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译者后记 • 三（1/2）

第三，隽永的心理刻画。

擅长心理描写，是茨威格创作中一致公认的显着特色。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写作上的主要志趣，一直是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再现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生活遭遇。这就是我为许多名人撰写评论和传记的缘故。”试看在《玛丽恩巴德悲歌》中这样一段披露歌德内心世界的描绘：

此刻，年迈的老人坐在滚滚向前的马车里沉思默想，为心中一连串问题得不到确切的答复而烦闷。清晨，乌尔丽克还和妹妹一起匆匆向他迎来，在“喧闹的告别声”中为他送行，那充满青春气息的可爱的嘴唇还亲吻过他，难道这是一个柔情的吻？还是一个像女儿似的吻？她可能爱他吗？她不会将他忘记吗？正在焦急地盼等着他那丰富遗产的儿子、儿媳妇会容忍这桩婚姻吗？难道世人不会嘲笑他吗？明年，他在她眼里不会显得更老态龙钟吗？纵使他能再见到她，又能指望什么呢？

不言而喻，写真人真事作品中的心理描写不同于小说中的心理描写。茨威格在写他的名人传记或历史特写之前，总是先研究原始材料，做出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心理分析。他既不美化历史人物，也不做自然主义的临摹，而只是加以“升华、冷凝、提炼”。

第四，历史与现实的随意联想。

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绝不是单纯地叙述客观事实。历史特写不仅是写历史，而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剖析来倾听历史的回声和教训，字里行间总是流露着作者的爱与憎。作品的思想内涵正是在作者的感慨和议论中得到反映。在茨威格的历史特写中，随处可见意味深长的议论，有的充满诗情画意，有的发人深省，对每篇作品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封闭的列车》就是这样的结尾：

《国际歌》骤然而起，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走出车站时，这个昨天还住在修鞋匠家里的人，已经被千百双手抓住，并把他高举到一辆装甲车上，探照灯从楼房和要塞射来，光线集中在他身上。他就在这辆装甲车上向人民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演说。大街小巷都在震动，不久之后，“震撼世界的十天”开始了。这一炮，击中和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

《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中的结尾同样发人深省：

当他乘坐的军舰驶离欧洲海岸时，这位失败者背转身去。他不愿意回过头来，朝我们这片命运多舛的欧洲大地再看一眼。——欧洲几千年来渴望和平与统一，可是从未实现。

从威尔逊1919年6月离开欧洲海岸到茨威格1940年在流亡中创作这篇历史特写，欧洲曾有过和平吗？或许，真正的持久和平永远是人类努力奋斗的目标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果把语言的优美列为文学作品的特点，未免有失空泛和不得要领。但是，《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之所以至今仍能吸引大量读者，首先应该归功于茨威格的语言魅力。倘若说，小说尚能以曲折离奇的故事扣人心弦，那么传记或历史特写更要借助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使读者入迷。茨威格自己说得好——“有时我在沉思默想中不得不反躬自问：我的书中究竟有什么特点，能给我带来如此意想不到的成功？我最终认为，这是来自我个人的一种癖好，那就是在小说、传记文学、思想论争文章中，任何拖沓、空泛、朦胧、含混，任何画蛇添足都会使我十分不快。只有每一页都保持着高潮，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才能引人入胜，给人以完美的享受。”

据菲舍尔出版社统计，《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在茨威格的所有作品中最受读者欢迎，其销售量一直居于其他作品之上。从它的第一版于1927年问世以来，已经历了风风雨雨的82年，读者仍然有增无减。究其原因，除了以上所述的独具艺术魅力之外，还因为书中的各篇历史特写都短小精悍，每篇约两万字左右。如今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不仅世界范围内每天出版的图书数以万计，而且其他各种媒体——电影、电视、网络文化进入千家万户，五光十色的信息目不暇接；加之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茫茫人海，来去匆匆；如今的岁月，能有充裕的时间细细品读洋洋数十万言的鸿篇巨制的读者群体已日趋减少，唯有短小精焊的短篇尚能受广大读者青睐。但是，《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应归功于它的思想内涵，归功于它能引起读者心灵的震撼和良知的共鸣。尽管十四篇历史特写描述的是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国家中不同人物的瞬间，人们却能从不同视角感受到茨威格撰写人物传记的主旋律。

主旋律之一：讴歌人性。

茨威格曾说：“我从来不愿意去为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始终只着眼于失败者们的悲剧……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比如说，我不写马丁·路德，而写伊拉斯谟；不写伊丽莎白一世，而写玛丽·斯图亚特；不写加尔文，而写卡斯特里奥。”[34]

[34]　参阅[奥]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等译《昨日的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35—136页。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这样一些悲剧人物，如列夫·托尔斯泰、斯科特队长、西塞罗、威尔逊，但人性在他们身上熠熠发光。且听《逃向苍天》中的最后一句台词：

如果他不为我们这些人去受苦受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也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再看《夺取南极的斗争》中那一段对斯科特队长面临死亡时的描写：

斯科特海军上校在他行将死去的时刻用冻僵的手指给他所爱的一切活着的人写了书信。那些书信写得非常感人。死在眉睫，信中却丝毫没有缠绵悱恻的情意……那些信是写给他认识的人的，然而是说给全人类听的；那些信是写给那个时代的，但说的话却是千古永垂的。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他提醒她要照看好他的最宝贵的遗产——儿子……他怀着最诚挚的友情给那几个同他自己一起罹难的同伴们的妻子和母亲写信，为他们的英勇精神作证。尽管他自己即将死去，他却以坚强的、崇高的感情去安慰那几个同伴的遗属。

这样一种对人性的刻画，如歌如泣，读后无不为之动容。

主旋律之二：以良知对抗暴力。在茨威格看来，历史、社会、宗教、政治以至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可能有非理性的一面——丧失良知而使用暴力；但是，人的良知不会泯灭，总会有人以良知对抗暴力，这样的斗争此起彼伏、前赴后继，纵然有人在暴力面前遭到失败乃至失去生命，但他们虽死犹荣。茨威格的两部人物传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胜利与悲剧》和《良知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35]尤其突出和鲜明地彰显了这个主题。伊拉斯谟（eras von rotterda, 1469—1536）是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的神学家，因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故被人们习称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他是欧洲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一生勤奋著述，揭露教会的黑暗，嘲讽教士的伪善，反对宗教狂热，控诉教会使用暴力残酷迫害异端。然而，他的思想固然充满人文精神，终究敌不过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强权和习惯势力，因而一生颠沛流离，最后在孤寂中死去。卡斯特里奥（sebastian castellio, 1515—1563）是在法国出生的瑞士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原来是加尔文的朋友，1541年随加尔文到日内瓦。是年，加尔文在日内瓦创立加尔文教派获得成功，日内瓦成为在他领导下的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可是加尔文掌权之后立刻改变了自己以往反对宗教压迫的立场，俨如日内瓦的教皇，实行独裁统治，排斥其他各种信念，敌视其他一切教派。1554年，西班牙神学家兼科学家塞尔维特因宗教信仰不同前来日内瓦寻求庇护，加尔文不但不给予救援，反而以异端罪名将其用火刑处死。此事引起卡斯特里奥的强烈愤慨，于是他用假名发表了有关文献，斥责加尔文的暴力行为。卡斯特里奥深知，自己和加尔文的对抗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抗，因此将它比喻为“蚊子对抗大象”。卡斯特里奥最后面临的是一场巴塞尔法院的审判，他很可能作为异端而被判处死刑，所幸在法院开庭前，他因心力交瘁而猝死，终年48岁。人们从伊拉斯谟和卡斯特里奥的坎坷经历中不禁感到以良知对抗暴力何其艰难，同时也会联想到《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列夫·托尔斯泰的命运、西塞罗的命运、威尔逊的命运，他们无一不是以良知对抗暴力的悲剧人物！

[35]　斯蒂芬·茨威格著《良知对抗暴力——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e wissen n die walt oder castellio n calv），赫伯特·赖希纳出版社193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