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利斯本纳街（2/2）
总之，改变个性似乎根本不可能——现在不是太迟了吗？毕竟，威廉不是现在才善良，而是从小就善良。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的老师、他的同学、同学的父母。「威廉这孩子真有同情心。」他的老师们会在他的成绩单上这麽写，而他父母匆匆看一眼，什麽也不说，就会把成绩单扔到那堆等著回收的旧报纸和空信封上头。后来他年纪较长，开始发现人们会对他的父母感到惊讶，甚至很不高兴。有回一位高中老师脱口而出，说以威廉的性情，没想到他父母会是那样。
「怎样？」当时他问。
「我以为他们会更友善一点。」老师说。
他不认为自己特别慷慨或脾气特别好。大部分东西对他来说都很容易：运动、学校、朋友、女生。他未必总是好心；他不想当每个人的朋友，而且他受不了粗鲁、小心眼和刻薄。他知道自己并不聪明，只是谦虚与勤奋。「要明白你的身份。」他父亲常这麽跟他说。
他父亲就是如此。威廉还记得有一回，一场晚春的寒流让他们那一带好些初生的小羊冻死了，有个报社记者来採访他父亲，要针对这场灾害对当地牧场的影响写一篇报导。
「身为一个牧场主……」那个记者一开始这麽说，但威廉的父亲打断了她。
「不是牧场主，」他的口音让那些话听起来格外粗鲁，「是牧场的僱工。」当然，他说得没错：牧场主有特定的意思，指的是地主，因此他不是牧场主。只是那一带乡下还有很多人没资格说自己是牧场主，但还是这麽自称。威廉从来没听过他父亲议论别人不该这样，他父亲不在乎其他人怎麽做，但这样自抬身价不是他的作风，也不是他妻子的作风。
或许因为如此，威廉觉得他向来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就是为什麽等到他搬离家乡、远离牧场和他的童年时，不觉得有压力要改变自己或创造出新的形象。他求学时是大学的过客，是研究生院的过客，现在他是纽约的过客，是种种美丽与富裕生活的过客。他绝不会假装他天生就该享有这一切，因为他知道自己不配。他是怀俄明州西部一个农场僱工的儿子，他的离开并不代表以前的一切因此被抹去，被时间、经验和周围的富足盖过。
威廉是家裡的第四个孩子，也是唯一在世的。他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叫布丽特，2岁时因白血病过世。这是威廉出生前许久的事情，当时他父母还住在瑞典，他父亲是冰岛人，在瑞典的一个渔场工作时认识了威廉的母亲，她是丹麦人。然后他们移民到美国，生了个男孩亨明，天生大脑麻痺。三年后，又生了一个男孩阿克塞尔，死于婴儿期的睡梦中，没有明显的原因。
威廉出生时，亨明已经8岁了。他不会走路或讲话，但威廉很爱他，只觉得他是哥哥，从来没有别的想法。不过亨明会微笑，他一隻手朝脸上举，手指的指尖聚拢，比成一个鸭嘴夹的形状，同时嘴唇往后咧，露出粉红色的牙龈。威廉学会爬，然后学会走和跑，但亨明始终坐在轮椅上。等到威廉够大也够强壮时，他就会推著亨明那台配有粗大且难推轮子的沉重轮椅（这张轮椅的设计是要让人静坐在上头，而不是在草地或泥土路上行进），在牧场裡面到处转。他们与父母住在山腰的一栋小木屋裡，往上是长而矮的牧场主屋，外围环绕著一圈深深的门廊；往下则是父母亲白天工作的马厩。中学时期，他是亨明的主要看护，也是同伴：早晨他总是第一个醒来，帮他爸妈冲咖啡，烧水帮亨明煮燕麦粥；傍晚时，他会站在大马路旁，等著一小时车程外一家日託中心的麵包车把哥哥送回来。威廉总以为他们长得很像，一看就知道是兄弟——两人都有父母亲明亮的浅色头髮，还有父亲的灰眼珠，而且两个人嘴巴左边都有一道凹痕，像拉长的圆括号，让他们显得特别容易开心，随时准备要笑——但是其他人似乎都没注意到。他们只看到亨明坐在轮椅上，嘴巴总是张著，形成一个溼红的椭圆形，还有他的眼睛偶尔会往上飘，盯著只有他看得到的一团云。
「亨明，你看到什麽了？」晚上出门散步时，他有时会问他。当然，亨明从没回答过。
他的父母照顾亨明有效而称职，但并不特别关爱。威廉有时因为足球赛或练田径要在学校待得晚些，或者必须在杂货店值班，他的母亲就会在车道尽头的大马路边等亨明回家，抱亨明进浴缸洗澡，喂他吃鸡肉粥晚餐，帮他换尿布，然后让他上床。但她不会读书给他听，不会跟他讲话，也不会像威廉那样推他出门散步。看著父母照顾亨明让他很困扰，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虽然从来没有表现出反感，但他感觉得出来他们只是把亨明视为责任，仅此而已。然后他会在心中反驳自己，你顶多也只能期待他们这样了，多做的都是幸运。但是啊，他真希望他们更爱亨明一点，只要一点点就好。
（或许要他父母付出爱是太过奢求了。他们已经失去了那麽多小孩，或许因此再也不会或者无法全心全意去爱他们眼前拥有的小孩。终有一天，他跟亨明也会自愿或非自愿地离开，然后他们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了。但要到至少二十年后，他才有办法这样看。）
他上大学的第二年，亨明因为阑尾炎紧急开刀。「他们说还好及时发现。」他母亲在电话裡告诉他。她的声调平淡，非常实际。没有解脱，没有愤怒，也没有任何失望（儘管他不愿意，甚至害怕去想，还是逼自己留意）。亨明的看护（当地的一个女人，因为威廉已经离家，他父母僱她在夜裡照顾亨明）注意到他抓自己的肚子併发出呻吟，从他下腹部的肿块判断，是阑尾炎。亨明开刀时，医师们发现他大肠裡有一个几釐米大的瘤，于是做了切片检查。x光证实那个瘤还在长大，他们打算把那个瘤也切除。
「我会赶回去。」他说。
「不用了。」他母亲说，「你来这裡也做不了什麽。如果情况变得严重了，我们会告诉你的。」当初威廉被这所大学录取时，他的父母亲困惑极了，因为两人都不知道他去申请，但如今他去读了，他们判定他应该毕业，儘快忘了这个牧场。
但那天晚上他想著亨明孤单地躺在医院病床上，想著他会多害怕，哭著想听到他的声音。亨明21岁时曾因为疝气开刀，当时他不断啜泣，直到威廉握住他的手才停下。他知道他得回去。
机票很贵，比他预期的贵太多了。他去查长途巴士，去程得花三天，回程再花三天，可是期中考就快到了，他不能缺席，还得拿个好成绩，否则奖学金不保，此外他还得打工。最后，那个星期五晚上，他喝醉了，就跟马尔科姆诉苦。马尔科姆拿出支票簿，写了一张给他。
「我不能拿。」他立刻说。
「为什麽不行？」马尔科姆问。他们争执半天，最后威廉终于收下那张支票。
「你知道我会还你的，对吧？」
马尔科姆耸耸肩。「我怎麽说都会像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他说，「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没差别，威廉。」
然而对他来说，设法把钱还给马尔科姆是非常重要的，但他知道马尔科姆不会收。后来裘德想出一个办法：把钱直接偷偷放进马尔科姆的皮夹裡。于是每隔两星期，他领到週末打工那家餐厅的薪水，就会趁马尔科姆睡觉时，把两三张二十元塞进他的皮夹。他从来不知道马尔科姆是否注意到了（他花钱太快了，而且总是三个人裡头负责买单的），但是这麽做，让威廉获得了某种满足和自尊。
另一方面，还有亨明。他很高兴自己回家了（他通知母亲说要回家时，他母亲只是叹气），也很高兴看到亨明，儘管同时他很担心亨明变瘦了，担心那些护士用手戳伤口附近时害他呻吟、哀叫；他还得紧握著椅子的扶手，才能忍住不要朝他们大吼。到了晚上，他和父母沉默地用餐，他几乎可以感觉到他们在逐渐远离他，好像从身为两个儿子父母的生活中剥离，准备飘向别处的另一个新身份。
到了第三夜，他拿了货车的钥匙开车去医院。在他大学所在的东岸，此时已是早春，但家乡的黑暗空气似乎仍因为白霜而发亮，早晨的青草上罩了一层薄薄的冰晶。
他下楼梯时，他父亲来到门廊上。「他应该睡著了。」他父亲说。
「我只是想去看一下。」威廉告诉他。
他父亲看著他。「威廉，」他说，「他不会知道你在不在那裡的。」他忽然觉得脸上发烫。「我知道你他妈的不关心他，」他朝父亲凶巴巴地说，「但是我关心。」这是他第一回跟他父亲讲髒话，一时之间他动不了，害怕又有点兴奋地期待他的父亲会有反应，两人可能吵起来。但他父亲只是喝了口咖啡，然后转身走进屋裡，纱门在他身后啪的一声轻轻关上。
他回家那趟剩下的时间，他们都跟往常一样轮流去医院陪亨明，威廉不去医院时，就帮母亲记帐，或帮父亲检查马匹是否该重新钉蹄。晚上他会回到医院一边陪亨明，一边做功课。他大声念《十日谈》给亨明听，而亨明只是瞪著天花板眨眼；他努力写完微积分作业，很不开心地确定自己全写错了。他们三个人已经习惯让裘德帮他们写微积分作业，他解题快得像是在弹奏琶音和絃。他们大一那年，威廉曾经真心想搞懂微积分，于是裘德连续好几晚当他的家教，一遍又一遍地讲解，但威廉从来没能搞懂。
「我实在太笨了，根本学不会。」有回裘德教完后，威廉这麽说，那天已经恶补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他只想出去跑上几英里，不耐烦和挫折感让他愤怒。
裘德低著头。「你不笨。」他低声说，「是我教得不够好。」裘德修了几堂纯数学的专题研讨课，那是数学高手才会受邀参加的，他们三个完全搞不懂他在那个研讨课学些什麽。
三个月后，他母亲打电话来跟他说亨明接上人工呼吸器了。回顾起来，他只是惊讶当时自己居然会觉得惊讶。那是五月底，他的期末考正进行到一半。「不要回来。」他母亲告诉他，几乎是命令，「不要，威廉。」他平常跟父母都说瑞典语，直到多年后，一位合作的瑞典导演说他讲瑞典语时，语气就变得毫无感情，他这才发现自己以前跟父母讲话时都不自觉地模仿他们，口气变得不带感情而直率。
接下来几天他烦恼极了，考试很糟：法语、比较文学、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戏剧、冰岛英雄传奇、讨厌的微积分，全都搅成一团。他跟大四快毕业的女朋友大吵一架。她哭了，他觉得内疚，但也无力挽回。他想著怀俄明，想著呼吸器把生命注入亨明的肺裡。他该回家吗？他非回家不可。回去没办法待太久：六月十五日他和裘德就得搬到校园外的分租房间——两个人都在纽约市找到了工作，裘德週一到週五去帮一个古典文学教授当抄写员，週末则去他平常打工的麵包店；威廉则是在某个专为身心障碍儿童设计的课程当助教。在此之前，他们四个要去马尔科姆的父母位于马撒葡萄园岛阿奎纳的别墅住几天，然后马尔科姆和杰比会开车回纽约。夜裡，他打电话到医院给亨明，要父母或照顾的护士把话筒凑到亨明耳边，让他跟哥哥说话，即使他知道他大概听不到。但他怎麽可以不试试看？
然后，一星期后的早晨，他母亲打电话来告诉他：亨明死了。他没有什麽话可说。他无法问她为什麽没告诉他状况有多严重，因为他心裡早就知道她不会讲的。他无法问她有什麽感觉，因为她说什麽都不够。他想朝他父母大吼，想打他们，想引出他们身上的一些什麽——某种温柔的哀恸、某种失态，让他看得出有大事发生，显示亨明的死让他们失去人生某种重大而不可或缺的东西。他不在乎他们是不是真有这样的感觉，他只是需要他们说出来，需要感觉到他们的沉著冷静之下还有别的，希望在他们心底有一道湍急、冰凉的水流，充满细小的生命，像是小鱼、青草和小白花，柔软又容易受伤，脆弱得你必须极其渴望才看得到。
当时他没告诉其他三位好友亨明的事情。他们去了马尔科姆家的漂亮房子，那是威廉这辈子见过最美的房子，更别说住进去了。每个人都有一间房，还带有各自的浴室（那栋房子就是这麽大）。到了深夜，其他人都睡了，他蹑手蹑脚溜出去，在房子周围的道路散步，走上好几个小时，月亮好大好亮，像是某种液体结冻而成。散步时，他很努力不去想任何特定的事情，专注在眼前事物上，他注意到白天没看到的：路上的泥土好细，简直像沙子，他踩在上头时会扬起一朵朵小烟云；经过灌木丛时，细瘦的褐灰色小蛇在树下悄悄蜿蜒爬过。他走到海边，头上的月亮不见了，躲进破碎的云间。有好一会儿，他只听得见水声，但是看不到，天空充满温暖的潮气，彷彿这裡的空气更浓密、更重。
或许死掉就是这麽回事，他心想，然后明白其实也不算太差，于是比较释然了。
他本来以为，一整个夏天都要和一堆令他想起亨明的人在一起，一定会很痛苦，但结果却很愉快，甚至很有帮助。他带的那一班有七个学生，都是8岁左右，重度身心障碍、行动不便。儘管表面上有一部分时间是用来教他们认识颜色和形状的，但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他们玩：唸书给他们听，推著他们的轮椅到游乐场，用羽毛搔他们痒。下课时，所有教室都打开朝向中庭的门，整个空间都是儿童，乘坐各式各样有轮子的奇特机械和交通工具，有时听起来彷彿充满了机械昆虫，发出吱嘎声、呼呼声或咕噜声。有的小孩坐轮椅，有的小孩乘坐小型的机器脚踏车沿石板路龟速前进，还有的小孩趴著，被皮带绑在一段光滑的木板上（看起来像装了轮子的小型衝浪板），然后用他们只到手肘的残肢在地上推著前进。另外还有少数几个小孩完全没有运输工具，他们坐在看护的膝上，看护的双掌托著他们的颈背。这些小孩最容易让他想起亨明。
有些坐机器脚踏车和轮椅的小孩会说话，威廉会轻轻朝他们丢海绵发泡大球，或在中庭裡组织赛跑。开跑时，他总是跑第一，用夸张的慢速大步向前（不过也不能太夸张，像在搞笑，他希望他们认为他真的很努力想跑赢），但是在中途，通常是跑到三分之一，他会假装绊到什麽，很壮观地摔倒在地，所有的小孩就会大笑著超过他。「起来，威廉，起来！」他们喊道。他会起来，但此时他们已经跑到终点，他就成了最后一名。有时他很好奇，他们是否羡慕他有这样灵巧的身手，跌倒了可以再爬起来。若是如此，那他是不是不该再这样跌倒了？可是当他问主管时，主管只是看著威廉，说那些小孩觉得他很滑稽，他应该继续跌倒才对。于是他每天都会跌倒，而且每天傍晚，他陪著学生等家长来接时，可以讲话的学生会问他明天是不是还会跌倒。「不可能。」他会充满信心地说，「你开什麽玩笑？你以为我有多笨手笨脚？」那些小孩咯咯笑。
从很多角度来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夏天。他住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那是裘德的数学教授的公寓（教授暑假去了德国莱比锡）。因为教授收的房租实在太少，他和裘德就忍不住替那房子做一些小小的整修工作，以示感激。裘德把四处堆得老高、摇摇欲坠的书整理好，又用补牆粉把一块因漏水而烂糊的牆面补好；他把鬆掉的门钮拴紧，还修好漏水的洗衣机，换掉马桶水箱裡的浮球阀。他开始跟那个老师的另一个助理交往，是个哈佛的女生。有些夜晚她会过来，他们三人会做一大锅白酒蛤蜊义大利麵，裘德会聊起他跟那位教授白天工作的状况。那位教授决定只跟裘德讲拉丁语或古希腊语，即使他要说的只是「我需要更多长尾夹」，或是「明天早上我的卡布奇诺一定要多加一份豆奶」。到了八月，他们在学校认识的朋友（还有哈佛的、麻省理工学院的、韦斯利学院的、塔夫茨大学的）陆续回到纽约市，会先跑来跟他们住一两晚，直到可以搬进自己的公寓或宿舍。他们住在那间公寓的日子即将结束，有天晚上他们邀请了五十个人来公寓屋顶开派对，同时帮马尔科姆弄了某种烤蚌野宴：在整根的玉米、贻贝和蛤蜊上头堆了潮溼的香蕉叶，然后拿去烤。次日早晨，他们四个好友捡起地上的贝壳，丢进垃圾袋，享受那种响板似的哗啦声。
但也是那个夏天，他明白自己不会再回家了。不知怎的，没了亨明之后，他和父母就没必要假装他们该齐聚一堂。他怀疑父母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从没谈过，但他从不觉得需要回去看他们，他们也没要求过。他们偶尔会通一下电话，对话一如往常，礼貌、实际而尽责。他向他们问起牧场如何，他们问他学校如何。大四那一年，他拿到了学校舞台剧《玻璃动物园》（the gss erie ）的一个角色（当然了，他演的是来访的绅士），但他从没跟父母提过。后来毕业时，他跟他们说不必费事来东岸参加毕业典礼，他们也没跟他争，反正此时是母马生产的季节，就算没劝阻他们，他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有空来。那个週末，他和裘德被马尔科姆和杰比的家人收留，就算马尔科姆和杰比不在，还有很多同学邀请他们一起吃庆祝午餐、晚餐，或是出去玩。
「可是他们是你的爸妈啊。」马尔科姆每隔一年左右就会这麽跟他说，「你不可能就这样再也不跟他们讲话。」但可以，可以做到：他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明。他觉得，亲子关係就像任何人际关係：你要时时修剪、奉献、保持警觉，如果双方都不想付出努力，那怎麽会不枯萎呢？除了亨明之外，他唯一怀念的就是怀俄明州，那种奢侈的单纯，那种近乎蓝色的深绿色树林，还有晚上帮马儿擦乾身子后，它们身上散发出糖和粪便、苹果和泥炭混合的气味。
他读研究生时，他的父母死了，在同一年：父亲在一月心脏病发，母亲在同年十月中风。那时他回家了——他的父母老了，他已经忘记他们以前多麽有活力，多麽勤奋不懈，直到他看到他们衰老了好多。他们把所有一切都留给他了，但他还得还清他们的债务——这件事让他生出新的不安，因为长久以来，他一直以为亨明大部分的照护和医疗费用都是保险公司支付的，但他回去后才发现，亨明死后四年，他们每个月还得付医院一大笔钱，之后就没剩什麽了：一些现金，一些债券；一个他过世许久的爷爷传下来的厚底银盃；他父亲折弯的婚戒，磨得光滑而白亮；一张亨明和阿克塞尔的黑白照片，他以前从没看过。他留著这些和其他少数几样东西。僱用他父母的牧场主早就过世了，但主人的儿子接手牧场，一直待他们很好，他已经僱用他们太久，可能远超过合理的程度，而且两场葬礼的钱也是他付的。
父母过世后，威廉终于想起他毕竟还是爱他们的，还想起他们曾教导他许多他珍爱的知识，而且他们从来不会跟他提出他做不到或满足不了的要求。在比较不厚道的时刻（就在几年前），他把他们无精打采、毫无异议就接受他对未来选择的事归因于缺乏兴趣。马尔科姆曾经半嫉妒、半同情地问他，什麽样的父母，在他们唯一的孩子说他想当演员后，会什麽反应都没有？（他后来道歉了。）但现在，年纪较长之后，他终于懂得感激他们，他们甚至从没暗示过他该回报些什麽，例如他的成功、忠诚或关爱，甚至是忠实。他知道父母移民到美国来的原因之一，就是父亲曾在斯德哥尔摩惹上一些麻烦（他再也无从得知是什麽样的麻烦）。他们绝不会要求他像他们一样，连他们都不太想当自己。
于是他开始了成年生活，过去三年就像在一个烂泥水塘中浮沉摸索，头上和周围的树遮住了光，使得眼前太暗，让他看不清自己置身的水塘是否有一条河流通往下游，还是座封闭的内陆湖，他可能在这个湖裡耗上好几年、几十年或一辈子，跌跌撞撞地寻找一条从来不存在的出路。
如果有个指引他的经纪人，或许可以告诉他如何逃离这座湖，找到通往下游的路。但他还没有经纪人（他得够乐观，才能想著只是「还没有」），于是他被留在这裡，跟其他的寻觅者在一起，寻找那条难以捉摸的支流，少数找到的人可以离开这个湖，而离开后没人想再回来。
他愿意等待。他已经等了许久。但最近，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耐心变得尖锐，成为某种裂开的、粗糙不平的东西，甚至裂成一堆碎片。
然而，他不是个容易焦虑的人，也没有自怜自艾的倾向。的确，有些时刻，当他从奥尔托兰餐厅回家，或是去排练一齣戏回来（他演一星期的酬劳近乎为零，少到连去餐厅点个套餐都不够），走进公寓时，他会有一种成就感。只有对他和裘德而言，利斯本纳街的公寓才可视为一种成就——儘管他努力整修，裘德努力打扫，这裡看起来还是一副悽惨模样，而且有种鬼鬼祟祟的感觉，好像连这地方都不好意思自称是一间真正的公寓——但在那些时刻，他偶尔发现自己想著，「这样就够了。这样已经超过我的期望了。」来到纽约，长大成人，站在舞台上说著别人的话！那是一种荒谬的人生，一种非人生，一种他父母和哥哥绝不会梦想拥有的人生，然而他现在每天都可以梦想这样的人生了。
但接著，那种感觉会消散，留下他独自一人看著报纸的文艺版，阅读其他人做著的那些事，而他根本没有那麽宽广、那麽傲慢的想像力去梦想。在这些时刻，他感觉整个世界好大，他所置身的这个湖好空，夜裡好黑，他会希望自己回到怀俄明，站在车道的尽头等待亨明。在那裡，他唯一要找到的路，就是回他父母木屋的那条小径，门廊上的昏黄灯光犹如蜂蜜，洗去了黑夜。
你看到的办公室生活是第一种：他们四十个人在主办公区裡，每个人都有一张办公桌，劳施的玻璃牆办公室在一端，离马尔科姆的办公桌最近，而托马森的玻璃牆办公室则在另一头。他们两人之间的主办公区有两面玻璃牆，一面俯瞰著第五大道，面向麦迪逊广场公园；另一面牆则面对百老汇大道，可以看到底下那条死气沉沉、黏著口香糖渣的灰色人行道。这种办公室生活从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10点正式开始，直到下午7点。在这种生活裡，他们奉命做事：调整模型，草图一画再画，解译劳施那难认的潦草字迹以及托马森明确得像是印出来的指示。他们不讲话，也不凑在一起。每当客户进来，跟劳施和托马森到主办公区正中央那张玻璃长桌开会时，他们也不会抬头看。如果客户很有名（现在这样的状况越来越多了），他们就把头埋得极低，静悄悄的，静得连劳施都开始讲悄悄话，难得地配合起了办公室的音量。
然后还有办公室的第二种生活——真正的生活。反正托马森已经出现得越来越少，所以他们期待的是劳施离开。有时他们要等好久，劳施这个人，儘管总是到处参加派对、巴结媒体、发表意见、观光旅行，但他工作其实很卖力。虽然他可能会出去参加一些公开活动（开幕酒会或是演讲），但他还是有可能回来，于是大家得赶紧匆忙收拾，好让他回来时看到的办公室和离开时的一样。但最好是等到他彻底离开，即使这表示要等到9点或10点。他们长期跟劳施的助理打好关係，常常帮她买咖啡和可颂麵包，知道他们可以相信她所掌握的关于劳施进出的情报。
一旦劳施下班、不再回来，整个办公室立刻从南瓜变成了马车。音乐打开（他们十五个人轮流放自己喜欢的），外卖餐厅的菜单拿出来，每个人的电脑上为瑞司塔建筑师事务所进行的工作被收回电子档案夹中，进入休眠模式，那一晚不再被理睬。他们任由自己浪费一小时，模仿劳施那种奇怪的日耳曼人式的低沉声音（他们有些人认为他其实是新泽西州帕拉默斯人，后来改了这个名字——约普·劳施，怎麽可能不是假的？——又装出一副浓重的口音，好隐瞒他是个无趣的新泽西人的事实，而且他的本名大概是杰西·罗森堡）；而模仿托马森，就会学他不甘寂寞时，气呼呼地从办公室这头走到那头，没有特定对象地咆哮：「这是工作，各位！这是工作啊！」他们取笑事务所裡最资深的主任建筑师多米尼克·张，他很有才华，但逐渐变得愤世嫉俗（除了他自己之外，每个人都觉得他显然当不上合伙人了，无论劳施和托马森怎麽一再跟他保证）；他们甚至取笑他们做过的设计方案：那座以卡帕多西亚的石灰华所建造的新科普特教堂，后来没盖成；日本轻井泽那栋没有明显结构的房子，如今缺乏特徵的玻璃表面上流淌著鏽斑；西班牙塞维利亚那座食物博物馆，本来有希望得奖，结果没得；圣卡塔琳娜那座玩偶博物馆，根本不该得奖的，却得了。他们取笑自己上过的学校（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罗得岛设计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取笑儘管他们都曾被警告，说他们的人生会惨上好几年，但他们所有人都一致假设自己会是例外（而且现在仍然一致暗自这麽以为）。他们取笑自己赚的钱好少，取笑自己27岁、30岁或32岁了，还跟父母住、跟室友住、跟从事金融业的女友住、跟从事出版业的男友住（还得压榨你从事出版业的男友，因为他赚得比你还多，真是太惨了）。他们吹嘘如果当初没进悲惨的建筑业，他们会做哪一行：他们会成为策展人（大概是唯一赚得比现在少的工作）、葡萄酒侍酒师（好吧，唯二）、画廊老闆（唯三）、作家（好吧，唯四——显然他们没有一个有赚钱的能力，再怎麽想像都没用）。他们为了自己喜欢的建筑物和讨厌的建筑物而吵架。他们为了这个画廊的摄影展和另一个画廊的录像艺术展而争执。他们大声讨论评论家，还有餐厅、哲学、材质。他们同情彼此有同辈获得成功，也对于有同辈完全离开这一行，跑去门多萨养骆马，去安娜堡当社工人员，或去成都当数学老师而幸灾乐祸。
白天时，他们扮演建筑师。有时会有客户来，目光缓缓在办公室裡打转，然后停留在其中一人身上，通常不是玛格丽特就是爱德华，这两个是俊男美女，而不习惯目光焦点被人抢走的劳施，就会把客户注意的那个人叫过来，好像把一个小孩叫到成人的晚餐席上。「啊，是的，这位是玛格丽特。」他说，此时客户打量著她，就像几分钟前他打量著劳施的蓝图一样（那蓝图其实是玛格丽特完成的）。「她很快就会把我给干掉啦，我很确定。」然后他会大笑，笑得很悲惨、很刻意，像是海象在叫，「啊——哈——哈——哈！」
玛格丽特会微笑著打招呼，然后一转身就朝他们翻白眼。但他们知道她想的跟他们所有人都一样：去你的，劳施。还有：什麽时候？什麽时候我会取代你？什麽时候轮到我？
同时，他们也只能继续扮演建筑师：在辩论、大喊、吃东西之后，大家安静下来，办公室充满点击鼠标、把各自的工作从档案夹裡拖出来打开的空洞声响，还有铅笔画过纸张的沙沙声。虽然他们的上班时间都一样，也使用同样的公司资源，但从来没有人要求看别人的工作，彷彿他们一起决定要假装别人的工作不存在。于是你工作，画出你梦想中的结构，把一道道抛物线弯成梦想的形状，直到半夜12点，然后你离开，总是开著同样的蠢玩笑：「十个小时后见啦。」或者九个小时，或者八个小时——如果你运气真的不错，如果你这一晚真的完成了很多工作。
今晚马尔科姆独自离开办公室，而且颇早。即使他跟其他同事一起走出去，他也没办法跟他们一起去搭乘地铁，其他人都住在下城或布鲁克林，而他住在上城。独自走出来的好处就是不会有人看到他拦出租车。他不是办公室裡唯一有富爸爸的人，凯瑟琳的爸妈也很有钱，此外他很确定玛格丽特和弗雷德里克家境也不错。但他还跟他的富爸爸住在一起，其他人则没有。
他招了辆出租车。「71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交叉口。」他告诉司机。碰到司机是黑人时，他总是说列克星敦大道。如果司机不是黑人，他就会比较诚实：「在列克星敦大道和公园大道之间，靠公园大道。」杰比觉得他这样，说好听一点是荒谬，说难听一点就是侮辱人。「你以为他们要是认为你住列克星敦大道，而不是公园大道，就会觉得你比较像帮派分子吗？」他问，「马尔科姆，你也太蠢了。」
多年来，他和杰比为了黑人身份吵过很多架，这是其中之一，或者更精确地说，为了他不够黑而吵。另一次为了出租车吵架，起因是马尔科姆说（很蠢，他一说出口，就知道自己犯了错），他在纽约叫出租车从来没有困难，所以或许是那些抱怨的人太夸张了。那是大三那年，他和杰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参加黑人学生联盟每週一次的聚会。杰比听了他的出租车感想，当场瞪大眼睛，厌恶又觉得可笑。不过，当另一个来自亚特兰大、自以为是的混蛋男生告诉马尔科姆说，第一，他几乎不算是黑人；第二，他只是外黑内白的奥利奥饼乾；第三，因为他母亲是白人，所以他无法完全瞭解身为真正黑人所面临的挑战，此时杰比跳出来捍卫他——杰比总是嫌他不够黑，但他可不喜欢别人这麽说，尤其不喜欢外人在他们面前说三道四。杰比所谓的外人，就是除了他们四个之外的人，更精确地说，就是其他黑人。
马尔科姆回到他父母位于71街（比较靠近公园大道）的房子，忍受著父母亲从二楼吼出的夜间盘问（「马尔科姆，是你吗？」「是！」「你吃了没？」「吃了！」「你还饿吗？」「不饿！」），然后上楼回到他的小窝，再度检讨他人生的几个主要困境。
虽然杰比这一晚没能听到他和出租车司机的交谈，但马尔科姆因为这场谈话所产生的愧疚和自我厌恶把种族提升到了今夜清单上的第一名。对马尔科姆来说，种族一直是个挑战，但在他们大二那年，他忽然灵光一闪，想到一个他自认绝妙的逃避方式：他不是黑人，他是后黑人（后现代主义进入马尔科姆意识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人都晚，因为他一直避免选择文学方面的课程，算是对他母亲的一种消极反抗）。不幸的是，他的解释说服不了任何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杰比，而马尔科姆已经开始认为杰比不太算是黑人，而是前黑人，彷彿黑人身份就像涅槃一样，是一种他不断努力要进入的理想状态。
但无论如何，杰比又找到一个方式赢过马尔科姆，因为就如同马尔科姆发现了后现代身份，杰比也发现了行为艺术（他修的那门课「身份认同即艺术：实现的转化和当代身体」，尤其是某些留小鬍子的女同性恋的菜。她们会把马尔科姆吓坏，但出于某些原因，却特别吸引杰比）。李·洛萨诺（lee lozano）太让他感动了，因此他决定用他的期中作业执行一个向她致敬的计划，标题为《决定抵制白人（仿李·洛萨诺）》，在这个计划中，他不能跟任何白人说话。一个星期六，他半带歉意、但主要是很自豪地向三位好友解释这个计划——因为当天半夜12点开始，他就完全不跟威廉讲话了，然后他把跟马尔科姆讲的话减少到一半。而裘德的种族不明，他继续跟他讲话，但只用谜语或禅宗公案的方式，以呼应他族裔的未知性。
光是从裘德和威廉彼此交换的表情，短暂又没有丝毫笑容，但其中充满含义（他总是怀疑他们两个揹著他暗中经营友谊，把他排除在外），马尔科姆看得出他们被这个事情逗得很乐，也准备好要迎合杰比。至于马尔科姆自己，他猜想这麽一来，杰比有一阵子不大会烦他，他应该感到庆幸，但他既不庆幸也没被逗乐。他很不高兴，因为杰比对种族这麽轻佻、不当回事，而且他利用这麽一个愚蠢、耍花招的计划（大概还会拿个a）去论断马尔科姆的身份认同。这明明不关杰比的事，他没有资格批评的。
在这个计划的条件下跟杰比一起生活（说实话，他们的生活什麽时候不必配合杰比的怪念头或异想天开？），其实就跟平常的状况差不多。儘管谈话次数减到最少，但杰比可没减少要马尔科姆帮些小忙的次数。有时要马尔科姆去商店买个东西，马尔科姆去洗衣服时也要顺道帮他的洗衣卡储值，或说他要去上西班牙课，得向马尔科姆借《堂吉诃德》，因为他自己的掉在图书馆地下室的男厕裡了。他不跟威廉说话，但还有很多非口语的沟通方式，包括发一大堆手机短信和写纸条（「雷克斯那边要播放《教父》，一起去？」）递给他，马尔科姆很确定这可不是洛萨诺的本意。而且杰比跟裘德那种二流尤内斯库式的沟通法，碰到需要裘德帮他做微积分作业时，就全部取消了。此时，荒谬剧大师尤内斯库忽然变成义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尤其是尤内斯库发现他还有另一批习题根本没开始做，因为他一直在图书馆的男厕裡忙，而再过四十三分钟就要上课了（「可是这些时间你做得完，对吧，小裘？」）。
当然了，杰比还是维持一贯的作风，而他们的同龄人很容易就会被这类油滑的东西所吸引，杰比的小小实验登上了校刊，接著一个新的黑人文学杂志《真诚悔改》也报导了，而且有一小段时间成为校园话题。这种瞩目重新燃起杰比对这个计划逐渐失去的热情——他才进行了八天而已，马尔科姆看得出他有时几乎憋不住要跟威廉讲话了——于是他又撑了两天，才得意地宣佈这个实验很成功，他的观点已经得到充分表达了。
「什麽观点？」马尔科姆问，「你不讲话照样也可以搞得白人很烦啊，就跟你讲话的时候没两样。」
「啊，去你的，马尔科姆。」杰比说，但口气并不强烈，因为他得意得根本懒得跟他吵，「你不会懂的。」然后他就跑去找他男友了，他男友是个有张螳螂脸的白人，总是用一脸热情和崇拜的表情看著杰比，让马尔科姆觉得有点想吐。
当时，马尔科姆相信自己对种族的不安之感只是暂时的，每个人上大学都会经历，等到毕业，不安就会逐渐消失。他从来不觉得身为黑人会特别焦虑或特别光荣，顶多只有一些隐约的感受。他知道自己应该对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有某些感觉（比如出租车司机），但不知怎的那只是理论上的，他自己并没有亲身体验过。但是黑人身份是他们家庭故事的基本要素，这故事他们讲了又讲，到最后都磨得发亮：他父亲是他服务的那家投资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三位黑人董事兼总经理，是马尔科姆所就读的那所以白人为主的预备学校的第三位黑人校董，还是一家大型商业银行的第二位黑人财务长（马尔科姆的父亲生得太晚，做什麽都不可能是第一个黑人，但是在他晋升的这块街区——96街以南、57街以北，以及第五大道以东、列克星敦大道以西——他还是像偶尔栖息在他们家对面公园大道某栋大楼顶端的红尾鵟鹰一样稀少）。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父亲是黑人的事实（以及他自己是黑人的事实），总是被其他更重大、在他们的纽约生活裡更有分量的事情盖过。比方说，太太在曼哈顿文学圈的杰出地位，以及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财富。马尔科姆一家人所居住的纽约市，不是根据种族界限划分，而是以纳税等级划分的，而且马尔科姆从小就被金钱所能买到的一切保护得太好，不受外界任何事物侵扰，包括偏执心态——回顾起来似乎是如此。事实上，直到上了大学，他才有机会真正面对其他黑人所经历的遭遇，或许更令人震惊的是，他意识到家裡的钱是如何让他跟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格格不入的（虽然这是假设他的同学足以代表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但实际上当然不是）。即使到了今天，跟裘德认识快十年了，他还是难以理解裘德成长的环境有多麽贫困——当他终于明白裘德带来上大学的那个揹包裡头装的东西确实就是他所有的财产时，他根本不敢相信。那种感觉强烈到简直像是有形的，深刻得让他忍不住告诉父亲，他平常并不习惯让父亲看到自己天真的证据，很怕引来父亲的一顿教训。马尔科姆感觉到，就连他皇后区贫苦人家出身的父亲（祖父母都得工作，每年只能买一套新衣服）听了都很震惊，只不过他极力掩饰，还说了童年的一个故事（有关他们必须等圣诞节过了的次日才去买圣诞树），彷彿没有特权是一种比赛，即使另一个人已经毫无疑问地胜利了，他还是决心要赢。
总之，在你大学毕业六年后，种族似乎越来越不是决定性的特徵，而那些还在死守著种族，将它视为自己身份核心的人，看起来就会显得幼稚，甚至有点可悲，好像紧抓著年轻时对国际特赦组织或低音号的强烈兴趣不放：这种过时又令人难为情的事情，在申请大学时被强调到神化的地步。但以他现在这个年纪，一个人身份中真正重要的，就是性能力、专业成就，以及金钱。而在这三个方面，马尔科姆也都失败了。
金钱先放在一边。有一天，他将继承钜额财产。他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因为他从不觉得有必要问，也没人觉得有必要告诉他，所以他知道一定相当可观。当然，不像埃兹拉那麽多，可是——好吧，或许真有埃兹拉那麽多。多亏他母亲对炫富的反感，马尔科姆的父母刻意过得比较简朴，所以他从不知道他们住在列克星敦大道和公园大道之间，是因为他们住不起麦迪逊大道和第五大道之间，还是因为他父母觉得住在麦迪逊大道和第五大道之间太招摇了。他很愿意自己赚钱，真的，但他可不会拿这种事情折磨自己。他会试著自己奋斗，但这不见得能完全由他自己做主。
但是性，或是性成就，则是他必须负起责任的。他不能把缺乏性生活归咎于自己选择了一个薪水低的行业，或归咎于他父母没有适度地激励他（或者他可以归咎给父母？马尔科姆从小就得忍受父母漫长的爱抚，还常常当著他和弗洛拉的面。现在他很好奇，他们那样炫耀自己的本领，是否让他心中的好胜精神减低了）。他上一次认真谈恋爱，是三年多前的事了，跟一个名叫伊莫金的女人，后来她甩了他，变成了女同志。即使到现在，他还是不清楚自己真的是身体上受伊莫金吸引，或只是很放心有个人做决定，而他乐意听从。最近碰到伊莫金时（她也是建筑师，不过是在一个专门盖实验性低收入住宅的公益团体服务——正是马尔科姆觉得自己会想做的那种工作，儘管他心底并不想），马尔科姆开玩笑说，他忍不住觉得是自己把她逼成女同志的（他真的是在开玩笑），但伊莫金忽然发起火来，说她一直是女同志，之前跟他在一起，是因为他似乎对性很困惑，她觉得自己或许可以帮忙开示他。
但在伊莫金之后，他就没再跟谁交往了。啊，他是怎麽回事？性和性倾向，这两件事都是他在大学时代就该搞清楚的，大学是最后一个容忍，甚至鼓励这类困惑的地方。他二十出头时，曾试过跟不同的人谈恋爱——有的是弗洛拉的朋友，有的是同学，还有一个是他母亲的客户，刚写了一本纯文学纪实小说，主角是一个对性困惑的消防员——但还是不知道自己会被什麽样的人吸引。他常常想，身为同性恋者（儘管他也常常受不了自己这样想，但不知怎的，同性恋者的身份就像种族一样，都是大学的领土范围，你可以用这个身份在大学裡待一段时间，直到你更成熟，进入更适当、更务实的领域），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伴随而来的附带属性，包括种种政治主张和理想，以及同性恋者信奉的美学。他似乎缺乏身为黑人那种受害和受伤的意识，以及永无休止的愤怒，但他很确定自己具备了同性恋者所应有的兴趣。
马尔科姆常会幻想自己有点爱上威廉，又有几度想著自己爱上了裘德，上班时，他有时会不自觉盯著爱德华看。有时他注意到多米尼克·张也凝视著爱德华，然后他就会阻止自己再看，因为他最不想成为的人，就是悽惨、45岁的多米尼克，在一家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合伙人的事务所裡，色眯眯地盯著一个同事看。几星期前，他去威廉和裘德合租的公寓，表面上是去量尺寸，帮他们设计一个书柜。威廉在他面前倾身要去拿沙发上的捲尺，他整个人这麽靠近，忽然令人难以负荷，于是马尔科姆编了个藉口说要赶回办公室，就忽然离开了，惹得威廉在后头直喊他。
他真的回到了办公室，也不管威廉传来的简讯，就坐在电脑前，视而不见地盯著眼前的那些档案，再一次想著自己为什麽要加入瑞司塔建筑师事务所。最惨的是，答案实在太明显了，问都不必问：他加入瑞司塔是为了讨父母的欢心。在建筑研究所的最后一年，马尔科姆有两个选择，他可以选择跟两个同学杰森·金和索纳尔·马尔斯一起工作（他们正要创业，金主是索纳尔的祖父母），或是加入瑞司塔。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当马尔科姆说出自己的决定时，杰森说，「你知道在那种地方当建筑设计师，会是什麽样的状况吧？」
「那家事务所很棒。」他坚定地说，口气像他母亲，杰森翻了个白眼。「我的意思是，这家事务所的名字放在履历表上会很好看。」但就连他说这话的时候，也已经明白自己真正的意思（更糟的是，他担心杰森也心知肚明）：这间事务所的名字，他父母在鸡尾酒会上说出来会很有面子，而且他父母的确很喜欢提。「两个小孩。」有回在母亲某个客户的庆功晚宴上，马尔科姆无意间听到他父亲对某个女人说，「我女儿在fsg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我儿子在瑞司塔建筑师事务所工作。」那个女人发出讚叹声。马尔科姆本来正打算找机会跟父亲说他想辞职，一听到这番话马上畏缩了。在这样的时候，他会很羡慕他的好友们，原因正是他一度怜悯他们的：没有人对他们抱任何期望，他们的家人很平凡（或根本没有家人），他们可以单凭自己的野心去开创自己的生活。
现在呢？现在杰森和索诺尔有两个案子登上《纽约》杂志、一个登上《纽约时报》，而马尔科姆还在做他研究所第一年做的事情。他服务于一家建筑师事务所，老闆是两个做作的男人，事务所的名字很做作，是根据安妮·赛克斯顿（anne sexton）一首做作的诗命名的，而且领的薪水低得要命。
看来当初他读建筑研究所是出于最糟糕的原因：因为他喜欢建筑物。这是个体面的爱好，而且从小只要跟著家人去旅行，他父母就会任由他去参观各种大宅或历史建筑物。年纪还很小时，他就总是在画想像中的建筑物，建造想像中的结构。那是一种抚慰，也是一种寄託——他无法清晰表达、无法决定的一切，似乎都可以用一栋建筑物解决。
但是本质上，他觉得最难为情的事情也是这个：不是他对性的贫乏知识，不是他背离自己的种族倾向，不是他无法脱离父母、自食其力、表现得像个独立自主的人。而是当他和同事晚上加班时，大家都在深入探索自己心目中的梦幻结构、描绘或规划那些不太可能实现的建筑物时，他却什麽也没做。他已经失去想像的能力了。于是每天晚上，当其他人在创作时，他只是在抄袭：他画出在旅途中看过的建筑物，以及其他人梦想并建造的建筑物，还有他住过或参观过的建筑物。一次又一次，他只是去做别人已经做出来的东西，甚至懒得改善，只是模仿而已。他28岁了，他的想像力已经弃他而去，他只是个抄袭者。
这把他给吓坏了。杰比有他的作品，裘德有他的工作，威廉也有他的梦想。如果马尔科姆再也无法创造出任何东西呢？他好想回到童年时代，只要在自己的房间，在一张纸上画画就够了。那时他不必做决定，不必管身份认同，他的父母会替他选择。他唯一要专心做的，就是用手上的建筑角尺，画出乾淨利落的一条线。
3
当初是杰比决定，威廉和裘德应该在他们的公寓办新年派对。事情在圣诞假期间确定下来，而他们的圣诞假期分成三部分：平安夜去布鲁克林格林堡的杰比母亲家吃晚餐，次日去杰比的两个阿姨家吃一顿轻鬆的午餐，然后圣诞节的晚餐（精心安排的正式晚餐，要穿西装、打领带）则是在马尔科姆家。他们向来遵循这套老规矩，四年前，他们的规矩又加入了另一条：到波士顿北边的剑桥市、裘德的朋友哈罗德和朱丽娅夫妇的房子过感恩节，但是跨年夜一直没安排过。前一年是他们离开校园且同时在同一个城市度过的第一个新年，四个人各自过节，结果都过得很悲惨。杰比被困在埃兹拉家一个很逊的派对上，马尔科姆被抓去参加父母朋友在上城的一个晚宴，威廉被芬德利排在了奥尔托兰餐厅值班，裘德则因为流行性感冒躺在利斯本纳街的公寓床上。于是他们打定主意来年要一起跨年，可是一直没安排，拖了又拖，到了十二月还是什麽节目也没有。
所以这一回，他们不介意杰比替大家做决定。他们估计这间公寓可以舒服地容纳二十五人，但四十人就不太舒适了。「那就邀四十人吧。」杰比很快就说，其他三人也早就料到。但稍后威廉和裘德回到公寓后，拟了一份只有二十人的客人名单，只有他们两个和马尔科姆的朋友，因为他们知道杰比会邀请超过他配额的客人，不止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甚至延伸到不是朋友的同事和酒保、店员，最后会把整个地方挤得满满的，就算把所有窗子都打开，也无法驱散裡头的热气和烟雾。
「不要搞得太複杂。」这是杰比说的另一件事，但威廉和马尔科姆知道这个警告只针对裘德，他总是做没必要的精心安排：比如花好几个晚上做一大堆法式咸味奶酪泡芙，但其实大家吃披萨就很高兴了；比如事先打扫公寓，但根本没人在乎地板上有小沙砾，或水槽裡有乾掉的肥皂痕和几天前的早餐碎屑。
派对的前一天晚上，天气异常温暖，暖得威廉从奥尔托兰餐厅走了两英里路 [6] 回公寓时，发现裡头充满奶酪、麵糰、茴香加上奶油的浓郁气味，搞得他觉得自己好像还在餐厅裡工作。他站在厨房裡好一会儿，把那些酥皮面团小球一个个从冷却架上拿起又放下，免得变黏，然后看著一堆塑胶保鲜盒，裡头是玉米粉薑饼和加了香草植物的苏格兰奶油厚酥饼，觉得有点难过（就像他发现裘德最后还是打扫过公寓的那种难过）。因为他知道大家会漫不经心地狼吞虎嚥，把这些食物配著啤酒吞下肚，然后新的一年开始，他们会发现到处都是那些漂亮饼乾的碎屑，被踩了又踩，嵌进了瓷砖缝隙裡。在卧室裡，裘德已经睡著了，威廉把窗子推开，自己也睡下。那浓重的空气让威廉梦到春天，树上开著成簇的黄花，还有一群翅膀油亮的黑鸟，无声地飞过一片海蓝色的天空。
但他醒来时，天气已经再度转变了，他还迷糊了一会儿，才发现自己在发抖。他梦中的那个声音是风声，原来他是冻醒的，同时有个声音一直在重複，不是鸟叫，而是人声：「威廉，威廉。」
他翻身，双肘撑起身体，不过只能一点一点认出裘德：先是他的脸，然后发现他的右手抓著被毛巾层层包住的左手臂。在昏暗的光线中，那毛巾好白，白得就像会发光，他呆呆地瞪著那毛巾看。
「威廉，对不起。」裘德说，他的声音很冷静，因而有几秒钟，威廉以为那只是个梦，根本没专心听。裘德不得不重複好几次：「威廉，发生了意外。对不起，我需要你陪我去安迪那裡。」
最后他终于醒了：「什麽意外？」
「我割伤自己了。不小心的。」他暂停一下，「你可以陪我去吗？」
「可以，当然可以。」他说，但他还是很困惑，没完全甦醒，于是糊裡糊涂地摸索著穿好衣服，到走廊跟裘德会合。他们两人一起走到坚尼路，当他转弯正要走向地铁站时，裘德把他拉回来：「我们应该搭出租车。」
上了出租车，裘德用同样虚弱无力的声音把地址告诉司机，威廉整个人终于清醒了，看到裘德依然握著那条毛巾：「你为什麽要带毛巾？」
「我跟你说过，我割伤自己了。」
「可是——严重吗？」
裘德耸耸肩，威廉这才头一次注意到他的双唇变成了一种奇怪的颜色，像是没有颜色。或许是路灯的关係，随著出租车往北行驶，灯光迅速掠过裘德的脸，将它染成一块块黄色、赭色和病态的蠕虫白。裘德的头靠向车窗，闭上眼睛。此时威廉才开始觉得反胃又害怕，虽然他讲不清为什麽，只知道出租车正往上城方向开，而且出了事情；他不知道是什麽事，只知道是重大且性命攸关的。几小时前的潮溼温暖消失了，整个世界又充满原先那种刺骨的寒意，那种年底的阴冷严酷。
安迪的诊所位于78街和公园大道交叉口，离马尔科姆父母的房子很近。他们一进门，在裡面的灯光下，威廉才看到裘德衬衫上的深色花样原来是血，而且毛巾已经被血染得黏黏的，几乎发亮，上头的小棉线圈像溼毛皮般盘结成团。「对不起。」裘德对开门让他们进去的安迪说。等安迪把毛巾拿开，威廉只看到多得吓人的血，彷彿裘德的手臂上生出一张嘴，不断吐出血来，同时那涌出的鲜血形成一堆小泡沫，不断破碎喷溅，好像处于兴奋状态。
「他妈的老天啊，裘德。」安迪说，带他到后头的检查室，威廉则坐下来等。啊老天，他心想，啊老天。但他的脑袋彷彿有点机械故障，在同样的轨道上不断空转，害他想不出其他字句。等候室太亮了，他设法放鬆，但是没办法。「啊老天」有如心跳般不断敲打出自己的节奏，像是另一种脉搏穿透他全身。
他等了漫长的一小时才听到安迪喊他的名字。安迪比他大八岁，他们大二时就认识他了。当时裘德因为疼痛发作得太严重，痛了很久，他们三个人决定带他去学校旁边的那家医院，安迪当时是待命的住院医师。后来裘德只肯让他看诊，直到现在，即使安迪开了整形外科诊所，只要裘德有什麽不舒服，他还是会帮裘德诊疗，从背部、两腿到流感、风寒。他们都很喜欢安迪，也很信赖他。
「你可以带他回家了。」安迪说。他在生气，啪的一声脱掉手套，上头沾的鲜血已经乾了，然后把坐著的椅子往后一推。地板上有一道长长的、像是颜料刷过的肮髒红色，似乎有人想擦掉泼溅出来的血，然后又火大地放弃。牆上也有血，安迪的针织衫也沾了血，已经乾硬。裘德坐在诊疗台上，看起来垂头丧气又悽惨，手裡拿著一瓶柳橙汁。他的头髮一绺绺黏在一起，衬衫像涂了一层漆般乾硬，彷彿不是布做的，而是金属材质。「裘德，你去等候室。」安迪说，裘德乖乖照做了。
一等裘德离开，安迪就关上门，看著威廉：「你觉得他有自杀倾向吗？」
「什麽？没有啊。」他觉得自己全身僵硬，无法动弹，「他是想自杀吗？」
安迪叹了口气。「他说没有。但是我不知道。不，我不知道，我无法判断。」他走到水槽，开始狠狠刷洗双手，「另一方面，如果他被送去急诊室——你知道，你们真他妈该这麽做——他们很可能会要他住院治疗。他大概就是因为这样才不去医院。」安迪自言自语起来，挤了一小撮洗手液在手上，又洗了起来，「你知道他总是割伤自己吧？」
一时之间，他无法回答。「不知道。」他说。
安迪转身看著威廉，缓缓擦乾每一根指头：「你不觉得他最近很沮丧？」他问，「他的饮食和睡眠都正常吗？会不会没精神？或者有点反常？」
「他好像还好啊。」威廉说，虽然他并不清楚。裘德都有吃饭吗？都有睡觉吗？他该注意到吗？他该更留心吗？「我的意思是，他好像就是老样子啊。」
「唔。」安迪说。他一时之间似乎洩了气，然后两个人沉默地站在那裡，面对彼此却不看对方。「这回我姑且相信他的说法。」他说，「我一个星期前才看过他，所以我同意他没有什麽异常。但如果他又开始有什麽怪异的举动——我是认真的，威廉——你就马上打电话给我。」
「我会的，我保证。」他说。他这些年只见过安迪几次，但总是感觉到他的懊恼。那种懊恼似乎往往一口气针对许多人：对他自己，对裘德，尤其是对裘德的三个好友，安迪总是设法暗示（但从来没说出口）他们没有一个尽到照顾好他的责任。威廉喜欢安迪这一点，他会为了裘德愤慨，即使他的不满让威廉害怕，也觉得不太公平。
然后一如往常，安迪指责过他们之后，声音就变得近乎温柔起来。「我知道你会的。」他说，「时候晚了，回家吧。等他醒了之后，一定要让他吃点东西。新年快乐。」
他们沉默地乘车回家。上车时，那司机只是慢吞吞打量裘德一眼，然后说：「车钱要加收二十元。」
「行吧。」威廉说。
天快亮了，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睡得著。在出租车上，裘德转过身子去看车窗外，不肯面对一旁的威廉。回到公寓时，他在门口绊了一下，然后缓缓走向浴室。威廉知道他想去把身上清理乾淨。
「别去了。」他告诉他，「去睡觉吧。」裘德难得顺从了一次，改变方向，拖著脚步进了卧室，几乎一沾床就睡著了。
威廉坐在自己的床上看著他，忽然感受到他的每个关节、肌肉和骨头。这让他觉得自己好老好老，有好几分钟，他只是坐在那裡看著。
「裘德。」他喊，然后更坚定地喊了一次。看裘德没反应，他就去他床边，轻推他的背部，犹豫了一会儿后，把他衬衫右边的袖子往上推。那袖子不像平常那麽柔软，而是像块硬纸板。儘管他只把袖子推到裘德肘弯处，已经可以看见三道整齐的白疤，每道宽约一英寸，微微隆起，平行排列在他的手臂上。他用一根手指探入袖子，感觉那些疤痕一道一道往上增加，直到上臂。他摸到二头肌就放弃了，不想再继续探索，于是抽回自己的手。他没办法检查左手臂——安迪剪掉了那边的袖子，而且裘德整个前臂和左手都包著纱布——但是他知道那上头也有同样的疤痕。
他之前跟安迪说他不知道裘德会割伤自己，其实是撒谎。或者严格说来，他并不确定，但他知道，而且知道很久了。那是亨明死后的那个夏天。他们在马尔科姆家位于马撒葡萄园的海滨别墅，有天下午他们走去沙丘区，他和马尔科姆喝醉了，两人坐著看杰比和裘德互丢沙子。马尔科姆当时问：「你有没有注意到，裘德总是穿长袖衣服？」
他只是嗯了一声。当然，他注意到了——不注意到也难，尤其是天热的时候——但他从来不让自己去想为什麽。他常常觉得，他和裘德的友谊，有很大一部分就建立在他不让自己去问一些明知该问的问题，因为他害怕那些答案。
当时他和马尔科姆沉默了一阵子，看著同样喝醉的杰比往后倒在沙丘上，而裘德一拐一拐走过去，开始用沙子把他埋起来。
「弗洛拉以前有个朋友总是穿长袖。」马尔科姆接著说，「她的名字是玛丽安。她以前习惯用刀子割自己。」
威廉还是保持沉默，直到他想像自己可以听到那沉默像活物般甦醒过来。他们宿舍裡有个女生也曾用刀子割自己。他们大一那年还会碰到她，但是这会儿他才想到，过去这一年没再看到她了。
「为什麽？」他问马尔科姆。沙滩上，裘德把沙子堆到杰比的腰部了。杰比正散漫地唱著不成调的歌。
「不晓得。」马尔科姆说，「她有很多心烦的问题。」
他等著，但马尔科姆似乎没其他话可说了。「那她后来怎麽样了？」
「不晓得。弗洛拉上大学之后，她们就失联了。她再也没提到她。」
他们又沉默下来。他知道，认识到现在，他们三个在某个时刻达成无言的共识，他是主要照顾裘德的人，而且他明白，眼前马尔科姆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虽然威廉并不确定问题究竟是什麽，也不知道答案可能是什麽，但他敢打赌马尔科姆也不知道。
接下来几天，他一直躲著裘德，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单独跟他在一起，他会忍不住跟他谈，可是他不确定自己想这麽做，也不清楚会谈到什麽。要避免跟他单独在一起并不难：白天时，他们都是四人一起行动，到了夜裡，他们回到各自的房间裡。可是有天傍晚，马尔科姆和杰比一起出去拿龙虾了，只剩他和裘德待在厨房裡切西红柿、洗莴苣。那是漫长、晴朗、懒洋洋的一天，裘德正好心情不错，几乎是无忧无虑。当威廉开口问他时，他体会到一种哀愁的预感，觉得自己即将毁掉这完美的时刻。这一刻所有的一切（头上有泛著粉红色的天空，手中的刀子乾淨利落地切过蔬菜）都联合起来运作得如此完美，却让他给毁了。
「要不要我借你一件t恤？」他问裘德。
裘德没回答，直到把手上那颗西红柿去了籽，才镇静而茫然地望著威廉：「不用了。」
「你不热吗？」
裘德朝他微微一笑，很微弱的笑，带著警告意味。「现在随时就会转冷。」的确没错。等到最后一丝阳光消失，天气就会变得很冷，威廉自己都得回房间加件针织衫了。
「可是……」他还没说出口，就知道这些话听来有多荒谬，知道自己一旦开口，这场正面对质就会像一隻猫般脱离他的控制，「你的袖子会沾到一堆龙虾渣。」
裘德听了，只发出一种滑稽的惊笑声，太大声又太刺耳，不可能是真笑。然后他转身回去对著砧板，说：「威廉，我想我应付得了。」虽然他的声音很柔和，但是威廉看到他把菜刀握得很紧，像是要拧出水来，指节都泛白了。
当时他们两个人都很幸运，就在他们继续往下谈之前，马尔科姆和杰比回来了，不过威廉已经听到裘德开口问：「为什麽你……」他始终没讲完（而且整顿晚餐都没跟威廉说话，从头到尾袖子保持得乾乾淨淨），但威廉知道他的问题不会是「你为什麽问我这个？」而是「为什麽问我这个的是你？」因为裘德有很多祕密，威廉向来很小心，避免显露太多想要探索那些祕密的兴趣。
威廉告诉自己，如果是其他人，他一定不会迟疑。他会要求知道答案，他会找共同的朋友过来，大家坐下来，又谩骂又恳求又威胁，直到他和盘托出。但是要成为裘德的好友，这是条件的一部分：他知道，安迪知道，他们全都知道。你放过了直觉告诉你不该放过的事情，你迴避著不去猜疑。你明白若要证明你的友谊，你必须保持距离，接受他告诉你的事情；如果那扇门在你面前关上，你就必须转身离去，而非强行把门打开。他们四个人讨论策略时都是关于其他人的——关于黑亨利·杨，当时他们怀疑与他交往的女生揹著他劈腿，于是商量该怎麽告诉他；关于埃兹拉，当时他们知道与他交往的那个女生揹著他劈腿，于是商量该怎麽告诉他——他们永远不会讨论裘德。裘德会认为那是背叛，而且反正也不会有帮助。
这一夜接下来的时间裡他们一直迴避彼此，但是回房睡觉前，威廉不自觉地来到裘德房门口。他举起手停在门前，准备敲门，然后自问：他会说什麽？他想听到什麽？于是他离开了，回自己房间睡觉。次日，裘德完全没提前一天傍晚几乎要发生的对话，威廉也没提。于是白天转为夜晚，然后又过一天，再过一天，他们越来越远离那时的状态。他曾经尝试让裘德回答一个他鼓不起勇气问的问题，却徒劳无功。
可是那个问题一直存在，而且会在预期之外的时刻硬闯进他脑海裡，坚决地霸住位子不走，像钓饵似的动也不动。四年前，他和杰比读研究生时合租公寓，留在波士顿读法学院的裘德曾南下来拜访他们。当时也是夜晚，裘德把自己锁在浴室裡，他忽然跑去猛敲浴室门，无来由地恐惧极了。裘德开了门，看起来很不高兴，但同时（还是他想像出来的）又有种奇怪的羞愧表情，然后问他：「威廉，什麽事？」他无法回答，但心知有事情出了差错，浴室裡一股浓烈的酸涩，是鲜血的生鏽金属气味。他去翻垃圾桶时甚至还找到一长条绷带，但那是源自晚餐前杰比切胡萝卜时不小心切到手（威廉怀疑他故意夸大自己在厨房的无能，好避免做任何备菜工作），还是裘德夜间的自我惩罚？但是再一次（再一次！），他什麽都没做。他经过睡在客厅沙发上的裘德时（他是装睡，还是真的睡了？），什麽也没说。次日，还是什麽都没说。往后的日子像乾淨的白纸在他面前展开，随著每一天过去，他什麽都没说，没说，没说。
然后是现在这件事。如果他三年前、八年前做点事（什麽事？），这件事会发生吗？而且这到底是什麽事？
这回他要说话了，因为这回他有了证据。这回，让裘德再躲著溜掉，就表示如果出了什麽事，他就难辞其咎了。
他下定决心之后，觉得一股疲倦的大浪袭来，抹去了这一夜的焦虑和困惑。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天，当他躺在自己的床上、闭上眼睛时，他记得的最后一个感觉，就是很惊讶自己居然这麽快就睡著了。
威廉终于醒来时，已经快下午2点，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稍早清晨时下的决心。当然，情势又有了变化，让他的积极心态因而动摇：裘德的床很乾淨。他不在上头。威廉去浴室，闻到漂白过的淡淡腥味。厨房裡的那张牌桌前，裘德坐在那裡，正用茶杯的杯口把生麵糰压成一个个小圆饼，那坚忍的态度让威廉心烦的同时又鬆了一口气。如果他现在去正面质问裘德，似乎就少了前一夜混乱及大灾难的证据了。
他跨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你在干嘛？」
裘德没抬头：「多做一些法式咸味奶酪泡芙。」他平静地说，「我昨天做的有一批不太成功。」
「他妈的没有人会在乎，裘德。」他凶巴巴地说，然后失控地继续暴发，「给他们吃奶酪条就好了，对他们来说是一样的。」
裘德耸耸肩，威廉感觉自己的不耐烦转为愤怒。在经过可怕的一夜之后，裘德就坐在面前，即使包著绷带的手无力地放在桌子上，还是摆出一副什麽事都没发生过的样子。他正要开口时，裘德把用来切面团的玻璃水杯放下，看著他：「我真的很抱歉，威廉。」他说，声音轻得威廉几乎听不到。他看到威廉盯著他的手，于是缩回去放在膝上。「我实在不该……」他暂停了一下，「对不起。别生我的气。」
威廉的怒气消失了。「裘德，」他问，「你昨天晚上做了什麽？」
「威廉，我跟你保证。不是你想的那样。」
几年后，威廉将把这段谈话转述给马尔科姆听（就算不是逐字的内容，也是大致的状况），作为自己无能、失败的证据。要是当时他能多说一句，事情可能会有什麽不同？那句话可以是「裘德，你想自杀吗？」「裘德，你得告诉我到底是怎麽回事。」或是「裘德，你为什麽要割自己？」任何一句都可以过关，任何一句都会导向更深入的谈话，这样就会有一些修复作用，至少有预防作用。
会吗？
但在那一刻，他只是咕哝说：「好吧。」
他们不发一语对坐了好久，听著某个邻居家裡电视机的沙沙声。一直要到很久以后，威廉才会想到，自己这麽容易就买帐，不知道裘德会不会觉得难过，还是鬆了口气。
「你在生我的气吗？」
「没有。」他清了清嗓子。他的确没生气。至少，生气不是他会选择的字眼，但他也无法确切说出哪个字眼才正确。「显然我们得取消派对了。」
裘德一听就警觉起来：「为什麽？」
「为什麽？你在开玩笑吧？」
「威廉，」裘德说，换了一种口吻，威廉听起来像是在诉讼，「我们不能取消。不到七个小时，大家就会跑来了。我们实在不知道杰比邀请了谁。即使我们通知其他人取消，杰比邀请的那些人还是会来。何况……」他用力吸了口气，好像他得了肺炎，想证明自己已经康复，「我完全没问题。派对取消了反而麻烦，倒不如照常举行吧。」
啊，他怎麽总是听裘德的话？但那回他还是听了。接下来很快就8点了，窗子再度打开，厨房再度因为烘焙食物而变得热烘烘的，好像前一夜的事没发生过，只是一场幻梦。然后马尔科姆和杰比来了。威廉站在卧室门边，扣著衬衫釦子，一边听裘德告诉另外两人，他因为烤那些奶酪泡芙烫伤了手臂，安迪帮他搽了药膏。
「我早就叫你不要烤那些该死的奶酪泡芙了。」他听到杰比开心地说。他很爱裘德的烘焙料理。
然后，一种强烈的感觉排山倒海而来：他可以关上门，去睡觉，等到他醒来，就是新的一年，一切都会从头开始，他不会再感觉到心底那种深刻、煎熬的不安。想到要面对马尔科姆和杰比，想到要跟他们交谈、微笑、开玩笑，这些忽然间让他痛苦不堪。
但是当然，威廉还是出去跟他们碰面，接著杰比吵著要他们四个人全部到屋顶去透透气，同时让他抽根菸。马尔科姆徒劳且不太认真地抱怨外头有多冷，说不要去，但最后又放弃了，跟著他们三个爬上窄窄的楼梯，来到铺有柏油纸的屋顶。
他知道自己有点生气，于是独自走到建筑背面，避开其他人的谈话。天空已经完全暗了，午夜的暗。如果他面向北边，可以看到正下方那家美术用品店（杰比一个月前辞掉杂志社的工作后，就跑到这家店当计时店员），以及远方俗豔、丑陋、巨大的帝国大厦，顶端豔丽的蓝光让他想到加油站，以及多年前从亨明的医院开车回他父母家的那段漫长车程。
「各位，」他朝其他人喊道，「太冷了。」他没穿大衣，其他人也没穿，「我们回去吧。」但是等他走到顶楼门边，却转不动门把。他又试了一次，门把动也不动，他们被锁在外头了。「他妈的！」他大叫，「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老天，威廉。」马尔科姆说。他很吃惊，因为威廉很少生气。「裘德？你有钥匙吗？」
但裘德没有。「他妈的！」威廉忍不住又骂了一声。每件事都不对劲。他没办法看裘德。他怪他是不合理的，怪自己，倒是比较合理，但让他感觉更糟。「谁有手机？」他们真白痴，手机居然全放在楼下公寓裡。他们本来也该待在公寓裡的，要不是他妈的杰比，以及他妈的马尔科姆，总是毫不犹豫地对杰比言听计从，包括他说的每句话、每个不成形的愚蠢念头；还有他妈的裘德，要不是昨天晚上，要不是过去九年，要不是他伤害自己，不让别人帮他，害得他惊恐又慌张，觉得自己好没用。要不是这一切！
他们大叫了一阵子，在屋顶上跺脚，虽然他们从没见过这栋楼的其他三户邻居，但希望住楼下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马尔科姆建议朝邻近的大楼窗子丢个什麽，但他们没有东西可丢（就连他们的皮夹都在楼下，好好地塞在大衣口袋裡），何况所有的窗子都没亮。
「听我说。」裘德最后终于说了，即使威廉现在最不想做的，就是听裘德讲话。「我有个主意。你们把我放到防火梯上，我会打开卧室的窗子。」
这个主意太蠢了，他一开始根本无法反应，听起来像是杰比会想出的法子，而不是裘德。「不行。」他冷冷地说，「这太疯狂了。」
「为什麽？」杰比问，「我觉得这个计划很棒。」这栋建筑的防火梯很不牢靠，设计欠佳，一点用处都没有，生鏽的金属骨架固定在建筑正面的五楼到三楼间，像个特别丑的装饰品。从屋顶往下大概要九英尺，才会到达防火梯顶端的平台，平台在他们公寓外头，约有半个客厅那麽宽。就算他们可以安全地把裘德放下去，不会引起他的疼痛发作或害他摔断腿，他还得把身体探出平台，才搆得到卧室的窗子。
「绝对不行。」他告诉杰比，他们两个吵了一会儿，直到威廉愈发丧气地发现，这是唯一可能的办法。「可是不能让裘德去。」他说，「我来吧。」
「不行。」裘德说。
「为什麽？反正我们不一定要敲破卧室的窗子，我只要从客厅的一扇窗子进去就行了。」客厅的窗子装了铁栅，但其中一根不见了。威廉觉得自己或许可以勉强挤进去。总之，他非得挤挤看不可。
「我们上来之前，我把窗子关上了。」裘德小声承认。威廉知道这表示他也顺手锁上了窗子，因为他向来会把能锁的全锁上，门、窗子、柜子。那是他的本能。不过卧室窗子的锁坏了，所以之前裘德用螺栓和铁丝做了一个複杂、结实的小机关，宣称可以把窗子锁好。
他总是搞不懂裘德那种随时随地过度准备、努力寻找各种灾难的习性，而且同样努力做好各种预防性措施——他很早就注意到，裘德只要进入一个陌生的房间或空间，就会习惯性地找出最接近的出口，然后站在那附近。一开始他觉得很滑稽，后来不知怎的，就没那麽好笑了。有天晚上，他们两个在卧室聊到很晚。裘德告诉他（很小声，彷彿在透露某种宝贵信息），卧室的那个机关其实可以从外头打开，但他是唯一能破解的人。
「你为什麽要告诉我？」当时他问。
「因为，」裘德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人来把窗子修好。」
「但如果你是唯一有办法破解的人，修不修也没区别吧？」他们没多馀的钱请锁匠，何况这个问题不再是问题了。他们不能找公寓管理员：他们搬进来之后，安妮卡承认，严格来说，她不能把公寓转租给他们，但只要他们不惹麻烦，她想房东应该不会来烦他们。所以他们设法不要惹麻烦：有什麽坏掉了就自己想办法修理，牆壁也自己补贴了壁纸，还修好了水管。
「只是以防万一，」裘德说，「我只是想确保我们的安全。」
「裘德，」他说，「我们很安全。不会出什麽事的。不会有人闯进来的。」裘德沉默不语，于是他叹了口气，投降了。「我明天会打电话找锁匠。」他说。
「谢了，威廉。」裘德说。
但是后来，他始终没打那通电话。
那是两个月前了，现在他们站在屋顶的寒风中，那扇窗子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该死的，」他咕哝道，他的头好痛，「告诉我怎麽做就好了，我会破解的。」
「太难了。」裘德说。此时他们已经忘记马尔科姆和杰比也站在旁边，看著他们，杰比难得没开口。「我没办法解释。」
「是，我知道你认为我是个他妈的智障。不过如果你用简单的话解说，我听得懂的。」他凶巴巴地说。
「威廉，」裘德惊讶地说，然后顿了一下，「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他说，「对不起，我知道。」他深吸一口气，「就算我们要用这个办法好了——我实在觉得不应该——那我们要怎麽把你放下去？」
屋顶边缘的四周环绕著一道高至小腿的平顶矮牆。裘德走到屋顶边，往下看著牆。「我面朝外坐在这道牆上，就在防火梯正上方。」他说，「然后你和杰比两个人坐在牆裡头，一人抓住我一隻手，把我慢慢放下去。等到没办法再往下放了，就鬆手，让我跳下去。」
他大笑，这计划听起来又冒险又愚蠢：「如果我们成功了，你要怎麽够到卧室的窗子？」
裘德看著他：「你们只好相信我能做到了。」
「这太蠢了。」
杰比插嘴了：「威廉，这是唯一的方案了。这裡他妈的冷死了。」
的确，他是靠著怒气才保持温暖的。「杰比，你没发现他有一整隻手臂都他妈的包著绷带吗？」
「可是威廉，我没事。」裘德抢在杰比开口之前说。
他们两个又吵了十分钟，裘德才大步走到屋顶边缘。「威廉，如果你不帮我，马尔科姆会帮我的。」他说，虽然马尔科姆看起来也很害怕。
「不。」威廉说，「我会帮你。」于是他和杰比跪下来，身体靠著矮牆，用双手各抓住裘德的一隻手。此时他的手指已经冻得快麻痺了，几乎感觉不到手指底下裘德的手掌。他握的是裘德的左手，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厚厚的绷带。当他用力握紧时，安迪的脸浮现在眼前，害他羞愧得想吐。
裘德的身子翻出了矮牆。马尔科姆轻轻呻吟一声，听起来像尖叫。威廉和杰比的身子儘可能往下探，直到他们自己也快要翻下去。此时裘德叫他们放手，他们照做，然后看著他哗的一声落在下方防火梯的铁栅平台上。
杰比欢呼，威廉很想赏他一巴掌。「我没事！」裘德往上朝他们喊，同时举起包著绷带的手，像一面旗子一样挥舞著，然后走到防火梯平台的边缘，爬到栏杆上，开始破解窗子上的那个机关。他的双腿紧紧缠绕著一根栏杆，但那个姿势很危险，威廉看到他微微摇晃，想保持平衡，手指在寒风中缓缓移动著。
「把我也放下去。」他对马尔科姆和杰比说，没理会马尔科姆焦急的抗议。他先往下喊，通知裘德自己要下去，免得破坏他的平衡，然后便翻过屋顶边缘的矮牆。
落下去比他想的更可怕，摔得也比他预期的更重，但他很快就起身，赶到裘德旁边，双手环抱住他的腰，一腿钩著栏杆撑住自己。「我抓住你了。」他说。裘德倾斜身子探出栏杆，超过了原先他独自能够到的距离。威廉把他抱得好紧，都可以感觉到他毛衣底下的一节节脊椎，他呼吸时腹部的起伏，透过肌肉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正扭动著，试图解开固定著窗框的铁丝。等到他解开来，威廉爬到栏杆上，先进入卧室，然后伸出双臂把裘德拉进去，同时留意不要碰到他的绷带。
他们往后退，站在房间裡喘气，看著对方。虽然冷空气不断从窗子涌进来，但室内的温暖太舒适了，他终于让自己瘫软下来。他们安全了，他们得救了。裘德朝他咧嘴而笑，他也笑开了。如果眼前是杰比，他就会开心地拥抱他，但裘德不习惯拥抱，于是他没动。但接著，裘德举起一隻手拨掉头髮上的铁鏽碎屑，威廉看到他手腕内侧的绷带新染上了一块深紫红的污点，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裘德急速的呼吸不光是因为刚刚辛苦了半天，也是因为疼痛。他看著裘德退到床边，包著白色纱布的手探到后头摸索确认，然后重重坐在床上。
威廉蹲在他旁边。他的兴高采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情绪。他觉得自己就要掉泪了，但说不上来为什麽。
「裘德……」他起了头，但不知道接著该说什麽。
「你最好去救他们。」裘德说。就算每个字都在喘，他仍再度对威廉露出微笑。
「让他们去死。」他说，「我留在这裡陪你。」裘德还是笑了一声。他痛得皱起脸，小心翼翼往后倾斜，直到侧躺下来，威廉帮忙把他的两腿抬起来放上床。他的毛衣上也有铁鏽碎屑，威廉帮他挑掉一些，然后紧挨著裘德坐在床上，不确定该从何说起。「裘德。」他又试了一次。
「去吧。」裘德说，闭上眼睛，但还在微笑。于是威廉不情愿地站起来，关上窗子，离开时熄掉卧室的灯，然后出了房间，关上门，走向楼梯间去解救马尔科姆和杰比。在远远的下方，他听到楼梯底下传来的电铃声，宣告晚上第一批客人抵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