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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一九四四年底。我已经二十四岁了。
我还是废寝忘食地在造船厂工作着,我不记得自己休过一天假。我从战时的薪酬里存下了不少钱,但我已经筋疲力尽,而且也没有花钱的地方。晚上我几乎没有精力再跟佩格和奥利芙玩金拉米了。不止一次,我在回家的夜路上睡着了,到了哈莱姆才醒过来。
每个人都累到了骨子里。
睡眠变成了一个人人都眼馋、但却没人拥有的黄金商品。
我们知道要赢下这场战争了——很多人都在大谈特谈我们给了德国人和日本人怎样的重创——但我们不知道一切会在什么时候结束。当然了,不知道并没有阻止大家不停地说,四处散播着毫无意义的八卦和推测。
战争会在感恩节结束,大家都这么说。
会在圣诞节结束,大家都这么说。
可随后一九四五年滚滚而至,战争还没有结束。
在萨米食堂的剧院里,我们每周依然会在动员剧里把希特勒杀死十几次,但这似乎丝毫没有阻挡他的步伐。
别担心,大家说——二月底一切都会结束的。
三月初的时候,我父母收到了我哥哥从南太平洋某个地方的航空母舰上寄来的信,信上说,“很快你们就会听到投降的消息了。我敢保证。”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
安吉拉,我知道你——尤其是你——听说过富兰克林号 航空母舰。但我要很惭愧地承认,在得知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它被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击沉,葬送了沃尔特和其余八百多名船员之前,我并不知道我哥哥所在军舰的名字。沃尔特一向很有责任心,他在来信中从未提过他所在军舰的名字,怕万一他的信落到敌人手里,会泄露国家机密。我只知道他在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上,驻扎在亚洲的某个地方,以及他保证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是我母亲收到了他的死讯。那时她正在我家边上的空地骑马,期间她看到一辆老旧的黑色轿车径直冲上了我们的车道,这辆车还有一扇很不搭调的白门。车从她身旁呼啸而过,在碎石路上,速度相当快。这很不寻常,住在乡间的人是不会傻到沿着碎石路从正在吃草的马群旁边呼啸而过的。但她认出了这辆车,这辆车是西联电报公司的电报员迈克·罗默的。我母亲停下了手头的事,看着麦克和他的妻子一起从车里走了下来,敲起了她家的门。
我母亲是不会与罗默夫妇这样的人往来的。他们没有理由来敲莫里斯家的门,除了一点:一定是有电报进来了,而且它的内容十分沉重,使得电报员觉得他应该亲自来捎信——而且还要带着妻子一起来。也许,她是来安慰悲痛万分的一家人的。
我母亲看到了这一切,于是她明白 了。
我一直好奇,母亲在那个时刻有没有调转马头、朝反方向拼命狂奔的冲动——径直逃离那个可怕的消息。但我母亲不是那种人。相反,她做了什么呢,她下了马,把马牵在身后,非常慢地朝房子走去。事后她告诉我,她觉得在这种情绪化的时刻,骑在动物的背上并不明智。我能看到她的样子——小心地迈着步子,用她独有的那股谨慎劲儿牵着她的马。她清清楚楚地知道在门廊上等待她的是什么,而她并不急着去见它。在那封电报被交到她手上之前,她儿子依然活着。
罗默夫妇可以等。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等我母亲走到门廊的时候,罗默太太——眼泪正顺着她的脸哗哗地往下流——张开双臂想要拥抱她。
而我母亲,无需多言,拒绝了。
我父母连葬礼都没有给沃尔特办。
首先,没有遗体可以下葬。电报告知我们,他们已经以最隆重的军礼对海军上尉沃尔特·莫里斯进行了海葬。电报还要求我们不要将沃尔特驻扎的军舰或军营的名字透露给亲朋好友,以免不小心“帮了敌方的忙”——好像我们在纽约州克林顿郡的邻居是间谍,会搞破坏似的。
我母亲不想在没有遗体的情况下举办葬礼,她觉得这太可怕了。而我父亲因为愤怒和悲伤万念俱灰,无法在默哀的时候面对他圈子里的人。他曾那么强烈地痛斥美国卷入这场战争,也曾反对沃尔特入伍。如今,政府从他身边夺走了他最珍视的宝物,他拒绝用一场仪式对这个事实表示敬意。
我回家陪了他们一周。我为父母做了能力范围内的一切,但他们几乎不跟我说话。我问他们是否想让我留在克林顿陪他们——我会这么做的——但他们像看陌生人似的看着我。就算我留在克林顿,对他们来说有什么用呢? 总之,我感觉他们希望我离开,这样我就不会一整天盯着他们默哀了。我的存在似乎只是在提醒他们,他们的儿子已经死了。
如果他们曾觉得,不该死的那个孩子被从他们身边夺走了——觉得更好、更高尚的孩子走了,而次等的那个却留了下来——我会原谅他们的。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有这种想法。
我一离开,他们就可以瘫回沉默中了。
也许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他们跟以前再也不一样了。
沃尔特的死彻底震惊到了我。
我向你发誓,安吉拉,我丝毫没有想过我哥哥可能会在战争中受伤或丧命。也许这会让我显得很愚蠢、很天真,但如果你了解沃尔特,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这么自信。他一直那么有能力,那么强大,他的直觉非常准。他玩了那么多年的体育,从没受伤过。即使在同龄人中,他也是被当作半神来看待的。有什么东西能伤到他?
不仅如此,我也从没担心过沃尔特的下属——虽然他会担心。(在写给家里的信中,我哥哥唯一担心的是他下属的安全和士气。)我以为任何跟沃尔特·莫里斯一起服役的人都是安全的,他会保证这一点的。
但当然,问题在于沃尔特说了不算。那会儿他已经是正经的海军上尉了,没错,但那艘军舰不归他管。掌舵的是莱斯利·吉赫斯舰长,舰长才是问题所在。
但这些你都已经知道了——是不是,安吉拉?
至少我猜你是知道的?
抱歉,亲爱的,但我真的不知道关于这些事,你父亲跟你说了多少。
我和佩格在纽约单独为沃尔特办了一场仪式,就在莉莉剧院边上的一个卫理公会小教堂里。牧师这些年跟佩格成了朋友,他同意为我哥哥办一场小小的悼念仪式,不管有没有遗体。在场的只有我们几个人,但对于我来说,为沃尔特做些什么非常重要,而佩格认同这一点。
佩格和奥利芙在场,当然了,她们像两根支柱一样陪在我左右。赫伯特先生在场。比利没有来,一年前他的百老汇版《女孩之城》终于落下了帷幕,于是他搬回好莱坞了。我的海军审查员格申先生来了,萨米食堂的钢琴师莱文森太太也来了,劳特斯基全家都在场,(“从没在卫理公会的葬礼上看到过这么多犹太人。”玛乔丽一边打量着房间一边说。这让我笑了出来。谢谢你,玛乔丽。)佩格的一些老朋友来了,艾德娜和亚瑟·沃森没有来。我猜这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虽然我得承认,我以为至少艾德娜会出现一下,给佩格一些支持呢。
唱诗班唱起了《他既看顾麻雀》,而我止不住地哭泣。我被痛失沃尔特的感觉击昏了——并不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哥哥,而是因为我从没有过这样一个哥哥。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骑过马,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了过来。除了几段这种美好的回忆之外,我对这个声称陪我度过了年少时光的威风人物没有任何温存的印象。也许,如果我父母没有那么望子成龙——如果他们允许他当一个普通的小男孩,而不是一个继承人 的话——我和他也许渐渐会成为朋友,或者知己的。但这永远无法成真了,如今他已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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