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安德烈（2/2）

在我和他成为朋友之后，政治课换了老师，来了一个嬉皮笑脸的胖子，走进教室之后的第一句话是：我这课没什么用，该睡睡会，都挺累的，但是我还是得讲，不讲不好，你们睡你们的，咱们谁也别耽误谁。上了初二，政治课取消，我还是记不住这个老师姓什么，我只记得那个宋屁股，她为什么不来了，没人告诉我们。我便说服自己，她一定是有了更好的出路，不用在这儿讲没人听的政治。我不敢相信她的离去和那个早晨有什么关系，我宁愿相信她根本不需要我这个孩子的原谅，她一定是早已经把我忘了。就在那一刻，我发现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想起我曾经喜欢过的那个女孩儿，也没再给她整理过桌膛，我竟然在对宋屁股的等待中不知不觉把她忘记了。永远忘记了。

二

上到初二，我的朋友安德烈成了围墙里最著名的人。

初二开学的时候，学校的升旗仪式有了些变化。之前的一年，柳校长（虽姓柳，此人长得又高又壮，且十分挺拔，一点不像柳树的样子）要求，每周一都要有一个班级派出最出类拔萃的一个女孩儿，戴上白手套，穿上特制的白色制服，在国歌声中把国旗升上天空。在国旗飘扬的时候，柳校长走出来，和升旗手亲切地握手，大约持续五秒钟，然后拿出一个名单，宣布上一周都有哪几个人打架，买零食，早恋，上课看课外书，然后进一步指出这些人的哪几个是警告，记过或者留校察看。我们这个年级一共只有甲、乙、丙、丁四个班级，加起来不到二百五十人，那些出色的挺拔的漂亮的女孩儿在初一的时候已经轮番走上升旗台，有些人在升旗台上已经出现了许多次。也许柳校长觉得他已经看够了，于是到了初二，他决定自己升旗，所以每个周一，我们都会看见他穿着特制的白色制服，戴着白手套，把国旗升上去，然后为他鼓掌，以表示我们知道他辛苦了，希望他能注意身体。之后他取消了宣布处分决定的环节，这个环节变成了一张大纸，贴在教学楼的外墙上，不单是周一，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取而代之的是讲演比赛，我们每个人都要轮流上去讲演，按照学号的顺序，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毕竟那时候女孩儿的身体和容貌经常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难以置信的变化。

我们班的好几个人从此变成了讲演高手，每一个人都形成了自己的经典腔调。隋飞飞讲演的开头通常是“有这么一个故事，我从来没向别人说起”，然后中间便是自己默默地帮助孤寡老人或者偷偷为班级修理坏掉的桌椅，结尾一般写道“他们不会知道，一个人正在角落里，甜蜜地笑呢”，整篇讲演稿笼罩在一种鬼鬼祟祟的氛围里，好像她干的好事如果被人发现，她就要杀人灭口。于和美的风格是情绪饱满，从上台的第一句话开始，眼里就饱含泪水，好像随时可能扑在柳校长身上号啕大哭，讲的故事一般和希望小学有关，因为她曾经给希望小学捐过一件崭新的棉衣，然后被邀请去学校参观。捐棉衣的当天她妈妈错把新棉衣当作旧棉衣放在了袋子里，她稀里糊涂地交了上去，等老师发现之后表扬她，她哭了。她讲演的结尾一般是“看见孩子们的笑脸，看见她们穿着我的崭新的棉衣，穿着单衣的我，突然觉得无比的温暖”。这时她眼睛里的泪水便会配合着“温暖”两个字流下来，非常准时。高杰则高级得多，他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是个天生的顺民和讲演者，声音浑厚，手势有力，他的特点是善于引用诗词歌赋和名人名言，毛泽东和辛弃疾是他使用得最多的两个诗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和“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我就听过两遍。一次正赶上把他养大的外婆去世，他讲演的第一句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音调有些哀伤。可中间的内容却不是思念，而是外婆之死对他的激励，最后他把手放在升旗台的栏杆上：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激昂的情绪重又回到他的眼睛里。

安德烈登上升旗台那天，谁也没有防备他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早晨。他掏出讲演稿的时候，柳校长在旁边马上皱眉，他要求所有人都是脱稿的。他把讲演稿在手中翻滚了几遍，找到了开头，念道：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下水井盖为什么是圆的”。同学们，它之所以不是方的是因为……所有人笑得东倒西歪，我笑得蹲在地上，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在笑声中，他没有停下来，而是镇静地朗诵着：圆形的直径是圆周上任意两点的最长距离，你们知道，井盖如果掉下去，一定是两点之间的距离小于那个窟窿……柳校长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说：井盖掉不下去，是因为底下有东西卡着。安德烈摇摇头：你肯定没看过《十万个为什么》，这是一个几何问题，不是一个东西卡着的问题。柳校长原来是一个体育老师，几何问题离他实在太遥远了，他说：你是故意扰乱升旗仪式的秩序。安德烈说：我在发表演讲，是你打断我的。校长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想了一会说：下周演讲还是你，题目是《祖国在我心中》，回去向你们班的好学生学习，要讲得深刻，孙老师？孙老师狼狈地从队伍里走出来，他俯视着孙老师说：如果这个学生下周讲得不好，我再找你谈。

孙老师的对策除了把安德烈骂得狗血喷头，说他是她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祸害，是害群之马，是腥了一锅汤的臭鱼之外，就是让高杰当他的老师，手把手地辅导他，她还暗示高杰可以替他把稿子写好。那一个星期，安德烈的草纸上写满了毛主席诗词，他好像对这些一点也不排斥，在高杰的悉心照料和好言相劝下，到了下一个周一之前，他已经背熟了几首。我提醒他，这次一定要脱稿，不要再给校长抓住把柄。他点点头说：现在已经背得一个字也不差了。到了周一，孙老师借给他一套干干净净的校服，然后把他拽到洗手间，盯着他把头发洗净。他再次登上升旗台的时候，整个人焕然一新，如果不是他下意识的手脚乱动，几乎和高杰长得一模一样了。他把麦克风拿在手里，环顾四周，等大家彻底安静下来之后，他大声说：今天我讲演的题目是《祖国在我心中》。然后他深吸一口气，像其他人一样，指挥家似的把一只手缓缓抬起：“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人生易老天难老，战地黄花分外香……下面，我来讲一下海豚的呼吸系统。”整个校园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和掌声，有些人吹起口哨，大家像是过节了一样，在这一圈围墙里面从未有人这么集中地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一边笑得喘不上气一边开始担心，安德烈这次可闯了大祸了。他在欢乐的节日气氛中讲道：海豚的呼吸是有意识的，如果它们想要自杀，只要让自己放弃下一次的呼吸就可以了。

之后安德烈再也没有走上升旗台，而是走上了教学楼前面的大纸，他的名字后面写着：留校察看。

孙老师对他没有办法，她已经把所有能够毁灭他自尊心的话都说尽了，可他的自尊心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而是越发坚定地支撑着他坐在离黑板最远的角落，每天自得其乐地生活。

我也一样，无忧无虑，既然永远逃离不了这里，何不躺下好好呼吸自由的空气呢？可安德烈不这么想，至少对于我，他不这么想。一天他对我说：你老坐这也不行，你还得往前坐，后窗户有我看着就行了，你还是得好好学习，咱俩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我早就不想学了。他说：不对，不对，不一样，你是有希望的，你就是话少。我说：有个屁希望，这三年咱俩注定做伴儿，你换不了人了。他说：孙老师说，这次期中考试就考这学期学的东西，你先把这次考好。我说：我就算这次有进步，也考不了年级第一啊，还是得坐这儿，来来，下盘五子棋。他说：咱们试一次，代数刚开始讲二次方程，几何讲切线，物理化学上学期刚开课，现在还讲基本概念，这几门我能帮你从头到尾捋一遍。英语我不会，你得自己背，语文会也没用，没准儿，到时候看运气。现在离期中考试还有十五六天，从明天开始，咱俩六点半到教室，你背英语，我听着，你就当我能听懂，然后这一天你也别听课，反正也看不清黑板，咱俩复习咱俩的，就这么定了。说完，他开始在他的书桌上刻小人，小人长了一张窄脸，嘴角高高翘着，笑得很开心，然后他画了一个箭头，箭头的终点刻上了我的名字。我想了想，如果像他说的试试，我能损失些什么呢？万一某一科考得不赖，是不是也能吓那些老师一跳，证明我虽然成绩不行，但我不是傻子。我突然发现我真的很想吓他们一跳。

那次期中考试成为我初中三年唯一的巅峰，我考了年级第一名。几何代数物理化学加起来丢了一分，英语出奇的简单，大家分数相近，语文题出得很怪，作文是让用白话文写一首唐诗。那首唐诗我恰巧背过，是杜甫的《从军行》，小时候我爸拿着绘图的铁尺子逼我背的时候（我爸一直很推崇传统的教育方法），还要背上注释，所以每一句的意思和典故我都倒背如流，几乎不假思索地把作文写完，而大多数人写的完全是另一个故事。成绩出来那天，隋飞飞、于和美还有其他几个所谓的好学生突然不和我说话了，好像我的第一名是趁她们不注意偷的，她们看我的眼神是看小偷的眼神。安德烈在成绩出来的时候，一下从书桌里跳起来，撞翻了桌子上的几本书，说：成了吧？成了，成了！虽然他的总分比我少了一百多分。在孙老师把我调回前排的时候，他又不停地用袖子擦鼻子说：李默，书桌里的铅笔别忘拿了，钢笔水，钢笔水在我这儿，别忘拿了，你的草纸够吗？我这有草纸，你拿点。好像我不是被调到前排，而是被调到另一个学校。然后在书桌上刻了一个胖脸的小人儿，嘴巴两边耷拉下来，箭头冲下，指着他自己的胸口。

成绩出来没有几天，安德烈下课的时候把我叫到厕所，我们的厕所一般是打架和谈机密之事的场所，我见过乙班的一个男孩儿正蹲着拉屎，突然跑进来几个人趁他屁股露在外面，裤腰带卡在胸口，把他揍了一顿，这人被打得鼻青脸肿，追出去的时候人已经跑没了，他又蹲下来把屎拉完。我还见过有人扶着厕所的墙拿着一封信大哭，我以为他是觉得这一封信当作手纸还远远不够，结果他哭完之后把信叠好揣起来然后撒了泡尿走了。安德烈却是来说正经事的。他告诉我，他在老师的办公室听见，教育局出了一份文件，我们学校今年有一个去新加坡留学的名额，在那里读高中大学，学费全免，还发生活费，只是需要毕业之后在那里工作三年。我说：这事需要在厕所说吗？今天有体育课，你球鞋带了没？他说：带了，带了。我还没说完呢，老师说，教育局的文件上写，这个名额应该给这次期中考试第一名的学生，那不就是你了？我突然觉得自己想拉屎，赶紧解开裤子蹲下，说：你还听见啥了？他站在我面前说：我没听见别的，老师这两天找你了吗？我说：没有，她把我调回前面就没找过我。他说：那就对了，她说这话的时候，面前站的是隋飞飞。说完，他满怀期望地盯着我，好像在等着我和他心有灵犀，可是我还是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我说：然后呢？他说：你怎么比我还笨？你没听说吗，孙老师现在在自己家里开了个补课班，又怕被人抓住，隋飞飞就帮她在班里拉皮条。我说：什么叫拉皮条？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听我妈说的，反正就是帮她拉学生，你懂了没？我说：我说最近孙老师讲课老是说一半话呢，原来那一半留着回家说。他说：我操，你还是没懂。她是想把那个名额给隋飞飞，这下你懂没？你拉屎真臭。我说：我是第一啊，文件上说是我，她说了也不算。他说：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问题，你最好去问问她，让她知道你知道了。我说：对，我问问她去。然后我一边使劲一边开始想象新加坡是什么样子，开始想象我远离了这里的一切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是什么样子。我突然意识到，这也许是我一辈子唯一的机会，像小时候被爸妈反锁在平房里的时候一样，捅开后窗户，爬过一排低矮的小房子，跳在邻居的院里，再爬过一扇高我两头的木门，落在街上，然后在另一个世界，获得新生。我笑起来，笑容旋即僵在脸上，我说：安德烈，你带手纸了吗？安德烈掏出怀里的笔记本，撕了一张空白的给我，说：轻点，这纸硬。

第二节课刚好是孙老师的课，我准备下课就跟着她去办公室谈谈。她却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们起立坐下之后，她说：这次期中考试，我们班的李默进步很大，大家鼓掌祝贺他。掌声过后，她冲着我说：我就知道你有潜力，所以把你放在最后一排，你这种学生，就得用激将法。然后对着大家说：但是，这次考试的数学卷子的倒数三题，出现了很多误判，数学组讨论了之后，发现很多同学的证明方法虽然和标准答案不一样，但是也是正确的，所以决定给一些同学修改分数，老师们虽然辛苦一些，可是只有这样，成绩才能公平一些。她拿出一份新的成绩单，说：这个事情对我们班的影响不大，只是，我看看，年级第一名是我们班的隋飞飞，李默是第二名，还都是我们班的学生，而且就算是第二，李默的进步已经很大，大家鼓掌祝贺他俩。我没有鼓掌，趴在桌子上。整整一堂课，我都没有把头抬起来，我怕看见老师，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就怕看见她的脸。下课的时候，安德烈走过来喊我：李默，体育课了。我没有动，我感觉如果我把头抬起来，这一节课流出的眼泪会从臂弯里淌出来。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我听见他用那两条僵硬的腿跑出去了。现在回忆起来觉得真的奇怪，我初中三年只流过那么一次眼泪，之后的很多年在我爸去世之前基本没有掉过眼泪，只有那么一次，眼泪毫无预兆地袭来，几乎把我冲垮。

之后的几天我一直有些恍惚，我没有向我爸妈说起，说了只会更加印证他们的人生大部分时候都是无能为力的。我的恍惚是因为我一直在和自己讲话，说服自己新加坡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存在过，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和这样的地方发生关系？安德烈一向喜欢胡思乱想，谁要是相信他的话一定倒霉，他还说人不是从大猴子进化来的，关于新加坡的故事就和猴子的故事一样，只是他小世界里的幻觉。

突然有一天傍晚，孙老师几乎是把门撞开，冲进教室里，她的脸完全变了样子，像是谁刚刚刺了她一刀，她正要找兵器刺回去。她喊道：李默，安德舜，给我出来！我俩还没有站起来，她已经跑过来，先是我，然后是安德烈，她拽住我们校服的领子，把我俩拖出教室去。我不敢相信她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她几乎是把我俩一个胳膊夹一个，提进校长室，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也不过如此吧。我还来不及想我们到底捅了多大的娄子，就已经立在校长室里。而这时候我发现，我爸妈竟然都在，还有两个中年人站在他们俩旁边，应该是一对卖肉的夫妻，因为男的系着一个围裙，上面都是血和油，如果不是刚杀过人，那就是刚杀过猪。我看到他的脸，突然明白他就是安德烈的爸爸，两个人简直长得一模一样，只不过他的脸就像是安德烈的脸不小心掉在地上，被过往的行人踩了几年。系着围裙的男人突然冲过来，一脚把安德烈踢倒，说：操你妈的，你活着就是要我的命，你再不死，我和你妈就都让你气死，踢死你，踢死你我给你偿命。他和着自己的节拍，把安德烈踢得满地打滚，女人并没有上去拉住他，而是两手拢在袖子里，小声说：挣的钱都给你花，你这些年花了多少钱，你把我们挣的钱都花了你。老安，回家再说吧，老安。我爸这时候走过来，拉住他，说：同志，这不是打孩子的地方，也没有这么打孩子的。他把两只手在围裙上蹭了蹭，好像刚才是用手踢的，说：大哥你不知道，以后不是他死，就是我死。安德烈趁机靠着墙站起来，手捂着肚子，人突然小了一圈。在他们走动的时候，我看见柳校长坐在他的大办公桌后面，阴沉着脸，好像在等小鬼们闹完了，在生死簿上打钩。他说话了，我第一次听见他这么近的对人说话，感觉特别刺耳。我现在想听你亲口说，这张大字报是不是你写的？安德烈说：是我写的，不是别人。好，那是谁把它贴在校长室的门上的？是你自己，还是有别人？安德烈说：是我贴的，没有别人。安德烈的爸爸这时又抬起腿踢了他屁股一脚。柳校长说：同志，这不是菜市场，孙老师，如果他再打人，你就把黄师傅喊过来。黄师傅是我们学校资格最老的德育处老师，每天都带着手铐上班。安德烈的爸爸说：校长，我就是想让他站直了，你给我站直了。柳校长继续对安德烈说：同学，你要想好，你的回答对于你很重要，你现在还小，不要以为讲朋友义气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搞不好会耽误你一辈子。他说：我从不骗人，这张纸是我写的，草稿我可以拿给你看，在我的书包里。贴上去的也是我，昨天晚上八点左右贴的，用了一卷透明胶，我怕有人帮你撕下来，你看不见，我贴了三层。柳校长点点头，“大字报”一直摆在他的桌子上，一张卷子那么大。撕下来的人当时一定费了一些工夫，整张纸没有一点损坏，透明胶粘在纸上，上面的字迹就像写在水里一样。

柳校长把它递给孙老师，说：你给几位同志念一念。孙老师接过来，小声念：大字报……柳校长说：大点声，你不知道大字报怎么念吗？孙老师努力笑了笑，大声念：大字报，炮打孙老师。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柳校长，我是初二丁班的一名学生，李默也是初二丁班的一名学生，孙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老师。李默是这次期中考试的年级第一名，我不是，隋飞飞也不是，李默应该去新加坡，不是我，也不是隋飞飞。孙老师……念到这里她停下来，有些不知所措，安德烈小声说：篡改。原来她不认识“篡”字，这不奇怪，我们的老师们经常会不认识一些字，语文老师倒是认字多些，可是有时候她会被两位数之间的加法搞糊涂，比如给我们合分数的时候。孙老师排除了障碍继续念道：篡改分数的做法违背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五讲四美，以德治国和柳校长制定的校规，我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五讲四美，以德治国和柳校长制定的校规，我要向孙老师这种行为开炮，不只一炮，如果她不改正，我还要继续开炮，我愿意做一门拥护毛主席，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柳校长的迫击炮。最后，我想说的是，去新加坡的应该是李默，不是我，也不是隋飞飞。此致敬礼，最最崇高的敬意，初二丁班，你的炮手，安德烈。校长室里安静下来，安德烈的文采超出我的预料，他不但留下名字，竟然称自己为“你的炮手”，他竟然还要拉拢柳校长做自己的后盾，我一度不敢相信这是他写的，可是确实是他的字迹，忽大忽小，弯弯曲曲。柳校长说：开炮这个词你从哪学的？安德烈说：我们曾经做过一道阅读题叫《炮打司令部》。柳校长点点头说：同学，你的出发点是好的，有什么事情可以讲，我们学校一直鼓励学生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你们想些什么，才能更好地教育你们。我心里想：完了，后面是可是。柳校长说：可是，你的方法是极其错误的，极其偏激的，你的这篇东西，是会毁掉一个年轻教师的，也会毁掉我们整个教师队伍对于学生的爱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摇头说：我说的是事实。她先错的。柳校长说：这个我会调查，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能允许类似的事情再次出现在我的学校里。安德烈说：这不是你的学校……安德烈的妈妈打断他说：校长，你给他一次机会，他是一时冲动，而且他也不是为了自己。我爸马上说：校长，这件事情和我们家孩子可没有关系，我们家李默完全不知情，他我还不知道？他没那个胆儿。安德烈的妈妈哭起来：德舜从小就老实，别人说什么都信，他就是让人当枪使了。安德烈说：妈，这件事情就是我一个人干的，你诬赖别人干什么？安德烈的爸爸的右手应声动了一下，他应该是想到了黄师傅，手没有举起来，而是说了句：你等回家的。柳校长摆了摆手说：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这件事情我已经心里有数了。这件事情虽然和李默有关系，他一进来我就知道他什么也不知道，不知者不怪。孙老师改分数的做法如果确实有问题，学校绝不姑息，一定严肃处理，该谁去新加坡就谁去，按照上级的文件来。他挪了挪面前的茶杯，靠在椅子上，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对安德烈说：这是三千块钱，退给你，这是你留校察看的记录和这三千块钱的收据，这不是开除，名义上你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中考我们也会安排你参加，但是从今天开始，你不用来上学了，我们学校的老师教不了你。然后他对着安德烈的爸妈说：如果你俩觉得我的处理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一会孙老师会安排你们在收据和相关材料上签几个字。孙老师，送几位同志出去，刚才是谁接的他们，一会让他把几位同志送回去。

晚上放学之后走进家门，我爸正坐在饭桌后面抽烟，他问：真有新加坡这回事吗？我说：我不知道，不知道安德烈从哪听来的。他说：校长说有文件，那应该是有这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我们谁也没看过文件。我妈拿着一把筷子，撒到桌子上说：吃饭了。我爸说：嗯，去洗洗手，吃饭吧。然后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过了两天，学校的教学楼上，记过和留校察看的学生的名单旁边，出现了一张红榜，是这次期中考试的最终成绩，第一个不是我，也不是隋飞飞，是一个我们谁也不认识的名字，看名字应该是个女孩子，不知道她后来在新加坡生活得好吗，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孙老师连续几个星期情绪极坏，把隋飞飞都骂了几次，还取消了我们的体育课，她经常在讲课的时候突然开始数落我们，从骂我们脑袋笨开始，最后一句一般都是：你们这帮白眼狼。

三

从1998年的冬天，到2008年的冬天，这十个春夏秋冬，我经常和安德烈见面。后来我勉强上了大学，毕业之后进了一家小广告公司做些文案工作，虽然也属于我们初中同学里面混得差的，毕竟也算是在社会上厮混着。他初中毕业之后去了一个极差的高中，念到高二退学回家。这么多年，一直待在家里，白天睡觉，等他爸妈睡下之后起床看书。前面几年他一直在研究解析几何和电磁铁，中间几年好像说发现了宇宙里反物质存在的证明，这些研究和发现都属于他自己，他从未想过让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知晓，更没有想过要去考个夜校或者学门手艺，到社会上混口饭吃。他一直靠着他爸妈卖猪肉猪排骨猪血挣的钱养着他。他爸开始的时候经常要把他打出去，可他很禁揍，每次挨完揍，躺在床上就能睡着，第二天还是赖在家里。后来，他爸得了膀胱癌，命暂时保住了，膀胱没有保住，腰的附近就多了一个尿袋，每天要倒几次，还得定期打消炎针，于是就打不动他，只能躺在床上指着同样躺在床上的他骂个不停。他有时候会回嘴，因为他知道虽然两张床离得很近，可对于他爸却是无法逾越的距离。两个每天躺在床上对骂的男人要靠着一个女人独自卖猪肉来养，我经常会想象这三个人是怎样痛苦的一副组合。

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安德烈得到了一台计算机，是亲戚淘汰下来的废品。他每天跑图书馆，终于自己把计算机修好了，还学会了偷邻居的网线，他说：反正他们晚上都睡觉了，我和他们谁也不耽误谁。没多久，他又学会了用代理器上一些国外的网站，他不怎么懂英文，可他说他能看懂，我也相信他。

我们每周都要聚在一起踢球，他的脚法还是那么硬，穿的也还是初中时候的校服，他后来几乎没怎么长个儿，自行车后面夹着初中时候的破书包，书包装着他搜集的报纸碎片。无论我站在哪，他都要把球传给我，有时候会惹一些陌生人不高兴，我只好拉着他走掉，我可不想和他一块挨揍。有一天他跟我说：这周他不能来踢球了，他要练功。我说：练功？他说：嗯，练气功。我说：我还以为你不信这个？他说：这个不一样，他解释了我很多疑问。他告诉我什么叫作真善美。几个月的时间，他不断瘦下去，不知道他是在练气功还是在喝减肥茶。没多久，气功的教众闹出了乱子，安德烈又出来踢球了，可是心情看起来很不好，他说：李默，原来都是假的。我说：什么是假的？他说：气功是假的，说气功是假的人也是假的，真相是不存在的。我没明白他的意思，觉得他又出来踢球就是好事情。可从那以后，他的身上开始起了变化，他不再和我讲，他在做什么实验，他心中的宇宙在进行着什么样的演变，而是经常和我谈起历次运动，人之间有怎样的龌龊，谁是谁的干儿子，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他突然对政治和近代史发生了兴趣，而且主要是政治黑幕和近代野史。他告诉我：迫害知识分子和亩产万斤之类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只不过不再是赤裸裸的那种，而是暗地里偷偷摸摸地进行，用人们感觉不到的方式。虽然我混得也不怎么样，可我不能同意他的说法，我告诉他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苦难依然在民间流行，但是已经完全不是我们父辈经受的那种。而且我们都太渺小，都不配把整个时代作为对手，我们应该和时代站在一起，换句话说，自己要先混出个样来。他也完全不能同意我，他说他拒绝和这样一个时代同流合污。我说你这样活法，革命还没有来到，你已经先成了烈士了。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谁也不能说服谁，可我们也没有因为对时代的看法大相径庭而疏远。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踢球，然后找一个饭馆，喝上几瓶啤酒，他讲他的信念，我讲我的生活，好像在面对另一个自己自言自语，因为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干脆变成一种光有诉说而没有倾听的谈话。我们唯一的共同话题是追忆我们的初中生活，他把那段时光当作他一生里最美妙的时光，尽管他的初中生活并不完整，也命途多舛，可是他觉得那时候他能和他的朋友坐在一个教室里，不管当时他受了多少迫害，他管这个叫迫害，他还是无比怀念他仅有的两年初中生活。到了2007年，有一天他兴奋地告诉我，他终于找到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我问：什么方向？他说：朝鲜。我一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我还以为他想要到朝鲜留学，可是朝鲜是不是有大学我都拿不准。他说：我要研究朝鲜这个国家。我说：那个国家有什么研究的？他说：你不知道，朝鲜太重要了，他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未来。我说：照现在看，我们的未来即便不是美国，也不可能是朝鲜。他说：你不知道，李默，这方面你真的不知道。我心想，好吧，那我就不知道吧，在家研究朝鲜，总比时刻准备着提着冲锋枪上战场让人放心。之后他便经常和我说，朝鲜最近怎样怎样。我开始觉得有趣，像是听评书一样听他义愤填膺地讲下去，可是随着他研究的深入我开始有些担心，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变得小心翼翼，有的时候环顾左右，好像随时要塞给我一张秘密图纸。有一次吃饭吃到一半，突然他喊道：老板，结账。我说：干吗？我还没吃完呢。他把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出声，然后又喊：结账！出来之后，他告诉我：那家饭店不安全。我说：哪不安全？他说：坐我们侧后方那个人有问题。我的心里升起来一种十分不好的预感，而根据我对于预感的经验，不好的预感通常都要成真。我这次的预感是，我的朋友好像是要生病了。

在我父亲生病的时候，他被杀猪的父母送进了精神病院，导致此事的直接原因是他把他家养了五年的猫掐死了，他怀疑这只猫是间谍，用胡子当作天线发送电波。我没有时间去看他。而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想到我这个认识了十二年的朋友，虽然他已经不一样了，可是我还是想找他说说。他接到我的电话马上听出是我，他说：默，你一定是有事找我。我说：你还好吧。他说：我很好，我尽量表现得像个疯子。你那边出什么事了？我尽可能平静地说：我爸今天去世了。他说：叔叔遭罪了吗？我说：最后他肺子里长满了肿瘤，他是给憋死的。他说：肺癌最惨的是，人被活活耗死，叔叔这种还算可以了。我爸的癌症最近也扩散了，我希望他赶快死掉，起码还能像个人一样死掉。我说：既然人要死，为什么还要活着呢？他说：其实，人是不会死的，因为，人在死去那一秒已经不是人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能出来？他说：我进去的时候，大夫问了我无数的问题，我只问了她一个问题。我问：什么？他说：我问她你只需要告诉我，你们放不放无辜的人？我说：她放吗？他说：她笑了，说，欢迎你，这里都是像你一样“无辜”的人。

当他在我父亲葬礼的清晨，提着书包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怀疑我不但睾丸出了问题，因为过度劳累，我的精神也出现了幻觉。可马上我知道这不是幻觉，一辆救护车从他身后赶上来，车上跳下来几个男护士，七手八脚把他擒住，他向我喊道：默，别哭，我在这儿呢。他被拖上车的时候，灵车也发动起来，我坐上灵车，向外撒起纸钱，向着和他相反的方向驶远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我父亲头七之后，我挂着孝走进他的病房。精神病院在离城区很远的地方，也围着铁丝网，可比我们学校的网高出很多。大夫说，他已经认不得人了。我说，一个星期之前他还认得我。大夫说，被抓回来后，他的病情恶化得厉害，院里也加大了药量，辅以物理疗法。他的病房干净得很，没有油渍，没有乱堆的书本和草纸，只有一排白色的病床。他的床靠窗，我把水果放在窗台上，他正坐在床上看书，是《时间简史》，我知道他初中时候就看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之后又重看。他好像没有发觉他的床边多了一个人，我叫他：安德烈。他抬头看了眼我，说：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这儿怎么样？他把眼睛移回书上，说：此地甚好。我想起来，这句话他曾经给我讲过，是瞿秋白临刑前说的。我在他的床上坐了很久，他一直在看书，时不时用手蘸着唾沫翻动书页，我说：我先走了，你多保重，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起踢球。他像是没有听见，等我站起来，他突然一边翻书一边说：书桌里的铅笔别忘拿了，钢笔水在我这儿，别忘拿了，我这有草纸，你拿点。我找到他的手握了握，走了。

大夫说我走之后，他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袭击了护士，禁止我再去探望。

我再也没踢过足球。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