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情歌手（1/2）

我发现托尼·加德纳坐在游客当中的那天早上，春天刚刚降临威尼斯这里。我们搬到外面广场上来刚好一个星期——跟你说，真是松了口气，在咖啡厅的最里面演奏又闷又挡着要用楼梯的客人的路。那天早上微风习习，崭新的帐篷在我们身边啪啪作响，我们都觉得比平时更加愉悦和精神，我想这种心情一定反映在我们的音乐里了。

瞧我说得好像我是乐队的固定成员似的。事实上，我只是那些个“吉卜赛人”中的一个，别的乐手这么称呼我们，我只是那些个奔走于广场、三个咖啡厅的管弦乐队里哪个缺人，就去哪里帮忙的人中的一个。我主要在这家拉弗娜咖啡厅演奏，但若遇上忙碌的下午，我就要先和夸德里的小伙子们演奏一组，然后到弗洛里安去，再穿过广场回到拉弗娜。我和这三支乐队都相处得很好——和咖啡厅的服务生们也是——在别的哪个城市，我早就有固定职位了。可是在这里，传统和历史根深蒂固，事情都倒过来了。在其他地方，吉他手可是受人欢迎的。可是在这里？吉他手！咖啡厅的经理们不自在了。吉他太现代了，游客不会喜欢的。去年秋天，我弄来了一把老式椭圆形音孔的爵士吉他，像强哥·莱恩哈特 [1] 弹的那种，这样大家就不会把我当成摇滚乐手了。事情容易了些，可经理们还是不喜欢。总之，实话告诉你吧： 倘若你是个吉他手，就算你是吉他大师乔·帕斯，也甭想在这个广场找到一份固定工作。

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原因： 我不是意大利人，更别说是威尼斯人。那个吹中音萨克斯风的捷克大个子情况和我一样。大伙儿都喜欢我们，乐队需要我们，可我们就是不符合正式要求。咖啡厅的经理们总是告诉你： 闭上你的嘴，只管演奏就是了。这样游客们就不会知道你不是意大利人了。穿上你的制服，戴上你的太阳镜，头发往后梳，没有人看得出来，只要别开口说话。

可是我混得还不错。三支乐队都需要吉他手，特别是当他们与竞争对手同时演奏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轻柔、纯净，但是传得远的声音作背景和弦。我猜你会想： 三支乐队同时在一个广场上演奏，听起来多混乱啊。可是圣马可广场很大，没有问题。在广场上溜达的游客会听见一个曲子渐渐消失，另一个曲子渐渐大声，就好像他在调收音机的台。会让游客们受不了的是你演奏太多古典的东西，这些乐器演奏版的著名咏叹调。得了，这里是圣马可，游客们不想听最新的流行音乐。可是他们时不时要一些他们认得的东西，比如朱莉·安德鲁斯 [2] 的老歌，或者某个著名电影的主题曲。我记得去年夏天有一次，我奔走于各个乐队间，一个下午演奏了九遍《教父》。

总之就是在这样一个春天的早晨，当我们在一大群游客面前演出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托尼·加德纳，独自一人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杯咖啡，差不多就在我们的正前方，离我们的帐篷大概只有六米远。广场上总是能看见名人，我们从来不大惊小怪。只在演奏完一曲后，乐队成员间私下小声说几句。看，是沃伦·比蒂 [3] 。看，是基辛格。那个女人就是在讲两个男人变脸的电影里出现过的那个。我们对此习以为常。毕竟这里是圣马可广场。可是当我发现坐在那里的是托尼·加德纳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激动极了。

托尼·加德纳是我母亲最喜爱的歌手。在我离开家之前，在那个共产主义时代，那样的唱片是很难弄到的，可我母亲有他几乎所有的唱片。小时候我刮坏过一张母亲的珍贵收藏。我们住的公寓很挤，可像我那个年纪的男孩子有时就是好动，尤其是在冬天不能出去的时候。所以我就从家里的小沙发跳到扶手椅上这样玩，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了唱片机。唱针“嗞”的一声划过唱片——那时还没有cd——母亲从厨房里出来，冲我大声嚷嚷。我很伤心，不是因为她冲我大声嚷嚷，而是因为我知道那是托尼·加德纳的唱片，我知道那张唱片对她来说多么重要。我还知道从此以后，当加德纳轻声吟唱那些美国歌曲时，唱片就会发出“嗞嗞”的声音。多年以后，我在华沙工作时得知了黑市唱片，我给母亲买了所有的托尼·加德纳的唱片，代替旧的那些，包括我刮坏的那一张。我花了三年才买齐，可我坚持不懈地买，一张张地买，每次回去看望她都带回去一张。

现在你知道当我认出托尼·加德纳时为什么会那么激动了吧，就在六米以外啊。起初我不敢相信，我换一个和弦时一定慢了一拍。是托尼·加德纳！我亲爱的母亲要是知道了会说什么啊！为了她，为了她的回忆，我一定要去跟托尼·加德纳说句话，才不管其他乐手会不会笑话我，说我像个小听差。

但是我当然不可能推开桌椅，朝他冲过去。我还得把演出演完。跟你说，真是痛苦极了，还有三四首歌，每一秒钟我都以为他要起身离开了。可是他一直坐在那里，独自一人，盯着眼前的咖啡，搅呀搅，好像搞不清楚服务生给他端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的装扮与一般的美国游客一样，浅蓝色的套头运动衫、宽松的灰裤子。以前唱片封面上又黑又亮的头发如今几乎都白了，但还挺浓密，而且梳得整整齐齐，发型也没有变。我刚认出他时，他把墨镜拿在手里——他要是戴着墨镜我不一定能认出来——但是后来我一边演奏一边盯着他，他一会儿把墨镜戴上，一会儿拿下来，一会儿又戴上。他看上去心事重重，而且没有认真在听我们演奏，让我很是失望。

这组歌曲终于演完了。我什么也没有对其他人说，匆匆走出帐篷，朝托尼·加德纳的桌子走去，突然想到不知如何与他攀谈，心里紧张了一下。我站在他的身后，他的第六感却让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我想这是出于多年来有歌迷来找他的习惯——接着我就介绍自己，告诉他我多么崇拜他，我在他刚刚听的那个乐队里，我母亲是他热情的歌迷等等，一古脑儿全都说了。他表情严肃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好像他是我的医生。我不停地讲，他只偶尔说一声：“是吗？”过了一会儿我想我该走了，转身要离开，突然听见他说：

“你说你是从波兰来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吧？”

“都过去了。”我笑笑，耸了耸肩。“如今我们是个自由的国家了。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太好了。那就是刚刚为我们演奏的你的同仁吧。坐下。来杯咖啡？”

我说我不想叨扰他，可是加德纳先生的语气里有丝丝温和的坚持。“不会，不会，坐下。你刚才说你母亲喜欢我的唱片。”

于是我就坐了下来，接着说。说我的母亲、我们住的公寓、黑市上的唱片。我记不得那些唱片的名字，但我能够描述我印象中那些唱片套子的样子，每当我这么做时，他就会举起一根手指说“哦，那张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托尼·加德纳》”之类的。我觉得我们俩都很喜欢这个游戏，突然我注意到加德纳先生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了，我转过头去，刚好看见一个女人朝我们走来。

她是那种非常优雅的美国女人，头发优美，衣服漂亮，身材姣好，不仔细看的话不会发现她们已经不年轻了。远远地看，我还以为是从光鲜的时尚杂志里走出来的模特儿呢。可是当她在加德纳先生身旁坐下，把墨镜推到额头上去时，我发现她至少五十了，甚至不止。加德纳先生对我说：“这位是我的妻子琳迪。”

加德纳太太朝我敷衍地笑了笑，问她丈夫：“这位是谁？你交了个朋友。”

“是的，亲爱的。我们聊得正欢呢，我和……抱歉，朋友，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扬，”我立刻答道。“但朋友们都叫我雅内克。”

琳迪·加德纳说：“你是说你的小名比真名长？怎么会这样呢？”

“别对人家无礼，亲爱的。”

“我没有无礼。”

“别取笑人家的名字，亲爱的。这样才是好姑娘。”

琳迪·加德纳无助地转向我说：“你瞧瞧他说些什么？我冒犯你了吗？”

“不，不，”我说，“一点也没有，加德纳太太。”

“他总是说我对歌迷无礼。可是我没有无礼。我刚刚对你无礼了吗？”然后她转向加德纳先生，“我很正常地在跟歌迷讲话，亲爱的。我就是这样讲话的。我从来没有无礼。”

“好了，亲爱的，”加德纳先生说，“别小题大做了。而且，这位先生也不是什么歌迷。”

“哦，他不是歌迷？那他是谁？失散多年的侄子？”

“别这么说话，亲爱的。这位先生是我的同行。一位职业乐手。刚刚他在为我们演奏呢。”他指了指我们的帐篷。

“哦，对！”琳迪·加德纳再次转向我，“刚刚你在那里演奏来着？啊，很好听。你是拉手风琴的？拉得真好！”

“谢谢。其实我是弹吉他的。”

“弹吉他的？少来了。一分钟之前我还在看着你呢。就坐在那里，坐在那个拉低音提琴的旁边，手风琴拉得真好。”

“抱歉，拉手风琴的是卡洛。秃头、个大的……”

“真的？你不是在骗我？”

“亲爱的，我说了，别对人家无礼。”

加德纳先生并没有提高音量，可是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和气愤，接着，出现了一阵异样的沉默。最后，是加德纳先生自己打破了沉默，温柔地说：

“对不起，亲爱的。我不是有意要训你的。”

他伸出一只手去拉妻子的手。我本以为加德纳太太会推开他，没想到她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好靠近加德纳先生一点，然后把另一只手搭在他们握紧的手上。一时间他们就那么坐着，加德纳先生低着头，他妻子的视线越过他的肩膀，出神地看着广场那头的大教堂。她的眼睛虽然看着那里，但却好像并没有真的在看什么。那几秒钟，他们好像不仅忘了同桌的我，甚至忘了整个广场的人。最后加德纳太太轻声说：

“没关系，亲爱的。是我错了。惹你生气了。”

他们又这样手拉着手对坐了一会儿。最后她叹了口气，放开加德纳先生的手，看着我。这次她看我的样子和之前不一样。这次我能感觉到她的魅力，就好像她心里有这么个刻度盘，从一到十，此时，对我，她决定拨到六或七，可我已经觉得够强烈的了，如果此时她叫我为她做些什么——比如说到广场对面帮她买花——我会欣然从命。

“你说你叫雅内克，是吗？”她说。“对不起，雅内克。托尼说得对。我不应该那样子跟你说话。”

“加德纳太太，您真的不用担心……”

“我还打扰了你们的谈话。音乐家之间的谈话，我想。好吧，我走了，你们继续聊。”

“你用不着离开，亲爱的，”加德纳先生说。

“用得着，亲爱的。我很想去那家普拉达专卖店看看。我刚刚过来就是要跟你说我会晚一点。”

“好，亲爱的。”托尼·加德纳第一次直了直身子，深吸了一口气。“只要你喜欢就好。”

“我在那家店里会过得很愉快的。你们俩，好好聊吧。”她站起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保重，雅内克。”

我们看着她走远，接着加德纳先生问了我一些在威尼斯当乐手的事情，特别是夸德里乐队的事，因为他们刚好开始演出。他好像不是特别认真在听我回答，我正准备告辞时，他突然说道：

“我要跟你说一些事，朋友。我想说说我心里的事，你不想听的话我就不说了。”他俯过身来，降低了音量。“事情是这样。我和琳迪第一次到威尼斯来是我们蜜月的时候。二十七年前。为了那些美好的回忆，我们没有再回到这里来过，没有一起回来过。所以当我们计划这次旅行，这次特别的旅行时，我们对自己说我们一定要来威尼斯住几天。”

“是你们的结婚周年纪念啊，加德纳先生？”

“周年纪念？”他很吃惊的样子。

“抱歉，”我说。“我以为，因为您说是特别的旅行。”

他还是吃惊地看着我，突然大笑起来，高声、响亮的笑。我突然想起我母亲以前经常放的一首歌，在那首歌里加德纳先生有一段独白，说什么不在乎恋人已经离他而去之类的，中间就有这种冷笑。现在同样的笑声回荡在广场上。他接着说道：

“周年纪念？不，不，不是我们的周年纪念。可是我正在酝酿的这件事，也差不离。因为我要做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我要给她唱小夜曲。地地道道威尼斯式的。这就需要你的帮助。你弹吉他，我唱歌。我们租条刚朵拉，划到她的窗户下，我在底下唱给她听。我们在这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卧室的窗户就临着运河。天黑以后就万事俱备了，有墙上的灯把景物照亮。我和你乘着刚朵拉，她来到窗前。所有她喜欢的歌。我们用不着唱很久，夜里还是有点冷。三四首歌就好，这些就是我心里想的。我会给你优厚的报酬。你觉得呢？”

“加德纳先生，我荣幸至极。正如我对您说的，您是我心中的一个大人物。您想什么时候进行呢？”

“如果不下雨，就今晚如何？八点半左右？我们晚饭吃得早，那会儿就已经回去了。我找个借口离开房间，来找你。我安排好刚朵拉，我们沿着运河划回来，停在窗户下。不会有问题的。你觉得呢？”

你或许可以想象： 这就像美梦成真一样。而且这主意多甜蜜啊，这对夫妇——一个六十几岁，一个五十几岁——还像热恋中的年轻人似的。这甜蜜的想法差点儿让我忘了刚才所见的那一幕。可我没忘，因为即便在那时，我心里深知事情一定不完全像加德纳先生说的那样。

接下来我和加德纳先生坐在那里讨论所有的细节——他想唱哪些歌，要什么音高，等等之类。后来时间到了，我该回帐篷去进行下一场演出了。我站起来，和他握了握手，告诉他今天晚上他完全可以信任我。

那天晚上我去见加德纳先生时，漆黑的街道十分安静。那个时候，一到离圣马可广场较远的地方我就会迷路，所以尽管我早早出发，尽管我知道加德纳先生告诉我的那座小桥，我还是晚了几分钟。

加德纳先生站在路灯底下，穿着一件皱皱的深色西装，衬衫敞到第三四个扣子处，所以能看见胸口的毛。我为迟到的事向他道歉，他说道：

“几分钟算什么？我和琳迪已经结婚二十七年了。几分钟算什么？”

他没有生气，但似乎心情沉重——一点儿也不浪漫。他身后的刚朵拉轻轻地在水里摇晃，我看见刚朵拉上的船夫是维托里奥，我很讨厌的一个人。他当着我的面总是一副友好的样子，可是我知道——我知道在我背后——他到处说些难听的话，说像我一样的人的闲话，他把我们这种人称为“新国家来的外地人”。所以那天晚上，当他像兄弟似的跟我打招呼时，我只是点点头，静静地看着他扶加德纳先生上船。然后我把我的吉他递给他——我带了一把西班牙吉他，而不是有椭圆形音孔的那把——自己上了船。

加德纳先生在船头不停变换着姿势，然后突然用力地坐下去，船差点翻了。可是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开船了，他一直盯着水面。

我们静静地在水上漂着，经过黑色的建筑，穿过低矮的小桥。就这么过了好一会儿，加德纳先生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说道：

“听着，朋友。我知道下午我们已经说好了今晚要唱哪几首歌。但是我在想，琳迪喜欢《当我到达凤凰城的时候》这首歌。我很久以前录的一首歌。”

“我知道，加德纳先生。以前我母亲总说你唱的版本比辛纳特拉 [4] 的，或者那个家喻户晓的格伦·坎贝尔 [5] 版的都好听。”

加德纳先生点点头，接着有一小会儿我看不见他的脸。维托里奥吆喝了一声，船转弯了，吆喝声在墙壁间回响。

“以前我经常唱给她听，”加德纳先生说。“所以我想今晚她一定乐意听到这首歌。你记得调子吗？”

此时我已经把吉他拿出来了，我就弹了几小节。

“高一点，”他说。“升到降e调。我在唱片里就是这么唱的。”

于是我就用降e调弹了起来，弹了差不多整个主歌的部分以后，加德纳先生唱了起来，很轻很柔地，像是只记得一部分歌词。可是他的声音还是清晰地回响在安静的运河上。而且真是太好听了。一时间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公寓，躺在地毯上，而我母亲坐在沙发上，筋疲力尽，或者伤心无比地听着托尼·加德纳的唱片在房间的角落里旋转着。

加德纳先生突然停下来，说道：“很好。《凤凰城》我们就用降e调。然后是《我太易坠入爱河》，如我们计划的那样。最后是《给我的宝贝》。这样就够了。她不会想听再多的了。”

说完，加德纳先生又陷入了沉思，我们在黑暗中慢慢地往前漂去，只听见维托里奥轻轻泼溅起的水声。

“加德纳先生，”我终于忍不住问道，“希望您别介意我这么问，可是加德纳太太知道今晚的表演吗？还是说这会是个惊喜？”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想应该是属于惊喜这一类的。”他停了一下，又说道，“天晓得她会有什么反应。兴许我们唱不到《给我的宝贝》。”

维托里奥又转了一个弯，突然传来了音乐声和笑声，我们正漂过一家灯火通明的大餐厅。好像客满了，侍者忙碌地穿梭其间，食客们都很开心的样子，尽管那时运河边上还不是非常暖和。我们刚刚一直在宁静和黑暗中行驶，现在看见餐厅显得有些纷乱。感觉好像我们是静止不动的，站在码头上，看着这只闪闪发光的开着派对的船驶过。我注意到有几张脸朝我们这里看了看，可是没有人太在意我们。把餐厅甩在身后以后，我说道：

“真有意思。要是那些游客发现一条载着著名的托尼·加德纳的船刚刚开了过去，不知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维托里奥英语懂的不多，但是他听懂了这句话的大意，笑了一下。而加德纳先生却没有反应。直到我们又驶入黑暗，驶进一条狭窄的河道，驶过沿岸灯光昏暗的门口时，他才说道：

“我的朋友，你是从波兰来的，所以你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加德纳先生，”我说，“我的祖国现在是自由的民族了。”

“抱歉。我没有侮辱你们国家的意思。你们是勇敢的民族。我希望你们赢得和平和繁荣。可是朋友，我想告诉你的是。我想说的是从你来的地方，自然还有很多东西是你不明白的。正如在你们国家也有很多事情我不会明白。”

“我想是这样的，加德纳先生。”

“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些人。要是你过去问他们：‘嘿，你们还有人记得托尼·加德纳吗？’也许当中一些人，甚至是大部分人，会说记得。谁知道呢？但是像我们刚才那样子经过，就算他们认出了我，他们会兴奋不已吗？我想不会。他们不会放下他们的叉子，不会停下他们的烛光晚餐。为什么要呢？只不过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歌手。”

“我不相信，加德纳先生。您是经典。就像辛纳特拉或者迪安·马丁 [6] 一样。一些一流的大师是不会过时的。不像那些流行歌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