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2）（2/2）

她从对方的拥抱中松脱出来，只说了一句话：“你不知道，我和你在一起是多么高兴呀。”这是她的天性允许她作的最多的表示了。

误解小辞典（继续）“游行”

游行对意大利和法国人来说很容易。他们被父母逼着去教堂时，便以参加党派作为报复（共产党，毛泽东党，托洛茨基党等等）。然而萨宾娜的父亲两头都不误，开始送她去教堂，而后又逼她参加共青团会议。他担心女儿游离组织之外将有所不测。

她参加强制性的游行，总是合不上大家的步伐，身后的女孩老对她叫，或者有意踩她的脚后跟。唱歌时，她从来就不知道歌词，只是把嘴巴张张合合，于是遭到其他女孩子的注意和告发。从小，她就恨游行。

弗兰茨曾就读巴黎，天资不凡，二十岁那年就确定了学者生涯。从二十岁起，他便知道自己一生将会被局限在大学办公室、一两所图书馆，或两三个演讲厅里。想到这种生活将把他窒息，他总是期望着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子，象从屋里走向大街。

住在巴黎期间，他参加了每一次可能的游行示威，去庆祝什么，要求什么，或抗议什么，去露天里和人们呆在一起。游行的队伍直抵圣耶门大街或从共和广场到巴士底，使他神魂颠倒。他把行进和呼喊看成欧洲以及欧洲史的形象。欧洲就是伟大的进军，从革命到革命，从斗争到斗争，永远向前。

换一种方式说：弗兰茨感到他的书本生活不真实，他渴望真实的生活，渴望与人们交往，肩并肩地步行，渴望他们的呼叫。他从没有想过他所认为的不真实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办公室或图书室里辛劳）事实上正是他的真实生活，而他想象为真实的游行不是别的，只是戏院，舞场，狂欢——用另一句话来说，是一个梦。

萨宾娜读书时佐在宿舍里。五一节，所有的学生大清早都得报到参加游行，学生干部们清梳大楼以保无人漏掉。萨宾娜躲进电梯间，直到大楼都走空很久了，才能回到自己的房间。这里比她记忆里的任何地方都安静，唯一的声音是远处游行音乐的回响。她仿佛正躲在一个小棚屋里避难，只能听到一个敌对世界的海涛喧嚣。

移居一两年后，她偶尔去巴黎参加祖国被入侵的周年纪念。抗议游行当然在计划之列，她当然也被卷了进去。年轻的法国人高高举起拳头，喊着谴责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她喜欢这些口号，但使她惊奇的是，她发现自己不能够跟着他们一起喊。她只坚持了几分钟便离开了游行队伍。她向法国朋友们说起这件事，他们都很惊讶。“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同意反对对你们国家的占领？”她本来想告诉他们，在共产党当局和法西斯主义的后面，在所有占领与入侵的后面，潜在着更本质更普遍的邪恶，这邪恶的形象就是人们举着拳头，众口一声地喊着同样的口号的齐步游行。但她知道自己永远也没法使别人明白这些，便尴尴尬尬地改变了话题。

“纽约的美”

弗兰茨与萨宾娜在纽约街上一定就是几个小时。每走一步都有新鲜的景观，如同他们是循着一条山林小道前行，沿途景色都令人惊叹不已：一位年轻人跪在人行道中祈祷；几步之外是一位漂亮的黑人妇女靠着一棵树；一位身穿黑制服的男人横过马路时指挥着一支无形的乐队；一个喷泉在喷水而一群建筑工人坐在喷泉边上吃午饭；一些奇怪的铁梯上上下下爬满建筑还配有丑陋的红栏杆，丑到极致也就显得美妙；再定过去，是一座巨大的玻璃墙面的摩天大楼，后面又是比肩而立的一座，楼顶带有小型的阿拉伯式游乐厅，有塔楼，游廊，还有镀金圆柱。

她想起了自己的画。也是一些极不调和的东西混在一起：钢厂的建设工地上添了一盏煤油灯；一盏带着彩画玻璃灯罩的旧式灯破成了细细的碎片，撤落在荒凉的沼泽地。

弗兰茨说，“欧洲人意识中的美总带有预先规定的尺度，我们总是有一种审美的目的和一个长远计划。就是这个东西，使西方人花了几十年去修建哥特式大教堂或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广场。纽约的美呢，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它没有目的，不需要人的设计，就象石笋状溶洞。它那些丑陋形式是偶然产生的，没有设计的。在这样不可思议的外围环境中，它们突然闪耀出奇异的诗意。”

萨宾娜说：“没有目的的美。说得对。换一种说法，可以是‘错误的美’。世界上的美整个儿消失以前，美还会依赖着失误而存在一阵子。‘错误的美’——这是美的历史上最后一个阶段。”

她回想起自己第一幅成熟的作品，它的产生也是由于错误地滴了一滴红颜料。是的，她的作品都基于“错误的美”，纽约是她作品的神秘而可靠的祖国。

弗兰茨说：“也许人们设计出来的美过于严格和冷静，纽约无目的美比它要丰富多变，但这不是我们欧洲人的美，是一个异己陌生的世界。”

他们最终谈拢了吗？没有，看法仍然迥异。萨宾娜被纽约美的异生品格所深深吸引，而弗兰茨觉得这种美新奇却可怕，他眷眷地思念起欧洲来。

萨宾娜的国家

萨宾娜理解弗兰茨对美国的乏味感。他是欧洲的化身：母亲是维也纳人，父亲是法国人，而他自己是瑞士人。

弗兰茨极其羡慕萨宾娜的国家。无论什么时候，她谈起自己以及国内来的朋友，弗兰茨听到“监狱”、“迫害”、“敌方坦克”“移民”、“宣传品”、“禁书”、“非法展览”这类名词，就油然生出一种羡慕加向往的复杂好奇感。

他对萨宾娜承认：“有个哲学家曾在文章里说我著作中一切论点都是无法验证的推测，称我为‘冒牌的苏格拉底’，我当时感到莫大的侮辱，狠狠发了一通火。现在一想，这可笑的插曲也算是我经历中最大的打击！是我一生中戏剧性的种种可能的顶峰！我们俩，你和我，生活在不同的两维，你进入我的生活，就象格列佛进入了小人国的领地。”

萨宾娜给以反驳，她说打击、悲剧以及戏剧性事件不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内在的价值，不值得尊敬和羡慕。真正值得羡慕的是弗兰茨的工作以及他能平静安宁地献身于此。

弗兰茨摇摇头：“一个社会富裕了，人们就不必双手劳作，可以投身精神活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和越来越多的学生。学生们要拿学位，就得写—写学位论文。既然论文能写天下万物，论文题目便是无限。那些写满宇的稿纸车载斗量，堆在比墓地更可悲的档案库里。即使在万灵节，也没有人去光顾他们。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这就是贵国的一本禁书比我们大学中滔滔万卷宏论意义大得无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