的危害。在离开彼尔姆后，这位匿名流放者于1858年2月10日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当中的两个人今天去世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婴儿。他们都是在马车上冻死的。”1852年10月，在涅尔琴斯克矿区，四名罪犯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在暴风雪中冻死了。暴风雪来袭时，他们不仅没有必要的御寒衣物，而且饥肠辘辘，他们此前没能在休息站从哥萨克人那里购到更多的面包，因为那里的食品价格超出了他们的每日津贴。36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内政大臣亚历山大·季马舍夫给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后来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写信：“如果人们所说的事情可以在叶尼塞省当局的眼皮底下发生，我们只能去想象远离这种监管的地方会发生什么事。”季马舍夫再次让各省省长注意押送兵及其家人垄断供给品贸易所带来的风险。他要求“对那些犯有虐待罪行的人实行最严厉的起诉”。然而，政府仍旧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距离圣彼得堡数千千米远的休息站里的押送指挥官。整个19世纪，在途中因寒冷、饥饿和疾病而死的流放者人数太多，这引起了负责处理尸体的当地农民的抗议。1844年，圣彼得堡不得不明确表示，地方当局应为丧葬事宜提供资金。37

为了应对这种残酷的环境，罪犯在流放途中组织起了罪犯协会（apteль）。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有以下抒情性的描述：“罪犯热爱自己的罪犯协会；没有这个协会，途经休息站的旅途和在监狱中的生活都是无法进行的。对罪犯家庭来说，这个协会是生活与喜悦的来源，是他们的慰藉和安宁的来源。”真正的喜悦和安宁或许超出了这个协会的职责范围，但该协会确实为罪犯提供了一种集体组织和保护的基本形式。在每个流放队伍里，大约十个人中会选出一个代表，这些代表组成了这样一个非官方但强大的组织，它类似于农村中的公社组织。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罪犯协会影响着罪犯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主要功能是团结起来对抗当局的侵害。罪犯协会由选举产生的长官——会长——领导，协会的运作由一套传统支配着，这套传统支持商业活动，讲究财政集中，注重纪律与惩罚严明。38

从俄国欧洲部分出发时，流放队伍会为前往托博尔斯克的旅程选出一名协会会长。罪犯们往往会选择一个因为过往的流放经历而熟悉西伯利亚的人，一般是一个曾经出逃却再次被抓获的流浪者，而且他拥有有用的技能和谋生手段。一旦当局确认了他的当选，如果没有得到整个罪犯协会同意，任何押送军官和休息站警卫都不能让他解职。一到达托博尔斯克，罪犯协会就会解散，然后在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组织起的新流放队伍内，罪犯协会会重新组建起来。39

虽然罪犯协会不是一个正式组织，但流放行政机构确实承认它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它的必要性。当局不仅对它的许多非法行为视而不见，而且还依靠其信誉来管理流放队伍。反过来，罪犯珍视押送指挥官给予的信任，于是他们服从指示、坚守承诺，以便简化指挥官的职责。有一次，流放者甚至帮助押送兵扑灭了某个休息站中的大火。没有一个人趁机逃跑。40

行程开始时，罪犯协会会筹备一笔共有资金，这笔资金由会长控制，每个罪犯都必须为资金出钱。这笔公共储金主要用于行贿，以便从押送兵和休息站指挥官那里买入各种特许权。利用这种集体谈判的形式，罪犯们可以获准在沿途的村庄乞求救济品。为了引出西伯利亚农民和商人知名的慷慨，罪犯们会吟唱出自己的痛苦：

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的父亲们！

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的母亲们！

为了耶稣之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悲惨的罪犯吧！

我们是囚徒！

我们被关在在砖石监狱里，

我们被关在铁栏之内，

我们被关在橡木门之内，

我们被关在沉重的挂锁之后。

我们已经向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告别，

向我们的亲人告别，向我们的人民告别！41

罪犯协会也会和押送军官达成协议。军官会违反斯佩兰斯基的《运送流放者的章程》，在城镇和村庄外面把罪犯脚上令人厌恶的脚镣拿掉，以换取所有罪犯都不会逃跑的承诺。罪犯协会会为其成员的行为担保。如果任何一名罪犯打破了这个协议，那么他不仅会被押送兵穷追不舍，还会被流放队伍里的其他流放者穷追不舍。有一次，三名流放者在秋明市附近逃离了一支由三百多人组成的流放队伍，而这支队伍的罪犯协会此前刚和押送指挥官协商好让队伍多休息一天。罪犯协会因为这几个人违反了他们的集体协议而暴怒，并且担心他们刚刚取得的让步会被收回，于是他们派出一批流放者去追击逃犯。到早上，他们追上了这些逃犯，把他们带回押送指挥官那里。指挥官下令用桦树条鞭打每个逃犯一百下。罪犯协会认为这样的宽大处理还不够满意，于是他们又让人大力鞭打每个逃犯五百下，罪犯协会的残忍令押送军官也感到震惊。42

罪犯协会的另一个主要职责是督促执行协会成员之间订立的契约，从完全属于财务方面的契约到非常个人的契约都有。罪犯协会依靠暴力威胁，监督罪犯之间频繁的商品和服务交易，并确实使这些交易成为可能。从修补靴子到购买伏特加，罪犯协会都保证延期付款的承诺会被兑现。有些人只有自己的名字和性命可以用来交易。每个被判处流放或者服苦役的罪犯都会分到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这名罪犯的名字、地位、出身、罪行、惩罚和简短的外貌描述。这种卡片常常会出现抄写错误，诸如姓名拼写错误或者流放目的地被混淆，因为这些错误，有人会跋涉数千千米却到达错误的地方。纠正错误可能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尤谢夫·诺维茨基是一个难对付的流放者，他的名字从在1848年从托博尔斯克到伊尔库茨克的流放队伍的名单中消失了。随后，他以一个不同的名字出现在了另一支流放队伍中，这支队伍的目的地是西西伯利亚的伊希姆，这是个没有遥远的伊尔库茨克那么累人的目的地。这个错误被发现后，诺维茨基顿觉担忧，他供认自己与其他几名流放者在一个休息站里贿赂了抄写员，让他把他们的名字列入了前往伊希姆的流放者名单中。43

流放者自己敏锐地意识到，那些记录着他们的身份、罪行和刑罚的纸片决定着他们的命运。流放队伍的警卫想要确保自己负责押送的流放者全员到达目的地，但他们更注意核对名字，而不是面孔。押送指挥官不可能记住每一个人，而且在从一个休息站指挥部向另一个指挥部交接工作时，他们只清点罪犯的总人数，并没有点名。这种记录保存方面的松散为那些坚决果断且肆无忌惮的流放者提供了机会。待在流放队伍中的几个月甚至几年提供的不仅是发展新友谊的机会，还有发展更阴险、更具剥削性的关系的机会。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描述了罪犯交换姓名的做法：

例如，一批囚犯被送往西伯利亚。各种人都有：有的去服苦役，有的去养马场，有的是移民；都在一起走。在途中某地，就比如彼尔姆省吧，一个流放犯想和别人互换姓名。例如，一个名叫米哈伊洛夫的是杀人犯，或犯有其他严重罪行，认为去长年累月地服苦役对自己没好处……最后他找到了苏希洛夫。苏希洛夫出身家仆，只是要流放到移民点去定居。他已经走了一千五百俄里（1俄里约等于106千米），当然身无分文，因为苏希洛夫永远是一文不名的：他虚弱至极，疲惫不堪，只靠公家的伙食活着，想偶尔吃一块甜点也办不到，穿的是囚服，为了可怜的几枚铜币替别人跑腿。米哈伊洛夫开始和苏希洛夫闲聊，接近他，甚至成了朋友，最后到了某个阶段又请他喝酒。终于问他：想不想改名换姓？……苏希洛夫已经有了醉意，头脑迟钝，对善待他的米哈伊洛夫充满了感激之情，因而不好意思拒绝……他们谈妥了。昧良心的米哈伊洛夫利用苏希洛夫的缺心眼，用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买下了他的姓名，他立即当着证人们的面把这些东西交给他。第二天苏希洛夫酒醒了，可是人家又给他灌酒，嘿，这就不好拒绝了：收到的一个银卢布已经喝掉了，过了一会儿那件红衬衣也喝掉了。你不愿意，那就还钱。苏希洛夫从哪里能搞到整整一个银卢布呢？要是不还钱，大伙儿就会强迫他还……否则决不会放过他。也许会暴打一顿，甚至干脆打死，至少也会恐吓他……最后苏希洛夫看到，求饶也是枉然，便决定无保留地同意……结果就是这样，苏希洛夫为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衣而走进了“特别部”。44

任何想要否认这种协议的人都会招致罪犯协会的愤怒，用凯南的话说，可能会被“这个无情的西伯利亚法院（vehericht）2 判处死刑”。这类叛徒的头上“悬着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或早或晚，在此处或在彼处，这把剑一定会落下”45 。

19世纪初，已经有大量流放者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改换了姓名。随着19世纪20年代流放队伍的规模不断膨胀，这种做法愈演愈烈。1828年，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规定如果被流放到定居点的流放者与苦役犯交换了名字，该流放者会被判处服五年苦役。非法交易自己的身份的苦役犯会被判处用桦树条鞭打一百下，并在原来的流放地服至少二十五年苦役。更多的严苛法律随后也颁布了，但是交易身份的现象仍然无法根除。很多人因为交换了名字而被送往了错误的目的地、服了错误的刑罚，审讯这些人的案子充斥着地方法院。46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官员们继续抱怨，这种改换名字的做法太过普遍，因而它在破坏着流放制度的基础。

许多罪犯在回想前往西伯利亚的行程时，都会把这段行程看作自己流放生涯中最痛苦的部分。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城镇和村庄，离开自己的朋友和家人，然后被抛向一个陌生又可骇的世界，这个世界中有令人疲惫的强制赶路、过度拥挤的休息站、疾病、贫困和时时存在的暴力威胁。然而，这种种的困苦和折磨，既是国家无法落实自己的指令的结果，也是圣彼得堡发出的一项残酷政策的衡量标尺。沙皇专制政权无力妥善地注资和管理这个让无数囚徒在武装警卫的押送下跨越一片大陆的复杂后勤项目。

被派去调查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状况的官员很清楚，国家的殖民雄心在流放队伍中化为了灰烬。罪犯最终是身体欠佳、疲惫不堪地抵达目的地，努力工作的愿望几乎消失殆尽，他们更愿意去乞讨、偷窃和谋杀。一名西伯利亚巡视员在1835年的报告中准确地提出，国家对流放者发配西伯利亚的行程管理不善造成了弄巧成拙的效果，而且这种批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一直都是见解敏锐的：

流放者的旅途漫长，途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久经历练的罪犯……而且还会待在勉强才能挤入的监狱中，这趟旅途对他们余下的道德意识具有不良的影响。经过这番堕落培训后，一个刚刚踏上邪路的人在抵达西伯利亚时已经准备好犯下任何罪行。47

对罪犯来说，经过界标、穿过西伯利亚边界，就是走进了一个黑暗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弱者会落入愤世嫉俗者、无情之人和堕落之人的手中。这个界标无声地见证着国家权力的脆弱以及男女老幼在流放途中的劫难。

1 原文如此，疑数据有误。——编者注

2 一种中世纪的德国互助式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