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3）（2/2）

外科把医疗职业的基本责任推到了最边缘的界线，人们在那个界线上与神打着交道。一个人的头部被棍子狠狠击中，倒了下来，然后停止呼吸。他在某一天总会停止呼吸的，杀人只是比上帝亲自最终完成使命提早了一点点。也许可以这样假定，上帝对杀人还是早有考虑的，却不曾对外科有所考虑。上帝从未想到有人胆敢把手伸到他发明的装置中去，然后小心包合皮肤使之不露痕迹。当年，托马斯面对一个麻醉中睡着了的男人，第一次把手术刀放在他的皮肤上果断地切开一道口子，切得准确而乎整（就象切一块布料——做大衣、裙子或窗帘），他体验到一种强烈的亵渎之感。随后，他再一次觉得有一种东西吸引他这样做！正是那种深深扎根于他心底的“非如此不可”！这种精神的根源蒂固并非出于偶然，绝非什么主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更不是任何别的外界原因。

可是，他一生中耗费了这么多精力的东西，他现在怎么能如此迅速、坚决而且轻松地给予抛弃呢？

他会说，这么做是为了不让警察缠着他。然而坦白地说，这种解释即使在理论上讲得通，警察要把一个带有他签字的假声明公之于众实在是不大可能（即使有数桩这样的事发生过）。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有权害怕即便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危险。还可以说，托马斯对自己的笨拙恼火，想避开与警察的进一步接触，避免随之而来的孤立无助之感。我们还可以说，他反正已经丢失了职业，小诊所里机械的阿斯匹林疗法与他的医学概念毫无关联。尽管如此，他这样匆匆忙忙地作出决定，在我看来仍然是很奇怪的。这里是不是还深藏着什么别的东西？深得逃离了他理智的东西呢？

托马斯通过特丽莎渐渐地喜欢起贝多芬来，但对音乐还是不甚了解。我怀疑他是否知道，在贝多芬著名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这一主题之后，藏着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叫德门伯斯彻的人欠了贝多芬五十个弗罗林金币。我们这位作曲家长期来手头拮据，那天他提起这笔帐，德门伯斯彻伤感地叹了口气说；“非如此不可吗？”贝多芬开怀大笑道：“非如此不可！”并且草草记下了这些词与它们的音调。根据这个现实生活中的音乐动机，他谱写了一首四人唱的二重轮唱：其中三个人唱“essse，essse，ja，ja，ja，ja！”（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再由第四个人插进来唱“heraitdebeutel！”（拿出钱来！）

一年以后，这一音乐动机在他第135曲，也就是他最后一部四重奏的第四乐章里，作为基本动机重现了。那时候，贝多芬已经忘记了德氏的钱，“非如此不可”取得了较之从前庄严得多的情调，象是从命运的喉头直接吐出来的指令。用康德的话来说，连“早上好”一词用适当的声音读出来，也能成为某种形而上命题的具体表现形式。德文是一种语词凝重的语言。“非如此不可”不再是一句戏谑，它已成为“derschwerfassteentschss”（艰难或沉重的决心）。

贝多芬把琐屑的灵感变成了严肃的四重奏，把一句戏谑变成了形而上的真理。一个轻松的有趣传说变成了沉重，或者按巴门尼德的说法，积极变成了消极。然而，相当奇怪，这种变化并不使我们谅讶。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贝多芬把他那四重奏的严肃变成关于德氏债款那无聊玩笑般的四声二部轮唱曲，我们倒会感到震惊。假如他这样做了，那么他的做法例与巴门尼德的精神相吻合，使重变成了轻，也就是，消极变成了积极！开始（作为一支未完成的短曲），他的曲子触及伟大的形而上真理，而最后（作为一首成功的杰作），却落入最琐屑的戏言？但我们再也不知道怎样象巴门尼德那样去思考了。

我感到，那严厉、庄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长期以来一直使托马斯暗暗恼火。他怀有一种深切的欲望，去追寻巴门尼德的精神，要把重变成轻。记得他生活的那一刻，他与第一个妻子以及儿子完全决裂，也领受了父母对他的决裂，他得到了解脱。在整个事情的最深层，他除了反抗自称为他沉重责任的东西，除了抵制他的“非如此不可”，除了由此而产生的躁动、匆忙和不甚理智的举动，还能有什么呢？

当然，那是一种外在的“非如此不可！”是社会习俗留给他的。而他热爱医学的那个“非如此不可”，则是内在的。他经历的磨难如此之多，内在的使命感越是强烈，导致反叛的诱惑也就越多。

当一个医生，就意昧着解剖事物的表层，看看里面隐藏着什么。也许使托马斯离开外科道路的，正是一种欲望，他想去探询“非如此不可”的另一面藏着些什么。换句话说，现在他想知道当一个人抛弃了他原先视为使命的东西时，他的生活里还将留下一些什么，

这一天，他去报到。一位好脾气的女人，主管着布拉格全城的商店玻璃清洗和陈设事宜。从他们见面起，他就面临着自己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各种具体而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他进入一种震惊状态，新工作开始的几天，都一直被这种震掠所缠绕。但一旦克服了新生活中令人震惊的陌生感（大约有一周之久），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简直在享受一个长长的假日。

他生活可以无所用心，自得其乐。现在，他明白了人们（他通常可怜的人们）的快乐，全在于他们接受一项工作时没有那种内在的“非如此不可”的强迫感，每天晚上一旦回家，就把工作忘得干干净净。他第一次体会到其乐融融的无所谓，而不象从前，无论何时只要手术台上出了问题，他就沮丧、失眠，甚至失去对女人的兴趣。他职业中的“非如此不可”，一直象一个吸血鬼吸吮着他的鲜血。

现在，他拿着刷子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荡，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卖货的姑娘叫他“大夫”（布拉格的任何消息都不翼而飞，比以前更甚），向他请教有关她们感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看着他往玻璃上浇水，把刷子绑在长竿的一端，开始洗起来，她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开顾客，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

托马斯主要是为大商店干活，也被头头遣派去为一些私人客户服务。此时的人们，还在以群情振奋的一致团结，来反抗对捷克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托马斯以前的病人一旦发现他正在靠洗窗子为生，往往就打电话点名把他请去，然后用香槟或一种叫斯利沃维兹的酒款待他，给他签一张十三个橱窗的工单，与他叙谈两小时，不时为他的健康干杯。托马斯于是就能以极好的心情朝下一家客户或另一家商店走去。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占领军军官的家属一批批在这片土地上四处定居，警务人员代替了被撤职的播音员从收音机里播出不祥的报道，而托马斯在布拉格大街上晕晕乎乎地前行，从一个酒杯走向另一个酒杯，如同参加一个又一个酒会。这是他伟大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