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虚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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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他们住在虎德馆的第二年，隔壁套房住了三位女同志，都读大四，组了一个叫「背脂」的乐团，而且出于一些原因很喜欢杰比（后来也喜欢裘德，然后是威廉，最后才很不情愿地喜欢马尔科姆）。现在，他们四个毕业十五年后，那三个女同志中的其中两人成了一对，住在布鲁克林。而他们四个人裡头，只有杰比还常跟她们联络，马尔塔成了非营利劳工组织的律师，弗朗西斯卡则是舞台设计师。

「有个令人兴奋的大消息！」十月的一个星期五，杰比在晚餐时告诉他们，「布什维克那两个贱货打电话来——伊迪来纽约了！」伊迪是女同志三人组裡的第三个，一个健壮、情绪化的韩裔美国人，一直在旧金山和纽约之间跑来跑去，为某个不太可能成功的工作做准备：上回他们碰到她时，她正要去普罗旺斯的世界香水之都格拉斯受训，打算成为专业闻香师。在此之前八个月，她才刚完成阿富汗料理的厨师训练课程。

「为什麽这个消息令人兴奋呢？」马尔科姆问，始终不太能谅解她们三个莫名地不喜欢他。

「这个嘛，」杰比说，暂停了一下，咧嘴笑了，「她正在转换！」

「转换成男人？」马尔科姆问，「饶了我吧，杰比。打从我们认识她以来，她从来没有显示出任何性别不安症的迹象！」马尔科姆以前的一个同事前一年转换性别了，马尔科姆于是自命为这方面的专家，总是责备他们的不宽容和无知，直到有回杰比终于朝他吼：「天啊，马尔科姆，我转换得可比多米尼克多太多了。」

「好吧，总之，她正在转换。」杰比继续说，「贱货们要在她们家帮她办一场派对，我们全部受邀了！」

他们哀叹起来。「杰比，再过五个星期，我就要去伦敦了，有一大堆事情还没办。」威廉抗议道，「我可不能花一个晚上，跑去布什维克听伊迪·金抱怨。」

「你不能不去！」杰比尖叫，「她们特别问起你！弗朗西斯卡邀请了一个不知道你在哪裡认识的女生，说很想再看到你。要是你不去，她们就会觉得你自以为了不起，不屑理她们了。还有一大堆我们好久没见的人……」

「是啊，我们好久没见到他们，或许是有理由的。」裘德说。

「何况，威廉，无论你去不去，那个妞儿都会等著你。那裡又不是世界尽头，就在布鲁克林的布什维克而已。小裘会载我们去的。」裘德一年前买了车，不是多炫的款式，但杰比很爱坐他的车。

「什麽？我才不去。」裘德说。

「为什麽？」

「别忘了，杰比，我现在坐轮椅了。我记得马尔塔和弗朗西斯卡那没有电梯。」

「不是那裡。」杰比得意地回答，「你看你多久没去了？她们搬家啦，新家有电梯。其实呢，是运货电梯。」他往后靠，一隻拳头在桌上轻敲，其他人坐著不说话，一副认命的样子，「所以我们要去囉！」

于是下个星期六，他们就在裘德位于格林街的公寓集合，由他开车载他们去布什维克。到了那，他在马尔塔和弗朗西斯卡的那个街区绕圈，想找停车位。

「她们家后头就有个地方可停。」十分钟后，杰比说。

「那是卸货区。」裘德告诉他。

「要是你把残障标志摆出来，我们就可以爱停哪儿停哪儿了。」杰比说。

「我不喜欢用那个标志，你知道的。」

「要是你不打算用，那买车要干嘛呢？」

「裘德，我想那裡有个位子。」威廉说，不理杰比。

「离她们的公寓有七个街区。」杰比咕哝道。

「闭嘴啦，杰比。」马尔科姆说。

进入派对后，他们各自被不同的人拉到屋裡不同的角落。威廉看著裘德被马尔塔一手推走，帮我，裘德用嘴型无声地跟他说，他则微笑挥了下手。要勇敢，他也用嘴型回话，裘德翻了个白眼。他知道裘德有多麽不想来，不想一再解释他现在为什麽坐轮椅，可是威廉一直求他「拜託不要让我一个人去」。

「你不会落单的。还有杰比和马尔科姆。」

「你明知道我的意思。只待四十五分钟，我们就离开。杰比和马尔科姆如果想待久一点，他们可以自己想办法回曼哈顿。」

「十五分钟。」

「三十分钟。」

「好吧。」

此时，威廉被伊迪·金逮到了，她看起来还是跟大学时代差不多，或许胖了一点，顶多也就这样。威廉拥抱她。「伊迪。」他说，「恭喜了。」

「谢了，威廉。」伊迪说，朝他微笑，「你看起来很不错，真的真的很不错。」杰比以前有个理论，说伊迪暗恋他，但他从来不信。「我真的很喜欢《空隙侦探》，你在裡面表现得太好了。」

「啊，」他说，「谢谢。」他痛恨《空隙侦探》。他讨厌整个拍摄过程——故事是奇幻类型，一对超自然侦探进入了健忘症患者无意识的心灵，但导演实在太专横了，搞得跟威廉一起主演的明星拍了两星期就辞演了，还得重新选角，而且拍片现场每天都会有人哭著跑掉——所以他讨厌这部电影，根本没去看。「那麽，」他说，试著转移话题，「什麽时候……」

「为什麽裘德坐轮椅？」伊迪问。

他叹了口气。从两个月前开始，裘德就必须经常坐轮椅。他31岁以来，这是四年来的头一次。之前，他曾一再训练他们三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永久性的，」他说，「他只是腿上有个伤口感染了，走路走太久就会很痛。」

「老天，真可怜。」伊迪说，「马尔塔说他离开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换了个很好的工作，在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杰比以前也总是怀疑伊迪暗恋裘德，威廉觉得不大可能。

「是啊，有两三年了。」他说，急著想把话题从裘德身上转开，他从不喜欢回答关于裘德的问题；其实他很愿意谈裘德，也知道什麽可以说、什麽不能说，还有可以代他回答什麽，但他不喜欢别人问到裘德时那种狡猾、机密的口吻，好像可以哄他说出裘德自己不会讲的事情。「总之，伊迪，我真是太为你高兴了。」他停下来，「对不起，我早该问的，你还是希望大家喊你伊迪吗？」

伊迪皱眉：「为什麽不希望？」

「唔……」他暂停，「我不知道你进行到过程中的哪个部分，而且……」

「什麽过程？」

「唔，转换的过程？」他看到伊迪糊涂的表情时就该停下来的，但是他没停，「杰比说你正在转换？」

「是啊，转换到香港。」伊迪说，还是皱著眉头，「我要去那当自由接活的素食顾问，帮一些中型酒店从业者规划。慢著——你以为我要转换性别？」

「啊，老天。」他说，脑袋裡同时冒出两个不同的念头：我要宰了杰比，还有我等不及要告诉裘德这段对话了，「伊迪，真是太对不起了。」

他还记得大学时代伊迪就有点怪：芝麻绿豆大的事情就会让她崩溃（他有回看到她大哭，只因为她手上冰淇淋最顶端的那个球掉到了新鞋子上），但大事却让她无动于衷（她姐姐过世；她跟她女友分手时在宿舍外头的方院裡尖叫、丢雪球，当时虎德馆裡的每个人都探出窗子看热闹）。他不确定自己刚刚说错话是属于大事还小事，看起来伊迪自己也同样不确定，她小小的嘴困惑地扭成不同的形状。不过最后，她开始大笑，喊著房间另一头的某个人：「汉娜！汉娜！过来！你一定要听听这事！」他鬆了口气，跟她道歉并道贺，然后赶紧溜掉。

他穿过房间，朝裘德走去。多年来（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参加过这麽多派对，他们两个发明出一套自己的暗号，每个手势的含义都一样：救我，但紧急程度不同。通常，他们只要看著对方、用嘴型表达就行了，但是像今天这样的派对，整间公寓只点著蜡烛，而且就在他跟伊迪短暂交谈的那一会儿，客人的数量似乎暴增了好几倍，这时他们就得用上更夸张的肢体语言了。抓著颈背表示对方应该立刻打电话给自己；转动錶带表示「过来这裡取代我，或至少加入这场谈话」；拉左边耳垂表示「马上把我弄走」。十分钟之前，他早已用馀光瞄见裘德一直拉著耳垂。现在他看到除了马尔塔之外，裘德旁边还有一个表情严肃的女人，他模糊地记得之前在一场派对上见过她（而且不喜欢）。她们低头对著轮椅上的裘德提问，看起来很霸道，而且在烛光下显得格外凶狠，好像裘德是个小孩，刚刚弄断了她们薑饼屋一角的甘草糖边缘，被她们当场逮住，而她们一时无法决定要拿他跟梅干一起烧烤，还是跟大头菜一起进烤箱烘焙。

他试了，稍后他会告诉裘德，他真的试过了；但他在房间这一头，裘德在另一头，他中途不断被拦下来，跟一些多年不见的人谈话，更烦的是，有的人他几週前才见过。当他努力往前挤时，还曾朝马尔科姆挥手，指著裘德的方向，但马尔科姆无奈地耸耸肩，用嘴型说著「什麽」，他只好比个放弃的手势：算了。

我得离开才行，他挤过人群时心想。但老实说，他通常不介意这些派对，甚至颇有些乐在其中。他怀疑裘德也是如此，不过或许没那麽享受——这类派对他当然应付自如，大家总是想找他讲话。儘管他们两个私底下总是抱怨杰比，他总是拖著他们去这类场合，这些冗长无聊的派对，但他们心裡也明白，如果他们真的不想去，拒绝就是了，但他们很少拒绝——毕竟，他们得去哪裡，才能把这套全世界只有两个人会讲的语言派上用场。

最近几年，当他的生活离大学时代越来越远，也离当年的自己越来越远，他有时会发现，看到当年的那些熟人可以让他放鬆。他曾取笑过杰比从来没有真正从虎德馆毕业，但其实，他佩服杰比可以替他们一路维繫那麽多当年的交情，也佩服他总有办法掌握那麽多人的动态。儘管有那麽多老朋友，杰比对生活的看法和体验方式总坚持一种现在时。在他身边，就连最怀旧的人也没办法像他那样反覆对过往的种种好坏小事一再检视，宁可接受老友变成现在的模样。他也很感激杰比选择保持交情的那些人大部分都对现在的他无动于衷（他变成任何人都无妨）。其中有些人现在对待他的态度大不相同，尤其是最近一年左右，但大部分人的生活、兴趣和职业都太独特了，甚至过于冷僻，在他们眼中，威廉的成就并不比他们自己的成就更重要，或更不重要。杰比的朋友是诗人、行为艺术家、学者、现代舞者和哲学家——有回马尔科姆说，杰比跟大学时代每一个最不可能赚钱的人都交上了朋友——而他们的生活，就是补助、住处、奖金和奖项。在杰比的虎德馆交际圈内，成功的定义不是看你的票房数字（那是他的经纪人和经理人的标准），或是跟你一起演戏的人以及你得到的评论（那是他研究生同学的标准），单纯只看你的作品有多厉害，还有你是否引以为荣。（在这类派对上，还常常有人这麽跟他说：「啊，我没看过《黑色水星三〇八一》，但是你为自己的表现感到骄傲吗？」不，他并不引以为荣。他演的是一个忧愁而神祕的银河系科学家，也是柔术高手，他独自击败了一个庞大的太空怪物。但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他很努力工作，认真对待自己的表演，这就是他唯一期望能做到的。）有时他很好奇自己是不是被愚弄了，是否杰比的整个朋友圈本身就是一件行为艺术作品。在裡头，所有真实世界（始终只谈金钱，贪婪、嫉妒的世界）的竞争、关注和野心都被忽略了，人们只关注工作带来的纯粹愉悦。有时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观点对他有止血作用，他把这些派对、这些和虎德馆老友们相处的时间当成某种淨化和滋补品，让他重新成为以往的自己：为了在学校公演的《噪音远去》中得到一个角色而兴奋不已，还每天晚上逼著室友陪他对台词。

「事业的浸礼池。」裘德听他说出这个想法后，就微笑著说。

「利伯维尔场的灌洗。」他回应。

「野心的灌肠。」

「哇，这个好！」

但有时这些派对（比方今天的）则会造成反效果。有时他发现自己怨恨别人对他的定义，总是被简化且多年来从未改变：他以前是、且永远是虎德馆八号套房的威廉·朗纳松，数学很烂，但女人缘很好，简单、容易被理解，迅速两笔就能画出形象。这个定义不见得是错的（在这一行他被视为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不看某些杂志和网站，而且读过那所大学，这的确会让人有点沮丧），他本来就知道自己这一生很渺小，但这麽一来，他觉得更渺小了。

而有时，从昔日同伴对他事业的无知，他感觉到某种顽固、刻意和不满。去年，他拍的第一部真正的大片上映期间，他刚好去布鲁克林的瑞德胡克参加派对，跟一个以前常去虎德馆、现在总是参加这些聚会的男生聊天。他叫阿瑟，以前住在失败者大本营迪林厄姆馆，现在办了一份关于数字地图製作方法的杂志《历史》，冷僻但相当受尊崇。

「那麽，威廉，你在做什麽？」阿瑟终于开口问，前十分钟他都在谈最近一期《历史》的专题，用3d算法绘製出1839年到1842年中南半岛的鸦片路线图。

那一刻，他体会到了自己在这类聚会中偶尔会滋出的那种茫然迷失之感。有时这个问题是用一种开玩笑、讽刺的方式提出的，被当成一种道贺，然后他会微笑配合：「啊，没什麽大不了的，还在奥尔托兰端盘子。我们最近的银鳕鱼配飞鱼卵很受欢迎。」但有时问的人是真的不知道。这种状况现在越来越少发生了，偶尔发生时，提问者通常是某个生活圈离文化界很远、连阅读《纽约时报》对他们来说都算煽动叛乱行为的人。不过更常见的是，某个人坚定地无视他和他的生活与工作，为了表达他们的不以为然，不，是不屑。

他跟阿瑟没熟到确知他属于哪一类（不过倒是熟到足以不喜欢这个人，尤其阿瑟总是喜欢在跟人讲话时凑得很近，搞得他都后退到贴著牆壁了），于是他只回答：「我在演戏。」

「真的啊。」阿瑟淡淡地说，「有什麽是我听过的吗？」

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阿瑟那种不在乎和嘲弄的口气——让他无名火起，但是他按捺著没有表现出来。「唔，」他缓缓说，「大部分都是独立製片。我去年拍了一部《乳香王国》，下个月要离开纽约去拍《不败者》，是由福克纳的小说改编的。」阿瑟一脸木然。威廉叹气：他还因为《乳香王国》得了奖。「另外我两年前拍的一部电影才刚上映，叫《黑色水星三〇八一》。」

「听起来很有趣。」阿瑟说，一副不感兴趣的表情，「不过我应该没听说过。呃，我得去查一下。威廉，你真行。」

他痛恨某些人说「威廉，你真行」的口气，好像他的工作是什麽幻象，只能用来唬自己和别人，而非真实存在。那天晚上他尤其火大，因为不到五十码 [11] 外，就在阿瑟脑袋后方的窗外，碰巧就有块聚光灯照射的广告牌矗立在一栋大楼楼顶，上头有他的脸（一脸难以否认的怒容：毕竟，他正在抵抗一个淡紫色、计算机仿真的巨大怪物），还有两英尺高的大字（《黑色水星三〇八一》，即将上映）。在那些时刻，他会对虎德馆的老友们很失望。他们毕竟不比其他人更高明，他会明白。到头来，他们只是嫉妒，想让我不舒服而已。可是我真蠢，因为我的确觉得不舒服。稍后他对自己很火大。这就是你想要的，他会提醒自己。干嘛在乎别人怎麽想？但演戏就是会在意他人怎麽想（有时感觉那是所有的目的）。儘管他宁愿相信自己对其他人的意见免疫，彷彿已经超越了那个层次，但其实他做不到。

「我知道这听起来实在太小家子气了。」那次派对后他告诉裘德。他觉得自己那麽火大很丢脸，但他不会跟其他人说。

「听起来一点也不小气。」裘德当时说。他们当时正从瑞德胡克开车回曼哈顿，「但阿瑟是个混蛋，威廉。他向来就是那样。研究过几年希罗多德，一点也没让他不像混蛋。」

他不情愿地笑了：「不晓得。」他说，「有时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好像很……很没意义。」

「威廉，你怎麽能这麽说？你是个了不起的演员，真的。而且你……」

「拜託别说我带给很多人欢乐。」

「其实呢，我没打算这麽说。你的电影不是会带来欢乐的那一类。」（威廉已经逐渐被定型，经常被找去演黑暗複杂的角色——通常颇为暴力，往往引发道德争议——因而引发不同程度的同情，哈罗德称呼他为「恐怖的朗纳松」。）

「当然，除了外星人。」

「对，除了外星人。连他们也不会带来欢乐——到最后你把他们都杀光了，不是吗？可是威廉，我喜欢看那些表演，其他人大多也喜欢。这算是某种成就吧？有多少人可以说他们有办法除掉日常生活中的谁呢？」看他没回答，裘德又说，「你知道，或许我们不该再参加这些派对了。对我们两个来说，这些派对已经变成不健康的受虐和引发自我厌恶的活动了。」裘德转向他咧嘴笑，「至少你还在做艺术方面的工作。我倒不如去帮军火商工作算了。多萝西·沃顿今天晚上还问我，每天早上起床时，知道自己前一天又牺牲了自己一部分的灵魂是什麽感觉。」

他终于大笑了：「不，她不会这麽说吧。」

「会，她就是这麽说的。害我觉得好像在跟哈罗德讲话。」

「是啊，如果哈罗德是个绑著辫子头的白种女人。」

裘德微笑：「我刚刚就这麽说啊，就像在跟哈罗德讲话。」

其实，他们两人都知道为什麽自己会继续参加这类派对，因为那些派对已经变成他们四个人难得相聚的机会之一，有时甚至还是唯一能创造出四人共同回忆的机会，维持他们友谊的生机的机会，就像是把一束束引火柴丢进快要熄灭的黑色炭火裡，这是他们假装一切依然如昔的方法。

这也为他们提供一个藉口，假装杰比一切都好，但其实他们三个都明白并非如此。威廉也说不出他哪裡不对劲（碰到某些特定的话题，杰比也会用自己的方式躲避，几乎像裘德一样厉害），只知道杰比很寂寞、很不快乐、很彷徨，而这些感觉都不是杰比熟悉的。他感觉到，热爱大学时代，对于其中的结构、阶级和小圈子生态都应付自如的杰比，如今在每个派对中都试图重现他们四个人曾拥有的那种轻鬆、不必多想的友谊。当时他们还不清楚自己的专业定位，却因为都拥有抱负而凝聚起来，没有被各自的日常现实分隔。所以杰比筹划大家出门参加派对，其他三个也一如既往地乖乖遵从，甘心让他当领袖，让他为大家做决定。

他很愿意私下跟杰比见面，就他们两个。但最近这阵子，如果杰比不跟他的大学朋友一起玩，就会跑去找另一批完全不同的人，大部分都是想攀附艺术圈的人。这些人唯一的兴趣就是嗑很多药，然后随便乱上床，这类事情他实在没兴趣。他越来越不常在纽约（过去三年只有八个月）。当他难得待在纽约时，就会感到两股彼此矛盾的压力，一方面想跟朋友好好共度时光，一方面只想什麽都不做。

现在，他继续朝裘德走去，发现他终于被马尔塔和她爱发牢骚的朋友放过，正在跟他们的朋友卡罗莱娜讲话。（看到这一幕，他又生出罪恶感，因为他好几个月没跟卡罗莱娜联繫，知道她正在生自己的气。）此时，弗朗西斯卡忽然挡住他的路，要重新介绍他认识一个叫蕾切尔的女人，四年前他们曾在舞台剧《九重天》共事，她是剧场指导助理。他挺开心能再碰到她（四年前他就很喜欢她，一直觉得她很漂亮），但这会儿跟她讲话，他知道他们顶多就是聊一下而已，毕竟，他再过五个星期就要去外地拍戏了。现在不是陷入複杂新恋情的时候，而且他实在没有力气玩一夜情了，因为他知道，一夜情有可能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变得跟长期恋情一样磨人。

跟蕾切尔聊了大约十分钟，他的手机振动起来，他道歉一声，看了一下裘德传来的短信：走了。不想打扰你和未来朗纳松太太的谈话，回家见。

「狗屎。」他说，然后对蕾切尔说，「对不起。」忽然间，派对的魔力消失了，他只想赶快离开。他们参加的这类派对是某种剧场，由他们四个讲好自己出演，但一旦其中一个演员离开舞台，继续演下去就没有意义了。他跟蕾切尔说再见（她一明白他真的要走，而且没邀请她一起，表情就从困惑变成敌意），再跟其他一群人道别——马尔塔、弗朗西斯卡、杰比、马尔科姆、伊迪、卡罗莱娜——至少有一半人因此很不高兴。他又花了三十分钟才终于从那个公寓脱身，下楼时，他抱著希望回了裘德的短信：你还在吗？我要走了。没等到回应，他又发：我坐地铁。先回我公寓拿点东西，晚点见。

他坐l线地铁到第八大道，然后往南走几个街区回公寓。在纽约，十月下旬是他最喜欢的时节，错过了总令他伤心。他住在佩里街和西4街交叉口，是一间位于三楼的公寓，屋裡的窗子刚好跟外头的银杏树顶齐高。他搬进去时总想像他週末会赖在床上，看著满树银杏的黄叶被风吹得纷纷掉落。但他其实从来没看过。

他对这间公寓没有特殊感情，除了这是属于他的、是他自己花钱买的，而且是他还清了学生贷款后买的第一个、也是最重大的物品。一年半前，他刚开始找房子时，只知道他想住在下城，而且要有电梯，这样裘德就可以来拜访他。

「这样不是有点关係成瘾吗？」他当时的女友菲莉帕曾取笑地问他，但同时也不算取笑。

「是吗？」他问，明白她的意思，但假装不懂。

「威廉，」菲莉帕说，大笑著掩饰自己的不高兴，「就是啦。」

他耸耸肩，没生气：「我不能住在一个他没办法来拜访的地方。」他说。

她叹气：「我知道。」

他知道菲莉帕不是反对裘德什麽；她喜欢他，而且裘德也喜欢菲莉帕，甚至有天裘德还轻声告诉威廉，说他觉得威廉回纽约时应该多花点时间陪菲莉帕。当初他和菲莉帕开始交往时（她是服装设计师，大部分是舞台剧的设计），她觉得他跟朋友的友谊很有趣，甚至很有魅力。他知道，她把这些友谊视为他忠诚、可靠、执著的证据。但他们继续交往下去，两人年纪大一些，有些事情就改变了，他花在杰比和马尔科姆，尤其是裘德身上的时间，转而成了他根本不成熟、不愿意为了与另一个人（也就是她）种种不确定的未来，抛弃眼前舒适生活（与他朋友的生活）的证据。她从没要求他完全捨弃他们——的确，他很喜欢她的一点，就是她跟自己的朋友关係很亲密，而且他们两个可以一整晚跟各自的朋友相处，在不同的餐厅进行不同的谈话，结束后再会合，两个截然不同的夜晚最后成了一个共享的夜晚——但终究，她希望他屈服，专注于她和他的感情，以取代其他人的。

这一点他做不到。但他觉得自己的付出比她意识到的要多。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两年，他没去哈罗德和朱丽娅家过感恩节，也没去欧文家过圣诞节，而是去了她佛蒙特州的父母家。他放弃跟裘德每年一度的度假之旅，陪她去她朋友的派对、婚礼、晚宴及演出，而且回纽约时都陪著她，看她为《暴风雨》的戏服画草图，帮她把那些昂贵的彩色铅笔削尖。她睡觉时，他时差还没调过来，就在公寓裡漫游，翻翻书，看看杂志，把食品柜裡装义大利麵和麦片的盒子排正。他开开心心地做了这一切，毫无怨尤。但这样还是不够，于是去年，在交往将近四年后，他们平静地分手了，而他心想，好吧。

欧文先生在弗洛拉的产前送礼会上听到他们分手的消息，摇摇头：「你们这些小子真的成了一群不想长大的彼得·潘。」他说，「威廉，你几岁了？36？我不晓得你们是怎麽回事。你们赚了钱，有了一些成就。你们不觉得自己应该认真当个大人，别总是黏在一起吗？」

但是要怎麽当大人？配偶关係真的是唯一合理的选项吗？（然而，只有一个选项就等于没选项了。）「几千年的演化和社会发展下来，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今年夏天他们去特鲁罗度假时，他这样问哈罗德，哈罗德大笑起来：「威廉，听我说，」他说，「我觉得你过得很好。我知道我总是囉唆要你定下来，而且我也同意马尔科姆的老爸说伴侣关係很棒，但你唯一真正要做的，就是当个好人，而你已经是了，还有享受人生。你还年轻，还有很多年可以搞清楚自己想做什麽、想过什麽样的生活。」

「那如果现在这样就是我想过的生活呢？」

「唔，那也很好啊。」哈罗德说。他朝威廉微笑，「你们这几个小子实现了每个男人的梦想，你知道，甚至包括了约翰·欧文的梦想。」

最近他一直在想，关係成瘾是否真的有那麽糟。他从友谊中得到快乐，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谁在乎是不是关係成瘾？不管怎样，友谊怎麽可能比伴侣关係更让人相互成瘾？你27岁时受到欣赏的事情，为什麽到了37岁就变得怪异了？为什麽友情就不如伴侣关係好，难道不是更好吗？两个人一直在一起，日复一日，不是被性爱或身体的吸引力、金钱、子女或财产绑在一起，而是凭藉彼此的共识走下去，为一个从未签订契约的同盟关係付出。友谊是见证另一个人在人生中缓慢滴流的悲伤，以及种种漫长的无聊，加上偶尔的成功。友谊是你能有幸在场见识另一个人最悲惨的时刻，懂得这是一种荣幸，而且知道你同样可以在他身边悲伤。

然而，比起自己可能的不成熟，他更困扰的是他身为朋友的能力。他向来自认是个不错的朋友，友谊对于他向来很重要。但他真的擅长当个好朋友吗？比方说，杰比的问题一直没解决，好朋友会想出办法的。而且一个好的朋友会想出更好的办法处理裘德的事，而不是像唸经似的告诉自己，就是没更好的办法，如果有，如果某个人（安迪？哈罗德？任何人？）能想出一个计划，他很乐意照做。但即使他这麽告诉自己，也知道他只是在为自己找藉口。

安迪也很清楚这一点。五年前，安迪打电话到索非亚吼他。那时他第一次拍电影，已经很晚了，他一接起电话就听到安迪说：「对于一个自称是个很棒的朋友来说，你他妈的根本没有拿出证据来。」他开始自我防卫，因为他知道安迪说得没错。

「慢著。」他说，坐直身子，愤怒与害怕赶跑了残留的睡意。

「他坐在家裡，他妈的都把自己割成碎片了，现在全身都是疤痕组织，看起来像具他妈的骷髅，威廉，你人呢？」安迪问，「别跟我说『我在拍戏』。你为什麽没打电话问问他的情况？」

「我每一天都打电话给他。」他说，也吼了起来。

「你明知道这件事对他来说很难熬。」安迪继续说，声音盖过他的，「你明知道收养这件事会让他更脆弱。为什麽你没採取好保护措施，威廉？为什麽你其他所谓的朋友不做点事？」

「因为他不想让他们知道他在割自己，这就是为什麽！而且安迪，我不知道这件事会让他这麽难熬。」他说，「他从来没跟我提过！我怎麽会晓得？」

「因为！你应该要晓得的！他妈的用用你的脑子，威廉！」

「你他妈的不要跟我吼。」他吼回去，「安迪，你只是在生气，因为他是你的病人。你想不出办法让他好过一点，你就来怪我。」

他一说出口就后悔了。那一刻，他们两人都沉默下来，对著电话喘气。「安迪。」他先开口。

「不，」安迪说，「威廉，你说得没错。对不起，我很抱歉。」

「不，是我很抱歉。」他忽然很难过，想到裘德坐在利斯本纳街丑陋的浴室裡。他离开前，曾到处寻找裘德的刮鬍刀片——找了水箱盖底下、浴室医药柜后头，甚至找过碗橱抽屉底下，每一个抽屉都拉出来，检查过各种角度——还是找不到。但安迪说得没错，这的确是他的责任。他应该做得更好。结果没有，所以没错，他失败了。

「不，」安迪说，「威廉，我真的很抱歉，我完全没有藉口。而且你说得没错——我不知道该怎麽办。」他的口气好疲倦，「只不过威廉，他以前——他以前过得那麽糟，而且他信赖你。」

「我知道。」他喃喃地说，「我知道他信赖我。」

于是他们拟出一个计划。后来他回到纽约，就比以前更严密地监视裘德，结果一无所获。被收养后的那一个月左右，裘德跟以前很不一样。他也说不上来是哪裡不一样。除了很偶尔的状况，他难以判定裘德那天开心或不开心。裘德平常并不会无精打采、不露情绪，然后忽然间就变了个人——他的基本行为模式、节奏、姿势还是跟以前一样。但有些什麽改变了。很短的一阵子，他有种奇怪的感觉，他认识的裘德换成另一个裘德，而这个新的、被偷换过来的裘德，他可以向他询问任何事；这个裘德可能会讲起宠物和朋友的趣事，以及童年的片段；这个裘德穿长袖是因为怕冷，而不是为了遮掩什麽。他决心儘可能多相信裘德说的话：毕竟，他不是裘德的医生，他只是裘德的朋友。他的任务是以裘德希望的方式对待他，而不是把他当成暗中监视的对象。

于是过了一阵子，他的警觉性逐渐消失了，但最终，另一个裘德离开了，回到童话和魔法的世界中去了，原先他认识的裘德回来了。每隔一阵子，就会有一些麻烦的状况出现，提醒他：他认识的裘德，不过是裘德允许他知道的部分。他到外地拍戏时，每天都会打电话给裘德，通常是事先讲好的时间。去年有一天，他们在电话中如常地聊天，裘德讲话跟平常没有两样，就在两人为了威廉拍戏的趣事大笑时，他听到背景中清楚无误的广播声，只有医院才会有：「呼叫纳撒瑞安医师。纳撒瑞安医师请到三号手术室。」

「裘德？」他问。

「别担心，威廉。」他说，「我没事，只是有一点轻微的感染。我觉得安迪有点太紧张了。」

「什麽样的感染？老天啊，裘德！」

「血液感染，但是没什麽。老实说，威廉，如果真的严重，我会告诉你的。」

「不，你他妈的才不会告诉我，裘德。血液感染就很严重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威廉，我会告诉你的。」

「哈罗德知道吗？」

「不，」他说，忽然很凶，「你不可以告诉他。」

这类对话事后总让他震惊而困扰。接下来整个傍晚，他都在努力回想上星期的对话，仔细寻找任何不对劲，任何因为自己的愚蠢而忽略掉的线索。在比较宽容而好奇的时刻，他会把裘德想像成一个魔术师，唯一的招数就是隐瞒，但随著每一年过去，他的本事越来越厉害，现在他只要拉起丝制斗篷的一角遮在眼前，整个人就会立刻隐形，就连最瞭解他的人都看不到。但在其他时候，他好恨这个招数，一年又一年费心地帮裘德保密，除了极少的信息，他从来没能得到什麽重大消息，连试著帮他、公然表示忧虑的机会都没有。这样不公平，在那些时候他会想，这不是友谊。这是某种别的东西，但不是友谊。他觉得自己被硬推进某个他从来不想玩的共谋游戏裡。裘德跟他们沟通的一切，都显示他不想接受帮忙。然而，他无法接受。问题在于，某个人要求你别烦他，你要如何置之不理，即使这会危及你们的友谊。这是个棘手的两难问题：你要怎麽帮助一个不想被帮助的人，同时明白如果你不试著帮忙，那麽你根本算不上朋友？他有时真想朝裘德大吼，跟我谈一谈。把事情告诉我，告诉我该怎麽做，才能让你跟我谈。

有回在派对上，他无意间听到裘德跟某个人说他会告诉威廉所有事，当时他一方面觉得很得意，一方面又很困惑，因为其实他什麽都不知道。有时他觉得不可思议，他居然会这麽关心一个人，即使他拒绝说出朋友间会分享的事情——他们认识前他过著什麽样的生活、他害怕什麽、他渴望什麽、他受什麽样的人吸引、日常生活的烦恼和悲伤。因为裘德自己不肯谈，有时他真希望跟哈罗德谈谈裘德，搞清楚他知道多少，同时看他们和安迪能不能把各自了解的事情拼凑起来，或许可以得到一些解答。但这只是梦想：要是真这麽做，裘德永远不会原谅他，他们之间原本的联繫也会消失殆尽。

这会儿回到公寓，他迅速检查了一下邮件（他很少收到什麽有趣的，所有工作相关的信件都会寄给经纪人或律师；个人邮件则会寄到裘德的公寓），找到他上星期去完健身房回公寓时落下的剧本，然后连大衣都没脱，又匆匆离开。

自从一年前买下这间公寓以来，他总共只在裡面待过六星期。卧室裡有张日式床垫，客厅裡放著利斯本纳街搬来的茶几，还有杰比在街上捡来的那把埃姆斯玻璃纤维椅子，以及他的几箱书，就这样。理论上，马尔科姆打算帮他重新装修，把厨房边没窗子的小书房改为用餐空间，同时处理其他问题。但马尔科姆好像感觉到威廉缺乏兴趣，就一直没把整修这间公寓列入优先待办事项。他有时会抱怨一下，但他知道这不是马尔科姆的错。毕竟，是他自己一直没回复马尔科姆的电子邮件，包括收尾、瓷砖、嵌入式书柜的尺寸，还有马尔科姆订製前要他同意的长沙发。直到最近，他才请律师把动工前必须签订的文件寄给马尔科姆。下星期，他和马尔科姆要碰面做一些决定，等到他一月中拍完戏回来，公寓应该就会像马尔科姆保证过的，就算不是改头换面，也大有改善。

同时，他多多少少还是跟裘德一起住。当初跟菲莉帕一分手，他就直接搬进了裘德格林街的公寓。他的理由是，自己的公寓还没装修，而且基于他对安迪的承诺，他一直霸佔裘德家多出来的卧室不走。但其实是他需要裘德的陪伴，需要裘德稳定不变的存在感。当他去英格兰、爱尔兰、加州、法国、摩洛哥的丹吉尔、阿尔及利亚、印度、菲律宾、加拿大时，他需要有个家的形象在纽约等著他，而那个形象从来不包括佩里街。对他来说，家就是格林街。当他远离纽约且寂寞时，他就会想到格林街的公寓，他在那裡的房间，週末裘德结束工作后，他们会熬夜聊到很晚，觉得时光缓慢而悠长，相信这一夜会持续到永远。

而现在，他终于要回家了。他跑下楼梯，出了前门，来到佩里街上。傍晚天气转冷了，他走得很快，几乎是在小跑，如往常一般享受著独自走路的愉悦，享受在一个这麽多人的城市裡落单的感觉。这是他最想念的事情之一。在拍片现场，你从来不会落单。会有一名副导演陪你走回休息的房车，再陪你走回拍片现场，即使房车和现场距离只有五十码。当初他逐渐熟悉拍片现场的状况时，对于拍电影时似乎鼓励把演员当小孩看的文化，首先觉得震惊，继而觉得好笑，最后觉得厌烦。他有时觉得自己像是被直立绑在一个玩偶身上，被用轮子推著移动，有人陪他走到化妆部门，然后到服装部门。又有人陪他走到现场，再走回房车。一两个小时后，又会有人来房车裡接他，护送他到拍片现场去。

「绝对不要让我习惯这种事。」他有回跟裘德说，几乎是恳求。这是他所有拍片故事的收尾台词：有关午餐时每个人照职位和阶级自动分开——演员和导演一桌，摄影组另一桌，器械组第三桌，服装组第四桌，道具组第五桌——大家都只聊一些小事，比如你的健身房、你想去的餐厅、你正进行的特殊饮食计划、健身教练，还有香菸（你有多想抽一根），以及做脸（你有多麽需要）；有关剧组人员，他们痛恨演员的同时，碰到演员对他们最细微的关注却又在意得不得了，实在令人羞愧；化妆组爱搬弄是非，关于所有演员的生活，他们的信息量简直多到吓人，他们早就学会在帮演员调整假髮和扑粉时保持绝对的安静，让自己完全隐形，同时倾听椅子上的演员们打电话，无论是女演员大吼男朋友，还是男演员低声安排深夜的一夜情对象。就是在这些拍片现场，他才明白自己被监视的程度比想像中更严重，而且自己很容易就相信，拍片现场的生活就是实际的生活——一切都有人帮你准备好，而且真的可以製造出太阳照耀你的效果。

有回他站在自己的标记上，等著摄影师做最后的调整。这时第一副导大声警告：「他的头髮！」摄影师只得走过来轻轻捧著他的头，往左倾斜一英寸，再往右，又往左，好像在壁炉台上放一个花瓶一般。

「别动，威廉。」摄影师警告，他保证他不会动，连呼吸都放到最轻，但其实他很想傻笑。他忽然想到他的父母（令他不安的是，随著年纪渐长，他越来越少想到他们），还有亨明。有半秒钟，他看到他们就站在左边，在拍片现场外头，正好远得让他无法看清他们的脸，反正他再也想像不出他们的表情了。

他喜欢告诉裘德这些事，把自己在拍片现场的日子讲得好笑又欢乐。他原先没想到演戏会是这样，但他以前哪裡懂得演戏会是什麽样？他总是做好准备，总是准时，对每个人都很有礼貌，乖乖听摄影师的指示，除非有绝对的必要，否则从不跟导演争执。但即使拍过这麽多电影（过去五年拍了十二部，其中八部是最近两年拍的），经历了种种荒谬，他发现最超现实的时刻，就是在摄影机开拍之前。当他站在第一个标记处、第二个标记处，或是摄影师宣佈准备好了，「化妆服装组！」第一副导喊道，然后化妆和服装人员就匆忙朝他俯衝过来，好像他是一块腐肉，那些人拨弄他的头髮，拉直他的衬衫，用软刷子搔过他的眼皮。这个过程通常只有三十秒左右，但在这三十秒的时间裡，他垂下眼皮免得粉粒飘进眼睛，其他人的手霸道地在他的身体和头上触摸，好像身体不再是他的。此时他会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死了，飘在半空中，他的生命不过是一段想像。在那些时刻，一串旋风似的影像掠过他的心头，太快又太混乱，无法实际看清每一个画面：其中当然有他正要拍摄的场景，以及他稍早拍过的场景，但也有总是盘踞在他心头的场景，那些他夜裡睡著前会看到、听到、记得的事情——亨明、杰比、马尔科姆、哈罗德、朱丽娅、裘德。

你快乐吗？他有回问裘德（当时他们一定是喝醉了）。

我不认为快乐适合我，裘德最后终于说，好像威廉给了他一盘他不想吃的东西。但是适合你，威廉。

当化妆和服装人员对著他又拉又抓，他想到他当时应该问裘德这句话是什麽意思：为什麽适合他，但不适合裘德。等到他拍完那场戏，他就忘了这个问题，也忘了之前的那段对话。

「音效开动！」第一副导喊道，化妆和服装人员赶紧散开。

「开了。」音效人员回答。

「摄影机准备。」摄影师喊道，接著有人宣佈第几场戏，打板。然后他睁开眼睛。

2

刚过36岁生日的一个星期六早晨，他睁开眼睛，体验到那种偶尔会感受到的奇怪、美妙的感觉：发现自己的人生晴朗无云。他想像哈罗德和朱丽娅在剑桥市，两个人睏倦地在厨房裡走动，将咖啡倒进他们有著缺角和咖啡渍的马克杯裡，把装报纸的塑胶袋外头的露水甩掉。在空中，威廉正从南非开普敦飞向他。他想像马尔科姆在布鲁克林家裡的床上紧靠著苏菲，然后，因为他觉得充满希望，便想像杰比安全地在下东城的床上打呼。在格林街这裡，暖气散发出轻微的嘶嘶声。床单闻起来像肥皂和天空。他的上方是马尔科姆一个月前装的钢管枝形吊灯。他的下方是一片发亮的黑色木地板。这间公寓一片寂静，而且是他的（还是觉得它很大，充满种种可能性和潜力）。

他把脚趾伸向床尾，然后往回缩向小腿：没事。他移动躺在床垫上的背部：没事。他把两边膝盖朝胸口缩起：没事。没有任何地方痛，连一点痛的迹象都没有。他的身体又是他的了，可以帮他执行他想像中的任何动作，不会抱怨或搞破坏。他闭上双眼，不是因为累了，而是因为这是完美的一刻，他知道该如何享受。

这些时刻从来不会持续太久（有时候，只要坐起身，他就像脸上捱了一记耳光似的被提醒，是他的身体在控制他，不是他控制他的身体），但最近几年状况恶化后，他每天都很努力地放弃自己会再好转的想法，试著专注于暂时摆脱痛苦的那些时刻，并且感激自己的身体饶过了他。最后他缓缓坐起身，同样缓慢地站起来，一切还是很棒。他判定这是美好的一天，然后走到浴室，略过卧室角落裡彷彿在生闷气的轮椅。

他准备好，然后拿著办公室带回来的一些文件坐下来等。通常碰到星期六，他的时间大都用在工作上——从他走遍纽约的时期以来，这个习惯没有改变过。啊，他那些长途步行之旅！他真的一度可以像山羊似的走到上东城，然后走回来，靠自己就走上十一英里吗？——但今天他要跟马尔科姆碰面，带他去找自己的西装师傅，因为马尔科姆要结婚了，需要买一套西装。

他们还不确定马尔科姆是不是真的要结婚，只是认为他会而已。过去三年来，马尔科姆和苏菲分手又複合，接著又分手，然后又複合。但过去一年，马尔科姆找威廉谈过婚礼的事情，还问威廉会不会觉得婚礼是一种迁就；又问杰比关于珠宝的事情，问女人说她们不喜欢鑽石时，是真的这麽想、还是只是说著玩的；还找他询问婚前协议书的事情。

他尽力回答马尔科姆的问题，然后给了他一个法学院同学的名字，是一位婚姻法律师。「啊，」马尔科姆当时说，身子往后退，好像他要告诉他的是职业杀手的名字，「我不确定我目前有这个需要，裘德。」

「好吧。」他说，收回那张马尔科姆连碰都不想碰的名片，「唔，哪天要是你需要，问我一声就是了。」

一个月前，马尔科姆问他能不能帮他挑一套西装。「我连一套西装都没有，这样是不是很夸张？」他问，「你不觉得我应该有一套西装吗？你不觉得我应该让自己看起来，我不知道，比较成人或什麽的？你不觉得这样应该对生意有帮助？」

「小马，我觉得你看起来好得很，」他说，「而且我不觉得你在生意上还需要什麽帮助。但是如果你想买一套西装，没问题，我很乐意帮你。」

「谢了。」马尔科姆说，「我的意思是，我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有一套西装。你知道，以防有什麽需要。」他暂停一下，「顺带讲一声，我不敢相信你有个西装师傅。」

他微笑，「他不是我的西装师傅。」他说，「他只是专门做西装，而某些西装碰巧是我的。」

「老天，」马尔科姆说，「哈罗德真的创造了一个怪物。」

他忍不住大笑。他常常觉得，好像只有西装能让他看起来比较正常。坐轮椅的那几个月，那些西装能再度向他的客户保证他很能干，同时也向自己再度保证他是公司的一分子，至少可以穿得跟其他人一样。他并不觉得自己虚荣，而是一丝不苟。小时候在少年之家，他们偶尔会跟当地学校的男学生打棒球赛。每回他们走上场，那些男学生总是捏著鼻子嘲笑他们：「去洗个澡吧！」他们会大叫，「你们好臭！你们好臭！」但他们确实会洗澡：按规定，他们每天早上都要淋浴，把黏答答的粉红色沐浴乳挤在手掌和毛巾上，然后搓洗皮肤，同时会有一个辅导员在莲蓬头前方走来走去地巡视，拿著薄毛巾抽打那些不乖的男生，或者朝不够认真洗澡的人大吼。即使到现在，他还是很怕自己邋遢、肮髒或难看。「你永远会很丑，但这不代表你不能乾淨点。」加布里埃尔神父以前总是这麽告诉他。儘管加布里埃尔神父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错的，但他知道这点他说得没错。

马尔科姆来了，跟他拥抱打招呼后，就像往常那样开始审视整间公寓，伸著长脖子，缓缓转著圈，目光像灯塔的光，边转还边喃喃发出评论。

他在马尔科姆开口提问前就先回答了：「小马，下个月。」

「你三个月前就这麽说了。」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是认真的。现在我有钱了，或者这个月底就会有了。」

「钱的事情，我们讨论过了。」

「我知道。你真是太慷慨了，但是我不能不付你钱。」

他在这间公寓裡已经住了四年多，却一直因为缺钱没装修，而他缺钱是因为他在付公寓贷款。这四年多裡，马尔科姆画了设计图，隔出两个卧室，帮他挑了一张有如灰色宇宙飞船的沙发，放在客厅中央，又解决了一些小问题，包括地板。「这太疯狂了，」当时他告诉马尔科姆，「等整修完毕，你还是得重铺地板。」但马尔科姆说他无论如何都要做，那种地板漆是新产品，他想试用一下，而真正装修之前，格林街会是他的实验室，他可以拿它来做一些小实验，如果他不介意的话（而他当然不介意）。但除此之外，整间公寓差不多还是保持了他刚搬进来时的样子：一个长长的四方形，位于南苏荷区一栋建筑的六楼，两边都有窗子，一侧朝西，一侧朝东；南边整面牆也有窗子，俯瞰一座停车场。他的房间和浴室在东头，看出去是默瑟街一栋低矮楼房的屋顶；威廉的房间和浴室（其实是客房，但他一直把它当成威廉的房间）则在西头，下面是格林街。厨房位于公寓中央，还有第三间浴室。套房之间的空间很大，黑色地板像黑色琴键般发亮。

他拥有了这麽多空间，但至今依然有一种不熟悉的感觉，更不熟悉的是自己居然负担得起。但是你负担得起，他有时还得提醒自己，就像他站在杂货店裡，想著是否该买一盒自己喜欢的黑橄榄；那种橄榄好咸，咸得他嘴巴发涩、双眼泛泪。刚搬到纽约市时，吃黑橄榄是一种享受，他一个月只买一次，一次只买一匙。每天晚上他只吃一颗，一边坐著读案情摘要，一边缓缓啜吸著橄榄核上的肉。你可以买，他现在告诉自己，你有那个钱了。但他还总是忘记。

他之所以买得起格林街的公寓，而且冰箱裡常备著一盒橄榄，背后的原因是他在罗普克工作，这是全纽约最有权势、最有名望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他在那裡担任辩护律师，而且一年多前升为合伙人。五年前，他跟西提任和罗兹经办一件证券诈欺案，起诉一家叫柴克瑞·史密斯的大型商业银行。那个案子和解之后没多久，一个叫卢西恩·沃伊特的人联络他，他知道他是罗普克诉讼部门的总监，而且之前曾代表柴克瑞·史密斯银行与他们协商。

沃伊特邀他一起喝杯酒聊聊。他对他的工作印象深刻，尤其是法庭表现，他说。柴克瑞·史密斯银行也对他印象深刻。其实他早听过他的名字（他和沙利文法官是法学院的老同学），也打听了一下他的状况。他有没有考虑过离开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加入黑暗阵营呢？

要说他从没想过，那就是撒谎了。在办公室裡，周围的人不断离去。他知道西提任正在跟华盛顿的一家国际法律事务所洽谈。罗兹在犹豫是不是该去一家银行的法务部工作。至于他，之前已经有两家律师事务所找上门来，但他都拒绝了。他们都很喜欢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所有人都是。但西提任和罗兹的年纪比他大，罗兹和他太太想生小孩，他们得赚钱。钱，钱，钱，有时他们谈的唯一话题就是钱。

他也会考虑钱，不可能不考虑。每回他去杰比或马尔科姆朋友的公寓参加派对回家，利斯本纳街就显得更寒碜，更难忍受。每次电梯故障，他得爬楼梯上楼，到了门口还得背靠著前门坐在地上休息一阵子，才有力气开门进去。此时，他就会梦想住在一个电梯不会出故障的可靠地方。每回他站在地铁入口的楼梯顶端准备往下走，抓著扶手且吃力得几乎要用嘴巴呼吸时，他会希望自己能坐出租车。然后还有其他恐惧：在他心情低落的时刻，他会想像自己老了，肋骨外头的皮肤都像羊皮纸了，还住在利斯本纳街，手肘撑地爬进浴室，因为他再也没办法走路了。在这个梦裡，他孤单一人，没有威廉、杰比、马尔科姆、安迪，没有哈罗德和朱丽娅。他很老很老，身边没有其他人，只剩他自己照顾自己。

「你几岁了？」沃伊特问。

「31。」他说。

「31还很年轻，」沃伊特说，「但是你不会永远这麽年轻。你真的想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裡变老吗？你知道大家怎麽说助理检察官的：人生的大好年华就这样过了。」沃伊特谈到报酬，谈到升迁机会，「答应我你会考虑。」

「我会的。」他说。

他的确考虑了。他没跟西提任或罗兹讨论（也没跟哈罗德谈，因为知道他会说什麽），而是跟威廉讨论，两人一起比较这份工作明显的优点和缺点。工作时间长（他的工时本来就很长，威廉说），工作性质很无聊，而且很可能要跟一堆混蛋共事（除了西提任和罗兹，他本来也跟一堆混蛋共事，威廉说）。当然，他现在得去帮他过去六年起诉的那些人辩护：撒谎者、骗子、小偷，以及伪装成受害者的有地位、有权势的人。他不像哈罗德或西提任，他很务实，他知道当律师意味著牺牲，不是牺牲金钱，就是牺牲道德，但这样背弃他明知是正义的一方，还是令他很困扰。是为了什麽？确保他不会变成那个孤单又患病的老人？这好像是最糟糕的那种自私、最糟糕的那种任性，拒绝承担他明知道应该承担的责任，只因为他害怕，担心自己过得不舒适或很悽惨。

然后，他和沃伊特碰面两週后的星期五，他很晚才回家。那天他筋疲力尽，必须坐轮椅，因为右腿实在太痛了，回到利斯本纳街的公寓时，他一放鬆，就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虚脱了，因为再过几分钟，他就可以进门，用微波炉加热过、冒著蒸汽的溼毛巾包住小腿，坐在温暖的公寓裡。但是当他按了电梯按钮，却听到齿轮摩擦声，还有电梯坏掉时微弱的绞盘怪声。

「不要！」他大喊，「不要！」他的声音在门厅裡迴盪，他对著电梯门拍了又拍，「不，不，不！」他拿起公文包朝地上摔，裡头的文件散落一地。在他周围，整栋公寓依然一片寂静，没人能帮他。

最后他停止发火，觉得羞愧又愤怒，然后把那些文件收回公文包裡。他看了一下手錶：11点。威廉正在演出《九重天》，但他知道此时他已经下台了。可是他打电话过去，威廉没接。他恐慌起来。麦坎·马尔科姆去希腊度假了。杰比在一个艺术村。安迪的女儿比阿特丽斯上个星期才出生，所以他不能找他。他只肯让这几个人帮他，让他们拖著他爬那麽多层楼，当他像树懒似的抓著对方不放时，至少不会觉得太不自在。

但那一刻，他失去了理智，拚命只想赶紧回到家裡。于是他站起来，把公文包夹在左边腋下，然后把轮椅（太贵了，不能留在大厅裡）收起来夹在右边腋下，开始爬楼梯。他身子左边紧贴著牆，右手抓著轮椅的一根轮辐，爬得很慢——只能靠左腿往上跳，儘量避免把任何重量放在右腿，也避免轮椅碰到伤口。他往上爬，每爬三级就要停下来休息。从大厅到五楼要爬一百一十级楼梯。爬到第五十级时，他全身抖得厉害，不得不停下来坐半小时。他一次又一次打电话给威廉并发短信给他。打到第四通电话，他留言了，但希望自己永远不必留：「威廉，我真的需要帮忙。拜託打给我。拜託。」他想像威廉立刻回电话，告诉他马上赶来，但他等了又等，威廉都没回电话。最后，他设法又站了起来。

总之，他努力进了门。但那一夜接下来的事情他完全不记得了。次日醒来时，他发现威廉睡在他床边的地毯上，安迪睡在客厅拖来的椅子上。他舌头不听使唤，意识矇矓，还很想吐，于是他知道安迪一定帮他注射了止痛药。他很讨厌止痛药，因为接下来他会变得茫然，还会便祕好几天。

他再度醒来时，威廉不在了，但安迪已经醒来，死瞪著他。

「裘德，你他妈的一定得搬出这栋公寓。」他轻声说。

「我知道。」他说。

「裘德，你那时在想什麽？」威廉从杂货店回来后问他。安迪已经帮著他去过洗手间（他没办法走路，得让安迪抱他去），让他躺回床上，他身上还穿著前一天的衣服，等到威廉回来才离开。威廉前一晚演出后去参加派对，没听到手机响；等他终于听到留言，急忙赶回家时，发现他躺在地板上抽搐，才打给安迪。「你为什麽不打给安迪？你为什麽不找间餐馆坐下来等我？你为什麽不打给理查德？你为什麽不打给菲莉帕叫她找到我？你为什麽不打给西提任、罗兹、伊莱，或菲德拉，或两个亨利·杨，或……」

「不知道。」他悲惨地说。他无法跟健康的人解释病人的逻辑，也没有力气去试。

下一个星期，他联络了卢西恩·沃伊特，谈好了工作条件。签约后，他打电话给哈罗德，沉默了五秒钟，才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话。

「裘德，我只是不明白，」哈罗德说，「真的不明白。你从来没让我觉得你很爱钱。你爱钱吗？我的意思是，你当然爱钱。你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有大好前程。你在那裡的工作很重要。可是你现在完全放弃，要去帮谁辩护？一堆罪犯。他们太有权势、太确定自己不会被抓到，因而被抓这件事他们根本从没想过。他们认为法律只适用于年收入不到九位数的人。他们认为法律要制裁谁，只能由种族或收入来决定。」

他什麽都没说，只是乖乖听著哈罗德越来越生气的声音，因为他知道哈罗德说得对。他们没有明确谈过，但他知道哈罗德一直以为他会朝公职体系发展。这些年来，哈罗德不时丧气而悲伤地谈到一些他很欣赏的优秀学生辞掉工作（包括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司法部、公设辩护律师服务处、法律援助组织的工作），跳槽去大型律师事务所。「一个社会要发挥应有的功能，就必须靠那些拥有杰出法律头脑的人才，把维持社会运作当成自己的责任。」哈罗德常常说。而他也赞同，至今不变。这也是为什麽他此刻无法为自己辩护。

「你难道不想为自己说话？」哈罗德最后终于问他。

「对不起，哈罗德。」他说，哈罗德没吭声，「你对我很生气。」他嗫嚅道。

「我不是生你的气，裘德，」哈罗德说，「我是失望。你知道你有多特别吗？你知道你如果留下，可以改变多少事情吗？如果你想要，你可以成为法官，有一天还能当上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是现在不可能了。你到一间大型律师事务所当辩护律师，你原来可以完成那麽多杰出的工作，如今却要站到敌对的那一方。这真是太浪费了，裘德，太浪费了。」

他又沉默了。他心中重複著哈罗德的话：太浪费了，太浪费了。哈罗德叹气：「所以你到底是为了什麽呢？」他问，「是钱吗？就是为了钱吗？裘德，你为什麽不告诉我你需要钱？我可以给你一些的。一切都是为了钱吗？告诉我你需要什麽，我很乐意帮忙的。」

「哈罗德，」他开口，「你真是太好心了。但是——但是我没办法接受。」

「狗屎，」哈罗德说，「你是不肯。我现在提出一个办法，让你不要辞职，裘德，不要接受一个你会痛恨的职务或工作——不是或许，而是一定——而且我不要求你回报，也没有附带条件。我是在告诉你，为了让你留在原来的地方工作，我很乐意给你钱。」

啊，哈罗德，他心想。「哈罗德，」他痛苦地说，「我跟你保证，我需要的钱，不是你给得了的。」

哈罗德沉默不语，再度开口时，他的口气变了：「裘德，你是惹上什麽麻烦了吗？你知道你可以告诉我的。无论是什麽，我都会帮你。」

「不是，」他说，可是好想哭，「哈罗德，不是这样。我很好。」他用右手抓住贴了绷带的小腿，因为那裡持续作痛。

「唔，」哈罗德说，「那我就鬆了口气。但是裘德，你怎麽可能需要那麽多钱呢？除了买房子。这个朱丽娅和我会帮你的，你听到了没？」

有时，哈罗德缺乏想像力的程度让他懊恼又惊奇。在哈罗德的心目中，人人都有以自己为荣的父母，存钱只是为了买房子或度假，想要什麽开口就是了。他似乎没意识到在某些人生活的世界裡，这些东西不见得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人人都有同样的过去和未来。但是这样想太不厚道了，他很少这麽想。大部分时间，他都欣赏哈罗德坚定的乐观，他没办法或不愿意变得愤世嫉俗，不愿意去寻找不幸或悲惨的一面。他很爱哈罗德的纯真，尤其是想到他所教授的、他所失去的，就更觉得他了不起。所以他怎麽能告诉哈罗德，自己必须考虑到每隔几年就得换新，而且保险不完全给付的轮椅？他怎麽能告诉哈罗德，安迪的诊所没跟保险公司合作，从没收过他医疗费，但有一天可能开始要收；如果是这样，他当然不能不付钱？他怎麽能告诉哈罗德，他最近腿上的这个疮，安迪提过要他去住院，而且有一天或许要截肢？他怎麽能告诉哈罗德，如果他截肢，就得花钱住院，做物理治疗、装义肢？他怎麽能告诉哈罗德，他想动背部手术，用激光把那些疤痕清除得一乾二淨？他怎麽能告诉哈罗德他最深的恐惧：他的寂寞，他害怕成为一个装了导尿管、胸部瘦骨嶙峋的老人？他怎麽能告诉哈罗德，他梦想的不是婚姻或子女，而是有一天如果有需要，有足够的钱僱人来照顾他，这个人会对他很和气，同时给他隐私和尊严？没错，还有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他想住在一个电梯不会坏的地方。他想随时想坐出租车就能坐。他想找私人游泳池，因为游泳能平抚他的背痛，而且他现在再也没法到处乱走了。

但是这些他都不能告诉哈罗德。他不想让哈罗德知道他的毛病这麽多、知道他收养的根本是个废物。于是他什麽都没说，只跟哈罗德说他得挂电话了，说下回再跟他谈。

甚至在跟哈罗德谈论之前，他已经准备好，面对新工作要逆来顺受，不要期望什麽，但先是让他不安、继而让他惊奇、接著让他开心、最后让他有点厌恶的是，他发现自己乐在其中。他当联邦助理检察官时，处理过药厂的案子，于是刚到律师事务所时，承办的案子很多都跟药厂有关：有家药厂新设立了亚洲分公司，要发展一套反腐败政策，于是他和一位资深合伙人律师出差去东京，这是一个清楚、好解决的小案子，并不常见。其他案子都比较複杂，拖得比较久，有时还会拖到地老天荒，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忙著为另一个客户（某大型製药集团）彙整出针对「诈领法案」的辩护依据。进入罗普克律师事务所不久，罗兹工作的那家投资管理公司因为证券诈欺案被调查，于是来找他，也因此确保了他能升任合伙人：他有出庭经验，这是事务所裡大多数普通律师没有的，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带来客户，而第一个客户总是最难找的。

他永远不会向哈罗德承认，不过他真心喜欢调查由内部吹哨人检举的起诉案，喜欢设法挑战「海外反腐败法」的适用范围，喜欢有机会延展法律，像延展一条橡皮筋，拉到超过自然最大张力的点，让它弹回来刺痛你。白天他会告诉自己，这是一种智力的投入，他的工作不过是表达法律本身的弹性。但夜裡，他有时会想到，如果老实跟哈罗德谈自己的工作，哈罗德会说些什麽，于是耳边又响起他的话：太浪费了，太浪费了。那些时刻他会想，他在做什麽？这份工作让他见利忘义了吗？或者他其实一直是这样，只不过把自己想成另一个样子了？

一切都在法律的范围内，他会这麽跟脑袋裡的哈罗德辩驳。

只因为你做得到，不表示你就该去做，他脑袋裡的哈罗德会这麽反驳他。

的确，哈罗德当初说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因为他想念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他想念站在正确的那一方，身边环绕著热情、愤怒、热衷于改革的同伴。他想念搬回伦敦的西提任，想念现在偶尔会跟他碰面喝酒的马歇尔，还有比较常见到面的罗兹。罗兹现在常年一副疲惫苍白的样子，他记得以前的罗兹总是欢乐且充满活力，他们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累得头昏眼花时，他会播放电子探戈音乐，然后跟一个想像中的女人在办公室裡迴旋起舞，只为了逗他和西提任从电脑上抬头，并且在看了之后大笑。他们渐渐老了，所有的人都一样。他喜欢罗普克律师事务所，他喜欢裡面的人，但他从来不曾跟他们加班到深夜、讨论案子、聊起彼此看的书，这裡不是那种办公室。他这个年纪的普通律师，家裡都有不快乐的女友或男友（或者他们本身就是不快乐的女友或男友）；年纪比他大的都结婚了。少数不讨论手上工作的时刻，他们会聊一下订婚、怀孕、买房子。他们不会为了好玩或热情而讨论法律。

事务所鼓励大家从事公益服务工作，于是他开始去一个非营利的艺术家团体当义工，提供免费的法律谘询服务。那个组织的办公时间是每天下午和晚上，艺术家会来找律师谘询，因此他每週三晚上会早些下班，7点就离开，到苏荷区的布鲁姆街，在那个团体地板破烂的办公室裡坐三小时，协助专门出版激进学术著作的非营利小出版社、有知识产权纠纷的画家，或是拿著各式各样合约前来谘询的舞蹈团体、摄影师、作家。那些合约要不就因为超出法律范围（他看过一份用铅笔写在纸巾上的合约）而没有意义，要不就是複杂得没有必要，害那些艺术家看不懂（连他都看不太懂了），但上面却有他们的签字。

哈罗德其实不太赞成他做这份义务工作，他感觉得出来，哈罗德认为这份工作很琐碎。「这些艺术家裡有真正优秀的吗？」哈罗德问过他。「大概没有吧。」他说。但这些艺术家优秀与否轮不到他来判断，因为已经有其他一大堆人在做了。他去那裡，只是提供一些艺术圈裡非常缺乏的协助，因为那个圈子有太多人都活在对实用性充耳不闻的世界裡。他知道自己这样想太浪漫了，但他欣赏他们。他欣赏可以一年又一年只靠著自己被急速消耗的希望活下去的人，即使他们每一天都变得更老，也变得更卑微。而同样浪漫的是，他觉得自己去这个组织当义工的时间，等于是在向他的朋友们致敬。这些人都过著令他惊异的生活，他觉得他们非常成功，也以他们为荣。不像他，这些人没有清楚的路径可以遵循，却依然顽强地开路前进，他们把自己的时间用来创造美丽的事物。

他的朋友理查德是那个组织的理事，最近搬到苏荷区了，有时星期三回家途中会顺道过来。如果他刚好有空，两人会坐在一起聊一下；如果他正好在忙，理查德就远远跟他挥个手。某天晚上谘询结束后，理查德邀他去自己家喝杯酒。他们从布鲁姆街往西走，经过中央街、拉斐特街、克罗斯比街，以及百老汇大道、默瑟街，然后在格林街向南转。理查德住在一栋窄长的大楼内，石材已经转为煤灰色，一扇高耸的车库门佔据了一楼。车库门右边还有一道金属门，门的上端嵌了一面像脸那麽大的玻璃窗。这栋大楼没有大厅，只有一道铺了瓷砖的灰色走廊，上方用电线吊著三颗灯泡。沿著走廊往右转，是囚室般的工用电梯，就像利斯本纳街他们原始的客厅那麽大，按一个钮，栅栏式的电梯门会颤抖著哗啦哗啦关上，但却能在裸露煤渣砖的电梯井裡顺畅运作。到了三楼，电梯停下，理查德打开电梯门，把钥匙插入面前那道巨大得令人生畏的钢製双扇门，门后就是他住的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