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库库什金将军的军队（1/2）

如果从高空俯瞰19世纪西伯利亚的泰加林，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些人，他们背着沉重的包袱，或独自一人，或几个人一道，踉踉跄跄地向西前行。那些“驼背的人”（农民对他们的称呼）是从流放队伍、矿山、监狱和刑罚定居点里逃出来的罪犯，他们正朝着俄国欧洲部分的方向穿越森林。这些逃犯响应着迁徙的布谷鸟在春日的啼叫，利用转暖的天气、解冻的河道和茂盛的植被（可为他们提供掩护和食物），动身出发了。他们就是后来被称为“库库什金将军的军队”1 中的步兵。1

逃犯的人数在讲述着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西伯利亚的罪犯被遗弃、监禁在贫穷肮脏的环境中，且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于是他们从各大监狱、工厂、定居点和矿山出逃。1838至1846年间，当局在西伯利亚逮捕了将近14000名男性逃犯和3500名女性逃犯（这些数字很可能只是在逃人数的一半）。2 19世纪下半叶，随着总的流放人数增加，逃跑次数也增加了。一份关于1877年东西伯利亚流放情况的政府报告写道，在伊尔库茨克省接受调查的3个地区，2万多名罪犯当中的一半已经逃跑，他们“不知所踪”3 。到1898年，被分配到叶尼塞省的流放者的25、被分配到伊尔库茨克省的流放者的40、被分配到东西伯利亚普里莫尔斯克省的流放者的70下落不明。专门设立的苦役劳动场所也出现了类似的大量逃亡现象。这些数字表明，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分散在西伯利亚的30万流放者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逃亡，民族志学者尼古拉·亚德林采夫将这种现象称为“从东西伯利亚到乌拉尔山的永动机”4 。

沙皇政府迁移到西伯利亚的不是勤劳的殖民者，而是一群群贫困、绝望的流放者。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作为乞丐在西伯利亚游荡，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作为小贼和凶暴的匪徒在西伯利亚游荡；他们的受害者是西伯利亚当地人，既包括土著居民，也包括从俄国移民过来的农民。监禁条件让逃犯们变得十分粗暴，他们对西伯利亚真正的殖民者实行了盗窃、纵火、绑架、暴力抢劫、强奸和谋杀等行为。为了寻求强大的力量和保护，他们有时会组成武装团伙，这些团伙不仅可以恐吓孤零零的村庄，还可以恐吓整个城镇。流放制度将西伯利亚变成了俄国的“狂野的东部”。

有些被称为“流浪者”（6poдrгa）的流放者一生过着逃跑、被抓获、蹲监狱、再逃跑的生活。流浪者绝大多数是男性，他们在俄国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依靠慈善活动和犯罪行为维持生活。和大多数前工业社会一样，俄罗斯帝国有着丰富的移民传统和一大群移动人口，包括逃亡农民、哥萨克人、小贩、吉卜赛人、流动猎人、朝圣者、四处游历的宗派主义者、行商，以及在泰加林、草原和冻原的游牧部落。这些移动人群在俄国于16、17世纪在西伯利亚的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23年，国家将在俄国欧洲部分流浪定为犯罪行为，这是导致在随后几十年里西伯利亚流放人数骤然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1827至1846年间，近5万名流浪者构成了所有流放人数的30％。在这一时期，俄国大多数被认定为流浪者的人都是逃跑的士兵或农奴，这两个群体都给尼古拉一世所珍视的有序社会构成了直接挑战。农奴制的废除合法化了未经批准的人员流动，此后，在俄国欧洲部分因流浪而被逮捕的人数便减少了。然而，在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给了流浪生活富于希望的新生。5

当局基本没有区分那些因绝望而逃跑的不幸流放者和那些把逃跑、在西伯利亚游荡当作职业的流浪者。实际上，流浪者在流放人群中是一个单独的团体。一个流浪者会吹嘘，刑罚堡是他的“父亲”，泰加林是他的“母亲”，他的一生都在二者之间奔走。作为罪犯中的“贵族”，流浪者对监狱要塞的规则和狱中的普通囚犯“乌合之众”有一种扬扬得意的冷淡和显而易见的蔑视。因为流浪者多次逃脱，而且愿意忍受被抓获后遭到的殴打，所以他们享有某种权威和地位。6

那些从外贝加尔逃跑的人必须经过雅布洛诺夫山脉、贝加尔湖沿岸，然后抵达伊尔库茨克省。他们出发时一般有10人、20人，有时是40人；沿途的工厂和矿山的逃犯不断扩充着他们的队伍。他们绕开了城镇和乡村，尽可能地紧靠西伯利亚大驿道行走，因为它自己就可以让人避开泰加林地带的密林、沼泽地和河流。一旦他们离开了贝加尔湖地区，越来越大的逃犯队伍带来了更好的乞讨机会，但也带来了更大的被捕风险。即使在夏天，食物也很难找到，逃犯被饿死的情况并非罕见。还有些人在蹚过由于融雪而暴涨的河流时被淹死，或者完全陷进沼泽地中。许多人遭受着斑疹伤寒的折磨。他们沿西伯利亚的道路艰难行进的样子是常见的景象，而且他们的头发有时还是剃去半边的样子，他们身上穿着囚服，很多人根本没有费劲去掩饰自己的身份。7

经过伊尔库茨克省后，这些“驼背的人”将穿越叶尼塞省、绕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边缘，然后前往托木斯克。他们踏上西西伯利亚的土地（在那里，被捕的风险更大）后，大规模的流浪者队伍开始分散成规模较小的队伍。到达托木斯克省后，有些人将北上前往阿钦斯克；另一些人则向托博尔斯克行进。根本上，几乎所有逃犯都在努力逃避抓捕和饥饿，直至走出西伯利亚。他们的目标是到达俄国欧洲部分，或者是隐瞒自己的身份，通过让自己被当作流浪者而受到相对轻的惩罚，从而改善命运。如果他们在穿越乌拉尔山之前被捕且没有被识破身份，那么他们会被判处挨鞭打、在西西伯利亚服四年苦役，这比起很多人原先的刑罚已经好太多了。到1842年，初次逃跑的处罚是被鞭打十二下，第二次逃跑被鞭打十六下，第三次逃跑被鞭打二十四下，这些现有的惩罚措施已经不足以构成威慑。圣彼得堡下令，被抓捕的苦役犯要受五十下鞭刑。即使如此，如果被捕的逃犯已经成功逃到俄国欧洲部分并且能够不被查出身份，他们只会被判处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定居点待五年。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逃跑和重被捕获的恶性循环，还有一个不断诱使着被捕的流浪者再次逃跑的刺激因素。向被捕的库库什金将军的士兵实施的残忍鞭打，被当作了为了改善命运而值得付出的代价。8

许多流放者都有多次逃跑经历。卡利纳·卡里涅茨被判处二十年苦役刑期，受过九十下鞭打。第一次逃跑被捕后，他被鞭打二十下，刑期增加十年。第二次逃跑后他再次被抓获，被鞭打四十下，他三十年的刑期又增加了十五年。他的第三次逃跑再次失败，他又被鞭打六十下，被判终身服苦役。后来他又实施了第四次逃跑，这一次，他成功假装自己是另一个苦役犯，从而“赢得了”几十下鞭打，并且“只”被判了二十年苦役刑期。他当时刚刚28岁。9

安德烈·卡列林因土匪行为和武装抢劫被判鞭打五十下以及二十年苦役刑期，他在1872年7月从一支前往西伯利亚的流放队伍中逃脱了。六个月后，他在雅罗斯拉夫尔被抓获，当时他随身带着伪造的文件和左轮手枪。在案件审理期间，他被关在乌法监狱里。他在监狱墙壁下方挖了条地道，从而再次成功逃跑，但不久后又被抓获了。这次他被判处了八十下鞭打并增加了十五年刑期。卡列林“吹嘘自己会再次逃跑”，当局则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雅罗斯拉夫尔方面曾不安地询问过，他是否到达了他在东西伯利亚外贝加尔的目的地，这几次询问揭露出，他曾试图锉断运送他的罪犯船只的窗栏潜逃，但这个逃亡计划被挫败了。流放事务部无法确定卡列林的踪迹，只能确告雅罗斯拉夫尔省省长，这个可怕的犯罪分子曾于1874年6月28日通过了秋明。10

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定居点和村庄逃跑，通常只需要下定决心收拾好自己的背包，然后出发赶路。实际上，西伯利亚农民迫切地想要摆脱照顾那些分配到村里且通常又惨又穷的流放者的负担，因此会帮助他们逃脱。他们会给想逃跑的人提供给养，不告诉当局他们不在当地。1828年春天，伊尔库茨克省、叶尼塞省和托博尔斯克省的官员发现，沿着西伯利亚大驿道向西行进的流放者人数突然大幅增加。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两千多名逃亡定居者离开了他们的村庄，成群地上路。托木斯克省省长彼得·弗罗洛夫少将报告，那些流放者想返回他们在俄国欧洲部分的家乡。11

审问过这些逃犯后，人们发现“事件的主要起因”是一个托木斯克地区的流放定居者，名为扬克里·什科尔尼克，他谣传俄国和土耳其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将会由土耳其控制。俄国政府不希望失去西伯利亚的人口，因此准许所有人，包括流放者，移居俄国。调查显示，什科尔尼克只是告诉过一个抄写员和一个农民，说在他到访托木斯克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这项新的政府法令。这名“恶毒的说谎者”被移交给了法庭，要面对严厉判罚。但是到8月，69名逃跑的流放者和流浪者已经被捕。这些准备返乡的人显然没有努力去遮掩自己，而且忍着没有犯下在逃跑时常见的罪行。直到秋天霜冻时，人员的大批流动才停止。到那时，536名流放者已被重新抓获，其中90人已经抵达“托木斯克省的边界”。对于定居者突然普遍想要通过漫长艰辛的旅程返回俄国的现象，当局热衷于将其归罪于什科尔尼克，却没有归罪于定居者恶劣的生活环境。12

逃离刑罚殖民地的难度通常不比逃离流放定居点和村庄的难度高。19世纪80年代，伊尔库茨克盐场虽然是一个长期、完善的刑罚劳动场所，但它却没有监狱建筑。盐场的75名苦役犯被安置在工厂附近的小屋和私人出租房间里。逃跑活动的规模很大，因而西伯利亚工厂的官员在计算为了供养苦役犯而需要的给养时，会把逃跑也考虑进去。他们会向新来的罪犯宣告，衣服“只会发放给想要留下的人，要逃跑的人不会拿到任何衣服”！在其他监狱，工厂和矿山官员会假装不知道他们本可以阻止的逃跑活动，这样他们就可以为了私利继续申请这些囚犯的生活津贴。就像在果戈理的名作中一样，这些监狱官员会积累“死魂灵”，“死魂灵”会为他们带来稳定的收入，但几乎不会造成什么麻烦。13

从有武装警卫的休息站、监狱、刑罚酿酒厂、要塞和工厂逃跑，有时需要更多的才智。流放者会挖隧道，锉断监狱栏杆，伪装成访客或士兵，在监狱建筑的屋顶上打洞，在屋外厕所或澡堂里挖通道。在托博尔斯克两所监狱中较老的那一所，监狱警卫在洗衣房的墙壁下发现了一条隧道。这条隧道长约二十米，距离监狱外面的地面只有三米，里面已经有一盏灯和一些衣物。14

想要控制从警卫眼皮底下逃跑的囚犯人数，是无法实现的。1872年，内政部向押送兵发出指示，他们可以向任何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便离开监狱或休息站建筑去屋外厕所的罪犯开枪：“警卫必须把每个这样无人陪同的罪犯看成有逃跑的意图。”当年晚些时候，一名警卫向一名罪犯开了枪，后来才发现，那名罪犯只是要拿床单去澡堂清洗。这一枪没有打中目标，但其他被怀疑想要逃跑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873年7月，一名罪犯在弗拉基米尔中转监狱被开枪打死，因为一名警卫认为他正在用一块石头武装自己。几个月后，在雅库茨克省的波克罗夫斯克，另一名罪犯在跑向监狱门口迎接妻子时被警卫开枪打死。一名军官的军刀刺向了又一个罪犯，当时那名罪犯正按照医生的指示在监狱院子里锻炼身体，以便减轻坏血病的症状。有些士兵不是那么热心于职责，他们会与罪犯进行交易，允许罪犯逃跑，在他们把罪犯抓回来后，再跟罪犯分摊抓捕奖赏。15

即使没有警卫的协助或纵容，几乎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那些极其坚决且机智的罪犯逃跑。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记录过经验丰富的流浪者图马诺夫的故事，他在托博尔斯克刑罚堡上演了一场令人赞叹的逃跑。军事法庭因为他在流放时所犯的罪行判他受夹道鞭笞刑罚，在等着受刑时，图马诺夫对他的难友说：“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必须逃跑。”他可以算是个魔术师，会为囚犯进行表演，这些表演非常成功，所以警卫和看守也听说了他的演出，甚至会带家人一起来观看。在准备下一场监狱表演时，图马诺夫在监狱院子里排练了如何叠人塔。警卫饶有兴致地在旁边看着，丝毫没有起疑。在某个宗教节日来临之际，监狱里传言图马诺夫打算办一场非同寻常、前所未有的表演；所有监狱人员都出席了：罪犯、警卫、看守，甚至还有监狱长和一些受邀而来的客人。

图马诺夫弄了一个滑稽的淡黄色胡子，他先表演了一些常见的把戏，然后转向激动人心的高潮部分——叠人塔。杂技演员各自就位，图马诺夫爬上这座由人搭建的金字塔，手持一根平衡杆。这座人塔开始在院子四周移动，图马诺夫在人塔最顶端摇晃着，甚至比监狱院子的木栅栏还要高。这一演出令观众十分兴奋，现场掌声雷动。实际上，图马诺夫还藏着一个把戏。随着人塔缓缓向院子边缘移动，他突然从他所站的高处跳下，消失在栅栏另一侧。等到看守和警卫明白过来，跑过院子来到门口，然后开始在监狱周围展开搜寻时，图马诺夫已经逃走了。搜寻队走遍了附近的森林、沟壑和灌木丛，但完全没有发现这个逃亡杂技演员的踪迹。搜寻者只在木栅栏上找到了图马诺夫的淡黄色胡子。托博尔斯克省省长得知这件事后勃然大怒，威胁要让监狱长在“死期”前一直戴着这个胡子。16

逃避惩罚是刺激罪犯逃跑的强大动力。雅罗斯拉夫尔的一名被流放的士兵创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逃跑纪录。他被判处了不少于十七项不同的刑罚，但他从来没有受过一次刑。每一次，他都成功地在执行判决之前逃走，然后换上一个新身份。他扮成卫生兵逃离了托木斯克刑罚堡；被关在卡因斯克时，他通过挖地道逃跑；他曾躲进厕所的粪桶里，成功地逃出了鄂木斯克监狱。17

还有一些人仅仅是因为自己无法适应村庄和刑罚定居点的单调生活而逃跑。许多人把罪犯孤注一掷且通常是注定失败的逃跑举动看作向往自由，或者至少是暂时逃离监狱和村庄内的生活负担的表现。逃进泰加林的都是强壮、果决的人，但是逃跑的意愿并不总是随着年龄增加而衰退。安东·契诃夫在萨哈林岛遇到了年长的流放者阿尔图霍夫，他常常以下列方式逃跑：“他会带上一大块面包，锁上他的小屋，在走到距离驻地不到五百米的地方时，他会坐在山上，凝视着泰加林、海洋和天空；这样坐了三天左右之后，他会回到家里，带上给养，又重新回到山上……过去，他们经常鞭打他，但现在他们只是对他的‘逃跑行为’报之一笑。”18 乔治·凯南遇见过另一个年长的流浪者，他定居在卡拉金矿地区的一个监狱外。他请求监狱长在夏天把他关起来，因为即使知道自己无法在野外生存，他也无法抵制逃跑的诱惑。凯南发现：

这位筋疲力尽、身体衰弱的年老罪犯在听到布谷鸟的啼叫后，总是禁不住与这种啼叫有关的野性、自由、冒险生活的诱惑，这种无能为力的事有些可悲。他知道自己年老体衰；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穿越森林、游过湍急的河流、靠吃树根过活、席地而睡，就像他曾经做过的那样；但是当布谷鸟啼叫时，他又一次感受到了青春活力，又一次憧憬着只有在人迹罕至的森林中才有的独立、自由生活，他暗自思忖，如果没有强力阻止，他“一定会去那里”。为了不让自己屈服于诱惑的声音，尤里西斯把自己绑了起来，同样，为了不让自己听见、听从布谷鸟的啼叫，这个可怜的老犯人要把自己关进监狱里。19

有些逃犯只是极其渴望回到家人身边。在几年的时间里，有一名罪犯从涅尔琴斯克逃跑了三次，但是每次的逃跑范围都超不过五千千米开外的彼尔姆省。每次被捕后，他都会遭受鞭刑，被送回矿山，苦役刑期延长。然而第四次，他成功到达了雅罗斯拉夫尔附近他出生的村庄，并成功说服妻子跟随他去西伯利亚。这对夫妇主动来到了地方当局处；丈夫承认自己是逃犯，妻子则宣称自己想跟丈夫回涅尔琴斯克。十一个月后，这名罪犯得到了新的判决：鞭打六十下和非常长的苦役刑期。他再次被向东逐去，但是在经过八年的斗争后，这一次他终于有妻儿相伴。20

有位涅尔琴斯克官员说过，来自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流放者会为了呼吸“家乡山间的空气”而选择逃跑，然后再返回西伯利亚。看看家乡的愿望可以让流放者发狂，亚德林采夫发现：

有朝一日回到家乡的热切愿望成了一个流放者的生活目标，这种愿望一刻都不曾远离，无论他遭受着怎样的审判和痛苦。在流放定居点忍饥挨饿时，他向往着家乡；在逃跑途中，他饥肠辘辘地躺在灌木丛下时，这种愿望鼓励着他；被抓获后，他在漫漫长夜中躺在木板床铺上，酝酿着新的逃跑计划，此时他用家的念想安慰着自己……离开家乡是流放者忍受精神折磨的来源，也是他不断逃跑的原因。21

即使是那些在定居点待了四十年的定居流放者，也会在迟暮之年突然不惜一切地奋力争取在死前再看一眼自己的家乡。22

逃跑也给了逃犯一次“试试自己的运气”的机会。大量朝圣者、商人和旅客在西伯利亚各地活动，这为想完全遮掩自己的监狱过往的逃亡流放者提供了各种伪装。23 在托博尔斯克，一个逃亡的流放者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圣愚”，即被他人认为有智慧、有远见的宗教人士。他留着长发，这样就可以遮掩起会泄露身份的烙印，他还特别不讲究个人卫生，这样就可以阻止该镇居民过于靠近自己。他一直享受着市民的接济，直到一些眼尖的当地人注意到他脸上已变得模糊的烙印，最终揭发了他。另有一名逃犯把自己伪装成一名土耳其海军军官。他在托博尔斯克借了一大笔钱，接下来又去安享着托木斯克富裕居民的殷勤接待，直至最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身份暴露。19世纪50年代，两位流放者像在果戈理的小说中一样，伪装成政府巡视员，他们带着伪造的文件出行，令地方官员深感恐惧。24

如果逃犯既没有文件，也没有能让自己伪装成非流放者的必要表演技能，那么在他们被捕或自首时，他们会声称自己是某个他们所知道的刑罚轻于自己的流放者。来自矿山和工厂的逃亡苦役犯会声称自己之前是被流放到定居点的，那些被判处永久定居的人则会声称自己是刑期五年的行政流放者。来自东西伯利亚的逃犯会声称自己之前是被流放到西西伯利亚的。逃犯利用了国家记录方面普遍存在的混乱，完全可以指望着在自己的案件调查期间在监狱或刑罚定居点滞留数月，这段时间足以让他们再次逃跑。25

被抓获的流浪者的最后一道救生索是拒绝透露自己的身份。很多人会起“伊万·无人知晓”或“伊万·我不记得”之类的绰号。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中有个角色名为沙普金，这名罪犯高兴地回忆起与一名县警察局长交涉的经历，当时这名警官想要确认他和几名同伴的身份。当有人要他出示证件时，沙普金回答说自己没有任何证件；他和他的同伴们都是“在库库什金将军家服役”：

县警察局长便直接来问我：“你是什么人？”……我说的和大伙儿说的都一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大人，全都忘记了。”

……又问另一个人：“你是谁？”

“撒腿就跑，大人。”

“你的名字叫撒腿就跑？”

“这就是我的名字，大人。”

“嘿，好吧，你是撒腿就跑，你呢？”这自然是在问第三个人了。

“而我跟着他，大人。”

“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

“就这么叫呀：而我跟着他，大人。”

“混蛋，是谁给你起了这么个名字？”

“是一些好人起的，大人。当然啦，世上是有好人的，大人。”

“这些好人都是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