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失败者要倒霉了！”（2/2）
六个星期后，剩下的男性政治犯被送回了下卡拉监狱，他们发现当局已经将原先的大营房分成了供三到五人居住的小牢房，而之前是二十到二十五个人住在一起。尽管看守无法阻止罪犯通过敲击木墙、冲着木墙呼喊来相互沟通，但他们满意地注意到，“把罪犯分成较小的群体，明显削弱了那种他们集中关在大牢房里时发展出的叛逆精神”45 。
卡拉监狱里发生的骚乱表明，这些罪犯决心不仅捍卫他们的尊严，还要捍卫一系列不是由国家赋予的而是全人类共有的权利。但是，肉刑可能会给他们的这种决心造成一种毁灭性的心理打击。许多（但不是大多数）受到鞭打的罪犯会屈服，痉挛着乞求怜悯。因此，桦树条和鞭子有可能在心理上摧毁挑衅性的尊严，很多政治犯在监禁期间一直维持着这种尊严，且常常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一次，卡拉官员向政治犯保证，他们全都不会遭受肉刑。这种缓和局面维持了7年。46
当被流放的革命者和基辅大学讲师伊万·别洛孔斯基于1880年前往东西伯利亚时，他体验了国家可使用的各种运送手段：流放队伍和休息站、水上驳船和铁路。在过去的20年里，将流放者运送到西伯利亚已经成了一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的大型事业。现在，将流放者遣送至西伯利亚的过程反映着俄罗斯帝国工业化的进程。19世纪下半叶，前现代和现代的交通运输手段都用于运送人数日益增加的流放者。47
1867年，当局开始沿着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把罪犯从下诺夫哥罗德运往彼尔姆。两艘驳船负责这段路途。较小的那一艘名为“法布里坎特”号，可以运送322名罪犯；较大的那艘名为“萨拉普尔”号，可运送475名罪犯，由28名士兵护送。夏天，两艘船各航行25趟，每年夏天把大约9000名罪犯送到彼尔姆。驳船的过度拥挤是一个问题，随着流放者人数激增，过度拥挤的问题变得难以忍受。别洛孔斯基在1880年乘坐“法布里坎特”号，他是船上的42名政治流放者之一，当时船上共有500多名罪犯。甲板下面的环境十分恶劣：“船舱内非常憋闷，尤其是在驳船航行时，人们只能通过开着的窗户通风。”48
19世纪60年代，平均每年有11200名流放者及其家人进入西伯利亚；19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达到16600，在10年的时间里，年均增长率为48％。1876年，28500多名流放者经过莫斯科；15000人由火车运往下诺夫哥罗德，另有11500人经其他路线前往西伯利亚。1867年，在秋明与托木斯克之间运营罪犯驳船的承包商共运送了5000名流放者和他们的家人；到1876年，运载的人数增长了一倍多。驳船共运送了10500人：8000名流放者，2600名1 陪同丈夫和父亲的妇女和儿童。49
罪犯前往流放地的旅程或许已经提速了，但仍然十分艰苦，有些时候是致命的。包括政治流放者在内的囚犯从莫斯科出发时已经是营养不良、身体虚弱，有时只配备着干面包和腐坏的鱼。自愿跟随丈夫和父亲去流放地的妇女和儿童在途中一直是被关起来的，这种做法违反了圣彼得堡方面多次申明的规定。路况太糟，因而坐在没有弹性的车上是一种折磨。50
陆路和水路的严酷折磨损害了流放者及其家人的健康，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过度拥挤、冷风阵阵和供热条件差的中转监狱和休息站里病倒了。波兰革命者瓦茨瓦夫·谢罗谢夫斯基于1879年前往雅库茨克，其中一个地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晚上，当牢房被锁上，屋内留下几个供我们晚上大小便的木桶之后，空气里就弥漫着臭味，就好像一个被掘开的坟墓发出的气味……无数昆虫和咬人很疼的蟑螂会爬到在睡觉的人身上。人们没法躲开这些虫子：臭虫、跳蚤、虱子和壁虱。它们常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爬过每一个缝隙，集中到我们衣服的褶皱里。如果把它们弄死，那里会再次出现同样数量的虫子。差不多每个罪犯的前胸后背上都有恶心的水疱和虫子咬痕。虫子通过衣服，尤其是床单（在分发出去时，这些床单通常很旧，而且没洗干净）将斑疹伤寒病和皮肤病从一个流放队伍传给另一个。51
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数百名罪犯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死于结核病、肺炎、斑疹伤寒和一系列其他小病。52
路途当中的身体疲惫、强制性公社主义、邋遢和尊严受损，引起了政治流放者的震惊和愤怒，其中许多人出身帝国的特权阶级。因此，流放队伍成了政治流放者与其警卫产生冲突的场所。一个在1883年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流放队伍要求监狱当局做出以下让步：他们必须获准全都留在同一个群体里；他们的牢房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锁上；他们必须获准带自己的衣服、床单和物品；他们必须获准一起吃饭；在转运时，他们必须被一同送走，就像他们从托木斯克出发时一样。叶尼塞省省长威胁要用武力逼他们进入牢房，他们这才屈服并进入了监狱。53
1888年6月，二十二名行政流放者通过铁路到达秋明中转监狱。当他们得知自己将和普通罪犯一起乘坐马车及步行前往鄂木斯克后，他们拒绝继续前进，并要求安排马匹或轮船运送自己。其中一个流放者后来解释说，由于长期单独监禁且没有健康的体魄，他们疲惫不堪，所以他们非常害怕如此漫长又累人的旅程。“此外，我们听说了政治流放者在流放队伍中经历的恐怖遭遇，包括押送兵殴打政治犯、企图强奸妇女的事。”当局并没有让步，而政治犯拒绝离开牢房并威胁要采取自卫手段，于是监狱里出现了一种紧张的僵局。政治犯们被一个接一个地拖进院子里，他们再次聚在一起，大声辱骂看守，并试图冲回监狱建筑里。然而，流放者敌不过人数多于他们的武装士兵。他们最终顺从了，步行继续上路。54
当局不认同这次相对轻微的反抗。流放者坚称他们的行为是“不服从行为，而不是抵抗行为”，但当局对此说法漠不关心，在亚历山大三世敦促实施“严惩”后，当局下达了严厉的判决。这群人的领导者被剥夺了与其地位相当的权利，被判处服八年苦役，另有两个人被判处流放到叶尼塞省的定居点，其余人则要在狱中监禁长达一年的时间。他们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被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亚，现在，他们最初的判决改为了时间更长的流放，甚至改为服苦役。行政流放者的反抗行为遭受了更严厉的判决，此后形成了一种更激烈的对抗和更严格的惩罚相结合的模式。55
在这种冲突不断升级的循环中，1889年是决定性的一年。流放者和看守之间的两次暴力决战将在俄国的政治权力争夺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每次决战都严重损害了沙皇政权的道德和政治权威，培育了正迅速成为革命运动的心理动机的愤怒和仇恨。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除了作为政治流放者的一个目的地，雅库茨克城也成为流放者前往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维柳伊斯克、上扬斯克和科雷马几个北极圈定居点的中转站。56 为了转移走在1888至1889年的冬天集聚在雅库茨克的流放者，代理省长帕维尔·奥斯塔什金命令地方当局在低于-20c的气温中送走流放者。奥斯塔什金进一步限制了在武装警卫的押送下一道行进的队伍的规模。一个队伍不得超过四名流放者。他还大大减少了流放者在向北行进时被准许携带的行李和物资的重量。57
这种新的流放者运送制度基本没有考虑流放者的利益。第一批在这种制度下踏上行程的是大约三十名行政流放者，其中包括十几名妇女和儿童。1889年3月22日，流放者直截了当地拒绝前进，并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坚持让省长撤销让他们在这样致命的气温下继续旅程的命令。随后，他们把自己关在一个大木屋里，在这所雅库茨克流放定居者的住宅里等待着省长的答复。他们的抗议被置若罔闻，因为雅库茨克当局怀疑这些流放者之所以想要在春天到来前一直留在雅库茨克，就是为了逃跑。58
他们无视了奥斯塔什金的投降指示，于是这位省长命令哥萨克小分队包围建筑物并将流放者强行拖入院内。在随后的打斗中，流放者努力用棍子和匕首来自卫，其中一人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冲着士兵开火，这些士兵便逃跑了。当省长接管现场后，双方的进一步交火达到白热化状态：集合起来的士兵对着这个建筑连续开了几分钟的枪，直到革命者投降。根据某些估计，枪支一共齐发了几百次。等到流放者投降、刺鼻的烟雾从房子里散去后，人们发现六名流放者、一名警官和一名士兵的尸体躺在地上；包括奥斯塔什金在内的其他几个人受伤。59
后来，流放者坚持说，他们开枪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士兵的暴力袭击。同时，国家声称，这起事件是一场反对雅库茨克省省长的合法权威的有预谋叛乱。国家把幸存的流放者移交给一个军事法庭，这个法庭裁定所有签署请愿书的人都犯有“武装叛乱”罪。6月，三名被指称的头目被判处死刑，十四人被判终身服苦役，其余人则被判服十五年苦役。1889年8月7日，列夫·科甘-伯恩斯坦、阿尔贝特·高斯曼和尼古拉·佐托夫在雅库茨克监狱的院子里被绞死。60 在行刑前那个漫长的夜晚，每个人都给自己的家人和同志写了告别信。佐托夫给父母写了信：
我精神很好，甚至是很振奋，但我的身体和神经非常疲劳。在过去的两天里，我的神经所受的压力是难以忍受的。有那么多强烈的情感！好吧，我最亲爱的人，我的家人，我爱的人，我最后一次拥抱你们所有人。想着我的事业的正义性，我的心中带着一股力量，我可以从容赴死。我只担心那些至亲的人，这些人将要被我抛下。我的痛苦只持续几个小时，我的痛苦是什么？而他们需要怎样的力量去忍耐！……警卫刚刚进来了。他们带来了罪犯的衣服，我已经换上了。我穿着帆布衬衫坐在这里，我觉得非常冷。不要认为我的手因为恐惧而颤抖。再见了，再见了，我亲爱的人儿们！61
流放者既绝望又被包围着，且没有用来自卫的武器，他们无法对抗俄国的武装力量。然而，1889年3月22日在雅库茨克发生的战斗，是在俄国和国际新闻媒体上发起的争取公众同情的更广阔战争的组成部分。“雅库茨克惨剧”在俄国内外引起了公愤。革命者明白这场争取民意的更广阔战争的本质，而且他们在巧妙地追求这个目标。即使面对绞刑架，佐托夫也充分利用了雅库茨克事件能产生的力量。他在最后一封写给在俄国的同志的信中称：
这是我的遗嘱，让你自己冷酷起来，在这些恐怖事件、这场大屠杀、这场杀戮的尾声的影响下，尽你所能地去充分利用这出戏剧，这个展现俄国专制主义的残酷、专断和残暴的大型例子……请给在我们的祖国和国外的各个角落的所有的［乔治·］凯南们写信……这是我们能在这场可怕的国家复仇行动中弥补我们的损失的唯一办法。62
到1889年秋天，详述雅库茨克当局的“专制残酷”的革命小册子确实在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传播着。伊尔库茨克省的政治流放者给亚历山大三世本人写了一封信，谴责奥斯塔什金对政治流放者实施了“粗暴和血腥的惩罚”63 。
在欧洲和美国，新闻界不再同情当局。亚历山大三世的反动政权受到了广泛斥责；凯南在新闻界对流放制度展开的斗争以及在伦敦、巴黎和日内瓦的政治流放者不断写出的回忆录，煽动起了反对沙皇的情绪。在伦敦出版的俄语流亡杂志《社会民主党人》宣称：“沙皇食人者的壮举足够雄辩，因而它们不需要任何注解。”伦敦《泰晤士报》在1889年12月26日报道了这个事件，将其称为一起“对西伯利亚政治犯的杀戮”，并声称：“这个血腥和恐怖的故事是一个俄国政府永远无法回避的故事。它自称高于民意，但是有一道线，过了这道线，它便不能无视人类的裁决。”《纽约时报》在2月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是《人像狗一样被枪杀：雅库茨克大屠杀的真实故事》。64 沙皇俄国正在创造一个西伯利亚牺牲者军团，但它似乎没有发现这一危险。在西伯利亚当局残酷地解决了雅库茨克惨剧幸存者的问题一个月后，当局又陷入了另一场有损政府的信誉和合法性的困境。这次的煽动者是伊丽莎白·科瓦尔斯卡娅。
副官长安德烈·科尔夫男爵是普里阿穆尔斯克的总督，这个职务直接负责卡拉的政治犯。科尔夫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圣彼得堡在应付“国家罪犯”时过于宽宏大量。1888年8月5日，他对乌斯季-卡拉监狱进行了一次正式探访，其间偶然碰到了坐在院子里的科瓦尔斯卡娅，随后命令她在他面前站着。科瓦尔斯卡娅拒绝照做。“作为一个罪犯，”她回忆说，“我绝对不能 在我没有停止与之作对的敌人面前站着，哪怕是在监狱里。”这个著名的政治流放者有着一串对其他罪犯造成“有害影响”的不良记录，科尔夫对她的这个反抗表现感到愤怒。两天后，他下令把科瓦尔斯卡娅转移到赤塔附近的上乌金斯克监狱，在“最严酷的条件下”单独监禁。他明确表示，这项惩罚是“以儆效尤”65 。
8月11日深夜，卡拉女子监狱的指挥官马休科夫让人把半裸的科瓦尔斯卡娅推出了牢房。他要求她在男性流放犯面前穿上常规的囚服，随后让人将她带出了监狱，乘船前往斯列坚斯克。科瓦尔斯卡娅的女狱友非常愤慨。玛丽亚·卡鲁兹斯卡亚、玛丽亚·科瓦列夫斯卡娅和娜杰日达·米尔尼茨卡谴责这种“对一个国家罪犯的无耻嘲弄”。她们写信给伊尔库茨克当局，要求正式调查这次“可耻的违法行为”，并将马休科夫撤职。政治犯和监狱当局之间的关系在下一年急剧恶化，其间，罪犯实施了三次绝食行动，每次都到逼近死亡时才放弃。这是危险的边缘政策。1889年5月31日，卡拉的古列维奇医生被派去检查女罪犯的身体状况，他报告说，她们确实“表现出了饥饿状态的症状……所有人都心率很快，口中呼出的气味非常难闻，脉搏很快，失眠，表情淡然”。然而，不到几天，这些罪犯的决心开始减弱，无法抗拒每天送进牢房的食物。66
另一名卡拉的女罪犯纳塔利娅·西吉达令这场冲突剧烈升级。28岁的西吉达是一名塔甘罗格商人的女儿（她家和安东·契诃夫是邻居），也是一名人民意志党成员，因运营一家地下印刷厂被判服八年苦役。她认识到这些妇女无法成功通过绝食来迫使当局让步，于是要求在1889年8月底与马休科夫会面。进入马休科夫的办公室后，西吉达宣称：“我原希望你被撤职，但是当局并不重视我们的申诉，所以我要亲自侮辱你。”西吉达走到马休科夫面前，打了他一个耳光。在已经成为围绕着道德权威和政治合法性展开的磨人斗争（对革命者和监狱当局来说都是）中，打一名高级监狱官员就是象征性地攻击沙皇俄国。67
科尔夫决定在这些难以管束的政治犯身上彻底贯彻自己的权威，10月26日，他下令让卡拉监狱保持沉默状态。看守们获悉，监狱管理制度从今以后将
从根本上改变，绝对不会姑息纵容。一旦再发生骚乱……她们都只能得到普通罪犯的配给，被剥夺她们此前获准用自己的钱买来的东西，包括写作材料等物品。如果哪个罪犯表现出任何反抗……那么反抗将受到武装压制，不管后果是什么。惹麻烦的人会遭受没有丝毫让步的肉刑。68
让革命者非常受辱的是，科尔夫下令用桦树条鞭打西吉达一百下。这种做法强硬地无视了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和妇女不受肉刑的传统，其影响极为巨大。公众普遍反对使用肉刑，甚至是对普通罪犯使用也不行，鞭打出自俄国受教育阶层的政治犯，就是违反公认的道德标准；用桦树条鞭打一名年轻女性一百下，就是实施一种暴行。鉴于西吉达健康状况不佳，卡拉医生古列维奇拒绝批准也不愿意出席鞭打她的活动。当局没有就此收手，他们在没有医生在场的情况下于1889年11月7日执行了惩罚。在鞭打之前，西吉达“宣称这样的惩罚无异于死亡，然后自愿躺到桦树条下”69 。
这么说不是空话。当天晚些时候西吉达被送回牢房，随后她和狱友玛丽亚·卡鲁兹斯卡亚、玛丽亚·科瓦列夫斯卡娅以及娜杰日达·米尔尼茨卡一起服毒自杀。西吉达在那天晚上去世，其他人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去世。当这次鞭打的消息传到达卡拉政治犯的耳中后，自杀式抗议活动开始蔓延。已经被释放到监狱外的定居点的政治流放者瑙姆·凯克开枪自杀，但他活了下来。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男子监狱里的七名囚犯也试图用过量的吗啡自杀。很多人效仿了他们。共有二十名囚犯服毒，六人死亡。70
在卡拉上演的致命场景，是革命者和国家围绕着对囚犯身体的控制权展开的公开争夺。激进分子否认国家拥有在肉体上惩罚他们的权利，这样做的同时也是否认了当局把他们当作普通罪犯对待的权利。通过自杀，西吉达和她的革命者同伴把肉刑用作了一个强调当局非法的暴力行径的公开展示，再延伸一下，用作了一个强调专制政权本身的专横性的公开展示。1828年，十二月党人伊万·苏希诺夫在涅尔琴斯克的牢房里上吊自杀，因为遭受鞭打是对贵族 的羞辱；对于19世纪80年代的革命者来说，同样的惩罚是对人类 的尊严的侵害。“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死，”谢尔盖·迪科夫斯基在集体服毒自杀事件后说，“因为无论是我接受的教育还是我强烈的人格尊严感，都不允许我生活 在这种可怕耻辱的持久威胁之下。”71
与此同时，顽固不化的科尔夫也关心尊严，但这里指的尊严是他的职务的尊严。11月14日，他向内政大臣伊万·杜尔诺沃发出电报：
您知道我不是一个残忍的人，但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使我知道惩罚的结果是什么，我仍然会下令执行惩罚，因为我坚信我们必须结束政治犯监狱里的混乱。现在已经到了罪犯可以攻击我们的高级官员的时候，这种局面令人蒙羞。我相信，继续忍受放肆行为——因为圣彼得堡的宽宏大量，这些怪物和弑君者可以这般行事——会违反我［在加冕礼时］立下的誓言。我非常了解，在圣彼得堡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会责难我，但我必须履行我的神圣职责。72
他们的确责难了他。和“雅库茨克惨剧”一道，“卡拉惨剧”——很快被冠以这一名称——在沙皇政权与革命运动的斗争中对沙皇政权的道德权威和合法性造成了重击。凯南向在欧洲和美国的受惊读者们介绍了这个事件：“西吉达女士和她的……同伴就如同是被东西伯利亚官员杀死，就像她们的喉咙在监狱院子里被刽子手割破一样。”73 1890年2月，伦敦《泰晤士报》报道了“优雅、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西吉达的命运：
即使在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有地位、有身份的女士也不应遭受这种恶行。这种野蛮的惩罚使西吉达女士深受侮辱，在无比的痛苦和对日后其他折磨的恐惧中，她服毒自杀了。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至今是一个谜，但显然，女性政治犯，特别是那些因自己的身份和所受的教育对那些有可能损伤其荣誉和自尊心的事情非常敏感的女性，认为自己再也无法免受当局的羞辱了。74
《纽约时报》在题为《被逼自杀的流放者：西伯利亚政治监狱里的恐怖事件》和《俄国的残酷》的新闻中详细介绍了西吉达“令人震惊的官方谋杀事件”和“在卡拉政治监狱中的愤怒”75 。1890年3月9日，“一场大规模示威游行”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以抗议“俄国政府在管理政治犯时的残忍行为，这些政治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流放西伯利亚，这个埋葬着无数贵族男女的‘活人坟墓’，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渴望享受我们英国人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政治自由”。为了调动情绪，其中一位发言者宣称：
英国人有义务抗议、让公众关注俄国可怕的社会和政治奴役状态……在俄国，数十名杰出的男性和贵族妇女因要求政治自由而被关在地牢和牢房里，这些牢狱太低矮，他们在里面无法站立，也太狭小，他们在里面无法躺下……经过一番荒唐的审判，年轻的男性和美丽的女性被拉到银矿、铅矿、盐矿工作，过得比役畜还累，经受着可怕的穷困和残酷。这些可怜的囚犯在雪地里穿行数英里，戴着锁链和手铐，像虚弱的绵羊一样倒在路边，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特别是妇女，遭受了极其严重的侮辱。英国人可以平静地看待这些事吗？76
凯南对流放制度的猛烈批评也激发出了一种对外国革命者的同情。凯南刚从西伯利亚回到美国，便就流放制度向公众发表了演讲，他常常在台上以如下形象示人：头上的半边头发剃去了，身穿破衣烂衫，戴着镣铐，就像一个西伯利亚罪犯。他想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西伯利亚流放者并不是野蛮的狂热分子，他们是已经放弃了所有他们热爱的人和事物、用自己的生命去赌那些被我们视为人类的基本权利的东西的人。”“西伯利亚流放请愿协会”于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的五十个城市中设有分会，并在抗议沙皇对待政治犯的方式的请愿书上收集了超过一百万个签名。1890年，凯南在波士顿发表演讲时，马克·吐温从座位上站起来，含泪说道：“如果这样的政府只能用炸药来推翻，那么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炸药！”77
1884年7月回到伦敦后，革命者谢尔盖·克拉夫钦斯基——在1878年刺杀俄国政治警察负责人尼古拉·梅津采夫的刺客——开始提升关在刑罚定居点和监狱中的俄国激进分子的形象。他的作品，包括《俄国风暴》（1886年）和很大程度上属自传性质的《虚无主义者的事业》（1889年），受到了英国公众的热烈欢迎。1890年3月31日在伦敦，和著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罗波特金（他是一名逃出西伯利亚的逃犯）一起，克拉夫钦斯基帮助建立了俄国自由之友协会。该协会公开宣布的目标是帮助遭受沙皇虐待的受害者，为政治犯逃跑提供资金援助，并呼吁西方关注俄国改革的必要性。1890年8月，该协会发行了它的第一份英文报纸，截至11月，该报拥有超过十万名订阅者。这种严厉的谴责自然损害了俄国专制政权，巩固了国际社会将其视为残暴、专横政权的看法。有同情心的俄国政治异见人士的形象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传播广泛、产生了强烈共鸣，甚至在伊迪丝·内斯比特的《铁路边的孩子们》（1905年）中，斯捷潘斯基先生这个人物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78
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俄国政治犯所处困境的普遍同情，英国、法国和瑞士政府拒绝将激进分子引渡到俄国，以免他们回国后要面对着被普遍认为藐视最基本的法律原则、让囚犯接受残忍对待的沙皇司法体系。因此，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尤里·马尔托夫、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都能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而不用担心欧洲国家政府的干涉。79
在国内，审查制度曾阻止俄国国内新闻界公开讨论重大事件，在这套制度在1905年革命中崩溃后，有关卡拉和雅库茨克悲惨事件的新闻便充斥着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出版物。正在沙皇政权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时，关于在西伯利亚的残暴和专制故事却进一步破坏了沙皇政权在俄国读者公众眼中的可信性。80
有洞察力的政府成员非常清楚眼下正在发生什么。西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卡兹纳科夫说，流放制度正在西伯利亚孕育着暴动。他认为，让成千上万名行政流放者分散到西伯利亚各地的城镇和村庄里并让他们处在有效的监管之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很难达到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效果，而只会加剧他们的愤怒”。内政部官员迪卡列尔注意到，行政流放颠覆分子，就是把革命者锻造成团结的团体，“让他们坚信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并激发了他们的反抗精神”81 。
革命者自己也赞同这一点。凯克——在西吉达遭受鞭打之后他曾企图自杀，但失败了——带着某种近似骄傲的感觉回顾了自己在下卡拉监狱的岁月：“我们的一代代革命青年来到卡拉，对数十人来说……它是一个母校，是一所关于发展和教育的高等学校。”令当局担心的是，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者热衷于与自己周边的市民和村民分享这种教育，东西伯利亚总督德米特里·阿努钦在1882年注意到：“必须要说，通过流放，政府本身，而且是在用自己的资金，在像东西伯利亚这样的地方传播无政府主义学说，而那些地方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任何此类学说。”82
凯南确信：“不是恐怖主义让行政流放在俄国成为必需的制度；是极端的残忍和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放逐刺激了恐怖主义。”83 在调查在1905年革命期间席卷俄罗斯帝国的暴力行为时，自由主义法学理论家弗拉基米尔·格森——他自己就是一名狂热的革命者——非常明白：
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想了解民众无法安抚的仇恨和疯狂的残酷（它们导致了血腥和恐怖的无政府状态），他当然会记得，面临在俄国重塑国家这一艰巨历史任务的一代人是不健全且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腐败的一代人。除了极为残忍的紧急警察措施，这一代人没有见过任何国家命令。84
1889年，不幸已经快要到来了。革命杂志《社会民主党人》在评论当年的雅库茨克暴力决战时发出警告：“‘失败者要倒霉了！’这就是政府想要用野蛮、残酷的手段对待那些落入其手中的革命者所表示的意思。那就这样吧！总有一天政府会明白这条规则的极端残忍性。”85 大约十年后，政府将迎来这一天。如果说负罪感是革命的鼓舞力量，那么复仇则是革命的命脉。
1 原文如此，疑数据有误。——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