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1/1）

玛丽洛尔·勒布朗负责巴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一间小型实验室。她在软体动物研究和论述上卓有成就：完成一部关于西非格子核螺褶皱进化基本原理的专著；关于加勒比海乐谱涡螺雌雄异形的论文被引为经典；命名了石鳖的两个新亚种。她曾以博士生的身份考察波拉波拉岛和比米尼岛；她头戴太阳帽，手提采集桶，足迹遍布三大洲，不畏艰险地在礁石上收获了丰富的螺类。

热法尔博士是个收集者，总是急于排列顺序，确定科、属、种和亚种。玛丽洛尔和他不同，她喜欢和活着的生物打交道，无论是趴在礁体上，还是养在水族馆里。对她而言，找到这些在水中汲取钙质，用后背托着自己的梦想在岩石上爬的湿漉漉的小生命——就够了。足够了。

在艾蒂安力所能及的时候，他们曾一起旅行。他们去过撒丁岛和苏格兰，他们坐在伦敦机场巴士的上层擦着树梢前进。他给自己买了两个高品质的晶体管收音机，八十二岁的时候在浴缸里安详辞世，留下巨额遗产。

尽管玛丽洛尔和艾蒂安花了好几千法郎，雇了调查员、翻遍了德国文档，她父亲的遭遇还是没能水落石出。他们确信1942年他曾经被关押在一个叫作布雷特瑙的劳改营里。一份在德国卡塞尔营区的狱医所做的记录显示：1943年上半年一个名叫达尼埃尔·勒布朗的人感染了流感。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全部。

玛丽洛尔仍然住在她小时候的公寓里，还是走路去博物馆。她有过两次恋爱。第一位是个访问学者，一去不返。第二位是约翰，加拿大人，总是随手乱丢东西——领带、硬币、袜子、薄荷糖，到处都是。他们在研究生院相识；他从一个实验室换到另一个实验室，好奇心旺盛，耐性不足。他迷恋海流、建筑和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多才多艺让她觉得自己孤陋寡闻、偏执执着。怀孕以后，他们冷静而和平地分了手。

他们的女儿埃琳娜现在十九岁。短发、娇小，是个志向高远的小提琴家，像盲人的子女惯有的那样稳重自制。她和母亲一起住，他们三个——约翰、玛丽洛尔和埃琳娜——每周五共进午餐。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在法国的生活举步维艰。当战争不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其他问题便浮出了水面。玛丽洛尔还是没有鞋穿，它们太大；她厌恶煮萝卜的味道；她不能听别人念人名单：球队阵容、学术期刊后的索引、教职大会的人员介绍——这些似乎都是变相的囚犯名单，而里面从来没有父亲的名字。

她一如既往地数排水沟：从实验室到家的路上有三十八个。她在自家的小铁露台上种花。夏天，她可以通过夜来香花瓣的大小估算时间。当埃琳娜和朋友出去，公寓显得过于冷清的时候，她总是去植物园旁边那家叫作“饭庄”的酒馆，点一份法式鸭胸，以此怀念热法尔博士。

她幸福吗？每天中有一段时间她是幸福的。比如，站在大树下聆听树叶婆娑的时候；比如，打开一个采集者寄来的包裹，贝壳中古老的海洋气息弥漫开来的时候；再比如，埃琳娜听着她朗读儒勒·凡尔纳进入梦乡时，她那热乎乎、沉甸甸的头靠在她肋骨上的时候。

但是，埃琳娜迟迟不归的时候，焦虑在她的脊柱里升腾，她趴在实验桌上，感觉自己陷在博物馆的重重包围之中：装满青蛙、鳗鱼和蠕虫标本的壁柜，摆满被刺穿的臭虫和压扁的蕨类的橱柜，收藏骨头的地窖，她恍若觉得自己在一座陵园里工作，各部门的分布就像规化好的墓地，所有人——科学家、看守、保安和观众，都是墓穴中的死尸。

不过，这种感觉少之又少。在她的实验室里有六个注入海水的水族箱，汩汩的响声让她心安；里面靠墙的地方有三个柜子，每个柜子装有四百个抽屉，这是几年前从热法尔博士那里捡回来的。每年秋天，她都会迎来一批本科生，学生来来去去，带着咸牛肉味、古龙香水味，或是摩托车的汽油味。她喜欢和学生聊他们的生活，喜欢想象他们激动人心的经历，喜欢揣摩他们的欲望和他们秘而不宣的蠢事。

七月一个周三的晚上，她开着实验室的门，水族箱汩汩地冒泡，过滤器嗡嗡地响，加热器时启时断。助手轻声敲门，说有个女人求见。玛丽洛尔的两只手搭在盲文打字机上，“是采集员吗？”

“我看不像。博士。她说她是在布列塔尼的一个博物馆里找到您的地址的。”

玛丽洛尔感到一阵眩晕。

“她带着个男孩。他们在大厅口等着。我让她明天再来？”

“她长什么样？”

“白色的头发。”他把身体探进来一点说，“土里土气的，皮肤粗糙。她说想让你看一个房子模型。”

玛丽洛尔听见身后传来万把钥匙在万个挂钩上叮叮当当晃动的声音。

“勒布朗博士？”

实验室开始倾斜。她在瞬间跌下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