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悟(1/2)
是一层冰,摩擦着我的脸,感觉粗糙,不过倒不觉得冷。没有任何可以支撑的东西,手套老是在冰上滑落。看见头上方有人跑来跑去,但他们都爱莫能助。我竭力挥拳敲打冰层,可是手臂动作缓慢,我的肺部准是迸裂了,大脑一片混沌。我觉得自己正在消融——
一声惊叫,我醒了,心脏风钻般狂跳不止。基督呀!我揭去毯子,坐在床沿上。
以前,我想不起当时的情景,只记得掉进了冰窟;医生说是我的思维压抑了记忆。现在我想起来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噩梦。
我双手紧紧抓住羽绒被,浑身颤抖。我竭力镇定下来,缓慢呼吸,却止不住地呜咽起来。梦里的感觉太真实了:那是死亡的滋味。
我困在水里接近一个小时,等到人们把我救起来时,我简直成了植物人。如今我恢复了吗?这是医院首次对大脑严重受伤者使用新药。新药奏效吗?
我反复做噩梦。第三次噩梦后,我知道自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我辗转反侧,忧心忡忡,一直折腾到天亮。新药就是这个效果?我会不会发疯?
明天要去医院做每周一次的体检,由医院的住院大夫检查。希望他能解答我的疑问。
我驱车前往波士顿市中心,半小时后就能见到胡珀医生了。我坐在诊断室里黄色屏风后面的轮床上。墙壁一面齐腰高的地方伸出一个水平荧光屏,角度经过调整,视域很窄,从我的角度看去是一片空白。医生敲击着键盘,估计在调出我的档案,然后开始检查我。他用笔形电筒检查我的眼球时,我告诉他我的噩梦。
“那次事故之前做过噩梦吗,利昂?”医生边问边掏出一把小锤子,敲击我的手肘、膝盖和脚踝。
“从来没有。这是药的副作用吗?”
“没有任何副作用。荷尔蒙k疗法能够使大量受损的神经细胞获得再生,对你的大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大脑不得不作出大量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你做的噩梦可能就是调整的一个迹象。”
“这种现象是永久性的吗?”
“不会的。”他说,“大脑习惯了所有这些通道后就没事了。现在,用食指摸一摸鼻尖,然后再摸一摸我的手指。”
我按照他的吩咐做了。接着他让我用每一根指头快速与拇指相触。随即又要求我走直线,有点像检验是否酒后驾车的测试。然后,他开始考问我。
“一般鞋子由哪些部分组成?”
“鞋底、鞋跟、鞋带。哦,鞋带穿过的孔,鞋眼,还有鞋舌,就是鞋带下面那种……”
“不错。重复这个数字:39174……”
“……62。”
这可出乎胡珀医生的意料。“什么?”
“3917462。你第一次检查我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数字,当时我还在住院。想来你经常用这个数字测试病人吧。”
“并不要求你把它背下来;这个数字是用来测试直觉记忆力的。”
“可我并不是硬背下来的。我是偶然记住的。”
“那么,你记得我第二次检查你时说的那个数字吗?”
我稍停片刻。“4081592。”
他吃了一惊。“大多数人如果只听一遍,是不可能记住这么多数字的。你用了记忆术?”
我摇了摇头。“没有,连电话号码我都懒得记,一直用自动拨号。”
他起身走到一台终端前,敲了敲数字键。“再试试这个数字。”他读了个十二位数,我重复给他。“你能倒着背吗?”我又倒背出来。只见他皱了皱眉头,开始往我的档案里输入什么东西。
我坐在精神病房诊断室里一台电脑终端前,这个地方是胡珀医生作智力测试用的。一堵墙上嵌进一面小小的镜子,镜子后面可能安有摄像机作记录。我朝镜子笑笑,挥挥手。每次我到自动取款机取款,总是对藏在机器里面的摄像机微笑挥手。
胡珀医生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我的测试结果。“嗨,利昂,你的测试结果……非常好。两个测试你都得了99分。”
我吃惊得张大了嘴。“你开什么玩笑。”
“没有。没有。”他自己都有点难以置信,“这个分数并不表明你答对了多少问题,只是意味着相对于常人——”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心不在焉地说,“读中学时他们来测试我们,当时我只得了70分。”99分。我竭力在自己身上找出点高智商的迹象:高智商应该有什么感觉?
他坐在桌子上,目光依然盯着打印出来的数据。“你没有上过大学,是吗?”
我的注意力给拉了回来。“上过,不过没有毕业,因为我对教育的看法和教授们不一致。”
“我明白了。”也许他还以为我是成绩不及格呢。“唔,从那以后你显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三分是自然发展:岁数大了,成熟了,七分是荷尔蒙k疗法的结果。”
“好一个副作用。”
“这个嘛,你先别太高兴。测试分数并不预示你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得心应手。”趁胡珀医生没注意,我翻了个白眼。发生了这么神奇的事,他却只能说这些陈辞滥调。“我想再做一些测试,继续观察你这个病例。明天你能再来一次吗?”
我正埋头修整一张全息图,电话响了。接电话还是继续工作,我着实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不情愿地去接电话。我在编辑东西时,电话通常都让答录机接,但现在需要让人知道我又恢复工作了。我在住院期间失去了许多业务:这是自由职业者必须承担的风险之一。我拿起听筒说:“格雷科全息摄影制作公司,我是利昂·格雷科。”
“利昂你好。我是杰瑞。”
“你好杰瑞。什么事?”我仍然在研究荧光屏上的图像:是一对螺旋形齿轮,彼此咬合。比喻合作精神,这个比喻很陈腐,但客户偏偏要用这个做广告。
“今晚想去看电影吗?我和苏、托里要去看《金属眼睛》。”
“今晚?哦,去不成。今晚汉宁剧场要上演最后一场女演员主演的独角戏。”齿牙的表面有些划痕,看上去油乎乎的。我用光标凸显齿面,然后输入需要调整的参数。
“什么名字?”
“《对称》,是独角诗剧。”我调整亮度,消除齿牙啮合处的一些阴影,“想一块去吗?”
“是莎士比亚风格的独白吗?”
过分了:亮度太强,边沿的色彩太亮了。于是我为反光的强度设置了上限。“不是,是一部意识流作品,四种韵律交替,抑扬格只是其中的一种。所有的评论家都称之为风格十分显著。”
“想不到你这么喜欢诗歌。”
我再次检查了全部数字,然后让计算机再次计算啮合模式。“我一般不太喜欢诗歌,但这部剧好像真的挺有意思。想去吗?”
“谢了,我还是去看电影吧。”
“那好,玩得开心点。也许下周我们可以聚聚。”我们相互道了再见,挂上电话。我等着电脑结束二次计算。
突然,我又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切。以前我只要打电话,就无法同时做好编辑活儿。这次我却能一心二用,轻而易举。
这些惊喜会不会连绵不绝、始终如此?不做噩梦、身心放松之后,我首先注意到自己的阅读速度加快了,理解力增加了。我的书架上有些书我一直想读,却苦于没有时间,现在能够饱览了,连艰深的技术资料也能读懂了。早在大学时代,我就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感兴趣的东西很多,全部涉猎却不可能。现在发现自己也许能够做到,真让人欢欣鼓舞。前几天,我兴高采烈地买了一大抱书回来。
现在又发现自己能够一心二用,同时做好两件事,从前绝不敢想像自己还有这个本事。我忍不住从书桌前站起来,放声大叫,好像我心爱的棒球队刚刚出人意料地打出一个本垒打。就是这个感觉。
神经病科主任医师谢伊把我的病历接过去了,估计他想抢头功。我几乎不认识他,可他那副模样仿佛我是他多年的病人似的。
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谈话。只见他十指交叉,手肘支在桌上,问我:“你对你的智力增强有什么感受?”
真是个蠢问题。“我觉得很高兴。”
“很好。”谢伊医生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荷尔蒙k治疗的任何负面后果。那次事故造成的大脑受伤,你没有要求我们作进一步治疗。”我点了点头。“不过,我们正在进行一项研究,目的是多方面了解荷尔蒙对智力的影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想给你再注射一针荷尔蒙,然后监测效果。”
这番话突然引起我的注意;终于有值得一听的东西了。“我愿意。”
“请你明白,这纯粹是出于研究目的,不是治疗。你可能会从中得益,提高智力。不过,从健康角度讲,你已经不需要再次注射了。”
“我明白。我想我得签一份协议书吧。”
“是的。参加这项研究,你可以得到一些酬劳。”他说了一个数字,但我几乎根本没在意。
“这样很好。”我不禁想像起注射之后的情景来,对我意味着什么。一股兴奋的寒颤掠过我的全身。
“我们还要求你签一份保密协定。当然,这种药的药效非常令人振奋,但在研制成熟之前我们不想过早对外公布。”
“那当然,谢伊医生。以前有人打过这种针剂吗?超出治疗目的?”
“当然有啰,你不会是实验品。我向你保证,这种药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有害作用。”
“那么,从那些试验者的结果看,这种药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什么药效?”
“我们最好别给你暗示,否则的话,你就会想像自己正在体验我所提到的症状。”
大夫什么都知道。谢伊医生玩起这一套来得心应手。我继续追问:“至少,你该给我讲一讲他们的智力增加了多少?”
“因人而异。你不能用别人的体验来套自己。”
我掩饰住失望。“好吧,医生。”
关于荷尔蒙k的情况,即使谢伊医生不想告诉我,我自己也能发现。我用家里的计算机终端登录信息网络,进入联邦调查局的公共数据库,仔细阅读他们目前收到的新药实验申报资料,得知申请必须获得批准才能对人体进行实验。
研制荷尔蒙k的申请是由索瑞森制药公司提出的,这家公司正在研究可以促使中央神经系统细胞再生的合成荷尔蒙。我浏览了对失氧状态下的狗、狒狒进行的药物实验:所有动物都彻底痊愈了。这种药毒性很低,通过长期观察,没有发现任何副作用。
大脑皮层取样的结果令人振奋。大脑受伤的动物长出了新的神经细胞,而且更新后的细胞具有更多树突,然而健康动物服药后大脑却没有变化。研究人员的结论是:荷尔蒙k仅仅替换受伤的神经细胞,并不替换健康的神经细胞。对于大脑受伤的动物,新生的树突似乎并没有危害:经正电子射线层析照相扫描,大脑的新陈代谢没有显示出变化,动物在智力测试中的表现同样没有变化。
索瑞森公司的研究人员在人体实验申请资料中提出的方案是,先对健康人试验荷尔蒙k,然后将试验范围扩展到几种病人:中风者、老年痴呆症患者,以及我这种长期处于植物人状态的病人。我无法进入病历档案查阅试验进展报告——试验对象是匿名病人,只有参加试验的医生才有权查阅病历档案。
对动物的研究井没有解开人类智力提高之谜。有理由假定:智力提高的程度与荷尔蒙催生的神经细胞的数量成正比,而这个数量又取决于大脑最初受伤的程度。这就意味着,深度休克的病人智力提高反而会最大。当然,要证实这个理论,还需要了解其他病人的进展情况,这需要时间。
下一个问题是:智力达到一定高度后会不会趋于稳定?多注射荷尔蒙会不会进一步提高智力?我要赶在医生之前知道这个答案。
我并不紧张:事实上我感觉非常松弛。我只是俯卧着,舒缓地呼吸。背部麻木,他们给我实施了局部麻醉,然后往我的脊髓里打了一针荷尔蒙k。这种药不能静脉注射,因为荷尔蒙无法通过血液—大脑保护屏。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针,当然,人家告诉我,此前我打过两针:打第一针时仍然昏迷不醒,打第二针时虽然苏醒过来了,却没有认知能力。
又做噩梦。这些梦其实也不全都惊心动魄,却奇特无比、不可思议,很多情况下梦中的内容我完全是陌生的。我常常惊叫着醒来,躺在床上胡乱挥舞手臂。但这次,我知道噩梦会过去的。
目前,医院里有好几位心理学家在研究我。目睹他们如何分析我的智力十分有趣。一位医生观察我的技能的各个发展阶段,学习、记忆、应用与扩展。另一位医生则从数学和逻辑推理的角度观测我,如语言交流能力和空间想像力。
这使我回忆起我的大学时代。当年我就发现,这些专家每人都有一个自己偏爱的理论,每人都对证据削足适履。现在我对他们比从前更不信服了,他们依然没有什么可以教给我的东西。他们分门别类的观测对分析我的能力无济于事,因为——用不着否认——我样样都极其出色。
我可以学习一种全新的方程式、外语语法或者引擎的操作原理。无论学习什么,一切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无论学习什么,我都不必死记硬背条条框框,然后机械地应用。我总能一眼看出那些系统如何作为整体、作为实体来运转的。当然,我也不忽视任何细节与具体的步骤,不过我并不需要苦思冥想,几乎凭直觉就能把握它们。
渗透计算机的安全措施实在枯燥乏味;我看得出这种事对某些人是一种诱惑,对这种人来说,只要稍稍撩拨一下他们的机灵劲儿,他们就按捺不住了。不过说实在的,黑客破解在智力方面没有一点美感。一幢锁着门的房子,你一扇扇拽门,找一扇锁没安好的——有用,却谈不上什么趣味。
进入医药管理局的保密数据库很容易。我用医院的一台终端调出他们的访问程序,显示地图和医护人员表。接着我从该程序切入系统级,编了一个诱饵程序模拟登录界面。然后我离开电脑,甩手不管了。终于,我的一位医生走过来查看她的一份文件。诱饵程序拒绝了她的密码,接着才调出真正的首页界面。医生又试了试登录,这次成功了;可是她的密码却留在我的诱饵程序里。
使用医生的密码,我获得许可查阅医药管理局病人档案数据库。第一阶段是对健康的自愿者进行试验,荷尔蒙没有效果。正在进行的第二阶段临床试验则是另一番景象。有八十二名病人的每周报告,每一位病人都用一个数字表示,对所有病人都采用荷尔蒙k治疗,大多数病人都是中风或者老年痴呆症患者,有些病人患的则是昏迷症。最新报告证实了我的预见:大脑受伤愈严重的人智力提高愈大。正电子x射线层析扫描显示出大脑新陈代谢水平大大增强。
为什么动物没有提高呢?我认为问题可能在于脑神经突触的数量。动物的突触数量太少,它们的大脑只支持最低限度的抽象思维,因此多余的突触对它们没有任何意义。而人类却超过这个数量,人类的大脑可以支持充分的自我意识,因此他们可充分地使用新的突触,记录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
最令人兴奋的记录是关于刚刚开始的调查研究,研究对象是几个自愿者病人。多注射荷尔蒙的确进一步提高了智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大脑受伤的程度。轻度中风的病人没有达到高智商,而受伤严重病人的智商却获得了大幅度提升。
最初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的病人中,目前只有我打了第三针。我形成的新突触比先前任何一个接受研究的人多得多。至于我的智力会提高到哪种程度,还是一个悬念。每每想到这个问题,我都感到心脏狂跳不已。
时间一周周地过去了,我与医生们的周旋变得愈来愈乏味。他们似乎把我当作一个博学的白痴:一个显示出某些高智商迹象的病人,但依然不过是一个病人。在神经病学家的眼里,我只不过是正电子x射线层析扫描的对象,外加偶尔注射一小瓶脑脊液。心理学家们通过谈话了解一些我的思维状况。然而,他们先入为主,将我视为一个从深度昏迷中走出来的人,一个得了天大好处、却又懵懵懂懂的平常人物。
其实情况正相反,恰恰是医生们对正在发生的一切理解不了。他们断定药物虽然提高了我的智商,却改进不了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表现,我的本事只能使我在智商测试取得好成绩。因此,他们不想在智商问题上浪费时间。但是,智商尺度是人为设定的,而且设得太低了:我的分数太高,曲线上没有可比较的参照系,测试分数对他们而言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真正的变化正在发生,测试成绩仅仅反映了这种巨变的一个影子。如果医生们能够感觉到我的大脑里正在发生的一切该有多好:我正在认识到有多少信息先前我错过了,我明白这些信息多么有用。我的智商远远不是实验室的现象,而是实用的、高效的。我具有几乎完美无缺的记忆力、超强的整合能力,能够迅速判断形势,选择达到目的的最佳行动方案;决不会优柔寡断。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早已不在话下,只有理论问题还算是个挑战。
无论学习什么,我都能发现其中的模式。任何东西——数学和科学、艺术和音乐、心理学和社会学——我都能掌握其本质结构,透过表面的音符,看见内在的旋律。每当阅读时,我不由自主地可怜那些作者:他们艰难地从一个论点磨蹭到下一个论点,摸索寻觅他们看不见的内在联系。他们如同一群不懂乐谱的人,偏偏要分析巴赫的大提琴奏鸣曲的总谱,试图解释这一个音符如何发展为下一个音符。
事物内在的模式真是美妙无比,我渴望了解更多的模式。还有别的模式等待着我去发现,更大、另一种层次的结构。这种上层结构我一无所知。它是无比恢宏的音乐,我所了解的几首奏鸣曲不过是其中彼此孤立的数据点。我不知道掌握这种结构后会发生些什么,到时候会知道的。我想发现它们,认识它们。这种渴望比以前任何欲望更加强烈。
这一次来看我的医生名叫克劳森,他的行为不像别的医生。从他的举止言谈来看,应该惯于在病人面前表现得亲切随和,可是今天他似乎有点不自在。他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但言谈显得别扭,没有其他医生的例行套话那么流畅。
“利昂,这次测试是这样的:你先读一些对各种情况的描叙,每种情况都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读过之后,请你告诉我你解决难题的方法。”
我点了点头。“这种测试以前我做过。”
“很好,很好。”说着他输入一个指令,我面前的荧光屏上出现了文本。我读了读情况介绍:这里的问题是计划安排、定出各项事务的处理顺序。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很异常。大多数研究者会觉得这样的问题太绝对,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太恰当。我等了一会儿才回答,不过克劳森依然对我的速度感到吃惊。
“答得很好。”他在计算机上敲了一个键,“再试试这个。”
一个情况接着一个情况。我读第四个情况介绍时,克劳森精心摆出一副职业性的超然态度。他对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感兴趣,却不想让我知道。这个情况说的是政府里的权力斗争,激烈竞争以求升迁。
我明白了克劳森是何许人也。他是政府的心理学家,也许是军方的人,更有可能是在中央情报局研究与发展署供职。这个测试旨在探测荷尔蒙k用于培养战略家的潜能。所以他和我在一起显得不自在:他习惯了同服从命令的军人和政府雇员打交道。
很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希望把我扣下来,好做更多的试验;他们可能也根据其他病人的表现能力对他们进行过同样的试验。以后,中央情报局会从手下挑选自愿者,使他们的大脑缺氧,再用荷尔蒙k进行治疗。我当然不想成为中央情报局的资源,可是我已经显示出足以使他们感兴趣的才智。因此,我只能装聋卖傻,答错问题。
我在回答中选了一个差劲的办法,克劳森大感失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续测试。我读文本花的时间长了,反应也迟钝起来。无关紧要的问题中散见着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如何避免被一家充满敌意的公司接管,另一个是如何动员人民阻止建设一座火力发电厂。这两个问题我都答错了。
测试一结束克劳森就打发我走,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如何撰写报告了。如果我把自己真实的能力表现出来,那么中央情报局就会立即招收我。我前后不一致的表现会给他们泼一盆冷水,但不会改变他们的主意。潜在的回报对他们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他们是不会放弃荷尔蒙k的。
我的处境发生了巨变;如果中央情报局决定扣住我作为试验对象,我同不同意都没什么区别。我必须计划对策。
四天后,谢伊吃惊地问我:“你想退出研究吗?”
“是的,立即退出。我要恢复工作。”
“如果是钱的问题,我肯定我们可以——”
“不是,不是钱的问题。这些测试我已经受够了。”
“我知道时间一长,测试就枯燥乏味了,不过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再说,我们很感激你的参与,利昂。这不仅仅是——”
“我知道你们从这些测试中学到了多少东西。但我主意已定。我不想继续下去了。
谢伊还想劝说,我打断他的话。“我知道我依然受保密协议的约束;如果要我签个什么东西来确认,那就寄给我好了。”我起身向房门走去,“再见,谢伊医生。”
两天后,谢伊打电话来。
“利昂,你一定要来做检查。我得到消息,在另一家医院接受荷尔蒙k治疗的病人发现了副作用。”
他在撤谎;这种事情决不会在电话上告诉我。“什么副作用?”
“失去视觉。视觉神经长得太快,而且迅速退化。”
一定是中央情报局得知我退出研究的消息后下的命令。如果我回到医院,谢伊就会宣称我精神不健全,将我置护他们的监管之下。然后再把我转到一家政府研究机构。
我假装大吃一惊。“我马上就来。”
“好的。”谢伊舒了一口气,以为我相信了他的话。“你一到,我们就立即检查。”
我挂上电话,打开计算机,搜寻药物管理局数据库里的最新信息。没有关于视觉神经或者其他部位副作用的消息。我并不排除这种副作用也许会在将来出现,但我要自己去发现。
是离开波士顿的时候了。我开始收拾行李。走的时候我要取走我在银行的全部存款。卖掉我的工作室的设备可以多换一些现金,可是大部分设备都太大了,运不走,我只好带走几台最小的设备。忙了几小时后,电话又响了。这次,我让自动答录机接电话。
“利昂,你在家吗?我是谢伊医生。我们等了你好一会儿了”
他还会打一次电话来,再不行的话,就会派穿白大褂的男护上来,或者干脆派警察来把我带走。
晚上七点三十分。谢伊还待在医院里等待我的消息。我转动点火钥匙,倒出医院停车场,驶到街对面。从现在起,他随时会留意到我悄悄放在他的办公室门下面的信。一拆开信就会知道是我写的。
你好,谢伊医生:
我猜你正在找我。
他会惊诧片刻,但仅仅是片刻;他马上会镇静下来,紧急通知保安搜查大楼,检查所有离开的车辆,搜寻我。接着,他会继续读下去。
你可以叫走守在我的房门边的那些大块头男护士了;我不想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可能你决心让警方发出对我的通缉令,所以我自作主张在警方计算机里插入了一个病毒,每当要检查我的车牌号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替换信息。你当然还可以详细描绘我开的车,可是你连我的车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对吗?
利昂
他会通知警察,让他们的程序员对付病毒。他会得出结论:我有自我优越感情结,这是因为我在信中流露出傲慢的语气,冒不必要的风险返回医院送信,而且毫无必要地暴露一个本来不会被察觉的病毒。
不过,谢伊错了。我策划这些行动就是为了让警方和中央情报局低估我的能力,于是他们不会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这对我很有利。警方程序员在计算机上清除掉我的病毒后,会认为我的编程技术好是好,但谈不上杰出,于是他们就会调出备份,重新安装,找出我的确切的车牌号。这就会激活第二个病毒,这个病毒要复杂得多,会同时修改备份以及激活的当前数据库。警方会沾沾自喜,以为查到了正确的车牌号,进而陷入迷魂阵浪费时间。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再弄一小瓶荷尔蒙k。不幸的是,这样做会让中央情报局查明我的真功夫。如果我没有送那封信,警方晚些时候仍然会发现我的病毒。到那时候,他们清除病毒时就会采取天衣无缝的严密措施。这样一来,我也许就无法从他们的文件里抹掉我的车牌号了。
我住进一家旅馆,开始在客房里的数据网络终端上干开了。
我进入了药物管理局的保密数据库,查出荷尔蒙k试验对象的地址,还有药管局的内部通讯情况。他们发布了暂停荷尔蒙k医疗试验的禁令,取消暂停禁令之前不得再进行任何试验。中央情报局坚持要先抓住我,对我的潜在威胁进行评估。在此之前,不允许药管局采取任何行动。
药物管理局要求所有医院通过信使退回剩余的荷尔蒙k。我必须抢在这之前弄一瓶。离我最近的病人在匹兹堡,于是我预订了一张第二天一早飞往匹兹堡的机票。我查看了匹兹堡地图,提出申请,要求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到匹兹堡市中心一家投资公司取一个包裹。最后,我在一台超级计算机上登录使用了好几个小时的中央处理器。
我坐在一辆租来的小车里,小车停在一座摩天大厦转角处。我身上的外套口袋里装了一只带键盘的小小的集成电路板。朝信使将要到达的方向望去,只见街上行人一半都戴着白色的空气过滤面罩,不过能见度很好。
从两个十字路口远的地方驶来一辆新型的家用面包车,车的侧面漆有“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的字样。不是一辆戒备森严的押送车,看来药管局对我并不那么担心。我钻出小车,向摩天大厦走去。押送车不久到达,停在停车场,司机下了车。他一走进大厦,我就钻进面包车。
面包车是直接从医院开来的。司机正在上楼前往四十层,到那里的一家投资公司取一个包裹。至少要四分钟才会返回。
车厢地板上焊着一口大型保险柜,带双层钢壳和钢门。门上贴有一块抛光面板,司机只要手掌靠着面板,保险柜便自动打开。面板侧面有一个接口,用于输入程序。
昨天晚上,我进入了卢卡斯防盗系统公司的服务数据库,这家公司向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出售掌纹锁。我在数据库里找到了一份加密文件,该文件包含超越客户设置、打开掌纹锁的密码。
我得承认,渗入计算机防火墙通常没什么关感可言,但某些方面却间接涉及非常有趣的数学问题。譬如,连常见的加密方法超级计算机也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解密。然而,我在一次钻研数字理论期间,发现一种分解极大数字的奇妙技巧。配备这种诀窍,一台超级计算机在几小时内就可以破译这个密码。
我从衣袋里抽出电路板,用电线连接到接口上,输入一个十二位数,保险柜门旋开了。
当我带着那瓶荷尔蒙k返回波士顿的时候,药管局已经对失窃案作出了反应:可以通过网络进入的计算机上所有相关文件全部删除——意料之中的事。
我带上那瓶荷尔蒙k和随身物品,驱车前往纽约。
真奇怪,对我来说最快捷的弄钱方式居然是赌博。彩票赌马再简单不过了。我不愿惹人注目,只弄了一小笔钱,再投资到股市来维持生活。
我住在一套公寓的一间客房里。这是我在纽约附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公寓,配有数据网接口。我使用几个化名投资,定期改变化名。我要在华尔街花一段时间,通过观察经纪人的身体语言来认准高回报的短期投资机会。每周我顶多去股市一次,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事物的内在规律在向我招手。
随着我的智商发展,我对身体的控制力也在增强。有人以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智慧虽然发展了,却付出了身体能力下降的代价。这是一个误解,其实调动人的身体是一种神经活动。虽然我的体力没有增加,但身体的协调能力却超过了常人;甚至我的左右手都变得同样灵活。此外,由于我可以高度集中注意力,我能有效地把握自己的身体循环功能,经过一番小小的练习,就能提高或者降低我的心跳和血压了。
我编了一个程序来匹配我的头像,同时,只要我的名字出现,这个程序就能够捕获;然后我将程序并入一个病毒,扫描数据网上所有的公共显示文件。中央情报局会让全国数据网在新闻简报中展示我的照片,宣布我为危险的在逃精神病人,再不然就是杀人犯。病毒将会用空白形象取代我的照片。我将一个类似的病毒输入药管局和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搜寻下载到各地方警察局计算机上的我的照片。他们的程序员就是绞尽脑汁,也对这些病毒无可奈何。
不用说,谢伊和别的医生正在同中央情报局的心理学家们一道磋商,揣测我的行踪。我父母双亡,因此中央情报局会把注意力转向我的朋友们,询问我是否同他们接触过;特工们还会对他们严密监视,以防我和他们接触。特工们会说,实在抱歉,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但事情实在紧急。
中央情报局不大可能对任何特工使用荷尔蒙k,以找出我的下落。具有超级智商的人太难控制了,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不过我要密切注视其他病人,说不定政府会决定雇用他们。
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看穿众生百相。漫步街头,我观察人们忙于各自的事情,虽然他们一言未发,但其心思昭然若揭。一对年轻的恋人慢悠悠地走过,其中之一醉心于爱情,另一个却只是勉强容忍对方。一位商人的眼里露出一丝忧虑的目光,那目光伴随着他,表明他害怕上司,开始怀疑他当天早些时候做出的决定是否正确。一位妇女披了一件似乎华丽的披风,可是与真格的披风擦肩而过时,就露馅了。
通常,一个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年纪更长、更为成熟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在我的眼里,世人就好像在游乐场游戏的孩童。我被他们的认真劲逗乐了,回想起当年我也如此,不免感到几分尴尬。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他们的身份,但我已经无法忍受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成人了,告别了孩童世界。我也会应付芸芸众生,无非是为了养活自己。
每周我都获得通常需要数年的教育,组合日益扩大的知识形态。我以比任何人都更为广阔的视野审视人类知识丰富多彩的织锦:学者们从未意识到的锦绣中的空白,我可以填补,并在他们以为已经完整的地方增添新的内容。
自然科学的内在模式最为清晰。例如物理学,如果不把眼光局限在基本因素的水平上,而是扩展它的范围和意义,那么它便具有一种美丽的统一性。诸如“光学”或者“热力学”之类的分门别类只不过是紧身衣,阻止物理学家看到无数学科间的纵横交错。即使抛开抽象的美感,单以应用而论,物理学上被忽视的领域多得无以胜数,比如人造球面对称重力场,工程师本该早就能够制造出来。
我虽然认识到这点,但自己却不会制造这样或者那样的装置。这需要许多定制的零部件,制造起来既费力耗时。再说,实际制造这种装置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特别的欣喜:我早已知道它定会运转,实际制造出来对我没有任何启发作用,不能借此发现新的规律。
我在写一首长诗。完成一章后,我就能够选择一种手法将各种艺术形式中的各种风格结合起来。我使用六种现代语言、四种古代语言,这些语言包含了人类文明的主要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提供异彩纷呈的诗情画意;数种不同的语言并列在一起饶有趣味。每一诗行都同时包括旧词新意,赋予旧词以另一种语言的词性变化,从而凸显出新意。整首诗完成时,可以看作《芬尼根守灵夜》与庞德的《诗篇》的组合。
中央情报局打断了我的创作;他们正在给我设下圈套。捕风捉影两个月后,他们终于承认采用常规方法是找不到我的行踪的,于是便诉诸非常手段。新闻报道说一名疯子杀人犯的女友被指控帮助和纵容杀人犯潜逃。她名叫康妮·皮瑞特,在去年和该疯子有过一段交往。如果审判,她必然会被处以长期监禁。中央情报局的如意算盘是我不会对这种事听之任之,必定要策划营救,于是我便会暴露,束手就擒。
明天将举行康妮一案的预备听证会。他们会确保她获得保释,必要时通过一个保人,从而给我机会与她接触。然后,他们就会在她的住所周围布满便衣,守株待兔。
我开始在荧光屏上编辑第一个图像。这些数字照片远不能与全息图像相比,但能满足我的需要。照片是昨天拍摄的,显示康妮居住的公寓的外观、楼房正对着的大街、附近的十字路口。我移动鼠标,在图像上的某些地方画上几个小小的十字细线:楼房斜对面的一扇窗户,没有灯光,但窗帘却是敞开的;离楼房后面两个街区远处有一个自动售货机。
我一共标出六个位置。这些地点就是昨天晚上康妮回家时他们埋伏的地点。他们有我在医院期间拍摄的录像,知道如何在来往的男人或者模糊不清的行人中间寻找我:就是那个中等步伐、走起路来精神抖擞的人。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只需拉长步伐,头略微上下移动。减少手臂的动作,再加上一身奇装异服,便足以使我瞒过他们的眼睛穿过那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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