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1/2）

1945年，伦敦

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一处地堡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个星期后，周一晚上七点四十分，英国的军事情报部宣布德国已经投降。第二天，也就是5月8日，被宣布为二战胜利纪念日。

黛西坐在皮卡迪利区公寓的窗台边，看着庆祝游行的队伍。街上满满地都是人，轿车和公共汽车根本没法通行。女孩们亲吻着每一个穿军装的人，几千个军人收获了满满的热吻。中午刚过，许多人都醉倒了。黛西听到远处传来了《希望和光荣之地》的歌声，群情激昂的人们一定在白金汉宫门外唱着这首爱国歌曲。她分享着众人的快乐，但劳埃德还身在英国或法国某处，他是黛西唯一想亲吻的士兵。她祈祷着，劳埃德千万别在战争的最后时刻牺牲。

劳埃德的妹妹米莉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她的公寓。米莉的丈夫亚伯·埃弗里也在部队里没回来。米莉带孩子到西区参加胜利游行，她们从人群里挤出来，到黛西的公寓休息一会儿。长久以来，莱克维兹家都是黛西的避难所，她很高兴有机会回报。她给米莉倒了茶——帮佣们都参加胜利游行去了——为孩子们端来了果汁。莱尼五岁，帕米三岁了。

因为亚伯参军的关系，米莉经营起了埃弗里家的皮草生意。亚伯的妹妹诺米在店里做会计，销售是米莉在负责。“我们的经营方向马上要变了，”米莉说，“过去五年最好卖的是牢固的靴子和鞋子。现在我们要把目光放在软一点的皮革制品上，比如小牛皮或羊皮的手提包和公文包。奢侈品市场复兴以后，我们就有得赚了。”

黛西想起父亲列夫和米莉一样，总会提前预见到商机，从市场上找到可能的机会。

伊娃·穆雷带着四个孩子也来了。八岁的贾米带着其他几个孩子玩起了捉迷藏，公寓瞬间变成了儿童乐园。伊娃的丈夫吉米已经升职当了上校，现在也在德国或法国某处服役。她和黛西、米莉一样焦心地等待着伴侣的归来。

“任何一天都有可能得到他们的消息，”米莉说，“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伊娃还非常想知道柏林娘家的消息。但在战后的喧嚣中，她可能要几周或几个月才能得知父母和弟弟的情况。“不知道孩子们还有没有机会见到他们的外祖父母。”她悲伤地说。

下午五点，黛西调制了一大罐马提尼。米莉走进厨房，用惊人的速度做了喝酒时吃的沙丁鱼土司。调制第二罐马提尼时，艾瑟尔和伯尼也来了。

伯尼告诉黛西莱尼已经识字了，帕米也学会了国歌。艾瑟尔说：“典型的长辈心态，觉得孩子只有自家的聪明。”但黛西打心眼里知道，艾瑟尔同样为莱尼和帕米感到骄傲。

悠闲地喝第二杯酒时，黛西舒心地看着聚在自己公寓里的这些人。他们知道自己在这儿会受到欢迎，没接到邀请就自己过来了。他们属于黛西，黛西也属于他们。黛西意识到，他们就是自己的家人。

她感到非常幸运。

伍迪·杜瓦坐在莱奥·沙皮罗的办公室外面，翻看着一叠照片。这些照片是乔安妮死前几个小时在珍珠港拍的。胶卷在照相机里放了好几个月，不过后来他还是把这些胶卷冲成底片，印成了照片。看着这些照片，伍迪悲从中来，他只能把照片扔在华盛顿公寓的卧室里，不去看它们一眼。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伍迪永远忘不掉乔安妮，但他终于又开始爱了。他爱慕着贝拉，而她对他也是相同的感觉。在旧金山城外的奥克兰火车站道别时，伍迪告诉贝拉，他爱她。贝拉回应：“我也爱你。”伍迪准备向贝拉求婚。他想马上求婚，但似乎太急了点——他们重逢还不到三个月——他不想让贝拉的父母找到反对的理由，毕竟他们对他始终抱有敌意。

同时，他需要对未来做出决定。

他不想跨入政坛。

他知道，这会让父母大吃一惊的。他们觉得他会追寻父亲，成为家族历史上第三个杜瓦参议员。他原本也会不做多想踏上这条路。但在战争中，尤其是受伤后躺在医院的时候，他自问如果能活下来的话想做些什么，答案绝对不是政治。

现在离开正是时候。父亲实现了毕生的梦想。参议院对承认不承认联合国进行了辩论。当初国联成立时就进行过这样的辩论，但留给格斯·杜瓦的却是惨痛的回忆。但这次，格斯却在参议院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范登堡参议员说这是“人类大同的梦想”，参议院以八十九比二的绝对优势通过了《联合国宪章》，格斯的工作收到了成效，美国加入了联合国。格斯应该不会对儿子不愿参与政治感到失望。

伍迪希望父亲也能这样看问题。

沙皮罗打开办公室的门，示意他进屋。伍迪起身走了进来。

沙皮罗比伍迪想象的年轻一点，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沙皮罗是美联社华盛顿分社的社长。沙皮罗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问：“我要怎么为杜瓦参议员的儿子效劳？”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让你看些照片。”

“当然可以。”

伍迪把照片摊开在沙皮罗的办公桌上。

“这是珍珠港吗？”沙皮罗问。

“是的，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

“我的上帝！”

伍迪坐在对面，他看到的影像是上下颠倒的，但还是忍不住哭了。照片里有美丽的乔安妮，有快乐地和家人及埃迪在一起的查克。接着，日本人的战斗机就来了，他们投下炸弹和鱼雷，在军舰上引发了爆炸。水兵们慌忙翻过船舷，掉进海里，纷纷游向岸边逃命。伍迪拍摄的照片记录了这段史实。

“这是你父亲，”沙皮罗说，“这是你母亲，我认识他们。”

“这是我几个小时后被炸死的未婚妻。这是我后来死在布干维尔岛的弟弟。这是我弟弟最好的朋友。”

“太珍贵了！你想要多少酬劳？”

“我不要钱。”伍迪说。

沙皮罗惊讶地看着他。

伍迪说：“我想要一份工作。”

欧洲胜利日之后十五天，温斯顿·丘吉尔决定在英国举行大选。

莱克维兹家对此非常惊讶。和大多数人一样，艾瑟尔和伯尼会以为丘吉尔会在日本投降之后才进行选举。工党领导人克莱门特·艾德礼建议在十月选举。丘吉尔给了他们一个出其不意。

劳埃德·威廉姆斯少校从军队回来以后，当上了伦敦东区霍克斯顿选区的工党候选人。劳埃德对工党未来的愿景充满了期盼。法西斯被消灭了，英国人民得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福利社会。为了避免过去二十年间的灾难重演，工党制定了周密的一揽子方案：建立大范围的失业保险，以帮助贫困家庭度过难关，为避免又一次“大萧条”制定了相应的经济对策，积极参与能维持世界和平的联合国。

“你一点儿机会都没有。”这天是6月4日，星期一，劳埃德的继父伯尼在阿尔德盖特区家里的厨房里这样说。伯尼的悲观不是没道理。“丘吉尔打赢了战争，选民都会把票投给保守党人，”他的语调非常悲观，“和劳埃德·乔治在1918年时的大获全胜一样。”

劳埃德想说话，却被黛西抢先，“战争不是靠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企业打赢的，”她义愤填膺地说，“是靠一起工作、共挑担子的劳苦大众，是靠在战争中出力的每一个人。这才叫社会主义。”

劳埃德最喜欢黛西充满激情的样子，但他显然更深思熟虑一点：“英国已经制定了一些会被老一代托利党人谴责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政府控制铁路、矿山和船运，这些都是丘吉尔引入的政策。战争时英国的经济都是厄尼·贝文在管。”

伯尼机警地摇了摇头，劳埃德总会被他这种世故的态度所激怒。“选民选举用的是心，而不是脑子，”伯尼说，“他们想表达对丘吉尔的谢意，绝对不会把选票投给工党。”

“没必要坐在这里跟你吵，”劳埃德说，“我这就和选民谈谈去。”

劳埃德和黛西向北坐了几站，到了肖迪奇区的黑狮酒吧，和霍克斯顿选区的工党拉票团见面。劳埃德知道，拉票团的任务不是说服选民投你的票，而是分辨哪些选民会投工党的票，确保他们能在选举那天前往投票站。工党的坚定支持者都做了标记，其他党派的支持者都被划线去除。只有还没打定主意的选民需要费上些工夫：他们有机会和候选人直接谈一谈。

劳埃德吃了些闭门羹。“你是个上校吗？”一个女人问，“我家的阿尔夫是个下士，他说你们这些军官差点输掉这场战争。”

还有些人对任人唯亲大为反感。“你是阿尔德盖特区议员的儿子吗？怎么，议员的儿子就能当议员吗？”

劳埃德想起了母亲的建议。“永远别把选民当傻子，那样的话，你是赢不了选举的。谦逊一点，礼貌一点，千万别发脾气。如果哪个选民对你又粗鲁又抱有敌意的话，感谢他为你腾出时间，然后走开就好了。这样他会有时间考虑他是不是错看了你。”

工人阶级选民是工党的坚定支持者。许多人对劳埃德说，艾德礼和贝文战争期间干得很不错。犹豫不决的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当人们说丘吉尔赢得了战争时，劳埃德引用艾德礼有理有据的反驳说：“英国政府不是一个人的政府，反法西斯战争不是一个人的战争。”

丘吉尔把艾德礼描述为一个过于谦和忍让的人。艾德礼的手段没那么残忍，因此也更为有效——至少，劳埃德是这么想的。

几个选民提到在职的霍克斯顿选区自由党议员给他们帮了不少忙，他们会继续把票投给他。选民们认为遭遇到政府、雇主或邻居的不公时，才会找选区议员帮忙。这是项耗时耗力的工作，但能赢得选民的投票。

总的来说，劳埃德还没摸清选举的走向。

只有一个选民提到了黛西。这位选民塞着一嘴食物走到黑狮酒吧。劳埃德说：“佩金森先生，晚上好，你一定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吧。”

“你的未婚妻是个法西斯。”这位选民咀嚼着食物说。

劳埃德知道这位佩金森先生一定读过了《每日邮报》，这份报纸上登了一篇让人倒胃口的文章《社会主义者和子爵夫人》，对劳埃德和黛西进行肆意的污蔑。

劳埃德点了点头：“和许多人一样，她只是暂时地被法西斯主义蒙蔽了。”

“社会主义者怎么能娶法西斯分子为妻呢？”

劳埃德朝周围看了看，看见黛西以后，他向她点了点头：“佩金森先生问我为什么要找一个前法西斯主义者当未婚妻。”

“佩金森先生，很高兴见到你。”黛西和这位选民握了握手，“我很理解您的担心。30年代，我的第一任丈夫是个法西斯主义者，那时我支持了他。”

佩金森点了点头。他也许认为，妻子的确应该支持丈夫的政治观点。

“我们真是太傻了，”黛西说，“但开战以后，我前夫就投入了反法西斯的战争，他加入了皇家空军，作战时和大家一样勇敢。”

“这是真的吗？”

“去年他在法国飞一架对地攻击机，炸毁了一列德国军列。他的飞机却被德军的高射炮打了下来，他本人也壮烈牺牲了。这么说来，我也算是一个战争寡妇了。”

佩金森吞咽着食物。“真是太遗憾了。”

黛西还没说完。“我本人战争期间一直住在伦敦，大轰炸期间我一直驾驶着一辆救护车穿梭在伦敦的大街小巷。”

“你可真勇敢啊！”

“希望你能觉得我和我前夫都尽到了公民的义务。”

“我无法这样断言。”佩金森乖张地说。

“就不占用您过多时间了，”劳埃德说，“谢谢您前来向我阐述您的观点，晚安。”

离开以后，黛西对劳埃德说：“我觉得我们没能说服他。”

“一次谈话很难让人改变主意，”劳埃德说，“但现在他什么都知道了，晚上在酒吧里再谈到我们时他就不会夸夸其谈，尽说我们的坏话了。”

“嗯。”

劳埃德知道，自己的话并没有让黛西信服。

拉票团的聚会很早就结束了。今天晚上，两党要在英国广播公司进行第一次的收音机辩论，所有助选的职员都要回去听。丘吉尔获得了第一个演讲的资格。

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黛西对劳埃德说：“我很担心，我会成为你选举时的软肋的。”

“没有哪个候选人是完美无瑕的，”劳埃德说，“这种时候才能体现出一个候选人应对弱点的功力。”

“我不想成为你的弱点，也许我该置身事外才对。”

“正相反，我希望所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你的存在。如果你是我的弱点的话，我就不参与政治了。”

“别，千万别。如果因为我，你放弃了志向，我会恨自己一辈子的。”

“不会发展到那一步的。”劳埃德说。但他发现，自己并没有使她平息心头的焦虑。

回到努特利街的家里以后，全家人围坐在厨房的收音机旁。黛西握住劳埃德的手，说：“你不在的时候，我经常过来，我们经常一边听爵士乐，一边说你的事情。”

劳埃德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丘吉尔开始发表讲话了。他粗声粗气的说话声非常鼓舞人心。在过去无比艰难的五年中，他的声音给人以力量和希望。劳埃德非常丧气——连他都想把支持票投给丘吉尔首相了。

“朋友们，”首相说，“我必须告诉你们，社会主义政策是和英国的民主思想格格不入的。”

没事，这只是保守党人惯用的乱棒打死的伎俩。所有破除陈规的理念都被他们斥为外国的舶来品。但丘吉尔首相又能给民众带来什么呢？工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治国方案，保守党相应地会提出什么方案呢？

“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丘吉尔说。

劳埃德的母亲艾瑟尔说：“看来他不准备说我们和纳粹一样。”

“我想，他不会的，”伯尼说，“他会说，我们已经击败了外部的敌人，现在我们必须打倒我们内部的敌人。标准的保守党思维。”

“人民才不会信他的呢。”艾瑟尔说。

劳埃德说：“别争了，听他接下来怎么说。”

丘吉尔说：“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了各方面的改造以后，就听不进反对的意见了。”

“这句话够狠的。”艾瑟尔说。

“但我会做得更好，”丘吉尔说，“我发自内心地告诉你们，没有政治警察，他们根本无法建立社会主义。”

“政治警察？”艾瑟尔气愤地说，“他是怎么想到这种陈词滥调的？”

伯尼说：“从某种方面来讲，这对我们反而是好事。找不到我们的软肋，他才会拿一些压根和我们无关的事情攻击我们。可恶的骗子。”

劳埃德大声说：“算了，仔细听他还会说些什么！”

丘吉尔说：“他们会求助于某种形式的盖世太保！”

众人都听不下去了，站起来大声抗议，首相的演讲声很快被淹没了。“浑蛋，”伯尼把拳头伸向马可尼牌收音机，“浑蛋，真是个浑蛋！”

平静之后，艾瑟尔说：“这就是他们的竞选策略吗？编造关于我们的瞎话？”

“看来是这样了。”伯尼说。

劳埃德说：“但人们会相信他吗？”

新墨西哥州南部，离埃尔帕索不远，有个叫死亡谷的地方。从早到晚，火辣辣的日头炙烤着针刺灌木丛和剑叶丝兰。这里的常住民只有蝎子、毒蛇、火蚁和蜘蛛。现在，“曼哈顿计划”的项目组人员正在这里测试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武器。

格雷格·别斯科夫和科学家们站在离实验现场一万码以外。他有两个愿望：第一，炸弹能达到项目要求。第二，炸弹的威力波及不到一万码开外的地方。

7月16日，星期一早上，东部时间五点零九分，倒计时开始了。这时，天刚亮，东方微微泛出了鱼肚白。

测试的代号是“三位一体”。格雷格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命名，耳朵特别尖的资深犹太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引用了诗人约翰·邓恩的一句诗：“三位一体的上帝，请猛击我心吧。”

奥本海默是格雷格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作为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他能说六种语言。他读过卡尔·马克思的德语原版《资本论》。他唯一不太喜欢的是佛教中的梵文。格雷格喜欢他，也很佩服他。大多数科学家是不善与人交流的怪才，奥本海默却是个例外。他身材高大，讲话幽默，具有亲和力，非常讨女士们欢喜。

在荒漠中央，奥本海默让工程兵部队在水泥基座上竖起了一百英尺高的铁塔。铁塔顶端有个橡木搭建的平台。星期六那天，炸弹被吊到了平台上。

科学家们从不称其为“炸弹”，而是爱把它叫做“小玩意儿”，炸弹的中心是自然界不存在的钚金属球，它是核反应堆的副产品。金属球重十磅，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金属钚。有人估计这颗球价值一亿美元。

金属球表面的三十二个探测器可以同时启动，产生使钚元素更稠密，更容易达到临界值的向内压力。

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科学家设立了一个彩池，一美元赌一次，预测小玩意儿爆炸的能量相当于多少吨烈性炸药。爱德华·特勒预测四万五千吨，奥本海默预测三百吨，官方的预测是两万吨。测试的前夜，有人让恩里克·费米预测爆炸的当量能否抹平新墨西哥。格罗夫斯将军觉得这种预测没什么好玩的。

科学家们进行过一次严肃的讨论，研究这次爆炸会不会引燃地球的大气层从而毁灭这颗星球。他们得出了“还不至于”的结论。如果他们判断错了的话，格雷格只希望地球的毁灭进程能快一点。

测试原定于7月4日，但部件的测试过程老是出错，整体测试的日期被延后了好几次。星期六，在阿拉莫斯，一个名为“副本”的模型没有成功点燃。诺曼·拉姆齐在彩池里选择了零号球，赌小玩意儿是个哑弹。

这天，测试原本放在凌晨两点，但那时沙漠上打了一阵雷——很难想像，这样的沙漠竟然会打雷。雨水会把小玩意儿里的放射性物质带到旁观测试的科学家头上，爆炸又被延后了。

黎明时，雷电停了。

格雷格站在控制室的一处地堡外面。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为了更清晰地看到爆炸过程，他没有走到地堡里面去。好奇战胜了恐惧，这些人都留在了地堡外面。如果测试最终失败，几百个人的努力——还有两亿美元，会在瞬间化为乌有。如果测试成功，他们也许会在几分钟后被这颗炸弹炸死。

格雷格旁边站着威廉·伏龙芝，他在芝加哥认识的年轻德国科学家。“威廉，如果刚才的雷电引燃小玩意儿的话，将会产生什么结果？”

伏龙芝耸了耸肩：“没人知道。”

射向空中的一颗“华利”照明弹把格雷格吓了一跳。

“五分钟倒计时。”伏龙芝说。

安全工作做得非常随意。离阿拉莫斯最近的小镇圣达菲到处都是联邦调查局探员。他们穿着花呢外套，戴着领带靠在墙上，一看就和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牧童靴的当地居民不同。

联邦调查局还非法窃听了与“曼哈顿计划”有关的几百号人的电话。格雷格对此感到茫然。国家的执法机构就能有系统地违犯法律了吗？

但是，军队安全机构和联邦调查局还是找到了几个间谍，并把他们悄无声息地移出了项目组。巴尼·麦考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们找出所有的间谍了吗？格雷格无从知道。格罗夫斯将军承担了队伍中混有间谍的危险。如果他解雇了联邦调查局让他解雇的所有人，那就没有足够的人手制造炸弹了。

不幸的是，大多数科学家都是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人物，他们中没有一个保守派。他们觉得科学发现就要被全人类分享，绝对不能被单一国家秘密使用。由此，当美国把“曼哈顿计划”作为国家头等机密时，科学家们却在讨论着要把原子能技术拿给所有国家分享。奥本海默本人就是个嫌疑人：他不是共产党员的理由，仅仅是他从不参加任何俱乐部。

这时，奥本海默正和他的共产党人弟弟、杰出物理学家弗兰克躺在一起。他们手拿着黑色玻璃片，通过它观察小玩意儿的爆炸。格雷格和伏龙芝手持差不多大小的黑玻璃片。一些科学家戴上了太阳眼镜。

又一颗照明弹升上天空。“一分钟倒计时。”伏龙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