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收缩的大陆（2/2）

毫无疑问，流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耗尽了它以往的惩罚力量。以前，流放是一种可怕的惩罚，伴随着折磨人的肉刑以及历时一年半至两年戴着镣铐的艰苦旅程……流放者常常不得不在几乎荒芜的土地上寻找维持生计的方法。但是……随着铁路、船只、马车这些运送罪犯的交通运输工具改善，随着西伯利亚人口不断增加，流放已经成为一种重新安置人口的手段。31

这个委员会建议把流放改为定居，但“考虑到与其废除有关的财政困难”（指的是在俄国欧洲部分建造大规模监狱机构的费用），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维持流放制度的费用也在不断上涨。到1869年，从下诺夫哥罗德到阿钦斯克（位于西西伯利亚和东部西伯利亚之间）的这段流放路程的押送，牵涉56名军官、96名高级士官、470名初级士官、1900个列兵和56名文员。政府1876年的一项审计估测，政府为了把流放者运送到西伯利亚花费了66万卢布：其中945万卢布用于给他们提供饮食，465万卢布用于提供服装；运输费用为429万卢布；695万卢布用于给病人治病等等。此时，流放制度的批评者质疑了这是一种相对便宜的惩罚方式的说法。亚德林采夫声称，政府每年在每个流放者身上花费不少于800卢布。32

政府官员和越来越多的公众意识到，农民和商人社区行政流放自己的成员——被认定有“不道德行为”的人——的权利可随意使用。1882至1898年间，流放到西伯利亚定居点的148万人中有一半以上是行政流放者，绝大多数人（94％）是被自己的社区放逐的。西伯利亚自身的高级官员们异口同声地恳求圣彼得堡限制行政流放的人数。托木斯克省和托博尔斯克省省长报告，“鉴于自愿定居者人数众多，几乎再也没有适合流放者定居的地域了”，把更多流放者分配到现有农民社区是极为困难的，那些社区已经“罪犯泛滥”。在伊尔库茨克省的一些地区，流放者已经占人口的25％，当地官员称，再增加流放人数是“极为令人厌烦的”33 。

在大改革时代，这些争论开始进入公共领域，出现在一系列谴责流放制度的功能障碍的出版物中。公众反对的呼声越来越大。亚德林采夫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提出了毁灭性的批评，打破了关于流放制度的殖民和改造效果的官方神话。亚德林采夫认为，流放制度将成千上万不事生产、行事凶暴的犯罪分子塞进了西伯利亚，他们寄生于当地居民，然后“不留痕迹地死去了”。俄国忽视了西伯利亚的财富，该地区“仿佛被遗忘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它进一步落后于东方的邻近地区”34 。

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西伯利亚各个城镇自己纷纷抗议，国家硬塞给它们的流放人口给它们带来了不利影响。西西伯利亚塔拉城杜马于1874年抱怨，来自俄国欧洲部分的流放者“带来了偷懒、酗酒、欺诈、腐败、无法无天的行为，甚至还有抢劫和谋杀”。东西伯利亚赤塔城杜马在1881年哀叹：“最不合适的人分配到了我们这里，最顽固的罪犯……给社会和整个地区……带来了堕落、酗酒和犯罪科学。”35

现在蓬勃发展的西伯利亚新闻界大肆责难流放制度，并呼吁废除这一制度。伊尔库茨克的周报《西伯利亚》报道，当地居民正在乞求国家，别再让他们应付俄国欧洲部分的流放者：

这个地区承担着供养流放队伍的税务负担；这里的村庄里到处都是流放者，当地农民必须供养他们……成千上万的流放者和苦役犯成群地走在路上，他们面前是毫无防备的西伯利亚村庄。西伯利亚各地有多达3万名流浪者，因为农民每日面对着抢劫、谋杀和纵火的威胁，所以不得不供他们吃喝。城镇里充满着罪行。36

在伊尔库茨克发行的杂志《东方先驱》于1891年坚称，政府应该争取“采用一种［建造监狱的］新制度——这一做法在西欧十分普遍——取代流放制度，来作为一种刑罚殖民体系”。反对流放制度是由亚德林采夫和格里戈里·波塔宁领导的西伯利亚地方主义运动的集体呼声之一。这些地方主义者努力从圣彼得堡争取更大的自治权，争取结束西伯利亚作为俄国的一个殖民地的二等地位。37

在全国范围内，趋势也是反对流放制度。有影响力的“厚期刊”《祖国纪事》《欧洲先驱》《俄国思想》《北方先驱》《俄国财富》正是公民社会的标志，它们发表了一系列谴责流放制度的过失的文章，并指出它阻碍了西伯利亚的殖民开发。《俄国思想》称：“流放制度不但没能加强殖民浪潮，反而阻碍了它，让西伯利亚在俄国人民眼中成了罪犯和叛徒之地。”英国在澳大利亚的刑罚殖民地有近300万人口，而西伯利亚的城镇的人口过去的几十年内几乎没有发展：叶尼塞斯克依然只有12万名居民，托博尔斯克只有2万。国家试图用罪犯殖民开发西伯利亚的做法是一个“彻底的失败”38 。同时，《俄国财富》指出，世界各地的刑罚殖民历史表明，一旦殖民地达到了一定的经济和公民社会发展水平，“新的犯罪分子就成了殖民地的沉重负担，给殖民地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重大障碍，而且殖民地会竭尽全力摆脱这些危险的客人”。北美洲、塔斯马尼亚、西澳大利亚和新南威尔士的历史上均出现过这一幕。西伯利亚如今也经历着同样的进程：“几十年来，西伯利亚社会和专家研究已经证明了流放制度对西伯利亚公民社会发展造成的破坏、它作为一种惩罚方式的失败，以及废除它的必要性。然而，俄国一直坚持使用这种从未产生任何预期效果的改造和殖民制度。”39

“黎明”号于1877年11月19日上午停靠在俄国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齐步伦科随即遭到逮捕，并被带到要塞的牢房里。施瓦嫩贝格和其他船员一起航行到圣彼得堡，他“担心，如果‘黎明’号涉嫌故意运送流放者，那么我或许也要迎来类似的命运”。在受到海关负责人尼古拉·卡恰洛夫的热烈欢迎和交通大臣尼古拉·波塞特（波塞特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废除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对船只的巡视后，施瓦嫩贝格的担忧很快消失了。接着，一场晚宴在卡恰洛夫的住所举行，有许多显要人物出席。施瓦嫩贝格后来回忆：“当然，自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辉煌时期以来，没有哪个俄国船长曾在俄国享受过这样的招待。”40

这艘船的船员们得到了沙皇俄国政府和海军中的重要人物的祝贺，但其中一名成员却被关在监狱里，这种违反常情的矛盾令这次航行的赞助者西多罗夫站了出来，他动员自己的力量发起了一场持久的斗争，不仅是为了使齐步伦科获释，还是为了让他自己最终得到沙皇的赦免。西多罗夫和他的盟友在陈词中强调了西伯利亚作为一块富饶殖民地的新形象，它的资源可以被施瓦嫩贝格和齐步伦科这样的爱国人士的勇气和努力开发。西伯利亚作为俄国的帝国使命的形象颠覆了已有的但日渐消磨的巨大监狱（从那逃跑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反抗行为）的形象。

在“黎明”号终于在圣彼得堡的瓦西列夫斯基岛抛锚的那一天，西多罗夫从施瓦嫩贝格那里得知了齐步伦科遭拘留的消息，于是他给内政大臣季马舍夫写信，请求他撤销逮捕令。这次请愿是政治操纵的一个巧妙例子，它提及了一种在西伯利亚重新振兴的殖民拓展精神：“安德烈·齐步伦科……是俄国在商船领域取得现有荣耀的原因之一，这一壮举也为我们的‘解放者’沙皇的统治时期增光添彩。”西多罗夫宣称，如果内政大臣同意请求沙皇赦免齐步伦科，那么商船协会会感到无比高兴。41

事态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了大臣们的直接控制。甚至在“黎明”号到达俄国首都之前，俄国新闻界已经转载了斯堪的纳维亚报刊上关于这次航行的消息。11月18日、19日和21日，日报《声音》和《股市新闻》都根据瑞典和芬兰新闻界的报道详细介绍了这艘船的壮举。这些报纸详述了船员们的非凡勇气、“北方之光”号的悲惨命运、“黎明”号的胜利以及这艘船在经过斯堪的纳维亚时受到的热情欢迎。同时，《圣彼得堡新闻》把注意力转向了围在码头区以观看“那些勇敢的水手和他们脆弱的小船”的人群。42 报纸强调了这次航行的商业意义和爱国意义：“这艘小帆船从叶尼塞河行至欧洲海岸的航程表明，通过一条便宜的贸易路线，把叶尼塞河乃至几乎整个西伯利亚和欧洲联系在一起的蒸汽船航程是完全可行的。”43

正是在公众对“黎明”号的航行越来越感兴趣的背景下，帝国的志愿协会（包括最负盛名的俄国帝国地理协会）的成员都聚集起来，庆祝西伯利亚和首都之间的航线终于开通。这一成就在新闻界得到了广泛报道，赞颂之辞迅速涌现。在商船协会的一次集会上，地理学家费奥多尔·斯图吉茨基宣称：“是的，‘黎明’号，你将是整个西伯利亚和我们的商船队的黎明！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从西伯利亚的河流入海的航行是西伯利亚的一个新的黎明！”商船协会把施瓦嫩贝格和两个同船船员选为终身会员，并向库济克和齐步伦科赠送了刻有沙皇肖像的手表，即那个赦免了齐步伦科的沙皇。44

关于齐步伦科有两种不一致的说法。第一种说他是个反抗了沙皇的意志、逃离流放地的逃犯。第二个说法更有力，说他是一名勇敢的海员，完成了从西伯利亚中心地带至俄国欧洲部分的大胆航行，这个壮举表明俄国有能力发展和勘探在其东部的这片大陆。

因为西多罗夫的个人影响力和公众对齐步伦科案件的持续关注，政府内的高级官员迅速争取到了对他的赦免。12月15日，在其他高级大臣的支持下，季马舍夫将这个案件呈给了亚历山大二世。1878年1月13日，沙皇完全赦免了齐步伦科，甚至给予了他一枚刻有“勤奋”字样的银牌。2月1日，齐步伦科在自己的释放文件签上了“前流放者，安德烈·伊万诺维奇·齐步伦科”45 。

正是在公众改变了对西伯利亚的看法的情况下，国家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加紧实施了自己的殖民政策。1889年，几项法律通过了，它们鼓励定居者移居国有土地，而且，19世纪90年代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建造将“俄罗斯民族”的工业和文化带到了西伯利亚。46 用尼古拉二世的话说，这条铁路是为了“将西伯利亚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俄国的铁路交通网联系起来”，但它同样有利于把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与他们被驱逐出的地方联系起来。铁轨在泰加林中蜿蜒而过，它们把西伯利亚各个城镇连在了一起，其中每个城镇都有大量定居流放者。到了1900年，跨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轰鸣着经过秋明、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随着火车开始行驶在西伯利亚的西部，想要利用这片免费土地而自愿移民西伯利亚的人数量不断增加。每年春天，当政府把一个四口之家的旅费减到圣彼得堡或莫斯科工厂的月工资以下时，专列便会将成千上万名渴望土地的俄国农民和工人阶级定居者向东运去。当时的人用“重新安置”而不是“殖民”这个词，来指称实际上是俄国农民在帝国现有边界内的大规模移民。47

俄国媒体把这条铁路称颂为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铁桥”。如果说彼得大帝面向欧洲“打开了一扇窗户”，《圣彼得堡新闻》滔滔不绝地报道，那么尼古拉二世则“为我们打开了大海的门户”，把俄国带向了“国际生活的新门口”。1894年以后，每年拥入西伯利亚的移民只有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才低于10万。西伯利亚正蓬勃发展，与此同时，流放制度则越来越像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古董。48

到19世纪90年代，只有萨哈林岛和西伯利亚最北部的一些边远定居点仍然偏远、无法抵达。对于西伯利亚的其他地区，总监狱管理局在1899年承认，“旅程的艰巨性和返回俄国欧洲部分的不可能性”不再是可信的情况：“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应该承认，流放制度已经不合时宜。”49 1900年，许多政府报告都把流放制度比作农奴制。这个不合时代的制度早就失去了最初的目标，并且正在妨碍国家的现代化：

如果流放制度被理解为一种刑罚殖民方式，那么它本身就包含着阻碍自己成功的因素……对一个已经拥有独立的生活且不必再被视作“一个没有屋顶的大监狱”的地方来说，流放人口的持续到来是负担繁重且有害的。50

到19世纪末，各界的共识是，如果帝国要在乌拉尔山以东释放出它不活跃的殖民力量，那么西伯利亚必须摆脱供养俄国的罪犯这个负担。政府需要废除流放制度。

西伯利亚流放者的境况引起了越来越多道义方面的愤怒，这种情况支持了上述战略考虑。严肃的文学期刊上刊载了大量契诃夫、弗拉基米尔·科罗连科以及许多知名度略低的作家的短篇小说，它们记述了西伯利亚的野蛮状况。51 1893年契诃夫的小说《萨哈林岛》出版，该书沉重打击了流放制度的形象和国家管理流放制度的合法性。随后的十年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斥责流放制度无人道的自传、民族志和新闻作品，包括彼得·雅库博维奇的小说《被逐出者的世界》（1896年）和弗拉斯·多罗舍维奇的小说《萨哈林》（1903年）。与此同时，乔治·凯南也在俄国成为著名的流放制度猛烈批评者。虽然沙皇的审查人员禁止凯南的文章和书籍在俄国出版，但它们仍然在俄国期刊上被转载、总结和讨论。52 妇女、儿童、行政流放者、政治犯和不幸的西伯利亚人的命运在一篇篇呼吁改革的报道中占据支配地位。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如今把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看作一段野蛮历史留下的令人尴尬的残余，也是俄国落后于其欧洲邻国的证据。

也许，对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最有影响力的谴责出自1899年列夫·托尔斯泰的笔下。他最后一本伟大的小说《复活》，无畏地描绘了男人、妇女和儿童艰难地前往流放地的旅程，以及他们在到达后忍受的贫困、潦倒和暴力。到达西伯利亚三个月后，小说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发现流放制度：

都是一些精心发明的机构，为的是制造严重到极点、在其他环境中不可能这样严重的腐化和罪恶，然后把这种严重的腐化和罪恶大规模地散布到全民中去。“就好像布置过一种任务：要用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尽可能多腐蚀一些人。”聂赫留朵夫观察监狱里和旅站上的情形，不禁这样想道。年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最严重的腐蚀，等到他们完全败坏了，就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把他们在监狱里学到的败坏行径传播到全民中去。53

到20世纪初，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为受教育阶层的共识。自由主义者谴责个人权利遭滥用；保守主义者谴责流放家庭的道德堕落和性堕落。也许，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是当时唯一一个令两个极端的社会群体共同谴责的社会问题。

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内部、西伯利亚人民和俄国舆论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终于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1899年5月6日，尼古拉二世下令设立一个由司法大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为主席的委员会，“或者通过法庭，或者在行政方面通过商人行会和村民会议的规则，来解决废除或限制流放制度的迫切问题”。在政治层面上，俄国和国际新闻界把尼古拉二世的法令赞许为期待已久的，而且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据自由主义日报《圣彼得堡新闻》报道：“获悉流放制度即将被废除，一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不公平现象将要终结，整个俄国都带有一种道德解脱之感。”保守主义报纸《新时代》也很激动：帝国法令“将为西伯利亚撕下流放者和苦役犯聚集地的可耻标签，这对于西伯利亚乃至整个俄国来说都是神圣的时刻。在那些仍落后于进步趋势和我们的时代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俄国生活领域，它确立了仁爱和正义的基础”54 。

但是，委员会在一年后提交给国务会议的成果却基本没有实现这种豪言壮语。1900年6月10日和12日据此制定的法律保留了“苦役”，但不再规定苦役必须伴随着流放西伯利亚。新法律也减少了流放到定居点的人数。1900年的约30万流放者中有一半是被自己的社区的行政裁决送到那里的，这么做时绕开了法庭。新的法律取消了商人行会的这种权力，但让村民会议保有这种权力。但新法律确实取消了农民社区拒绝重新接受服完刑期的流放者的权利，而这项规定在1882至1898年期间已经造就了43万多名行政流放者。然而，村民会议继续行使着因“不道德行为”而流放自己的成员的权力。这类行为的界定十分灵活，涵盖了从酗酒到暴力犯罪的一切行为，造就了在1882至1898年间通过流放事务部的近27万名行政流放者。这项法律确实缩小了普通罪犯被流放到定居点的法律适用范围，而且随着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俄国欧洲部分的监狱修建项目启动，这项法律要求，越来越多的普通罪犯应监禁在本地，而不是流放。55

穆拉维约夫的委员会十分直白地陈述了设置这些不彻底的举措的原因。国家无法剥夺农民实施放逐的庭外权力，因为国家不能提供任何可行的替代品：在帝国广阔的领土上警力保护不足，人口分散，法律实施覆盖的地域广，且道路不畅，这些意味着“很多偏远的地区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抵达，许多罪犯因此逃脱了应受的惩罚”。国家根本无力妥善管理自己的农村人口，因此不得不坚持使用它在1879年就承认过其“有害且没有任何司法基础”的惩罚制度。56

1900年的改革或许曾试图减少流放到定居点的普通罪犯人数，但对犯有政治和宗教罪行的罪犯，改革保留了流放西伯利亚的惩罚。如果说国家不再把西伯利亚当成罪行隔离地带，它却仍将其视为暴动隔离地带：“在罪犯的煽动行为可以发展和传播的地方，罪犯无法被容忍。为了彻底解决煽动问题，当局必须把煽动者转移到他的宣传活动无法传播的地方。”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颁布的紧急法律一直有效，即《关于维护政治制度和社会安宁的措施的法规》，它赋予了当局行政流放颠覆分子的广泛权力。57

狂热的爱国人士在1877年将“黎明”号的航行盛赞为西伯利亚探索、运输和经济发展新时代的先兆。二十年后，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似乎实现了这一预示。西伯利亚的未来不是一个收容流放者的荒野。事实上，西伯利亚是一个在经济上富饶、在战略上非常宝贵的地域，如果用现代通信和交通网络开发它，它将成为一个充满经济机会的地方，注定会成为俄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现在，成千上万的迁徙农民挤在铁路车厢里，越过乌拉尔山。每一个踏上这段旅途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在见证，苦役犯的被迫迁移已经成为一个地缘政治上的荒谬事物。这条铁路还瓦解了流放制度的最后防线：监禁。外贝加尔地区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的距离突然缩短了；对于那些有能力弄到伪造文件逃跑的人来说，一条非常简单的逃生路线已经开放了。

蓄势待发的革命风暴正在令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冲突更具风险，但政府仍然在坚持那个几乎被普遍谴责为道德败坏和战略盲目的制度。对于20世纪初的众多沙皇制度反对者来说，流放制度已经成为对国家的残暴的控诉。政府不再把殖民主义吹捧成流放制度的理论基础。流放西伯利亚此后被重新明确界定为惩罚和监禁事务。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因政治罪行被行政流放的人只有几百人；在1905年革命之后，这个数字将激增到几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