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1/2）

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九月五日上台。制宪议会决定由他执政，当时没有其他有效当局可以使政变合法化，但经起义者要求，圣菲市政府承认在将军就任总统之前由乌达内塔代理。驻扎在新格拉纳达的委内瑞拉官兵依靠平原小业主和乡镇教士的支持打败了政府军队，起义获得成功。这是哥伦比亚共和国发生的第一次政变，也是哥伦比亚人十九世纪里经历的四十九次内战的第一次。华金·莫斯克拉总统和凯塞多副总统成了孤家寡人，离职出走。乌达内塔取得政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派出私人代表去卡塔赫纳请将军出任共和国总统。

在何塞·帕拉西奥斯的记忆中，将军的健康状况很久以来没有像那几天那样稳定，接到军事政变的消息之后，头痛和下午的潮热霍然而愈。但他也从未见过将军那么焦急。蒙蒂利亚感到担心，同塞瓦斯蒂安·德西根萨修士商量暗中帮将军一把。修士欣然同意，干得很出色，在等候乌达内塔的使者时陪将军下棋，打发漫长的下午，故意输了让将军高兴。

将军第二次去欧洲时学会了下棋，在秘鲁作战旷日持久，晚上没事就同奥利里将军下，几乎到了高手的水平。但他认为自己不能再提高了。“象棋不是游戏，而是一种迷恋，”他常说，“我更喜欢激动人心的消遣。”尽管如此，他制订的公共教育纲领仍把象棋规定为学校应该传授的高尚有益的游戏之一。事实上他自己从未坚持钻研，因为这种慢条斯理的活动不适于他的神经，他的心思要集中于更重要的问题。

将军的吊床挪到了临街的门口，乌达内塔的使者顺着那条尘土飞扬、阳光炙热的大路来时立刻可以望见。塞瓦斯蒂安修士来时看到将军在吊床上大幅度摇晃。“唉，修士，”将军说，“你不接受输棋的教训。”他坐不安稳，每走一着，修士思索时他就站起来。

“别害我分心，阁下，”修士说，“我下棋可不能像狼吞虎咽似的。”

将军笑了：

“中午大吃大喝，晚上只能粗茶淡饭。”

奥利里不时在桌前站停，查看棋局，替他出出点子。他总是不高兴地拒绝。然而他每次赢了棋就跑到军官们在玩牌的院子里吹嘘自己的胜利。塞瓦斯蒂安修士有一次在下棋时问他，有没有写回忆录的打算。

“永远没有，”他说，“那是死人的无聊玩意儿。”

等候邮件一向使他焦急，现在简直成了苦难。尤其是在那些混乱的日子，圣菲的邮局往往为了等最新消息推迟发送，让跑驿站的人等得不耐烦。相反的是，小道消息越来越多，传播迅速。将军在邮件到达之前已经听到各种消息，有足够的时间思考问题，做出决定。

九月十七日，当他得知使者快到了，便派卡雷尼奥和奥利里去图尔巴科路上等候。来人是文森特·皮涅雷斯和胡里安·圣马利亚上校。圣菲传说纷纭，说将军病势危笃，两人见将军精神极好，大大出乎意外。将军住处临时准备了一个欢迎仪式，有地方和军队要人出席，即席讲话，为祖国祝酒。最后，将军留下两个使者，单独谈了真实情况。圣马利亚上校性格悲观，讲得有点危言耸听：如果将军不接受总统职位，全国将陷入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他回避了这个问题。

“有了生存才有变革，”他说，“政治局势澄清之后我们才知道祖国是不是存在。”

圣马利亚上校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想说的是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用武力统一全国，”将军说，“关键不在这里，而在委内瑞拉。”

从那一刻开始，他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想法：既然敌人不来自外部而是在自己家里，那就从头再来。各地的寡头政府，在新格拉纳达以桑坦德分子和桑坦德本人为代表，已经对一体化的主张发动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一体化会损害当地豪门家族的特权。

“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唯一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此，”将军说，“最悲哀的是，人们自以为是在改天换地，其实是在长期延续西班牙最落后的思想。”

他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说下去：“我知道有人取笑我，说我在同一天给同一个人的信里对一件事会有截然不同的想法；说我一会儿同意君主制的设想，一会儿又不同意；说我在别的场合对两件事同时表示赞成。”人们指责他对人对事的判断变化无常；他反对费尔南多七世，却同莫里略握手言欢；同西班牙进行殊死斗争，但积极提倡西班牙精神；他依托海地取得胜利，后来却把它当作非美洲国家，不请它参加巴拿马国民代表大会；他加入过共济会，在弥撒上宣读伏尔泰的作品，但又维护教会；一面讨好英国人，一面又打算同法国公主联姻。人们指责他轻浮、伪善，甚至两面三刀，对朋友当面捧场，背后谩骂。“好吧，这一切都确有其事，但都取决于一定的条件，”他说，“我这么做时唯一的目的是希望美洲成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对这一点我从没有矛盾也没有怀疑。”结尾时他说了一句加勒比土话：

“别的事情都去他娘的！”

两天之后，他给布里塞尼奥·门德斯的信中说：“我不想接受制宪议会授予我的职权，因为我不想充当造反派的首领，由胜利者通过军事方式任命。”然而当天晚上他向费尔南多口授给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的两封信里，语气就没有这么生硬。

第一封信是个正式答复，一开头就显得郑重其事：“尊贵的先生。”鉴于上届政府解散以后共和国所处的混乱废弛状态，他认为政变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可侮。”信中写道。但要他接受总统职位绝对不可能。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只是回到圣菲，以普通军人的身份为新政府效力。

另一封是私函，从第一行称呼上就可以看出：“我亲爱的将军。”信中详尽清楚地说明了他犹豫的理由。由于堂华金·莫斯克拉并没有提出辞职，明天还是可以被承认为合法总统，他便成了篡位的人。他重申了公函里说过的意见：在没有通过合法途径光明磊落地任命前，他绝不可能执政。

两封信在同一邮班发出，另外还有他要求全国忘掉他的激情、支持新政府的公告原件。但他避免做出任何许诺。“看起来我说了许多，其实都是空的。”他后来说。他还承认有些话是投他人所好。

第二封信最值得注意的是命令的口吻，一个丧失全部权力的人说出这类话实属罕见。他要求提升弗洛伦西奥·希门尼斯上校，让他可以率领足够的士兵和装备去西部对付何塞·马利亚·奥万多和何塞·伊拉里奥·洛佩斯将军，终止那反对中央政府的打打停停的战争。“那两个就是暗杀苏克雷的凶手。”他坚持说。他还推荐另一些军官担任不同的高级职务。“这方面的事由您料理，”他对乌达内塔说，“从马格达莱纳到委内瑞拉，包括博亚卡，别的事情由我来做。”他准备亲自率领两千名士兵去圣菲，协助重建秩序，巩固新政府。

以后的四十二天中，他再也没有收到乌达内塔的直接来信。在这一个多月里，他继续给乌达内塔写信，大肆张扬地发布军事命令。轮船来来往往，但他再也不谈去欧洲的事，即使偶尔一提也是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波帕山麓的住所成了全国的司令部，那几个月里的军事决定大多是他在吊床上建议或做出的。最后，他不知不觉逐渐参与了军事以外的决定，甚至过问一些小事，例如替他的好朋友塔蒂斯先生在邮局谋职，让那个在家里闲不住的何塞·乌克罗斯将军重新服役。

在那些日子里，他一再说那句老话：“我老弱有病，对什么都很淡漠，但人们总是找我麻烦，污蔑我，以怨报德。”然而见到他的人谁都不信。表面上他好像只是谨慎小心地为加强政府做些布置，事实上却是以总司令的权威和权力耐心细致地筹备军事机器，计划用它收复委内瑞拉，然后以委内瑞拉为根据地，重建世界上最大的联邦。

时机是再好没有的。新格拉纳达牢牢掌握在乌达内塔手里，自由党已被击败，桑坦德困在巴黎，厄瓜多尔由弗洛雷斯控制。弗洛雷斯是那个野心勃勃、性格矛盾的委内瑞拉首领，他曾把基多和瓜亚基尔从哥伦比亚分裂出去，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和国，但是将军相信，制伏暗杀苏克雷的凶手之后，就能把他争取过来，共襄大业。玻利维亚在圣克鲁斯元帅的牢固统治之下，圣克鲁斯是将军的朋友，前不久还提出让他担任驻梵蒂冈的大使。因此，当前的目标是一举剥夺派斯将军对委内瑞拉的控制。

将军的军事计划似乎是趁派斯集中力量防守马拉开波时，从库库塔发起大规模进攻。但是里奥阿查省九月一日解除了最高司令官的职务，不承认卡塔赫纳当局，宣布归属委内瑞拉。马拉开波立即表示支持，派了佩德罗·卡鲁霍将军前去协助，卡鲁霍是九月二十五日事件的头目，畏罪潜逃后一直在委内瑞拉庇护之下。

蒙蒂利亚一接到这个消息就去通知将军，但是将军已经知道，情绪高涨。因为里奥阿查的倒戈为他提供了借口，可以从另一条战线调动更强大的新的军队攻打马拉开波。

“此外，”他说，“卡鲁霍落到了我们手里。”

当天晚上，他和军官们在屋子里开会，制订精确的战略，描述地形地貌，像挪动棋子似的布置一支支部队，预测敌人可能做出的一切打算。他的军官大多是西班牙最好的军事院校培养的，他却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不能同任何一个军官比学历，但他能设想出全局，连最小的细节都不遗漏。他的记忆力惊人，多年前路过的地方有什么障碍都能说出，虽然他远不是一个战争的艺术大师，但在灵感方面，谁都不及他。

天亮时，计划制订完毕，细枝末节都经过考虑，详尽、凶狠，并且十分具体，对马拉开波的总攻安排在十一月底，最坏的打算也在十二月初。那天是星期二，下着雨，早晨八点钟最后的检查业已完成，蒙蒂利亚提醒将军说，计划里似乎还缺少一个新格拉纳达的将军。

“新格拉纳达没有一个像样的将军，”他说，“那些人不是不称职便是骗子。”

蒙蒂利亚赶快换个话题，缓和气氛：

“将军，您本人去哪里？”

“库库塔或者里奥阿查，此刻对我都一样。”他说。

他转身准备退席时，瞥见卡雷尼奥将军紧皱眉头，想起自己的许诺屡次没有兑现。事实是将军千方百计想把卡雷尼奥留在身边，现在不能再让他失望了。将军像往常一样拍拍他肩膀，对他说：

“卡雷尼奥，我说的话是算数的，你也去。”

由两千人组成的远征队从卡塔赫纳起航，挑选的日子仿佛有象征意义：九月二十五日。带队的是马里亚诺·蒙蒂利亚、何塞·费立克斯·布兰科和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将军，都身负在圣玛尔塔物色一幢乡间别墅的使命，日后可让将军一面休养，一面密切注视战争的进程。将军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两天之后我将去圣玛尔塔，活动活动身子，摆脱现在的腻烦，让情绪好转。”十月一日，他果然动身。十月二日，他在路上给胡斯托·布里塞尼奥将军的信中说得比较坦率：“我去圣玛尔塔的目的是以我的影响鼓励那支向马拉开波进军的远征队。”当天，他还给乌达内塔写了一封信：“我去圣玛尔塔是想看看那个我从未到过的地方，同时也想看看能否打破某些左右舆论的敌人的幻想。”直到那时他才披露此行的真实目的：“我要就近观察攻打里奥阿查的作战行动，我要接近马拉开波，接近军队，在某些重要的战役或许能发挥一点影响。”现在他已经不是失败引退、出国流亡的模样，而是一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

军务紧迫，他们离开卡塔赫纳时非常匆忙。没有时间举行正式告别仪式，事前只通知了少数几个朋友。根据将军的指示，费尔南多和何塞·帕拉西奥斯留下一半行李，交给朋友们和商号保管，以免在一场前途未卜的战争中添上不必要的累赘。留给当地商人堂胡安·帕瓦儒的是十个存放着私人文件的大箱子，委托他运往巴黎，具体地址以后再通知。收据上注明，万一箱子的主人由于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而不能索回时，帕瓦儒先生应将文件全部销毁。

费尔南多在布希钱庄存放了二百两黄金，那是他最后一刻在叔父的文具中发现的，谁都想不起是哪里来的。寄存在胡安·德弗朗西斯科·马丁那里的是装有三十五枚金勋章的首饰箱，还有两个天鹅绒口袋：一个装着二百九十四枚银制大勋章、六十七枚小勋章和九十六枚中等大小的勋章；另一个装着四十枚金银纪念章，其中几枚铸有将军的头像。还委托马丁保存一个旧葡萄酒木箱，里面是他们从蒙博克斯带来的那套黄金餐具、一些旧床单、两箱书籍、一把钻石镶柄的佩剑和一支坏了的猎枪。在许多旧时留下的小物件中还存有几副不用的眼镜，度数深浅不一，从将军三十九岁发觉刮胡子不方便开始用的轻度老花镜，直到伸直手臂仍看不清时用的远视镜。

何塞·帕拉西奥斯请堂胡安·德迪奥斯·阿马多尔保管一个箱子，多年来，他们带着这个箱子辗转各地，却并不清楚里面有什么。将军有个特点，他一时冲动会贪多务得，收集一些用处不大的东西，收罗一些庸庸碌碌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又不知该怎么处理，只能带着。一八二六年，他从利马到圣菲时带着那个箱子，九月二十五日事件之后，他回南方进行最后一战时仍旧随身带着。“还没有弄清楚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能把它扔下。”将军说。这次来圣菲准备向制宪议会提出辞职时，那只箱子依然在他大大减少的行李之中。他们在卡塔赫纳替将军造财产总清单时，终于决定把箱子打开，发现里面杂乱无章，全是多年前就以为遗失了的个人物品。其中有四百一十五枚哥伦比亚铸造的金币、一帧乔治·华盛顿将军的肖像和他的一束头发、一个英国国王赠送的金鼻烟壶、一个金匣子（钥匙镶有钻石，匣子里面还有一个小金盒） ，以及一枚玻利维亚的大金星勋章，镶着许多钻石。何塞·帕拉西奥斯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寄存在德弗朗西斯科·马丁家，列了清单并做了备注，还要了一张收据。这样一来，行李减少到合理的数量，但是还有三箱可以不带的替换衣服，一箱棉麻桌布，共十条，一箱式样不同的金银餐具，将军不愿留下或卖掉，说是以后招待重要客人时或许用得上。人们多次劝他卖掉这些东西，改善经济状况，但他说这是国家财产，一口拒绝。

他轻装简从，一天路程就到了图尔巴科。第二天出发时天气很好，但还没有到中午，风云突变，他们不得不在一株大树下躲避沼泽地的凄风苦雨，露天过了一夜。将军诉说肝脾疼痛，何塞·帕拉西奥斯按照那本法国医书上的配方给他喝了一剂汤药，但是疼痛加剧，体温升高。次日早晨，他委顿不堪，失去了知觉，只得把他抬到索莱达，镇上一个老朋友堂佩德罗·胡安·比斯瓦尔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将军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十月份的淫雨天气令他的各种病痛都变本加厉。

索莱达小镇像它名字那么荒僻 ：距离圣尼古拉斯峡谷两里左右，全镇只有四条街，街旁多半是穷人凄凉的房屋。几年后，它却成为全国最繁荣热闹的城市。比斯瓦尔的房子是将军所能找到的最舒适、最适合他身体状况的住所，有六个阳光充足的安达卢西亚式的阳台和一个安静的院子，可以坐在那株百年木棉树下沉思冥想。从卧室窗户里可以望到空荡荡的小广场，破败的教堂和棕榈叶屋顶、墙壁刷成牵牛花色的房子。

宁静的户内生活对他并没有帮助。第一晚他昏厥了一次，但不承认这是虚弱的迹象。根据法国医书，他诊断自己的毛病是感冒加剧了黑胆汁病，风寒引起关节炎复发。他一贯反对同时服用治几种疾病的药品，说是有利于某些病的药品却对另一些病有害，合并症状的诊断加深了他这种怪癖的想法。可是他承认，再好的药不吃也治不好病；他老是抱怨没有好大夫，另一方面又不让别人推荐的许多大夫来给自己看病。

威尔逊上校那时给他父亲的信中说将军随时都可能死去，他对医生的排斥并非出乎蔑视而是由于头脑清醒。威尔逊说，事实上疾病是将军害怕的唯一敌人，他为了不偏离生活中的最高目标而不愿正视疾病。“关心疾病就像是在船上干活，需要拿出全部精神。”将军曾对他说过。四年前在利马时，奥利里劝将军一面制订玻利维亚宪法，一面接受彻底的医疗，将军的回答斩钉截铁：

“同时进行两场赛跑是不会赢的。”

他似乎深信，不停地运动和依靠自身的力量是对付疾病的法术。费尔南达·巴里加惯常像喂小孩似的，在他胸前围块布，用汤匙喂他吃东西，他不声不响地张嘴咀嚼，吃完后又张开嘴。然而这些日子，他夺过盘子和汤匙，不用围嘴自己吃东西，让大家知道他不需要别人帮助。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他试图做那些一向由仆人、勤务兵和副官代劳的家务事时，不禁感到心酸，有一次见他把大瓶墨水往小瓶里灌，洒了一桌子，觉得难受极了。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以前即使痛得很凶，他的手从不颤抖，照样每天刮胡子，每星期修指甲。

他在利马的鼎盛时期，曾同一个少女快活了一夜，那姑娘黑黝黝的皮肤上长满一层平伏的汗毛。早晨他刮胡子时，瞅着她一丝不挂躺在床上，心满意足地睡得很香，几乎抵挡不住要同她正式结婚、永远占有她的诱惑。他从脚到头把她全身涂满了肥皂沫，带着情爱的快感用刮胡刀剃去她全身的汗毛，时而用右手，时而用左手，一直剃到浓浓的眉毛，赤条条像初生婴儿一般光鲜。她以战栗的灵魂激动地问他是不是真心爱她，得到的回答是他毕生薄情地灌输在许多女人心中的那句老话：

“胜过世界上任何别的人。”

在索莱达小镇，他刮胡子时自己做了同样的牺牲。仿佛出于孩子气的冲动，他先割下一束所剩无几的平直的白头发。然后有意识地割下另一束，接着像割草似的乱剃一通，嘶哑的嗓子还在朗诵《阿劳加纳》一诗中他喜爱的章节。何塞·帕拉西奥斯走进卧室，想看看他在同谁讲话，只见他在涂满肥皂沫的脑袋上剃头发。结果剃成一个秃头。

这个驱邪的措施并没有解除他的苦难。他白天戴一顶丝软帽，晚上戴一顶红色的尖顶帽，还挡不住令人沮丧的阵阵寒风。他夜里仍旧起来在月光如水的大屋子里走动，只是不再光着身子，而是裹着一条毯子，因为夜里即使比较热他也会冻得发抖。日子一天天过去，一条毛毯也不够了，丝软帽外面还得套上那顶红色的尖帽子。

军人们的阴谋和政客们的钻营大大地激怒了他，有一天下午他猛拍桌子，说是再也不接见他们了。“对他们说，我害的是痨病，叫他们以后别来。”他嚷道。这一决定十分严格，甚至禁止在他住处穿军服、行军礼。然而没有这一套他又活不下去，他自己下的命令也没有执行，问候谒见和毫无结果的秘密集会像以前一样持续不断。那时他觉得病情严重，终于同意让医生来看看，条件是不让医生检查，不准问他有关病情的问题，也休想让他吃药。

“光来聊聊天。”他说。

中选的医生再符合他的愿望也没有了。此人名叫埃库勒斯·加斯特尔邦多，是个乐呵呵的老头，身躯肥大，性情温和，脑袋秃得发亮，耐心极好，见到他，病人都会觉得轻松一点。他的难以置信的主张和大胆的治疗方法在沿海一带是出了名的。他让害胆病的人吃巧克力酱拌融化的奶酪，劝别人在饭后困倦的时候做爱，说是可以延年益寿；他不停地抽着用破纸卷的劣等烟，让病人也抽，说是能治百病。病人说他从没有治好过病，但他的能说会道让人高兴。他听了哈哈大笑。

“别的大夫手里的病人死得不比我的少，”他说，“可是我的病人死得高兴。”

他是搭巴托洛梅·莫里纳雷斯先生的四轮马车来的。莫里纳雷斯一天要来回几次，带着形形色色的自发的来访者，最后将军不准他们不请自来。他穿一身没有熨过的白麻布衣服，口袋里鼓鼓囊囊装着零食，在雨中迈着大步，手里撑的一把雨伞有好几处脱线，说是挡雨还不如说是招雨。寒暄之后，他首先为那支抽了一半的雪茄的臭气道歉。将军一向讨厌烟草的烟雾，不过在医生来前就同意他抽。

“我已经习惯了！”他说，“曼努埃拉抽的烟比你的还臭，躺在床上也抽，当然她喷的烟比你近。”

加斯特尔邦多立即抓住机会问他迫切想知道的事。

“那当然啦，”他说，“她怎么样？”

“谁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