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2）

我想在我九十大寿时送自己一个礼物，那就是带着疯狂的爱和一个年轻的处女过上一夜。我想到了那家地下妓院的老鸨罗萨-卡瓦尔加斯（rosa cabarcas），因为这她经常把新来的处女介绍给老顾客。尽管我并不是挡不住这个诱惑或是她那些淫荡下流的手段，但是老鸨还是不相信我有纯洁的原则。她怀着邪恶的笑容说道：“道德只是个时间问题，这点你将会明白”。老鸨年纪比我小，但是最近几年我都没听到过她的消息，估计她是老早归西了。电话只响了一下，我立刻认出是她的声音，就直截了当地道：“就今天吧。”

老鸨叹气道：“哎哟，可怜的智者啊，你都消失二十年了，现在回来却只提这么一个不可能办到的要求。”她马上恢复了她那高超的说话艺术，给了我很多美妙的选择，但老实说，这些女的都不是处女。我坚持要求找处女寻欢，而且就在今天晚上。老鸨警觉地对我说：“你要尝试什么类型的？”我答道：“什么都不需要。”这个话题触及了我最深处，我清楚地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她无动于衷地提及那些智者通晓所有东西，但不是全部那套：“那唯一留在世界上的童贞是像您们这种八月出生的人。为什么你这家伙不给我多点时间准备呢？” 我回答道：“我那时没来灵感。” “但是灵感却能苦等人”，老鸨怀着自诩比任何人都聪明的口气回答道。老鸨要我多给她两天时间以便在市场上找找合适的女孩子。我严肃地坚持着自己的要求，因为对于我这种年龄的人来说，一个小时就相当于一年。老鸨爽快的答道：“这事不成啊，但是没关系，像这样才刺激嘛，他妈的，老娘一小时内打电话通知你。”

因为我长得比较特别，所以其实我没有必要说这事：我样貌丑陋，胆小怕事且土的掉渣。但我不想这样，所以我倒过来假装地活着。直到今日，为了能减轻精神压力，我才下定决心要坦率地告诉自己我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从今儿起，那个大部分道德观念消失殆尽的新生活已经随着打给罗萨-卡瓦尔加斯的那个电话开始了。

我住在一间殖民时期留下的房子里，位于圣-尼古拉斯（san nilás）公园向阳面的旁边，我在这里一直是光棍一条，而且身无分文的过了大辈子。我的父母都在这里亡故，也意味着我会在这里孤独的死去，刚好死在本人诞生的床上。在那一天，我的梦想已经远去，将会在没有痛苦中死去。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场公共拍卖会中拍得这房子，下层已经租给一个意大利财团开了奢侈品店，自己则保留着二层与意大利财主的一位女儿享受着美好的生活，她就是我的母亲——弗洛丽娜-德-蒂奥斯-卡尔加曼托斯（flora de dios cargaaribalda），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漂亮最聪明的女人。

我家的环境宽敞奢华，有粉刷过的拱门，贴有佛罗伦萨马赛克的地面，那四扇玻璃门则朝向露台。每当三月份的晚上我母亲经常坐在露台上面，和她的那些意大利堂姐妹们欢快地唱着爱情歌曲。从露台上可以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以及旁边的大教堂还有一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塑像，再远处是河边码头的酒窖，以及马格达雷纳河（ dalena）那从滩涂算起长达二十西班牙里长的广阔水面。家中唯一不足的是阳光会随着一天内时间的不同而从不同的窗户中射入，所以在我必须把窗户都关上才能在半光而又炎热的阴影中睡上午觉。我三十二岁那年已经独身一人了，于是我搬到了父母卧室住，打开了一扇通往图书馆的门，并开始在我拮据时拍卖家产，最终除了书籍和自动钢琴卷外，家中一无所剩。

在过去四十年中，我在《拉巴斯日报》担任电讯编辑（el diario de paz），这个工作的任务是通过把那穿梭在星际空间的短波和莫尔斯码接收到的世界新闻编译成本地语言。现在我的生活大部分经济来源是已经消亡了的那份工作的退休金，小部分是来自教授西班牙语和拉丁语语法时的所得，而半个世纪以来每周写的周日专栏文章还能偶有斩获，至于那些名家来本市演出时我发表的那些音乐和戏剧的评论只能算是自娱自乐，一分钱都没拿到过。除了写作我基本上什么都不做，没有假期，没有做作家的天赋，也忽视那些戏剧创作的条条框框。我在这家报纸工作，那是因为我相信那是我生活中博览群书后发出的光芒。

简单的说，我是没有价值没有光辉的那种人，倘若没有尽我全力将讲述的我那挚爱的回忆，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后人。

我回忆起我九十岁生日那天，我和往常一样五点钟就起床了。因为是周五，我得在《拉巴斯日报》的周日栏上发表一篇文章。黎明的兆头预示着这天肯定不好过：从凌晨开始我的骨头一直在痛，痔疮也同时发作，外面是三个月干旱以来首次雷电加暴风雨。我躺在浴缸中，喝了点咖啡，之后还灌了大杯加蜂蜜的甜水，塞了两片木薯面包，最后套上只在家穿的亚麻衣服。

那天的文章当然是写我九十岁的事情。我从没想过年龄真的很像屋顶上的裂痕，其数量的多少意味着剩下的时日的多少。小时候我就听大人讲，人死的时候那些跳蚤会从人的毛发中惊恐地逃到枕头上，用以羞辱死者家人。这件事情提醒着我，要去学校之前，我得把头发剪短，对于仅剩的稀疏毛发我则使用 去除狗身上跳蚤的肥皂洗了干净。我现在想说的是，从我还是小孩子起直到现在，我想要的体面比我想到的死要多。

几个月前我就预感到我九十岁生日的文章不会是感慨那已经流逝的时间，而正好相反：颂扬年老。我开始问自己我什么时候开始感到自己老了，我相信那是在那天之前才感到自己老了。四十二岁时，我去一个医生那边寻求造成自己的呼吸不顺畅的背痛问题的良药，他对我说：“不打紧，这是年老的自然现象。”

我回答道：“对我这岁数的人来说这有点反常啊！”

这个医生同情地笑着对我说道：“我看您是一位哲学家。”这是我在这个岁数时第一次想到了衰老，不过之后不久我就忘了这事。以后这些年中，我经常习惯性的痛醒，疼痛的地点和方式都不同。有时候想到这是死亡的前兆，然后第二天自己就被火化了。这时候我又听人说，一个人变老的征兆就是他会突然觉得自己长得像他老父亲。所以我想我会永远年轻，因为我长得一副马脸，和我父亲那加勒比人（caribe）的粗犷格格不入，也不像我母亲罗马人（roano）那般雍容华贵。真正的情况是这个跳变实在缓慢，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感到它已经发生了。自己从内部看没变，但是外人一看外表就知道变化了太多。

在我五十多岁时我开始感觉到年老失忆的情况。一次，我竟然上下楼都翻了个遍 来寻找戴在自己身上的眼镜，或者是我在淋浴时忘了摘掉眼镜，还有当我要看书时把老花镜戴在了近视眼镜上；有时候已经吃过早餐却忘了，又吃了第二次；因为我经常把前面一星期讲过的故事再讲一次给我的朋友们听，所以我学会了辨认出他们敢怒不敢言的警告。所以我试着做了熟人的一张头像和姓名一一对应的备忘录以备打招呼时能对的上号，但是总是记不起来谁是谁。

因为我的性能力不取决于我也不取决那些女人，她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或者是为啥她们需要这事，所以我一点不担心我的性年龄。现在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因为被这些忘却的打击而去咨询医生，他们不知道在九十岁时这个打击还要严重，但是这些都不重：这是活着的风险。反过来说这是年老的顺利，年老者对于无关紧要的事情都忘记了，但是却牢牢记着至关重要的东西，就像罗马作家西塞罗(ciceron)所说的：没有一个老人会忘记他所藏宝贝的地点。（译注：西塞罗，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

在那些思考和其他一些思索中，我完成了这篇文章的草稿。那时阳光射在公园中的杏树之间，内河上的邮轮因干枯停滞了一个礼拜，现在轰鸣着进入了运河。我想：我九十岁的生日已经到来。我从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假装过，但是在那毁灭性的召唤下我决定打电话给罗萨-卡瓦尔加斯，让她帮我安排度过一个放荡的夜晚，送上自己的生日大礼。在这之前我的身体已经皈依圣平，我把时间不间断地用在重读我的经典书籍上和花在我个人宗教音乐上，但是那天我的性欲是那么强烈，就像是来自上帝的礼物一样。打过那个电话之后，我不能继续沉下心来继续创作了。我就躺在那个早上射不到阳光的图书馆角上的吊床中休息会，用来放松那被等待的焦虑压迫了许久的背脊。

我是家里的宠儿，但是我母亲五十几岁就死于痨病，我父亲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最后在上世纪千日战争（ guerra de los il dias）结束时签订内埃尔兰迪亚条约（tratado de neerndia）的当天早上病逝在他那张床上。和平改变了这个城市，这既不是可预见也不是人们所想的。自由成群的女人在安查街（ calle ancha）边的老酒馆里喝得神志不清，而后人们又把这个地方称为卡梅永-阿维约（callon abello），现在则是卡隆步行街（el paseo lon）。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交口称赞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民风纯朴，阳光纯正。（译注：千日战争，1899～1902年,哥伦比亚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进行的历时千余天的内战。 19世纪80年代中期，保守党控制政权后，监禁和放逐自由党领导人。1899年10月,ru乌里韦领导自由党人发动起义。战争异常艰苦、激烈。1900年5月帕洛内格罗一战，双方伤亡达3～5万人。此后，自由党在农村开展游击战，战争陷入僵局。适逢疾病流行，双方损失严重。保守党无法以军事手段平息起义，遂于1902年6月宣布实行大赦和改革，承认自由党在沿海和北部的势力。11月，乌里韦等自由党主要领导人宣布投降，战争结束。此次战争是哥伦比亚独立后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内战,死亡近10万人,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国力受到严重削弱。次年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裂出去，成为独立国家。）

我从来没有免费睡过一个女人，当然其中有些并不是妓女，但是我也寻找一个缘由或是要硬逼对方收下钱财，有时候她们会把我给的钱财愤怒地丢进垃圾箱里。从我二十岁起，我开始记录下所有和我有一夜之情的女人的信息，包括名字，年龄，地点，以及简单的环境描述，还有就是性爱的类型。五十多年过去了，有五百一十四个女人和我有过至少一次露水之情。在身体不允许我继续这么疯狂下去的时候，我停止了记录，但是我依旧可以不经过这个记录就能找到那些女人。因为从小时候我就知道没人能逃脱命运的审判，所以我有自己的伦理观念，我从来不参与那些群体活动，也不在公共场合勾搭关系，不分享秘密，也从不讲述身体和精神的冒险经历。

其中最特殊的一个关系是这些年还在与忠实的达米安娜（daiana）交往着。她那时几乎还是一个小女孩，她具有印第安人的特点，坚强高大，野性十足，话语短促的无可争辩。她为了不打扰我写作而脱鞋进屋。我记得那时候我正在走廊的吊床上读者《郁郁葱葱的安达卢西亚》时（《 lozana andaza》），突然看到她在洗衣处穿上短裙已盖住她那诱人的腘窝。我当时难以抑制冲动，性急地过去，从后面把她的裙子撩到背部，把她的内裤剥脱至膝盖处，想从后面进入了她的身体。她悲惨的抱怨道：“噢~，先生，您这不是为了进去而是要出来了。”刚进去那下重重地冲击了她的身体，但是她却能牢牢站定。事后，我想付给她当时最贵买春市价的两倍价格，她一个子儿都不收。这是对她的侮辱也是我的耻辱。每月当她在那边洗衣服时，我就会从后面和她做爱，由于她从不收钱，我只能提高她每月工钱来补偿。（译注：根据下文达米安娜的描述她还是处女之身，这里的做爱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

有时候我在想，那些风流韵事对叙述我那误入歧途而悲惨的生活来说就是最好的材料。文章标题的从天而降，取名为：苦妓追忆录（oria de is putas tristes）。另一方面，我的社会生活却是缺乏亮点：孤儿一个，没有前途的光棍，平庸的记者，四次卡塔赫纳（cartana）诗歌赛 决赛选手，绘画难看之极却是漫画比赛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也就是说：我过着迷失的生活，这个生活从十九岁时我母亲亲手把我送到《拉巴斯日报》描述学校生活专栏的那个下午就开始，那天仅仅是为了证明我在西班牙语和修辞课上写的文章能不能发表。结果报纸的编辑为我这篇文章写了鼓励序言，并发表在星期日栏中。以后的这些年份，当我知道我母亲是出资帮我出版了前七篇文章时，因为我的专栏长了羽翼，我的电讯编辑和音乐评论也有自己特色之后，羞愧来的太迟了。（译注：卡塔赫纳-德-印地安斯，简称卡塔赫纳，cartana de dias，亦称cartana of dies or cartana of west dies，加de dias是为了区别西班牙本土的卡塔赫纳城，上面主人公出远门也提到过，哥伦比亚一个北部加勒比海海滨城市，是玻利瓦尔大区的首府，是哥伦比亚第五大城市，著名的旅游景点，历史底蕴丰厚，古城堡垒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世界遗产。是交通枢纽，西班牙人在拉美殖民时期最重要的海港之一，也是重要的内河港口，沿马格德雷纳河通往内陆。当年西班牙人在这里拼死抵抗英法海盗的疯狂进攻，被誉为英雄之城。作者马尔克斯多次在他的小说中提到这个城市，特别是《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就发生在该城，与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的是因为：他在这边避过难，读过书，并开始创作。）。

我以优秀的成绩中学毕业后，开始同时在三所公共学校教授西班牙语和拉丁语。我是个糟糕的老师，没有受过培训，没有天赋才能，也不怜悯那些可怜的孩子，而这些孩子把上学作为为了逃脱父亲严厉的管教的最佳办法。我唯一能做的是在我那木尺的淫威下把这些学生牢牢吓住，至少他们会了我最喜欢的那首诗：“哎，法比奥，痛苦啊，你看那孤独的田野，那忧郁的山口，这正是意大利式的美丽。”我年老后，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原来这些学生一直在背地里这么称呼我：那位忧郁的山口教师（el profer tio ldo）。

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再没有其他事情可以拿出来可以叙述了。我在课间一个人孤独的吃着中饭，然后在下午六点钟抵达报社编辑部接听那些来自空间的信号。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报社关门时，我开始自己真正的生活。我每周会在唐人街和众多的伙伴一起住上两三次，也曾经两次成为唐人街年度最佳客人。在附近的罗马咖啡厅吃完晚餐之后，我会随机挑选出一家妓院，然后偷偷摸摸地进入其后门。我很享受这个过程，但是后来这却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因为由于这些政治要人在寻欢的过程中会不知不觉的会把国家秘密告诉给他们的露水情人，却丝毫不知隔墙有耳，之后这些消息就会传遍了全城。通过这个渠道，我也了解到他们居然把我那沮丧的单身生活归因于我有鸡奸那些克里门街上男性孤儿来满足我的欲望的癖好。我有充足的理由来忘记这事，其中就有我听过称赞我的事情，当然这些全是真的。

我没有密友，那些关系稍好的现在全在纽约了。也就是说：他们全都已经归西，因为我觉得纽约是那些受惩罚的灵魂难以面对以前真实生活的地方。我退休之后干的事情就更少了，在周五晚上也不用赶着写稿，也不做其他该做的事情：美术馆的音乐会；艺术中心的画展，这个画展我还是合伙创始人之一呢；还有一些公共完善协会的市民会议；还有作为阿波罗剧院的当代大事件之一——法布雷加斯的订婚。年轻时我经常去露天影院，在那里我欣赏了月食美景，同时也可能被暴雨淋了透身而患上肺炎。但是比吸引我的是看电影还吸引我的是那些夜晚的野鸡，用一张电影票的价格就可以陪我睡觉，有时候甚至免费或者是可以赊账。如果电影不符合我口味，那么，雪莉教堂（shirley teple）的淫秽仪式就是我的救命稻草。

我唯一的旅行就是三十岁之前那四次参加卡塔赫纳的诗歌比赛。而后圣塔-马尔塔（santa arta）的萨克拉门托-蒙蒂埃尔（sacranto ontiel）邀请我去出席他那家妓院的开幕式，我在一艘摩托艇上过了糟糕的一夜才到达那个鬼地方。对于我的日常生活，我吃的不多，而且容易满足。当达米安娜年纪大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给我做饭，从那开始之后，我的食物就是报社关门之后在罗马咖啡厅里吃的土豆鸡蛋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