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1/2)
舍佩托夫卡四周到处是战壕,到处是带刺的铁丝网。整整一个星期,这座小城都是在隆隆的炮声和清脆的枪声中醒来和入睡的。只是到了夜深的时候,才安静下来。偶尔有一阵慌乱的射击声划破夜空的沉寂,那是敌对双方的暗哨在互相试探。天刚亮,车站上的炮位周围就又忙碌起来。大炮张着黑色的嘴,又凶狠地发出可怖的吼叫声。人们急急忙忙往炮膛里装新的炮弹。炮手把发火栓一拉,大地便颤动起来。炮弹嘶嘶地呼啸着,飞向三俄里外红军占据的村庄,落下去,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巨大的土块掀到空中。
红军的炮队驻扎在一座古老的波兰修道院的院子里,修道院坐落在村中心的高岗上。
炮队政委扎莫斯京同志翻身跳了起来。他刚才枕着炮架睡了一觉。他紧了紧挂着沉甸甸的毛瑟枪的腰带,仔细倾听着炮弹的呼啸声,等待它爆炸。院子里响起了他那洪亮的喊声:“同志们,明天再接着睡吧!现在起床。起——床——!”
炮手们都睡在大炮跟前。他们和政委一样迅速地跳起来。
只有西多尔丘克一个人磨磨蹭蹭,他懒洋洋地抬起睡昏的头,说:“这帮畜生,天刚亮就呜呜乱叫,真是坏透了!”
扎莫斯京大笑起来:“哎,西多尔丘克,敌人真不自觉,也不考虑一下你还没睡够。”
西多尔丘克爬起来,不满意地嘟哝着。
几分钟之后,修道院里的大炮怒吼起来,炮弹在城里爆炸了。佩特留拉部队在糖厂那座高烟囱上搭了一个-望台,上面有一个军官和一个电话兵。
他们是攀着烟囱里的铁梯爬上去的。
整个城市的情况历历在目,就像在手掌上一样。他们从这里指挥炮兵发射。围城红军的每个行动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今天布尔什维克军队非常活跃。用蔡斯望远镜可以看到红军各个部队运动的情况。一列装甲火车一边打炮,一边顺着铁轨缓慢地开向波多尔斯克车站。后面是步兵散兵线。红军几次发起进攻,想夺取这个小城,但是谢乔夫师的部队隐蔽在近郊的战壕里,固守着。战壕里喷射出凶猛的火焰,四周全是疯狂的射击。每次进攻,枪炮声都异常密集,汇成了一片怒吼。布尔什维克部队冒着弹雨进攻,后来支持不住,退却了,战场上留下了不动的尸体。
今天,对这座城市的攻击一次比一次顽强,一次比一次猛烈。空气在隆隆的炮声中震荡。从糖厂的烟囱上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们时而匍匐在地,时而跌倒又爬起来,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他们马上就要全部占领车站了。谢乔夫师把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还是没有堵住车站上已被打开的缺口。奋不顾身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已经冲进了车站附近的街道。守卫车站的谢乔夫师第三团的士兵,遭到短促而猛烈的攻击之后,从设在城郊花园和菜地的最后防线上溃退下来,凌乱地朝城里狼狈逃窜。红军部队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继续挺进,用刺刀开路,扫清了敌人的零星阻击部队,占领了所有街道。
谢廖沙一家和他们的近邻都躲在地窖里,但是,现在任何力量也不能迫使他再呆在这里了。他非常想到上面去看看。
尽管母亲再三阻拦,他还是从阴冷的地窖里跑了出来。一辆“萨盖达奇内号”装甲车隆隆地从他家房前急速驰过,一面逃,一面胡乱向四周射击。一群惊恐的佩特留拉败兵跟在装甲车后面逃跑。有个匪兵跑进了谢廖沙家的院子,慌慌张张地扔掉身上的子弹带、钢盔和步枪,跳过栅栏,钻进菜园子,不见了。谢廖沙决心到街上去看看。佩特留拉的败兵正沿着通往西南车站的大路逃窜,一辆装甲车在后面掩护他们。通往城里的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时,突然有一个红军战士跳上了公路。他卧倒在地,顺着公路朝前打了一枪。紧接着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沙看见他们弯着腰,边追赶,边打枪。一个晒得黝黑、两眼通红的中国人,只穿一件衬衣,身上缠着机枪子弹带,两手攥着手榴弹,根本不找掩蔽物,一个劲猛追过来。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红军战士,端着一挺轻机枪。这是打进城里的第一支红军队伍。谢廖沙高兴极了。他奔到公路上,使劲地喊了起来:“同志们万岁!”
他出现得太突然了,那个中国人差点把他撞倒。中国人正要向他猛扑上去,但是看到这个年轻人这样兴奋激动,就停住了。
“佩特留拉的,跑到哪里去了?”中国人气喘吁吁地冲着他喊道。
但是,谢廖沙已经顾不上听他的。他迅速跑进院子,抓起逃兵扔下的子弹带和步枪,追赶红军队伍去了。他和这支队伍一起冲进了西南车站,直到这个时候,红军战士们才注意到他。他们截住了好几列满载弹药和军需品的火车,把敌人赶进了树林,停下来整顿队伍。这时,那个年轻的机枪手走到谢廖沙跟前,惊讶地问:“同志,你是打哪儿来的?”
“我是本地人,就住在城里,早就盼着你们来啦!”
红军战士们把谢廖沙围了起来。
“我的认识他,”那个中国人高兴地笑着说。“他的喊‘同志们万岁!’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的人,年轻人,好人!”他拍着谢廖沙的肩膀,用半通不通的俄语夸奖他。
谢廖沙的心欢快地蹦跳着。他马上就被红军战士当作自己人了。他刚刚同他们一起,参加了攻打车站的肉搏战。
小城又活跃起来了。受尽苦难的人们都从地下室和地窖里走出来,涌到门口,去看开进城的红军队伍。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和瓦莉亚在红军队伍里发现了谢廖沙。他光着头,腰上缠着子弹带,背着步枪,走在战士们的行列里。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气得两手一扬,拍了一下巴掌。
谢廖沙,她的儿子,居然也去打仗啦!这还了得!想想看,他竟在全城人面前背着枪,大模大样地走着,以后会怎么样呢?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想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她大声喊起来:“谢廖沙,你给我回家,马上回来!我非给你点厉害看看不可,你这个小混蛋!要打仗,你回家打!”说着,朝儿子跑过去,想把他拦住。
但是,谢廖沙,这个她不止一次扯过耳朵的谢廖沙,却严肃地瞪了她一眼,红着脸,又羞又恼,斩钉截铁地说:“喊什么!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他连停也不停,从母亲身边走了过去。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这下可气坏了:“好哇!你就这样跟你妈说话!往后你就别想再回家!”
“我就是不想回去了!”谢廖沙头也没有回,大声回答说。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惘然若失地站在路上。一队队晒得黝黑、满身灰尘的战士从她身旁走过去。
“大娘,别哭了!我们还要选你儿子当政委呢!”有人大声地开了一句玩笑。
队伍里发出了一阵愉快的笑声。连队前头响起了洪亮而和谐的歌声:
同志们,勇敢向前进,
在斗争中百炼成钢,
为开辟自由的道路,
挺起胸膛走上战场!
整个队伍跟着高声唱了起来。在这雄壮的合唱中,可以听到谢廖沙嘹亮的声音。他找到了新的家,他成了这个家庭里的一名战斗员。
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大门上,钉上了一块白牌。上面简单地写着:“革委会”。
旁边有一张火红的宣传画。画面上是一个红军战士,两道目光逼视着看画的人,一只手直指看画人的胸膛。下面写着:“你参加红军了吗?”
夜里,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把这些无声的“宣传员”贴遍了大街小巷。同时还贴出了革委会第一张告全体劳动人民书:
同志们!
无产阶级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本市。苏维埃政权已经恢复。
我们号召全体居民保持安定。血腥虐杀犹太居民的匪徒们已经溃逃。为了不让他们卷土重来,为了彻底消灭他们,希望你们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希望你们全力支持劳动人民的政权!
本市的军权属于卫戍司令员,政权属于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主席多林尼克列辛斯基
庄园里,进进出出的全是新人了。“同志”这个称呼,昨天还要为它付出生命,今天却响遍全城,到处都可以听到。“同志”——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字眼啊!
多林尼克忘记了睡眠,忘记了休息。
这个木匠正在忙着筹建革命政权。
别墅里一间小屋子的门上贴着一张小纸块,上面用铅笔写着:“党委会”。伊格纳季耶娃同志在这里办公。她是一个沉着镇静的女人。师政治部委派她和多林尼克两个人建立苏维埃政权机构。
只过了一天,工作人员就都坐到办公桌旁边了,打字机嗒嗒地响着,粮食委员会也成立了。粮食委员瓦茨拉夫-特日茨基是一个活泼而性急的人。他以前是糖厂的助理技师。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他就以罕见的顽强精神投入斗争,向工厂管理部门那些隐蔽起来的、对布尔什维克心怀仇恨的贵族分子发起猛烈进攻。
在全厂大会上,特日茨基用拳头愤怒地敲着讲台的栏杆,用波兰话向他周围的工人们发表了激烈而坚定的演说。他说:“过去的一切,当然别想再回来了。咱们的父兄和咱们自己,一生一世给波托茨基伯爵当牛做马,已经当够了。咱们给他们建造宫殿,可是这位高贵的伯爵大人给了咱们什么呢?
不多不少,刚够咱们饿不死,好给他干活。
“什么波托茨基伯爵呀,桑古什卡公爵呀,那些伯爵、公爵大人骑在咱们脖子上有多少年了?难道波兰人不是跟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一样,也有很多人给波托茨基当牲口使吗?可是现在那些贵族老爷的走狗却在波兰工人中散布谣言,说什么苏维埃政权要用铁拳来对付波兰人。
“同志们!这是无耻的诽谤。咱们各族工人还从来没有获得过像现在这样的自由。
“所有的无产者都是兄弟,可是对那些贵族老爷,请你们相信,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收拾他们。”
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弧形,又使劲敲了一下讲台的栏杆。
“是谁逼着我们弟兄去流血,去自相残杀呢?是国王,是贵族。许多世纪以来,他们总是派遣波兰农民去打土耳其人,一个民族进攻、屠杀另一个民族的事不断发生。死了多少人!造成了多少灾难!谁愿意这样?难道是我们吗?不过,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些毒蛇的末日来到了。布尔什维克向全世界喊出了使资产阶级胆战心惊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和工人要成为兄弟,这样,咱们才能得救,才有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同志们,参加共产党吧!
“波兰也要成立共和国,不过,是苏维埃共和国,没有波托茨基之流的共和国,咱们一定要把那些家伙连根拔掉。苏维埃波兰将由咱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谁不认识布罗尼克-普塔申斯基?革委会已经任命他当咱们厂的委员了。‘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咱们也会有自己的庆祝胜利的节日,同志们,千万别听那些暗藏的毒蛇的鬼话!要是咱们工人齐心协力,那么就一定能够把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
特日茨基从内心深处,从一个普通工人的内心深处发出了这清新的呼声。
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青年们一齐向他欢呼,表示支持。
只有年纪大的人不敢发表意见。谁知道,也许明天布尔什维克就会撤走,那时候就得为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付出代价。就是不上绞架,也肯定会被赶出工厂。
教育委员是切尔诺佩斯基。他是一个身材瘦削而匀称的中学教师。目前,他是本地教育界中唯一忠于布尔什维克的人。革命委员会对面驻扎着一个特务连。这个连的战士在革委会昼夜值勤。一到晚上,在革委会院子里,挨着大门,就架起一挺上好子弹带的马克沁机枪。旁边站着两个拿步枪的战士。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正向革命委员会走来。一个年轻的小战士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问:“小同志,你多大了?”
“快十七了。”
“是本地人吗?”
小战士微笑着说:“是的,我是前天正打仗的时候参军的。”
伊格纳季耶娃端详着他。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火车副司机。”
这时,多林尼克和一个军人走进栅栏门。伊格纳季耶娃对他说:“您瞧,我给共青团区委物色到了一个领导人,他是本地人。”
多林尼克迅速打量了一下谢廖沙。
“你是谁家的孩子?”
“勃鲁扎克家……”
“哦,扎哈尔的儿子!好哇,你就干吧,把你的伙伴们组织起来。”
谢廖沙惊讶地看了他们一眼,说:“那我在连里的事怎么办呢?”
多林尼克已经跑上台阶,回过头来说:“这个我们自有安排。”
第二天傍晚,当地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
新的生活那样突然而又迅速地闯了进来。它占据了谢廖沙的整个身心,把他卷进了漩涡。他已经把自己的家完全忘记了,虽然这个家就近在眼前。
他,谢廖沙-勃鲁扎克,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他多次从口袋里掏出乌克兰共产党(布)委员会发的白纸卡片,上面写着:谢廖沙是共青团员、团区委书记。要是有人居然还怀疑这一点,那么,请看他军便服皮带上威风凛凛地挂着的那支曼利赫尔手枪,这是好朋友保尔送给他的,外面还套上了手缝的帆布枪套。这可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件。唉,保夫鲁沙要是在这里该多好!
谢廖沙整天忙着执行革命委员会的各项指示。现在伊格纳季耶娃正等着他,他们要一道上火车站,到师政治部去,给革委会领书报和宣传品。他急忙往大门口跑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小汽车,在那里等着他们。
到车站去的路很远。苏维埃乌克兰第一师的政治部和参谋部就设在车站的列车上。伊格纳季耶娃利用乘车的时间,跟谢廖沙谈了工作。
“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组织建立了吗?你的朋友都是些工人子弟,你要把他们发动起来。要在最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明天我们就起草一个共青团的宣言,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把青年召集到剧院里,开个大会。我再介绍你跟师政治部的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认识认识。她大概是做你们青年工作的。”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原来是个十八岁的姑娘。乌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一件草绿色的新制服,腰里扎着一条窄皮带。谢廖沙从她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她还答应帮助他进行工作。分手的时候,乌斯季诺维奇给了他一大捆宣传品,另外,还特意送给他一本共青团纲领和章程的小册子。
天已经很晚了,他们才回到革命委员会。瓦莉亚一直在花园里等着他。一见面,她就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他一顿:“你真不害臊!怎么,你一点都不顾家了吗?为了你,妈天天哭,爸也老发脾气。这样下去,准得闹出事来!”
“放心好了,瓦莉亚,什么事也不会出。我是没工夫回家。
说实在的,真没工夫。今天我也不能回去。我正好想跟你谈谈。到我屋里去吧。”
瓦莉亚简直认不出弟弟来了。他完全变了,就像让谁给充了电似的。他让姐姐坐在椅子上,开门见山就说:“是这么回事。你加入共青团吧。不明白吗?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就是团的书记。你不信?给你,看看这个!”
瓦莉亚看过了证件,难为情地望着弟弟,说:“我入共青团能干些什么呢?”
谢廖沙双手一摊,说:“什么?没什么可干的?我的好姐姐!我忙得简直连觉都顾不上睡。发动群众,有多少工作要做!伊格纳季耶娃说:应当把大家都召集到剧院去,给他们讲讲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她说我也得讲讲话。我想,这可不成,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讲,准得出洋相。好了,你还是直截了当说吧:入团的事怎么样?”
“我不知道。要是我加入,妈准会气炸肺的。”
“你别管妈嘛,瓦莉亚。”谢廖沙不以为然地说。“她不懂得这些事情。她光想把孩子们拢在她身边。对苏维埃政权,她一点反对的意思也没有,反倒是同情的。但是她只希望别人到前线去打仗,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去。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
朱赫来跟咱们讲的话,你还记得吗?你看保尔,人家就不管他妈怎么样。现在咱们已经有了真正生活的权利。怎么样,我的好瓦莉亚,难道你会不同意?你参加进来该有多好!你动员姑娘们,我负责做小伙子们的工作。克利姆卡那个红毛鬼,我今天就叫他乖乖地进来。怎么样,瓦莉亚,你倒是参加不参加?我这儿有一本讲这件事的小册子,你看看。”
谢廖沙把小册子从衣袋里掏出来,递给了姐姐。瓦莉亚目不转睛地盯着弟弟,低声问:“要是佩特留拉的兵再打回来,可怎么办呢?”
谢廖沙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起这个问题来。
“我吗,当然跟大家一起撤走。可是你怎么办呢?到那时,妈可真要遭罪了。”他沉默了。
“你把我的名字写上吧,谢廖沙,就是别让妈知道。除了咱俩,谁也别告诉。我什么都可以帮你干,还是这样好一些。”
“你说得对,瓦莉亚。”
这时伊格纳季耶娃走了进来。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姐姐瓦莉亚。我正跟她谈入团的事。她倒是挺合适的,就是我母亲不太好办。能不能把她吸收进来,谁也不告诉呢?万一咱们不得不撤退,我当然扛起枪就走了,可是她舍不得母亲。”
伊格纳季耶娃坐在桌边上,注意地听他讲完,说:“好,这样办比较妥当。”
剧院里挤满了嘁嘁喳喳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看到城里各处张贴的召开群众大会的海报之后跑来的。糖厂的工人管乐队正在演奏。到会的大部分是中小学生。
他们到这里来,与其说是为了开会,倒不如说是为了看节目。
幕终于拉开了,刚从县里赶来的县委书记拉津同志出现在舞台上。
这个身材瘦小、鼻子尖尖的人立刻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大家都很有兴趣地听他讲话。他谈到了席卷全国的斗争,号召青年们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他讲起话来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用了很多诸如“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的字眼,听众显然是不明白的。
他讲完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让谢廖沙接着讲话,自己先走了。
谢廖沙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怎么也讲不出话来。
“怎么讲?讲什么呢?”他苦苦思索着,想说,又找不到恰当的话,感到很窘。
伊格纳季耶娃给他解了围,她在桌子后面小声提示他:“谈谈组织支部的事吧。”
谢廖沙马上谈起了实际问题:“同志们,刚才你们什么都听到了,现在咱们需要成立个支部。谁赞成这个提议?”
会场里一片寂静。
丽达出来帮忙了。她向大家讲起了莫斯科青年建立组织的情况。谢廖沙尴尬地站在一旁。
到会的人对建立支部的事这样冷淡,使他十分恼火。他不时向台下投出不友好的目光。人们并没有认真听丽达讲话。
扎利瓦诺夫一边轻蔑地看着丽达,一边小声地跟莉莎嘀咕着什么。坐在前排的高年级女生,鼻子上扑着粉,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狡猾的小眼睛滴溜溜地四处转。靠近舞台入口的角落里,坐着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谢廖沙看见他认识的那个青年机枪手也在那里。他正焦躁不安地坐在舞台边上,用仇恨的眼光看着打扮得非常时髦的莉莎-苏哈里科和安娜-阿德莫夫斯卡娅。她们正旁若无人地同向她们献殷勤的男生交谈着。
丽达发觉没有人听她讲话,就草草地结束了,让伊格纳季耶娃接着讲。伊格纳季耶娃不慌不忙地讲起来,会场终于安静下来了。
“青年同志们,”她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认真想一想在这里听到的话。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有不少同志愿意积极参加革命,而不愿意袖手旁观。革命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参加不参加取决于你们自己。希望你们也谈一谈。有要发言的同志,请讲吧。”
会场里又是一阵沉默。突然,后排有人喊了一声:“我讲两句!”
稍微有点斜眼、样子像只小熊的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挤到了台前。
“既然是这么回事,是帮布尔什维克的忙,那我不会说个不字。谢廖沙知道我,我报名参加共青团。”
谢廖沙高兴地笑了。他一下子冲到台中央,说:“同志们,你们看见了吧?我说过嘛,米什卡是自己人,他爸爸是扳道工,让火车给压死了,米什卡就失了学。别看他没上完中学,可是我们的事业,一说他就明白了。”
会场上这时喧嚷起来。一个名叫奥库舍夫的中学生要求发言。他是药店老板的儿子,梳着怪里怪气的飞机头。他走上舞台,整了整制服,说:“抱歉得很,同志们。我弄不明白,究竟想要我们做什么。
要我们搞政治吗?那我们什么时候学习呢?我们总得把中学念完吧。要是组织个体育协会,办个俱乐部,让我们在那里聚会聚会,读点书,那倒是另一回事。可现在是要我们搞政治,搞来搞去,最后就会给绞死。对不起,我想这种事情是没有人乐意干的。”
会场里响起了笑声。奥库舍夫跳下舞台,坐了下来。这时候那个年轻的机枪手出来讲话了,他狠狠地把军帽拉到前额上,愤怒的目光朝台下扫了一下,大声喊道:“笑什么?你们这帮混蛋!”
他的眼睛像两块烧红了的火炭。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气得浑身发抖,接着说:“我叫伊万-扎尔基。我没见过爹,没见过娘,从小就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白天要饭,晚上就在墙根底下一躺,挨饿受冻,没个安身的地方。日子过得连狗都不如,跟你们这帮娇小姐、阔少爷比,完全是另一个样!
“苏维埃政权来了,红军收留了我。全排都把我当作亲生儿子看待,给我衣服,给我鞋袜,教我文化,最主要的是教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是他们教育我,使我成了布尔什维克,我是到死也不会变心的。我现在心明眼亮,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斗争:是为了我们,为了穷人,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可是你们呢?却像一群公马,在这里咴咴叫个不停。你们哪里知道,就在这座城下,有二百个同志牺牲了,永远离开了我们……”扎尔基的声音像绷紧的琴弦一样,铿锵作响。“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现在全国各地,各个战场上,都有人在流血牺牲,在这样的时候,你们倒在这里寻开心。”他突然转过身来,朝主持会议的人说:“而你们呢,同志们,却找到了他们头上,找了这么一帮人来开会。”他用手指着台下。“难道他们能懂吗?不可能!饱汉不知饿汉饥。这里只有一个人响应了号召,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他愤怒地朝台下喊道。“我们才不来求你们呢,要你们这号人有什么用!你们这样的,只配吃机枪子弹!”他气呼呼地喊出了最后这句话,跳下台来,眼皮都没有抬,径直朝门口走去。
主持会议的人谁也没有留下来参加晚会。在回革委会的路上,谢廖沙沮丧地说:“简直是一塌糊涂!还是扎尔基说得对。找这帮中学生来开会,事没办成,反而惹了一肚子气。”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说。“这些人里面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青年。大多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城市知识分子、小市民。应当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你要把重点放在锯木厂和糖厂。不过今天的大会还是有收获的,学生中间也有好同志。”
丽达很赞成伊格纳季耶娃的看法,她说:“谢廖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断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口号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中去。党要使所有劳动者关心每一件新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召开一系列群众大会、讨论会和代表大会。师政治部准备在车站开办一个夏季露天剧场。宣传列车这几天就到,我们马上就能把工作全面铺开。还记得吧,列宁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会取得胜利。”
夜已经深了,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去。临别时,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过了一会儿才放开。丽达微微笑了一下。
回城的时候,谢廖沙顺路到家看看。随便母亲怎么责骂,他都不做声,也不反驳。但是,当他父亲开始骂他的时候,他就立刻转入反攻,把父亲问得哑口无言。
“爸爸,你听我说,当初德国人在这儿,你们搞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押车的德国兵。那个时候,你想到过家没有?
想到过。可你还是干了,因为工人的良心叫你这样干。我也想到了咱们的家。我明白,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为了我,你们会受迫害的。但是反过来,要是我们胜利了呢?那我们就翻身了。家里我是呆不住的。爸爸,这个不用说你也明白。为什么还要吵吵闹闹呢?我干的是好事,你应该支持我,帮助我,可你却扯后腿。爸爸,咱们讲和吧,这样,我妈就不会再骂我了。”他那双纯洁的、碧蓝的眼睛望着父亲,脸上现出了亲切的笑容。他相信自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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