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1/2）

李陵

りりょう

本篇最早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七月的杂志《文学界》（此时作者已去世半年有余）。内容主要取材于《史记》。

一

汉武帝天汉二年秋九月，骑都尉李陵 [1] 率领五千步卒出边塞遮虏鄣北上。在阿尔泰山脉东南端那几乎没入戈壁沙漠的乱石丘陵中穿行了整整三十日，朔风戎衣，冰冷彻骨，万里孤军之慨，何其沉重。行至漠北浚稽山下，大军终于扎下了营寨。此刻，他们已深入匈奴腹地。就时令而言，眼下还是秋天，可北地风光早已是一派肃杀景象。苜蓿枯萎，榆树和杞柳也叶落殆尽。其实何止是树叶，就连树木本身也都很难看到（除了营地附近之外），到处都是黄沙、岩石、河滩和干涸的河床，一片荒凉。放眼望去，四下里不见人烟，偶尔出现的，只是在旷野中找水喝的羚羊而已。远处的高山，突兀地耸立着，将秋日的天空分割开来。高山之上的空中，有一行大雁，正匆匆飞向南方。然而，此情此景却丝毫也不能牵动将士们的思乡柔情。他们全都明白，眼下的处境，是何等地危险。

面对以骑兵为主力的匈奴，这么一队步兵（仅李陵和少数幕僚骑马）竟敢深入敌境，只能说是鲁莽至极了。更何况就连步兵也只有区区五千，而这座浚稽山离最近的汉寨居延也有一千五百多里（中国里程） [2] 。由此可见，若非绝对信赖并服膺其统帅李陵，这样的行军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

每年秋风起时，汉朝的北疆就会出现大批的入侵者。他们野蛮彪悍，鞭打着胡马来去如风。所经之处，边吏被杀，边民遭掳，牛羊等家畜尽被掠去。五原、朔方、云中、上谷、雁门等处，每年都深受其害。当年，靠着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的神武，在元狩到元鼎 [3] 的这几年间，也曾出现过“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可最近三十年来，边患又连年不断了。霍去病死后十八年，卫青死后七年，浞野侯赵破奴率全军降虏，光禄勋徐自为在朔北修建的城障，也很快遭到了破坏。当时，足以维系全军之信赖的将帅，除了在远征大宛时声威大震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就再无他人了。

这一年——天汉二年夏，五月，抢在匈奴入侵之前，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出酒泉，欲在天山一带击溃屡窥西疆的匈奴右贤王。汉武帝原本命李陵监护辎重。不料在未央宫的武台殿应召时，李陵竟极力请免这一差役。要说这李陵，本是人称“飞将军”的李广之孙，是一位素有其祖父之风的弓马高手。数年前，就官拜骑都尉之职，在西部的酒泉、张掖等地教练骑射，训练士卒。年龄将近四十，正当血气旺盛之际，让他去押运粮草辎重也实在是太委屈他了。故而当他请愿“臣在边境所练之兵，皆是以一当十的荆楚勇士。臣愿率其出征，侧面袭击以牵制匈奴”时，汉武帝也予以首肯。然而，不巧的是，在此向各处频繁调动兵马之际，已经没有多余的军马可分给李陵了。即便这样，李陵仍说“无妨”。其实他也知道未免太过勉强，可比起押运粮草辎重的差使来，他还选择了与甘为自己抛弃生命的五千兵士一起共赴危难。他那句“臣愿以少击众”的豪言壮语，也使向来好大喜功的汉武帝龙颜大悦，最终接受了他的请求。

李陵回到西部的张掖，整顿了所部军卒之后，立刻往北进发。当时驻屯在居延的是强弩都尉路博德。他接到汉武帝的诏书后，便远赴中途迎接李陵。到此为止，一切都还顺畅，可接下来的情况就有些不妙了。

路博德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年轻时曾在霍去病的麾下效力，因赫赫战功而被封为邳离侯。更为显赫的是，他曾官拜伏波将军，率兵十万灭了南越。后因犯法而失去封爵，落到如今这般镇守西边的地步。就年龄而言，他是李陵的父辈。要这位曾经封侯的老将军去拜李陵之后尘，其心中自然是十分不快的。

路博德在迎接李陵的同时，派人往京城送去了奏章。说是眼下正是匈奴秋高马肥之际，且胡虏擅骑战，以李陵之寡兵恐难当其锋芒。倒不如让他在此地过冬，待到来年春天，从酒泉、张掖各发五千骑兵协同出击，如此方为良策。对此，李陵自然是一无所知的。汉武帝见了这道奏章，不禁勃然大怒。他以为这奏章是李陵与路博德合议之后才上的，心想：你李陵在我跟前夸下海口，如今一到塞外却又畏敌如虎，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他立刻分别遣使至路博德和李陵处下达诏书。给路博德的诏书，是这样写的：李陵曾在朕的面前夸下“以少击众”的海口，所以你不用协助他。如今匈奴已侵入西河郡，你抛下李陵所部，即刻奔袭西河，断敌之进路。在给李陵的诏书里则写道：你部应即刻深入漠北，在东至浚稽山，南到龙勒水一带观察敌势，若无异状，则循浞野侯当年之故道，领军至受降城休整。自不待言，诏书中还严厉责问了他与路博德合议上奏之事。

其实，李陵所面临的艰险是有目共睹的。即便暂且不论“以寡兵徘徊于敌境”这样的危险，光是这队没有战马的步卒，要走完所指定的数千里路程，就已经是难比登天了。想象一下徒步行军的速度之慢，车辆辎重又全凭人力牵引，以及入冬后胡地气候之严酷，这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汉武帝绝对不是个昏庸之主，却有着与同样不是庸主之隋炀帝、秦始皇相同的长处和短处。想当年，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无比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因兵力不足从大宛暂时回撤时，由于触动了武帝的逆鳞而被阻挡在玉门关外。那次远征大宛，仅仅是为了获取良马而已。作为大汉天子，一言既出，无论多么地任性随意，也是必须切实践行的。何况李陵这次是主动请缨，自己讨来的差使。虽说在季节和距离上，条件相当苛刻，可这也绝不能成为踌躇不前的理由。因此，李陵就这样踏上了“不带骑兵的北征之途”。

李陵所率领的五千步卒，在浚稽山的山谷中滞留了十余日。其间，每天都派出斥候打探敌情。当然，他们还必须将附近的山川地形毫无遗留地画成图册并奏呈朝廷。这些图册、奏章将由李陵帐下一位名叫陈步乐的军士随身携带，单骑驰回京城。这位被选中的使者，与李陵一揖而别之后，翻身跨上不足十匹的战马中的一匹，猛抽一鞭，飞也似的下了山岗。全军将士都怀着前程未卜的忐忑心情，目送着他那渐行渐远的身影，直到最终消失在灰蒙蒙的荒凉大漠之中。

十天之内，在浚稽山东西三十里的范围内，他们未发现一个胡兵。

早在他们之前，夏天就挺进天山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曾一度大破匈奴的右贤王，可在归途中却被匈奴大军围困，遭受惨败。汉军丧师十之六七，据说连将军本人也险遭不测。这些消息也传到了他们的耳中。那么，大败李广利的敌军主力，如今又在哪里呢？眼下，因杅将军 [4] 公孙敖正在西河、朔方一带御敌（与李陵分道扬镳后，路博德正是去驰援那里的）。但从距离和时间上来计算，他所抵御的敌军也不像是匈奴的主力。因为，这些匈奴兵不可能这么快就从天山往东飞奔四千里而赶到河南（鄂尔多斯）。因此，无论怎么推算，匈奴的主力也都应该驻屯在从李陵所部现在的宿营地到北方的郅居水之间。

李陵每天都站到山顶上，亲自眺望四方。然而，从东往南，唯见一片漠漠平沙；从西到北，是树木稀疏的连绵群山。天上，秋云间偶尔会掠过鹰隼鸟影；地下，却看不到一骑胡兵。

他们在山间的疏林外将兵车首尾相连，列为圆阵。阵中帷幕相连，便是其宿营地。这里一到夜里，气温就陡然下降。士卒们只得折取原本就不多的树枝来生火取暖。驻留十日间，月亮由圆而缺，并最终消失。或许是空气干燥的缘故，星空显得异常凄美。每天夜里，天狼星晶莹闪亮，擦着黑魆魆的山影，斜斜地洒下蓝白色的光芒。十多天，就这么平安度过了，可就在决定明天离开此地，按照指定的路线往东南进发的头天晚上，一名步哨在无意间仰望璀璨的天狼星时，突然发现在其下方，出现了一颗赤黄色的硕大的星星。正惊诧间，这颗从未见过的巨星，已经拖着红色的光尾晃动起来。紧接着，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同样的光斑在其周围冒出，晃动着。可当他禁不住要叫出声来时，远处的这些光亮却又一下子全部熄灭了。刚才所见，恍如梦境一般。

接到步哨的禀报之后，李陵号令全军，明天天一亮就立刻做好战斗准备。他巡视各营，检查各项部署。等他再次回到大帐，和衣倒下之后，片刻之间便鼾声如雷地进入了梦乡。

翌日凌晨，李陵醒来后走出大帐一看，见全军已按照昨夜的命令，摆开阵形静候敌军来犯了。将士们整齐地排列在兵车的外围，执戟持盾牌者在前，弓弩手在后。

此刻，夹持着这个山谷的左右双峰，仍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森然耸立，寂静无声，却也让人依稀感到，这儿那儿的巨岩背后，似乎潜藏着什么。

当朝阳将大山的阴影投入峡谷之时（匈奴习俗，在单于拜过朝阳之前，一般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从原本一无所有的左右两山的山顶、山坡上，一下子冒出了无数的人影。随着震天动地的呐喊声，胡兵冲杀了下来。直到胡兵前锋进逼至二十步之前，原先一直偃旗息鼓、鸦雀无声的汉营中这才响起了隆隆战鼓。刹那间，千弩齐发，箭似飞蝗，数百胡兵应弦倒地。趁着其余的胡兵张皇失措之际，汉军前列之执戟者，间不容发地发动了攻击。匈奴全军崩溃，纷纷逃上山去。汉军尾随追击，斩首数千。

这是一个漂亮的胜仗。然而，贼心不死的敌军，是不会就此退去的。仅就今天的数量来看，敌军就足有三万。从飘扬在山头的旗帜来看，他们无疑是单于的近卫军。既然单于在此，那就必须预料到尚有八万、十万的后续部队。于是李陵当即决定拔营起寨，往南撤离。并且改变了前往东南两千里外受降城的预定计划，而是循着半月前的来路，争取早日退回居延寨（即便如此，也有着上千里的路程）。

南撤第三天的正午，汉军的身后，北方遥远的地平线处，扬起了遮天蔽日的黄尘。匈奴的追兵到了。翌日，八万胡兵蜂拥而至。他们利用骑兵之迅捷，在汉军的前后左右，围了个密不透风。只是他们像是吸取了前日的教训，并不逼近。他们远远地包围着正在南撤的汉军，在马上不住地放箭。当李陵下令全军停下，摆开战斗阵形时，匈奴便驱马远去，避免近身搏杀。当汉军继续行军后，他们又围上来射箭。这样一来，则汉军的行军速度明显下降，且死伤者无可避免地与日俱增。匈奴兵就像一群野狼一样，不即不离地尾随着这批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旅人。他们用这样的战术一点点地消耗对方，并窥探着给予致命一击的机会。

如此这般，汉军且战且退，又南行了数日之后，在某山谷之中休整了一天。这时伤兵的数量已相当多了。李陵清点了全军人数，调查了伤亡的状况，随后命令负伤一处者照常持械作战；负伤两处者帮着推兵车；只有负伤三处者才能坐到车上，被人推着前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运力，阵亡者的遗体就只能全部遗尸荒野了。

当天夜里，李陵在营中巡视时，十分偶然地在一辆辎重车上发现了一个身着男装的女人。一一检视全军所有的车辆后，竟然搜出以同样方式隐藏着的十多个女人。原来，当年关东群盗同时被剿时，他们的妻女都被驱赶到了西部居住。这些缺衣少食的寡妇，往往嫁给戍边卒为妻，以他们为主顾而沦落为娼妓的也不在少数。隐藏在兵车之中，千里迢迢跟来漠北的妇女，正是这样一些人。李陵简短地命令军吏将这些女人统统处死，而对带她们来的士卒不发一言。霎时间，谷中低地处传来了女人们凄厉的哭号声，营帐中的将士们则神情肃然地默默倾听着。不过这些声音很快就消失了，就像被沉寂的黑夜吞没了一般。

第二天早晨，时隔多日之后胡兵又发动了近战。全体汉军放开手脚，与匈奴痛痛快快地搏杀了一回。敌军败退，遗尸三千多具。汉军士气大振，因胡兵纠缠不清的游击战所带来的焦躁、郁闷也随之一扫而空。

自翌日起，汉军沿着龙城古道，继续往南撤退。匈奴也重新开始了遥遥围攻的战术。到了第五天，汉军踏入了平沙中时常可见的沼泽之中。水已多半冰冻，泥泞深可没胫，干枯的芦苇塘无边无际，怎么走也走不到尽头。一队胡兵绕道上风处，放起了野火。朔风凌厉，火势炽烈，在白昼下已没了光亮的白色烈焰，以飞快的速度扑向汉军。李陵果断下令，主动放火烧掉了附近的芦苇，这才堪堪躲过了灭顶之灾。

火灾虽然逃过了，可在湿地中推车而行的艰难，也同样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由于没有一块地方可以安营休息，汉军只得在泥泞中跋涉了一整夜。直到次日早晨，才总算登上了一处丘陵。然而，敌军主力早已先期到达，并设好了埋伏。汉军立足未稳，便遭到了攻击。

这是一场人马混杂的白刃战。为了避开敌军马队的猛烈冲击，李陵抛弃了车辆辎重，将战场转移到山脚下稀疏的树林之中。

汉军用弓弩从树林往外猛射。事实证明这一招十分管用。这时，匈奴单于正好带着亲兵来到了阵前。汉军调集连弩一通乱射。只见单于胯下的白马将前蹄高高举起，顷刻间便把这位身披青袍的胡酋摔到了地上。单于的亲兵中即刻冲出两骑。他们并不下马，略一弯腰，便一左一右地抄起了单于。全队一拥而上，将其围在中央后，迅速退去。对于汉军而言，虽说混战多时，最终击退了顽敌，但确实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敌人留下的尸体，多达数千，可汉军也阵亡了近千名将士。

与此同时，汉军也从当天俘获的胡兵口中，获悉了部分敌情。据说，单于对于汉军之顽强十分震惊。觉得汉军面对二十倍于己方的大军也毫不畏惧，且每天都在往南退却，似乎是在诱敌深入。疑心附近某处藏有伏兵，故而汉军才有恃无恐。前夜，单于召集诸将，说出了自己的怀疑，并与之商议。结果主战派占了上风。他们认为，这样的怀疑尽管成立，可单于亲率数万骑兵而不能歼灭汉军这一劣势孤旅，未免有损匈奴的脸面。此地往南，是连绵四五十里的山谷，不如在此间实施猛攻。出了山谷，来到平原上之后，再全力一战，倘若仍不能将其歼灭，再回兵北上也不迟。最终的决定，也正是这样的。了解了这一情况后，自校尉韩延年以下的汉军幕僚长们，未免生出了一丝希望，以为自己或许尚能生还。

从第二天开始，胡军便展开了无比猛烈的攻击。或许正如那俘虏所说的那样，是在进行最后的进攻了吧。这样的进攻，一天之内竟然反复了十几次。汉军一边给予顽强的反击，一边继续往南撤退。三天之后，终于来到平原之上。一到了平原上，骑兵战斗力就陡然倍增，匈奴人利用这一优势，发动了不顾一切的冲锋，企图一举压垮汉军，结果却依旧只能在留下两千多具尸体后无功而退。倘若那俘虏所言不谬，那么胡军的追击应该到此为止了。虽说谁都认为一个胡兵小卒的话不足为信，可幕僚们还是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这天夜里，汉军中一名名叫管敢的军候逃出阵营，投降了匈奴。这人原本就是长安的市井恶少，头天夜里在担任斥候打探敌情时犯了过失，在众人面前遭到校尉成安侯韩延年的痛骂和鞭笞，故怀恨在心，投降了匈奴。也有人说是因为前些天在山谷处决的那些女人中，就有他的妻子。管敢是知道匈奴俘虏的供词的，因此当他被拖到单于跟前时，就力劝其毋庸担心伏兵，也不必引兵北归。还说，汉军并无后援，箭矢也几乎用尽，伤兵日益增多，连行军都变得极为艰难了。又说汉军的中坚就是李将军和成安侯韩延年各自所率领的八百壮士，他们分别以黄色和白色的旗帜为标识。明日只需集中骑兵精锐，重点攻击该部即可。只要将其击破，其余的汉军就不难歼灭了云云。单于闻听大喜，厚赏了管敢，立刻取消了撤兵北上的命令。

翌日，匈奴最精锐的部队，朝汉军的黄、白旗阵营发动了攻击。他们一边冲锋，一边高喊道：“李陵、韩延年快快投降！”其凌厉的攻势将汉军一步步地从平原逼入了西面的山地，最终全被赶入远离大道的山谷之中。敌军从西面的高山上，朝身处谷底的汉军射箭，直如暴雨一般。汉军此刻箭矢已尽，全无还手之力。从遮虏出发时，汉军每人携带一百支箭，共计五十万支，如今已全部射完了。其实，不仅箭矢已尽，就连全军的刀枪矛戟等兵器，也已经折损大半，真是到了刀折矢尽的地步。可尽管这样，没了矛戟的将士，砍下车辐做武器，军吏们则手执短刀苦苦支撑着。退入深谷之后，空地越来越狭窄。这时，胡兵开始从各处的山崖上往下投掷大石块。比起弓箭来，此举对汉军造成的伤亡，无疑更大。死尸与乱石，层层叠叠，堵塞了通道，汉军至此，已是寸步难行。

当夜，李陵身着窄袖短襟的便衣，禁止任何人跟随，独自一人走出了营帐。此刻，月亮已从山峡间探出头来，将皎洁的月光洒在山谷中的累累尸体上。从浚稽山撤出的那天，是个月黑之夜，如今月亮又开始放出光明。月光如水，白霜满地，山坡上一片晶莹透亮，宛如被水浸湿了一般。

留在营中的将士，根据李陵所穿的服装，猜想他是去单身窥探敌阵，并伺机刺杀单于，与之同归于尽。

李陵迟迟不归。将士们凝神留意着外面的动静。只听得从远处的山头上，传来了阵阵胡笳之声。许久之后，李陵才悄没声息地掀开门帘，重新回到了营帐之中。

“休矣！”

他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之后，便颓然坐在了马扎上。

“除了全军战死，已别无他路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自言自语似的说了这么一句。

帐内鸦雀无声，满座之中无一人开口。片刻之后，才有一名军吏说道，早年赵破奴为胡军生擒，数年后逃归朝廷，武帝也并未责罚他。根据此例看，将军凭寡兵而能如此震骇匈奴，即便遁回京都，想必天子也会待之以礼的吧。

李陵赶紧拦住此人的话头，说道：“我李陵一己之身，已无足挂虑。如今的境况是，倘若有几十支箭，尚能突围出去，可我们连一支箭都没有，等到明天，就只有全军坐以受缚了。如果今夜突围出去，各自作鸟兽散，或许还有人能逃回边塞，向天子禀报军情。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在鞮汉山北面的山地，相距居延还有数天的路程，成败难以预料。可事已至此，哪里有还有别的选择呢？”

诸位将校幕僚全都颔首称是。于是下令全军将士每人分发二升干饭，一块大冰，不顾一切，奔向遮虏。与此同时，还将营中旌旗全都放倒、砍断、埋入地下。武器兵车等凡是可被敌军利用的东西，悉数击毁。

到了夜半时分，击鼓起兵——就连军鼓都阴沉低回，发不出透亮之声了。

李陵和韩校尉并驾齐驱，率领十余名壮士先行开路。他们打算突破这个今天不得已躲入的峡谷的东口，然后往南而去。

此刻，月亮早已落下。由于胡虏毫无防备，全军的三分之二得以如愿突出谷口。然而，敌人的骑兵很快就追上来了。顷刻间，汉军步卒被斩杀、俘获大半，但也有几十人在混战中夺取了胡马，扬鞭直奔南方而去。漠漠平沙，在夜色中也是微微发白的。汉军士卒们狼奔豕突，四散逃命。李陵看到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往南逃去的部下人数也已过百，便又返身重新冲入谷口的那个修罗场。此刻他已经身被数创，浑身的戎装早被自己与敌人的鲜血浸透，愈发地沉重。刚才还与他并肩作战的韩延年，已经战死沙场了。他觉得，自己已经丧失了全军，再无颜面对天子。

他手执长戟，再次冲入乱军之中。在一片漆黑，难分敌我的混战中，李陵的坐骑像是中了一支流矢，呼地一下往前栽倒。几乎与此同时，正要挺戟刺敌的李陵，后脑勺突遭重击，他即刻就晕了过去。待他跌落马下，一心想要生擒他的胡兵就层层叠叠地扑了上去。

二

九月向北进发的五千汉军，到了十一月，只有不足四百的残兵回到边塞，而且是失去了主将的疲惫不堪的伤兵。

李陵战败的消息，通过驿站，很快就传回了长安。

出人意外的是，武帝并未因此而发怒。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既然连作为北征主力的李广利的大军都遭到惨败，武帝又怎会对李陵这一小队的孤军寄予厚望呢？更何况他坚信，李陵必定是战死沙场了。只是李陵先前派回的使者陈步乐，如今也陷入了绝境。当初他从漠北带回“战线无异常，士气颇为旺盛”的喜讯后，作为吉报使者，受到了嘉奖，还被封为郎官留在了京城。如今，就只得自杀以谢天子。尽管其情堪哀，却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到了第二年，天汉三年的春天，当李陵并未战死，而是被俘降敌的确切消息传回之后，武帝这才爆发了雷霆震怒。

此时的汉武帝，已经即位四十余年，年近六十，可与壮年时相比，他的火气却有增无减。他喜好神仙之说，宠信方士巫觋，在此之前，已经被自己深信不疑的方士们骗了好多次。值此汉朝国威鼎盛之时，这位君临天下已五十余年的大皇帝，自从过了中年之后，就一直对灵魂世界深感忧虑，无以自拔。也正因为这样，这方面的失望对他造成的打击也是巨大的。而这种打击，随着年岁的增长，又在他那原本阔达的心里，滋生出了猜疑群臣的毒芽。李蔡、青翟、赵周等身为宰相的重臣，一个个都被问成了死罪。再如现任丞相公孙贺，在拜受帝命时，因害怕日后没有好下场，竟然当着武帝的面号啕痛哭了起来。自耿介名臣汲黯退位后，环绕在武帝周围的，不是佞臣就是酷吏。

且说汉武帝召集重臣，商议如何处置李陵。当然，李陵本人并不在京城，所以定罪之后，也是落实在他的妻子及其他家人身上，以及财产的处置上。

当时，正是媚上之风盛行之际。例如，某廷尉素有酷吏之名，善于窥测圣意，并用合法手段来曲解法律，迎合武帝。有人曾以法的权威性来责问他，他却答道：“先王所肯定的就是律，后王所肯定的就是令。前后若有矛盾，就以当今圣上的意志为是。除此之外，哪里还有别的什么法律？”其实，当时所谓的殿上群臣，与该廷尉也都是同类，所以自丞相公孙贺、御史大夫杜周、太常赵弟以下，没一人肯冒着触怒武帝的风险去为李陵辩护，全都极口痛骂李陵的卖国行为。有人还说只要一想起与李陵这样的变节汉同朝为官就羞愧难当。大家一致认为，李陵平日里的一举一动也都值得怀疑。甚至连李陵的弟弟李敢仗着太子的宠信而骄纵横行，也成了诽谤李陵的口实。结果，缄口不言，就成了对李陵表示同情的最好方式。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人，也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只有一人，面对眼前的如此场景，脸上露出了极为厌恶的神情。他心想：如今极口诋毁李陵的，不正是数月前李陵辞京时，为之举杯壮行的那批人吗？当使者从漠北带来李陵所部尚在的消息时，对李陵的孤军奋战称赞不已，说什么“不愧为名将李广之孙”的，不也正是这一批人吗？在他眼里，这些恬不知耻、装作往事全都忘却的高官，以及明明具备看破臣下阿谀奉承的聪明才智，却不愿倾听忠言、了解真相的君王，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不，也没什么不可思议。他十分清楚，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可尽管他心里明白，但依旧难以改变极度的厌恶之感。

此人虽只是一名下大夫，由于也参与了朝堂议事，故而也受到了天子的垂问。于是，他便直截了当地称赞了李陵。他说：

“臣观李陵平生，事亲以孝，交友以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之急，颇有国士之风。如今不幸战败，平素唯念全躯保妻子之臣，便夸大歪曲其失误，蒙蔽圣聪，实在是遗憾之至。李陵此次出兵，率不足五千之步卒而深入敌后，令匈奴数万之师疲于奔命，转战千里，直至矢尽道穷，全军张空弩冒白刃，犹自死战不已。正所谓得部下之心而力死报之，虽古之名将也不过如此。虽说战败，然其英勇善战之事迹已足以彰显天下。依臣愚见，李陵不死而降虏，抑或有意潜伏胡地，伺机报汉亦未可知。……”

一番话说得群臣震惊不已。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想到世上还有敢说这话的人。他们惊恐地偷窥着太阳穴直跳的汉武帝，想象着这个竟敢称他们为“平素唯念全躯保妻子之臣”的家伙的下场，不由得暗自好笑。

等到这个不顾前后的家伙——太史令司马迁从君前退下之后，“平素唯念全躯保妻子之臣”之中，就有人上前揭发了司马迁与李陵的亲密关系。还有人声称，太史令司马迁因故与贰师将军李广利有隙，他如此盛赞李陵，无非是为了贬低先于李陵出塞却无功而返的贰师将军。总之，大家一致认为，区区一个执掌星历卜祀的太史令，竟敢如此出言不逊，实在是难以容忍，从而导致了一个离奇的结果：司马迁竟然先于李陵的家属而获罪。

翌日，司马迁便被交付廷尉，判处宫刑。

在中国，自古以来，肉刑主要有黥、劓、剕、宫四种。到了汉武帝的祖父汉文帝在位的时候，这四种刑罚中的三种已被废除，唯独宫刑被保留了下来。所谓宫刑，是一种将男人变得不是男人的奇怪刑罚。该刑也称为“腐刑”。这个名称的由来，有人说是因为受刑后，创口会发出腐臭味。也有人说是由于受过此刑的男人就不中用了，就跟腐木结不出果实一样。遭受此刑的人被称为阉人，自不待言，宫中的宦官，大多皆属此类。司马迁所遭受的刑罚，偏偏就是这种宫刑。对于身处后世的我辈而言，作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自然是大名鼎鼎的；可在当时，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仅是区区一个文笔小吏而已。若论其头脑之清晰明辨，那倒是确凿无疑的。可他对于自己的头脑又过于自信，非但不善于与人交往，并且一旦与人论辩就绝不甘居下风，是个出了名的既桀骜不驯又乖僻古怪的家伙。因此，他遭受宫刑，竟无人感到惊疑。

司马家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后来去了晋国，又出仕秦国。至汉代时，第四代的司马谈侍奉汉武帝，在建元年间任太史令。这个司马谈，就是司马迁的父亲。他在所专长的律、历、易 [5] 之外，还精通道家教义，又博采儒、墨、法、名等诸家学说，融会贯通，将其统统转化为自己的学问。他对于自己的头脑和意志有着绝对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又原封不动地传给了他的儿子。在训教儿子方面，他所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传授完诸家学说之后，又让他行万里路，畅游了海内。在当时，这种家教真可谓是别具一格，而对于日后的史学家司马迁而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元丰元年，武帝东巡，登上泰山举行祭天大典之时，竭忠敬业的司马谈偏偏病倒在了周南 [6] 。在天子始建汉家之封时，自己未能躬逢其盛，为此，司马谈郁愤难耐，竟至含恨死去。他毕生的愿望，就是编纂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结果却在仅仅完成了史料的收集工作之后，便撒手人寰了。司马迁在其《史记》的最后篇章中，详细描述了他父亲临终时的光景。文中写道，知道自己大限将至的司马谈，将司马迁唤至病榻前，执其手，谆谆叮嘱修史之重要，泣泪哀叹自己无用，身为太史令却未能着手此事，导致贤君忠臣的事迹空埋地下。他说道：“我死之后，你必定继任为太史令。你当上太史令之后，切勿忘了要实现我的著述之志。”并再三叮嘱，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孝，一定要铭记在心。司马迁听罢，俯首流涕，发誓决不违背父命。

父亲死后两年，司马迁果然继任了太史令之职。他本想利用父亲所收集的资料以及宫中所收藏的秘籍，立刻着手于那一件父子相传的天职，但上任后却立刻被课以修改历法的重任。他心无旁骛地整整干了四年，终于在太初元年得以完成。随即，他便开始了《史记》的编纂，时年四十二岁。

其实，关于此书的谋篇布局，他早已成竹在胸了。根据他的构思，他将采用一种崭新的形式，一种与之前所有的史书都不同的形式。在以往的史书中，就彰显道义性的评判准则而言，当首推《春秋》，但就史实传承的角度来看，他又觉得此书未免不尽如人意。他以为，既然是史书，就理当记录更多的史实。比起道德训诫来，史实更为重要。至于《左传》和《国语》，倒是富于史实的。尤其是《左传》，其叙事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但二史并未对创造出历史的一个个具体人物深加探求。诚然，他们在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形象与表现，已被描绘得栩栩如生了，可他们何以会有此作为？已有之史书在一个个具体人物的身世溯源方面还相当欠缺。对此，司马迁自然是不以为然的。更何况，从前的史书，其着眼点都在于如何让当代人了解过去，而在如何让后世了解当代方面，似乎太不关心了。总之，司马迁想要的东西，在现有的史书里面是找不到的。然而，现有的史书究竟在哪方面不能令他满意呢？恐怕他自己也要到写出来之后才会真正清楚吧。应该说，早在批判已有的史书之前，他就已经萌发了要将郁积于胸中并不断跃动的东西写出来的强烈愿望。或者说，他的批判，只能通过创新来表达。至于自己脑海中长久构思的东西能不能称为“史”，他也并无自信。但是，无论能不能称为“史”，这些东西也都是不得不书写下来的（无论是对于世人，还是对于后世而言，都是必需的。尤其是对于自己来说，更是不得不写的）。对于这一点，他倒是充满自信的。他效仿孔子，采取“述而不作”之方针。但是，在“述”和“作”的具体内容上，他与孔子是大不一样的。对于司马迁而言，仅仅是写成事件罗列式的编年体，是不能算作“述”的；而妨碍后人了解史实的，过于偏向道义性的判断，则应该归入“作”之范畴。

此时，汉朝平定天下以来已经传至五代 [7] ，历时已有百年，之前因始皇帝的反文化政策而湮灭或隐匿起来的书籍，也终于开始重见天日了，文运将兴的郁勃之感十分强烈。不仅仅是大汉朝廷，整个时代都在期待着史书的出现。就司马迁个人而言，父亲临终遗言的激励伴随着他自身学殖、眼力与笔力的提高，正在不断地发酵之中，一件浑然天成的伟大作品仿佛已呼之欲出。他的工作，进展得十分畅快，甚至到了令人担忧是否过于畅快的地步。这么说是因为，在写开篇的五帝本纪到夏、商、周、秦的“本纪”时，他不过是一名合理编排史料，追求记述之准确周密的技师而已。但在写完了始皇帝，进入项羽本纪的写作阶段时，那份技术人员的冷静就逐渐丧失了。读他的文章，时常会让人觉得项羽的魂魄附在了他的身上，或者说他自己变成了项羽。

“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史书能够这么写吗？司马迁自己也疑惑了。能够以如此热情洋溢的笔触来书写历史吗？对于“作”，他是极为警惕的。他时刻提醒自己：唯“述”而已。事实上，他的写作也确实是唯述而已。但这种“述”却又是多么的生动传神啊！若非形象思维超常发达的人，是绝不可能作如此记述的。有时候他害怕自己犯了“作”字，会在重读已经写下的文字之后，将那些把历史人物写得如同现实人物一般生动传神的字句删去。如此一来，那些人物确实停止了活生生的呼吸，从而也不用担心其为“作”了。但是，（司马迁心想）这样的项羽，还是项羽吗？如此写法，项羽也好，始皇帝也好，楚庄王也好，不都成了同一个人吗？将不同的人记述成同一个人，又何“述”之有呢？所谓“述”，难道不就是要将不同的人记述为不同的人吗？如此想来，他只得将已被删除的字句重新写上去。恢复原状并重读一遍之后，他终于放下心来。不，不仅仅是他，他所记述的历史人物，项羽、樊哙、范增等人，似乎也都终于放下心来，各安本位了。

汉武帝在他心情好的时候，确实是一位高迈阔达、通情达理的文教庇护者，加之太史令是一种需要朴实的特殊技能的职位，故而能让司马迁免于官场所必有的朋党比周、挤陷谗诬所带来的对于其地位（或生命）的威胁。

因此，在那几年里，司马迁的日子过得十分充实、幸福（那时人们的幸福观与当代人在内容上大相径庭，但追求幸福之心却并无二致）。他不懂得和光同尘，一味地意气风发，嬉笑怒骂，纵论古今，最为得意之事就是将论敌驳得体无完肤。

然而，数年过后，如此大祸，便突然从天而降了。

在昏暗的蚕室中——受了腐刑的人怕风，所以要在生火取暖的密闭暗室中将养数日。这种温暖、昏暗的场所，与养蚕用的房间极为相似，故而名为“蚕室”。——司马迁一言不发。他的头脑里一片混乱，茫然地倚墙坐着。应该说，比起激愤来，他首先感到的是惊骇。因为，若说是被处以斩首或别的死刑，他平日里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能够想象出自己被处决时的模样。在违忤武帝的心意称颂李陵的时候，他也想到过自己可能会被赐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众多的刑罚门类中，自己偏偏会遭受最最丑陋的宫刑！要说迂腐也确实是迂腐（因为，既然预料到了死刑，那么自然也应该预料到遭受其他所有刑罚才是），他虽曾料到自己将会横遭不测，却没料到自己会遭遇如此丑恶之事。他时常怀有一种类似于信念一般的妄想，即每个人的身上只会发生与之相应的事件。这是他在长期接触史料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观念。他以为，即便是身处逆境，慷慨之士也会遭受激越悲壮的痛苦，软弱之徒则会遭受缓慢而耻辱的蹂躏。或者说，即便最初看来似乎并不相符，但至少人们从其随后的应对方式上可以看出，如此命运还是与之相符合的。司马迁自信自己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虽说仅是一介文笔之吏，但他确信自己要比那些武人更像一名男子汉大丈夫。事实上这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自负，就连一些不喜欢他的人，也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此，根据他的一贯主张，自己将来倘若要受刑，也应该是最为惨烈的车裂。可谁知在年近五十之时，竟然遭受如此的奇耻大辱！他甚至觉得如今羁留蚕室，该不是身处梦中？他希望这仅仅是一个梦。可当他身靠着墙壁睁开双眼时，所看到的却是三四个毫无生气、似乎连灵魂都被抽掉了的家伙。他们在昏暗的房间里或躺或坐，一副散漫、邋遢的模样。当意识到自己眼下也是这副模样时，他的喉咙中便发出了一声不知是呜咽还是怒号的惨叫。

在充满着悲愤与郁闷的那几天里，他有时也会出于学者之习惯，做一些思考，或者说反省吧。他思索的是：如此事件，到底由谁，以及这个谁的哪一方面的恶所造成的？在那个君臣之道与日本大相径庭的国度里，他所怨恨的对象，自然首先就是汉武帝。事实上他曾一度对武帝满怀怨恨，根本无暇去念及其他。然而，在短暂的狂乱期过去之后，作为历史学家的他，也终于清醒过来了。与一般的儒生不同，司马迁即便是对于先王的价值，也深知要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加以估量的，故而对于后王武帝，他自然也不会基于一己之私怨而妄加评判。他知道，无论怎么说，武帝也是一位伟大的君王。尽管他的身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可只要他还在位，大汉的天下就依旧稳如泰山。在汉朝的历代君王中，除去高祖姑且不论，就连仁君文帝和名君景帝，与之相比也显得较为渺小。只是，伟大的人物，其缺点也同样会被放大，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对于这一点，即便是在极度的怨愤之中，司马迁也并没有忘记。总之，自己的此次遭遇，只能看作是遇上了疾风暴雨、霹雳雷电一般的无妄之灾。这样的想法激起了他的极度愤懑，可与此同时，也将他引入了死心断念的境地。

既然怨恨的矛头不能一直指向君王，就势必会转向君王身边的奸臣。不错，这帮家伙确实可恶。然而，他们的恶，无疑是处于次要地位的，是附属性的恶。更何况司马迁向来心高气傲，觉得这帮小人，似乎还没资格做自己怨恨的对象。

于是他又将矛头指向了那一班老好人。他对这些家伙感到了无比的愤怒，这是前所未有的。他觉得他们比奸臣、酷吏更难应对。至少，在一旁看着他们就来气。他们很容易让自己心安理得，也很让别人放心，可就因为这样，不就更显得滑稽可笑了吗？既不辩护，也不反驳。心中既不反省，也不自责。丞相公孙贺之流，就是其典型。同样是阿谀奉承，迎合上意，像杜周（最近这厮陷害了其前任王卿，自己当上了御史大夫）那种家伙无疑是有意而为之的，可到了老好人丞相这儿，恐怕是连这份自我意识都没有的。被人骂作“全躯保妻子”之臣，想来他们也不会动一动肝火的。既然如此，这帮家伙又有什么值得怨恨的呢？

最后，司马迁将愤恨的矛头指向了自己。事实上，倘若一定要对什么事物愤愤不平的话，最终都会落到自己身上的。但是，自己又何错之有呢？为李陵辩护，这事无论怎么想也没错啊。就连辩护的方式方法，也并不是笨拙不堪的呀。只要自己不甘沦于阿谀奉承的境地，这么做是势所必然的。作为一名士大夫，只要其所作所为问心无愧，那么，不论招致怎样的后果，也应该甘心领受才是。诚如斯言，故而无论是被处肢解，还是腰斩，自己也是绝无怨言的。但是，这个宫刑——竟会有此结果，尤其是该结果所造成的，自身的如此模样——则是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同样是残疾，这宫刑所造成的残缺是与膑足、削鼻全然不同的。这不是应该加之于士大夫之身的刑罚。自己的身体受到如此摧残，无论怎么看都是绝对丑恶的，没有丝毫虚言巧饰的余地。更何况倘若仅仅是心灵的创伤，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合，而身体上如此丑恶的模样，是到死也不会改变的。且不论动机如何，既然招致如此结果，也只能说自己“谬矣”了。可是，又错在哪里呢？思来想去，自己到底哪里错了呢？哪里也没错。自己只不过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而已啊。如果非要说错，那就只能说“我”这个存在本身就是错的。

处于虚脱状态中的他，有时明明茫然地坐着，却又会突然跳起身来，像一头受伤的野兽一样呻吟着在昏暗、闷热的蚕室中绕圈而走。这样的行为，无意识地反复了好几次，而他的思绪，也老是在同一个地方打转，不知该着落于何处。

除了有几次神志不清时在墙壁撞得头破血流之外，他并未试图自杀。他想死，觉得倘若自己能够一死了之该有多好啊。由于现在遭受的耻辱远比死亡更可怕，所以他根本就不惧怕死亡。那么，为什么死不了呢？牢狱之中没有能够杀死自己的工具，这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但除此之外，还有某种内在的东西在阻止着他。起初，他也没意识到那是什么，只觉得自己身处迷狂和激愤之中会时不时地感受到死亡的诱惑，却同时又隐隐地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阻止他自寻短见。似乎是虽不清楚忘记了什么，却总觉得一定有什么东西被遗忘了。这就是他当时的心态。

在获释放回，禁闭家中之后，他才发现，由于这一个月来的迷狂愤懑，自己已将修史这一毕生事业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他也意识到，这种遗忘仅仅是表面的，其实在下意识里对该事业依旧是十分执着的，而正是这份执着阻止了自己的自杀企图。

十年前，父亲在病榻上握着自己的手，流着泪所说的那段悲切的遗言，至今也仍在耳边。然而，如今在他那惨痛已极的内心中，不允许他放弃修史的，却不仅仅是亡父的遗命。说到底，真正起作用的，还是这项事业本身。不过也不是什么该事业的魅力和对于该事业的热情之类能令人愉快的东西。对于司马迁来说，修史自然是自己的使命，却也没有那种“舍我其谁”的豪迈情怀。虽说他曾经是个自视极高的人，但这次的遭遇已经让他领教到自己原来是多么地微不足道了。他明白，自己曾经是多么地胸怀大志，多么地顾盼自雄，结果却成了一条被牛蹄踩烂的路边小虫。尽管“自我”已遭到了无情的践踏，可他对修史大业的意义却毫不怀疑。自己已经沦落到如此可悲的境地，自信与自矜也都已丧失殆尽，却还要苟活人世，继续从事该项事业。此情此景，不论怎么想，都不会感到愉快的。他认识到，修史这件事，已经近乎于世人的宿命了——不论你感到多么地厌烦，也不得不与之相伴始终了。总之，有一点已经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为了该事业，他是无法杀死自己的（这也并非出于什么责任感，仅仅是由于他整个人已经与该事业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

在最初的野兽般的、迷狂的惨痛之后，随之而来的则是人类所特有的、清醒的苦楚。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在明白了自己无法自杀之后，除了自杀之外更无法逃避苦闷与耻辱的这一实情，显得越来越清晰明了。他只能如此认为：作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太史令司马迁，已在天汉三年的春天里死去了。之后，续写其未竟之作的，仅仅是一架既没有知觉，也没有意识的书写机器而已。哪怕是强迫自己，他也要这么认为。修史之事必须继续。对于他来说，这是无可动摇的。为了完成修史大业，无论多么地难以忍受，自己也必须苟活于世。而为了苟活于世，又必须将自己当作一个活死人。

五月过后，司马迁又重新开始动笔了。他感受不到一丝喜悦与兴奋，只是如同一个拖着受伤的腿、艰难地走向目的地的旅人一般，在必须完成该事业的意志的鞭策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写。此时，太史令的官职早已被罢免了。稍感悔意的汉武帝，不久之后又任命他为中书令。但是，宦海沉浮对于此刻的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这位曾经的雄辩之士，如今已闭口不言。既不笑，也不怒。不过也绝非萎靡不振，沮丧悄然。人们反倒能从他那缄口不言的风貌中，看到某种类似于恶灵附身般的狞厉。他那种废寝忘食的干劲，不禁让家人们感到，他是想早日完成此事，以便获得自杀的自由。

如此悲壮的努力持续了一年之后，他才终于发现，在丧失了生之欢愉之后，唯有表达之快乐是可以存留下来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打破绝对的沉默，那种狞厉的神情也没有丝毫的缓解。写作中，有时必须写到“宦者”“阉奴”等字样，而每当此时，他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呻吟之声。无论是独处一室的时候，还是躺在床上的夜晚，只要念及那屈辱的一幕，烙铁炙烤般的疼痛就会传遍全身。他会猛地跳起身来，嘴里发出怪叫，一边呻吟，一边绕室徘徊，然后再咬紧牙关，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三

却说混战中被击晕的李陵在单于那点着羊油灯、燃烧着牛粪的大帐中醒来后，当即便拿定了主意。要么自刎而死，免受欺辱；要么假意从敌，伺机逃脱——带上足以抵消败责的“厚礼”，除此二者，别无他途。李陵最终选择了后者。

单于亲自给李陵松绑。不仅如此，在此之后也给了李陵极丰厚的待遇。这位且鞮侯单于 [8] 是上一代呴犁湖单于 [9] 的弟弟，是一个骨骼雄健、巨眼赭髯的中年伟丈夫。他曾经跟随几代单于与汉军交战，但坦言从未遇上过像李陵这样的强敌，并且以李陵的祖父李广为例证，对李陵的英勇善战大加赞赏。事实上，曾经徒手搏杀猛虎、飞箭射入山岩的飞将军李广的威名，至今仍在胡地广泛流传着。李陵蒙受厚遇，既有他是李广之孙的缘故，也因为他自身的英勇强悍。按照匈奴的习俗，在分配食物时，总是将最好吃的部分分给强者，而老弱之人只能分得剩下的部分。因此，他们是绝不会羞辱强者的。降将李陵在此也受到了贵宾的待遇，单于为他配备了一顶大帐和数十名侍从。

从此，李陵开始了奇异的生活。住的是绒帐穹庐，吃的是腥膻之肉，喝的是酪浆、兽乳和酸奶酒，穿的则是用狼、羊、熊的皮缝制而成的旃裘。说到日常生活，无非就是畜牧、狩猎和掠夺。在一望无际的高原上，也有以河流、湖泊和群山为标志的疆界，除了单于的直辖领地之外，别的地方都分配给了左贤王、右贤王、左谷蠡王、右谷蠡王等诸位王侯，牧民的迁徙，也仅限于各自的疆域之内。这是个既没有城郭，也没有田地的国家，虽说有一些村落，却也并不固定在一处，而是根据不同的季节，逐水草而移居的。

李陵并没有分得土地，而是与单于麾下的诸将一起，一直跟随着单于。李陵准备伺机割取单于的项上人头，但这种机会却很难获得。其实，若非天赐良机，即便刺杀了单于，也是几乎不可能携带其首级而远走高飞的。更何况在胡地，单于被刺被认为是一件极不光彩之事，绝不会大肆声张，这样的消息估计是不会传到中原的。然而，李陵依旧忍辱负重，耐心等待着这个几乎不可能的机会到来。

单于帐下，除了李陵还有几个从汉朝投降过来的人。其中有一个名叫卫律，此人不是武将，却被封为丁灵王 [10] ，最受单于的重用。卫律的父亲就是胡人，但他却是因故而出生在长安的。他也曾侍奉过汉武帝，但早年受协律都尉李延年之事的牵连，唯恐获罪，便逃归匈奴了。由于他身上原本就流着胡人的血液，所以很快就适应了胡地的生活。又由于他才能出众，故经常参与且鞮侯单于的帷幄运筹，担任所有的谋划之事。李陵几乎不跟卫律以及其他投降匈奴的汉人说话。因为他觉得他们之中并无能与之共谋大计之人。事实上这些汉人，彼此之间似乎也都十分尴尬，并无亲密交往的迹象。

有一次单于将李陵叫来，向他请教用兵之道。由于那一次是与东胡作战，李陵就十分爽快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第二次单于找他商量军情，由于是针对汉军用兵，李陵便一言不发，并毫不掩饰地露出了不快的表情。见此情形，单于倒也并未强人所难。许久之后，单于命李陵带领一队人马南下，要他去劫掠代郡和上郡。这次，李陵就明确表示自己绝不会与汉军作战，断然拒绝了单于。自此之后，单于就再也没有向李陵提出过如此要求。不过，李陵的待遇依然如故，没有一点改变。仿佛给予李陵如此待遇，并非出于加以利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礼贤下士。李陵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位单于确实是一条好汉。

不知为何，单于的长子左贤王与李陵十分投缘。其实，与其说是表示好意，毋宁说是十分敬重。这是一位二十刚出头的，粗野而又勇敢、诚实的青年。他对于强者的崇拜，是十分单纯而强烈的。他找到李陵，起初只是为了请教骑射。说是骑射，其实他的骑术一点也不亚于李陵。尤其是骑裸马的本事，更是远在李陵之上。所以李陵能教他的，仅仅是射而已。于是，这位年轻的左贤王就成了李陵热心好学的弟子。每当谈论起李陵的祖父李广那出神入化的箭术，他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两眼直放光芒。他们师徒二人经常外出狩猎。他们往往只带几名随身侍从，在辽阔的旷野上纵马疾驰，尽情射杀狐狸、豺狼、羚羊、野鸡等猎物。

有一次，将近黄昏时分，两人的箭都已经射完的当儿——由于他们将侍从远远地抛在后面的缘故——被一群狼包围了。尽管已经快马加鞭，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了包围圈，可还是有一头狼扑到了李陵的马屁股上。紧随其后的左贤王快马赶上，挥动弯刀十分利落地将狼斩为两段。事后查看，两人的坐骑都已被群狼撕咬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了。那天夜里，他们坐在天穹下，将当天的猎物煮成羹汤，一边吹着热气一边嘬饮着。李陵望着这位脸蛋被火光耀得通红的年轻的番王之子，心中不由得生起了一股友情。

天汉三年秋，匈奴再犯雁门。为了给以颜色，翌年，也即天汉四年，汉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统领大军——骑兵六万、步兵七万出朔方，并令强弩都尉路博德率步兵一万为后援。因杅将军公孙敖率骑兵一万、步兵三万出雁门；命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三万出五原，各路人马一齐向北进发。这是一场近年来少有的大规模北伐。单于获报后，立刻将妇女、老幼、牲畜、财产之类尽数转移至余吾水以北的地方，并亲率十万精骑，扎余吾水以南的大草原上迎击李广利、路博德的大军。一连激战十数日，汉军才终于不得已而退兵。师从李陵的左贤王，另率一军往东，迎击因杅将军公孙敖并大破之。为情势所迫，位于汉军左翼的游击将军韩说，也只得引兵退去了。至此，汉军的北伐已彻底失败。由于这是与汉军作战，李陵照例是不上阵的，所以他也退到了余吾水以北。可他惊愕地发现，自己竟在暗自留心着左贤王的战绩。当然，就整体而言，他是希望汉军大胜、匈奴大败的，可自己又似乎希望唯独左贤王不要吃败仗。当他意识到这一点后，心中又产生了强烈的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