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美元的标志(1/2)
她一动不动地仰头坐在列车的车窗旁,只希望可以永远不必再动弹。
电线杆在窗外飞快地掠过,但列车仿佛迷失在了一片褐色的原野和阴沉厚实的灰色云层之间的真空里。黄昏笼罩着天空,苍茫之下,没有半点落日余晖的踪迹,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具贫血的身躯,正在耗尽它最后的几滴血和光彩。列车正在西行,仿佛它也是被拖拽着去追随隐没的光线,无声地从地球上消失。她僵坐着,一点也不想再去挣扎了。
她希望自己听不到车轮的声响,它们发出的撞击声节奏均匀,每四次便有一声重音——在她听来,在逃命般慌乱而徒劳的奔跑之中,那重音的敲击声便像是敌人无情进逼的脚步。
以前看到原野的时候,她从来没有如此忧郁的体验,从没觉得铁轨只是一根脆弱的线,被拉长在无尽的虚空里,像受伤的神经一样已经快要折断。她曾经认为自己是推动火车前进的力量,从没想到她此刻就像一个孩子或原始人,只会坐在这里盼着列车走,盼着它不要停,让她能按时到达那里——这种盼望不是来自她的意志,而像是在向黑暗的茫然做出乞求。
她想到了在一个月里所发生的变化,她从车站里人们的脸上已经看出了这一点。那些轨道工、扳道工和车场的工人们,曾经在任何地方见到她都会向她问候,会因为认识她而露出得意和高兴的笑脸——而现在,他们却小心翼翼,面色阴沉,只会面无表情地看她一眼,然后便把脸扭开了。她曾经想对他们抱歉地喊叫:“并不是我让你们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然后便想了起来,她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他们有权利恨她,她既被人奴役,又在奴役着别人,全国上下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人们彼此之间只有仇视。
随后的两天,列车驶过了一座座城市——工厂、桥梁、电动的信号,以及住户屋顶上竖起的广告牌——这里是拥挤、脏乱、活跃而人口密集的东部工业区。车窗外的这些景象,让她找回了一些信心。
然而城市被抛在了后面,列车现在正驶入内布拉斯加的平原,联结车厢的挂钩仿佛是因为寒冷而发出了颤抖的声响。她看到昔日的农田如今已冷清空旷,只矗立着几处像是旧时农舍模样的房屋。就在几代人以前,从东部迸发出的能量像火花一样飞溅和流淌过了这片荒芜的土地,它们有些已经不见了,但有些仍然还在。一座小镇的灯火突然从她的窗前掠过,令她吃了一惊,那簇灯光渐渐远去,车厢内显得更加黑暗。她不想去开灯,还是坐着不动,望着窗外零星的村镇。只要有偶尔的一线光束闪过她的脸庞,她就觉得仿佛是在向她打着招呼。
她从简陋建筑的墙壁和被煤烟熏烤的房顶,从细长烟囱的下方和水塔弯曲的罐壁四周,看见了一个又一个名字:雷诺收割机、梅西水泥、君兰及琼斯苜蓿干花、克劳福德床垫之家、本杰明·威立谷物饲料、这些字眼如同是在空旷的黑夜中举起的一面面旗帜,静静地展现出行动、努力、勇气和希望,在一切都将消亡的关头,记载着那些曾经能自由创造的人们经历过的辉煌;她看见了相隔很远、互不干扰的人家,看见了小小的商店和电灯照亮了的宽宽的街道,如同几道闪亮的笔触,纵横交叉地分布在这片漆黑的荒野之上;她在破败的城镇之间看到了幽灵的身影,看到了工厂废墟上面摇摇欲坠的烟囱,橱窗破烂的商店残骸,歪歪斜斜、挂着几根断线的电线杆;她突然感到眼前一亮,那是很少能见到的加油站,这个浑身是玻璃和金属的雪白耀眼的小岛,出现在沉重而深邃的黑暗时空里;她看到前面的街角上方有一个霓虹灯做的冰淇淋的圆锥筒,它下面停了一辆斑驳不堪的汽车,方向盘后面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姑娘从车上下来,夏天的风正轻拂着她的白裙子——她看着他们俩,不禁颤抖着,心里想:因为我知道是靠了什么才换来了你们的青春,换来了这个夜晚和这辆车,以及你们马上要用二十五美分买下的这筒冰淇淋,所以我不忍心这样看着你们;在远远的镇子的另一边,她看到一幢楼里发出阵阵灰蓝色的闪光,那是她喜欢的工厂发出来的亮光,窗户内闪现出机器的轮廓,黑暗的房顶上竖立着一块广告牌——突然之间,她的头扎进了胳膊,她浑身颤抖地坐在那里,对着这夜晚,对着她自己,对着一切还活着的人无声地哭喊着:不要失去它!……不要失去它!……
她噌地站了起来,将灯打开。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努力控制住自己,她清楚地知道,这种时候对她是最危险的。城镇的灯光不见了,此时她的窗外是一片空茫的长方块,她在寂静之中,听到了一下又一下的第四声敲击,敌人的脚步声仍在继续,既没有加快,也没有停止。
她渴望着看见一些生命和活力,便决定不把晚餐叫到自己的车厢来,而是过去吃晚饭。一个声音仿佛在强调和戏弄着她此刻的孤寂,又回到了她的脑海里:“可你是不会去开空火车的。”把它忘掉!她恼火地对自己说,同时忙向她车厢的门口走去。
快到前面的门廊时,附近传出的一个声音令她吃了一惊。当她将门拉开的时候,听到了一声断喝:“滚下去,该死的东西!”
一个上年纪的流浪汉正在她门廊的一个角落里栖身。他坐在地上,那副样子表明他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也顾不得是不是正在被抓了。他看着列车长,眼神敏锐而清醒,但没有丝毫反应。列车正由于轨道情况不好而减慢了速度,列车长在冷风呼啸中将车门打开,向着外面飞驰而过的茫茫黑暗把手一挥,命令道:“滚!怎么上来的就怎么下去,否则我一脚先把你的脑袋踢下去!”
流浪汉的脸上没有惊讶,没有反抗,没有愤怒,没有希望,似乎他对于人的一切行为,早就司空见惯,懒得去想了。他用手扶着车厢墙上的铆钉,顺从地站了起来。她发现他只是朝她扫了一眼,目光便漂移开去,仿佛她只是火车上另一个固定的部件。他似乎并没觉得她和他自己有太大的区别,他不过是在机械地服从着命令,尽管这意味着他将必死无疑。
她看了一眼列车长,他的脸色漠然,流露出的只是一股在盲目痛苦下的怨毒,积郁太久的怒气在碰到一个能够发泄的对象后,便不顾三七二十一地发作了。在他们两个的眼里,对方已经不再是人。
流浪汉的衣服上布满了精心缝制的补丁,破旧的布料已干硬油亮,让人担心它一弯之后,便会像玻璃一般脆断。不过,她注意到了他衬衣的领口:无数次的洗涤已经将它磨白,但外形还没走样。他已经吃力地站了起来,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个被打开的漆黑的洞口,那外面便是荒无人烟的旷野,不会有人听到他的声音,看见他血肉模糊的尸体,但他唯一流露出的令人关切的举动便是将一个又小又脏的包袱抓得更紧了一些,似乎这样他就不会在跳下列车时丢掉它。
正是这洗过无数次的衣领和他对自己所拥有的最后一点财产的珍视猛地将她内心中的某种情感点燃了。“等一等。”她说。
两个人朝她转过身来。
“把他交给我吧,”她对列车长说,然后为流浪汉打开了她车厢的门,命令道,“进来。”
流浪汉就像听从列车长的命令一样,随她走了进去。
他抱着包袱,站在她的车厢中间,用同样敏锐但没有反应的目光打量着周围。
“坐下。”她说。
他服从了——并且看着她,像是在等待她的下一个命令。他的举止里带有一丝尊严,毫不掩饰他的无怨无求,不闻不问,仿佛此时他不得不接受即将发生的一切,并且已经准备好了去接受。
他五十出头的样子,骨架和宽松的外衣表明了他曾经健壮结实的肌肉;那双了无生气的冷漠眼睛无法彻底掩盖住它们曾经闪烁出的睿智光芒;脸上的皱纹刻画着难以名状的酸楚,却依旧抹不去那上面特有的诚实慈祥。
“你上次吃饭是什么时候?”她问。
“昨天,”他说,然后又加了一句,“我记得是。”
她按铃叫来了侍者,吩咐让餐车把双人份的晚餐送到她的车厢来。
流浪汉默不作声地看着她,但侍者一走,他便把他唯一能说的话说了出来:“夫人,我不想给你惹麻烦。”
她笑笑:“有什么麻烦?”
“你是不是和某个铁路大亨一起出门?”
“不,就我自己。”
“那你是他们当中某一位的太太?”
“不是。”
“哦。”她看出他露出了几分钦佩的神情,像是在弥补他适才做出的不恰当的理解。她笑了起来。
“不是,也不是那个。我想我自己就是一位大亨了。我叫达格妮·塔格特,在这家铁路上工作。”
“哦……我听说过你,小姐——那是在过去了。”很难说什么才是他所指的“过去”,不知道那是一个月或一年以前,还是他失业之后的那段时间。他带着一种对过去才有的兴致看着她,似乎是在想着在那段过去的岁月里,她会是他愿意看到的那种人。“你就是那位开铁路公司的小姐。”他说。
“对,”她说,“我就是。”
他对于她的搭救并未表现出任何诧异,似乎在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之后,他已经对理解、信任和期待再不抱任何希望了。
“你是什么时候上车的?”她问。
“是在到了分区站的时候,小姐,你的门没有上锁。”他又补充道,“我估计着,因为这是节私人车厢,早晨之前应该没人会注意到我。”
“你要去哪里?”
“我不知道。”随即,他似乎觉得这听上去太有乞怜的味道,便又说,“我只是想一直走下去,直到一个什么地方,能让我觉得有机会找到工作。”他是想自己尽量把这个责任负起来,而不是把漫无目的的沉重扔给她去可怜——他的这种努力与他注意自己的衬衣领子,出发点完全一致。
“你想找哪种工作?”
“人们已经不挑工作了,小姐,”他淡淡地说,“他们只要能找到工作就行了。”
“你打算去哪个地方?”
“哦……这个嘛……我想应该是有工厂的地方吧。”
“那你不是走错方向了吗?工厂是在东边。”
“不,”他极其肯定地说,“东部的人太多了,工厂受的限制也太多。我想在人少、规矩少的地方,机会可能多一些。”
“哦,逃跑啊?你是个逃犯?”
“不是过去所说的那种,小姐,不过看现在这副样子,我就算是吧。我是想工作。”
“什么意思?”
“东部已经什么工作都没有了,而且就算人家有工作,也不能给你——你这么做就要坐牢,会被看管起来。不通过联合理事会是找不到工作的。联合理事会自己就有一群熟人在等着要工作呢,他们那些熟人比百万富翁的亲戚还多。不过,我嘛——我两边都没人。”
“你上一个工作是在哪儿?”
“我已经在全国各地游荡了六个月了——不对,应该更长——估计快有一年了吧——我也说不清了——大部分是白天的工作,多数是在农场。不过现在没什么用了。我明白农民们是怎么来看你的——他们不愿意看到人挨饿,可他们自己也快要挨饿了,他们没什么工作可给你,也没有吃的,无论他们节省下什么,不是被收税的收走,就是被袭击者给抢走——你知道,就是在全国到处抢掠、被称为逃亡者的一群人。”
“你认为西部情况会好一些?”
“不,我不这么想。”
“那你为什么要去那里?”
“因为我还没去那里尝试过,也就只剩这块地方可以去试试运气了,我总不能停下来……你知道,”他突然又说,“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用,不过待在东部也只能坐着等死,我现在对死倒不是太在乎,死了反而就轻松了。但我觉得如果一点尝试都不做,只是坐下等死的话,就实在太罪过了。”
她猛然想起了从现在大学里出来的那些寄生虫们,他们只要提起对别人应该如何去关心的陈词滥调,就越发地带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正义感。流浪汉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她所听过的最深刻的一句道德宣言——但说者却是无心的,他只是用他那平淡和有气无力的声音,把它当成一个简单而枯燥无味的事实说了出来。
“你是哪里人?”她问。
“威斯康星。”他回答说。
侍者送来了他们的晚饭,他恭恭敬敬地将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摆好,对眼前的这一切丝毫不以为意。
她看了看饭桌,心想,只花上几块钱,浆洗得硬挺的餐巾和装满冰块的冰桶就可以随着餐点一起上来,供旅行的人们享用,人们之所以还能有如此的闲暇和心情,就是因为到现在为止,维持人们生命的吃喝还未被当成罪行,还不必担心这会是生命中的最后一餐——然而就连这些,也会像在山沟里杂草丛生的废弃车站那样,很快就将不复存在。
她注意到这个流浪汉尽管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但面对摆在他面前的晚餐仍然不失风度。他并没有一头扑向食物,而是竭力将动作放慢下来,打开了餐巾,用哆嗦的手与她步调一致地拿起了叉子——他似乎依然很清楚,无论他们受过怎样的侮辱,这是人应具备的礼貌举止。
“你过去做的是哪一类工作?”她等侍者离开以后问道,“是在工厂里,对吗?”
“对,小姐。”
“是什么行业?”
“熟练车床工。”
“最后一次干这个是在哪里?”
“在科罗拉多,小姐,是在哈蒙德汽车公司。”
“哦……”
“怎么了,小姐?”
“没有,没什么。在那里干了很久吗?”
“不,小姐,只做了两个星期。”
“怎么回事?”
“嗯,为了干这份工作,我在科罗拉多等了一年。哈蒙德汽车公司也是让找工作的人排队等着,但他们不会照顾熟人和资格老的人,他们看的是一个人过去的记录:我的记录很好。但我才工作了两个星期,劳伦斯·哈蒙德就放弃不干了,他这一走就是彻底消失。他们就把工厂关了。后来,有个市民委员会重新让工厂开了工,我就被招了回去。但也就五天而已,他们几乎马上就论资排辈地开始裁员,所以我只能走人。我听说那个市民委员会只坚持了三个月就撑不住了,因此他们只好彻底关掉了工厂。”
“你在那之前是在什么地方工作?”
“我几乎在东部的各个州都干过,小姐。但每次都干不了一两个月,工厂就接二连三地关门停业。”
“你每次工作都遇到这种情况吗?”
他看了看她,像是知道她问话的意思。“不,小姐。”他回答说,但她从他的声音里第一次听出了几分骄傲。“我的第一份工作干了二十年,不是同一种工作,但是在同一个地方,我是说,我做到了车间的领班。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后来那个工厂的东家死了,他的后人接管工厂以后,把它弄破产了。那时的日子可不好过,但从那之后就到处都在崩溃,而且越来越快。从那以后,好像无论我走到哪里,哪里就完蛋。一开始,我们还以为只是一两个州如此,我们中有好多人认为科罗拉多州能坚持住,但它也完了。不管你干什么或者接触什么,最后全都垮了。所有你能看到的地方,工作停了,工厂停了,机器停了——”他像是见到了令自己害怕的某种神秘的东西一样,又压低声音慢慢地说,“发动机……停下来了。”他提高了嗓门道:“哦,天啊,谁是——”然后突然停住了。
“——约翰·高尔特?”她问。
“对,”他一边说一边使劲晃着脑袋,像是要把眼前看到的什么东西赶走一样,“只不过,我不喜欢说这句话。”
“我也一样。但愿我能知道人们为什么总是把它挂在嘴边上,以及是谁开的这个头。”
“这就对了,小姐,我怕的就是这个。最先说这句话的可能就是我。”
“什么?”
“就是我和其他那六千个人,可能是从我们开始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但愿我们是错的。”
“你在说什么啊?”
“是这样,我工作过二十年的那个厂里曾经发生过一件事,那是在老厂主过世、他的后人接管的时候。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在管理工厂的时候改用了新章程,也让我们对此投票表决,并且所有人——几乎是所有人——都表示了赞同。我们当时不懂,认为那主意还不错。不,这么说也不对,我们觉得当时必须认可那是个好主意。这个方案就是工厂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干活,但领报酬的时候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需要。我们——怎么了,小姐?你的脸色怎么变成这样了?”
“那个工厂的名字叫什么?”她问道,声音细得几乎听不到。
“二十世纪发动机公司,小姐,在威斯康星州的斯塔内斯村。”
“接着说。”
“我们是在一次大会上对那个方案表决的,我们六千多个工厂员工当时都在场。斯塔内斯的后人们就这个方案长篇大论地讲了一通,说得并不是很明白,可谁也没提任何问题。我们谁都不知道这个方案是否行得通,可大家都觉得别人听懂了,只有自己不明白。假如有谁对此有怀疑,他就会惭愧得闭上嘴巴——因为他们让大家觉得谁要是反对这个方案,谁就是像禽兽一样黑了心。他们跟我们说,这样一个方案会实现崇高的理想。哼,我们怎么知道这根本就不可能呢?我们不是一辈子都听大家在这么说吗?我们的父母、学校的老师,还有神父们这么说,我们读的每份报纸、看的每部电影、听的每个演讲也是这么说。人们不是一直在告诉我们这就是公平和正义吗?或许在那次会上我们是能找些借口出来,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表决通过了这个方案——我们这是自作自受啊。你知道,小姐,在我们当中,凡是在二十世纪发动机工厂经历了那四年的人,全都洗不脱罪名。地狱该是个什么样子?是邪恶——是最清楚不过的、赤裸裸的、狞笑的邪恶,对不对?好啊,我们算亲眼看见了,并且是我们把它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遭到了天谴,而且我们或许这辈子也不会被饶恕。
“你知不知道这个方案怎么进行,对人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你可以试着往下面安了出水管的水桶里灌水,水流出去的速度总是比你灌的速度快,你往里每加一瓢水,管子就跟着加宽一寸,你干得越多就越要多干,你一星期四十个小时就站在那里舀吧,然后就成了四十八小时,五十六小时——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邻居有晚饭吃——给他太太做手术——给他孩子治麻疹——给他妈妈买轮椅——给他叔叔买衬衣——让他的外甥能上学——为了隔壁的婴儿——为了还未出生的孩子——为了你身边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人——从尿布到假牙,他们就该得到一切——而你就该没日没夜,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干活,留给你的只有汗水,你看见的只是他们的享乐,一辈子不得休息,不见希望,永无休止……最能干的为最需要的去奉献……
“他们跟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要同甘共苦。但他们可没举着焊枪每天一站就是十个钟头,也没有和我们一起忍着腹痛干活。这里面谁是能干的,又应该先解决谁的需要呢?吃大锅饭的时候,谁都没法说他究竟需要什么,对不对?如果你能说清楚自己需要些什么,他就会说他还需要一艘游艇呢——假如你只是去顾及他的感受,他甚至还能给你拿出证明来。干吗不啊?既然我只有在把自己累趴下,给全世界所有的懒人和穷人都挣出一辆汽车之后,才能得到我自己的汽车,那么趁着我还没倒下去之前,他干吗不再向我要一艘游艇呢?你说不行?他不能这样做?那为什么在他家的客厅没有重新粉刷好之前,他甚至不允许我在咖啡里加点奶粉?……算了吧……好了,不管怎样,反正谁都无权评价自己的需要和能力。我们对此进行了表决。是的,小姐,我们在一年两次的集体会议上对此投了票,这事还能怎么解决呢?你想不想知道这种会上会发生什么事?只开了一次这样的会,我们就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乞丐——大家全都是哭哭啼啼的穷光蛋,因为谁都要不回自己应得的报酬,谁都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报酬,他干的活不算是他干的,属于整个‘大家庭’,而大家什么都不欠他的,他唯一能对大家要求的就是他的‘需要’——因此,他不得不像一个讨厌的叫花子,当着大家的面,把他所有的麻烦和难处,甚至是要补的抽屉和老婆的头疼脑热都一一罗列出来,指望这个‘大家庭’能施舍给他一些救济。他必须要强调他有多么的惨,因为现在管用的不是你干的活,而是你的悲惨处境——于是这就变成六千多个叫花子在互相争夺了,每个人都号称他的需要比他同伴的更急切。这事还能怎么解决呢?你想不想猜猜后来怎么样了,是哪种人害臊得始终一言不发,又是哪种人像中大奖一样满载而归?
“但这还不算,我们在那次会上还发现了其他一些东西。就在那头半年,工厂的产量下滑了百分之四十,因此认定有某些人干活没有‘出尽全力’。是谁?这你怎么能说得清呢?‘大家庭’对此也进行表决。他们表决出谁是最能干的,然后就罚这些人在今后的六个月里每天晚上加班。是无偿加班——因为你的报酬不由你所干的时间和工作决定,只能取决于你的需要。
“后面的事还用我告诉你吗——还用我说如果我们以前还算是人的话,后来就慢慢变成什么了吗?我们干活时开始留一手了,开始磨磨蹭蹭,唯恐自己比身边的人干得快、干得好。既然已经知道我们一旦为‘大家庭’尽心尽力,不仅得不到感谢和奖励,反而会受惩罚,我们还能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不管是因为我们懒得去管造成的疏忽还是纯属他的无能,反正只要有个笨蛋弄坏了一组发动机,让公司赔了钱,那把晚上和星期天的时间都搭进去做补偿的可就是我们了,所以我们尽量要让自己无能和平庸。
“一开头,有个聪明的年轻人,他没上过学,但脑子却出类拔萃,他对这个崇高的理想充满了热情。头一年,他研究的操作规程节省了我们几千个工时。他把它贡献给了‘大家庭’,但没有为此而要求什么,他也不可能提任何要求。不过他并不在意,他说他是为了理想。可当他发现,我们还没从他身上捞够油水,就把他选为最能干的人,并因此罚他通宵工作的时候,他就闭上嘴巴,不去动那个脑子了。到了第二年,你就知道他是绝对不再提任何主张了。
“他们总是跟我们说为了赚钱,就会产生恶意竞争,人们就会争着要去超过别人。可这又怎么了?这就是恶意吗?那好,现在他们看到我们比着把活儿干糟糕是什么样子了。毁掉一个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逼他收起他最能干的一面,让他日复一日地不去把事情做好。要是毁起人来,这比让他酗酒、无所事事,甚至打劫都要快。但是,我们除了装傻充愣之外,也做不了别的了。我们只担心人家怀疑我们很能干,才能这东西就像抵押贷款一样,一辈子也还不完。那还在那里干什么?你知道,不管你干不干活,都还能拿到一点最微薄的收入——被称为你的‘住房和食物补贴’——除此之外,你就是再怎么干也得不到任何东西。你根本不能指望明年会买件新衣服——他们也许会发给你‘服装补贴’,也许不会,这要看是不是有人的腿骨折了,是不是有人要做手术或者生小孩。如果钱不够给每人都买一件新衣服的话,你的那件也就没了。
“有一个人工作向来勤勤恳恳,因为他一直想送他的儿子念大学。那孩子在念高中的第二年就毕业了——但‘大家庭’却连一点大学的‘补贴’都不给孩子的父亲。他们说在有钱送所有人的儿子去上大学之前,他的儿子还不能上——而且我们首先必须保证所有的孩子都能念完高中,但现在连这钱都还拿不出来。转过年来,那个父亲在酒吧里因为和人持刀斗殴死于非命——类似的械斗开始不断地在我们这群人里发生。还有个老头,自从妻子死后他就孑然一身,有个收集唱片的嗜好。我看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了。过去,他常常为了买古典音乐的新唱片而省吃俭用。这下好了,他们不给他一点买唱片的‘补贴’——他们说这属于‘个人奢侈品’。可就在同一次大会上,有个什么人的又丑又刁的女儿,叫米莉·布什,她只有八岁,经过投票给自己的龅牙弄了一副金牙套——这算是‘医疗的需要’,因为心理学大夫说过,如果她的牙得不到矫正的话,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就会患上自卑综合征。那个喜欢音乐的老头便转而酗酒,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再也看不见他有清醒的时候。不过,有一件事似乎还是让他耿耿于怀。有天晚上,他在街上蹒跚地走着,看见了米莉·布什,便挥起老拳,把她嘴里的牙打落了一地,一颗都没剩。
“我们自然全都多多少少地开始喝起酒来,别问我们喝酒的钱是哪儿来的。正道不让走,就总能找到歪门邪道。平时,你不可能天一黑就去杂货店里行窃,也不会为了买古典交响乐的唱片或者渔具而偷你同事的钱包,可一旦醉得啥都不记得了——你就会这么做。渔具?猎枪?照相机?个人爱好?可是谁都得不到任何‘娱乐补贴’啊,他们最先砍掉的就是娱乐。假如人家让你放弃自己的享乐,难道你好意思去反对?就连我们的‘烟草补贴’也被砍得一个月只剩两包烟了——他们说这是因为必须保证婴儿有喝牛奶的钱。在所有的生产中,只有婴儿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因为人们没别的事可做;要我看,也是因为他们用不着担心,婴儿又不会拖累他们,这个包袱是‘大家庭’去背的。其实,要想加薪水或者喘口气的话,‘婴儿补贴’是最好的办法,要不就只能生一场大病。
“没过多久,我们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实实在在的人啥都别想得到。他的乐趣都没了,烟不敢多抽五分钱的,口香糖也不敢嚼,生怕别人会更需要这五分钱。每吃一口饭,心里都明白这饭不是自己挣的,会惭愧地想,不知道这又是谁辛苦加夜班的血汗,于是难受得恨不能是自己吃亏上当,也不愿意去坑别人,吃饭可以,但不能吸血。他不会结婚,不会帮家里人回到这里,他不想给‘大家庭’多增添负担。另外,假如他还有些责任心的话,就不能结婚生子,因为他什么都无法计划,什么都保证不了,什么都指望不上。相反,那些偷懒和不负责的人可算是如愿了。他们不顾女人遭罪,拼命生孩子,把在全国各地所有没用的亲戚和未婚先孕的姊妹都叫过来住;为了弄到额外的‘残疾补贴’,他们换着花样地生病,连医生也没办法,他们随便糟践自己的衣服、家具和房子——去它的吧,反正是‘大家庭’来出钱!他们找到‘需要’的办法咱们连想都想不到——并由此衍生成为一种特别的本领,这也是他们能够表现出来的唯一的本事。
“愿上帝救救我们,小姐!你明白我说的了吧?他们给我们规定了要遵守的法律,管它叫道德法律,惩罚的却是守法的人——就因为他们遵守了它。你越想要遵守它,受到的摧残就越厉害;你越是进行欺骗,得到的好处就越多。你的诚实成了欺诈之人手里握着的工具,诚实的人在付出,欺诈的人在收取,诚实的人输了,欺诈的人赢了。好人生活在如此颠倒是非的法律下面又能好多久?我们这些人一开始都还不错,并没有多少骗子。我们对工作懂行,对干这个感到自豪,并且是在全国最好的工厂里工作,老斯塔内斯雇的人都是在全国挑选出来的。新政策实行了仅仅一年光景,我们当中便一个诚实的人都没有了。这才是邪恶,这才是牧师们过去用来吓唬你、你从来就不相信能亲眼看见的地狱里的邪恶。并不是说这个政策仅仅是扶持了几个恶棍而已,而是它把好人变成了恶棍,这就是它所做的一切——这样的主意居然还被称为高尚的!
“我们应该想要为谁而工作呢?是为了我们的兄弟之情?那又是什么兄弟呢?是为我们周围的那些闲人、懒汉和行乞勒索的人?也不管他们究竟是欺骗还是无能,是不愿意还是不能够——可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区别?假如一辈子都无法从他们的无能之中摆脱出来,那我们继续向前的愿望又还能保持多久?我们没法看出他们的能力,没法控制他们的需要——我们只知道自己像不堪重负的牲畜一样,在这个又像医院,又像畜圈的地方里盲目地挣扎——这地方能产生出来的只有残疾、灾难和疾病——牲畜到了这里,无论什么人随便说一句谁需要什么,都只能听凭摆布。
“兄弟之情?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才第一次知道了兄弟间彼此的仇恨,我们开始恨他们咽下的每一口饭和拥有的每一点享受,恨人家穿新衣服,恨人家的妻子有帽子戴,恨他们全家人出去玩,恨他们重新粉刷房子——这些是从我们的手中被夺走的,是用我们的贫困、反抗以及忍饥挨饿换来的。我们开始互相监视,都想抓住别人为了骗取需要而撒谎的把柄,这样下次开会时就能分得一点‘补贴’。我们开始有了通风报信的探子,他会报告说某人在某个星期天,从黑市上给家里弄了一只火鸡,钱的来路很可能是赌博。我们开始侵入彼此的生活空间,为了把某人的亲戚轰出去,我们会挑动家庭纠纷。只要看到有人和一个女孩开始固定在一起了,我们就不让他有好日子过。我们拆散了好多婚事,我们可不希望任何人结婚,再增加更多的负担了。
“在过去,谁要是有了小孩,我们会去祝贺,如果他当时正好缺钱,我们会集体凑钱帮他付医院的费用。现在,小孩一生出来,我们可以好几个星期都不去理睬孩子的父母。婴儿在我们的眼里,已经成了农夫眼里的蝗虫。过去,如果谁家里有人患了重病的话,我们会去帮忙。现在——我只给你举一个例子吧。有个人的母亲已经和我们在一起十五年了,她是个善良的老太太,人很乐观,脑子也聪明,能叫得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大家都挺喜欢她——过去我们挺喜欢她。有一天她在地下室的台阶上滑倒,把屁股摔骨折了。我们都很清楚她那个年纪,这种意外会意味着什么。厂里的大夫说她必须到城里的医院去接受昂贵的长期治疗。在进城的头一天晚上,老太太死了。死因一直没有公布。不,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被害死的,谁也没那么说,大家都不愿意说这件事。我知道的就是——这我忘不掉——我发现我也希望她去死。愿上帝保佑我们吧——这就是新政策带给我们的兄弟之情、生活保障和丰衣足食!
“有人对这么恐怖的东西倍加推崇,这其中会有什么道理吗?有没有人从中谋利呢?有,这就是斯塔内斯的后代们。但愿你不会说他们是牺牲了一大笔财富,把工厂送给了我们。我们也被这给迷惑住了。不错,他们是舍弃了工厂,但是小姐,谋利与否就要看你图什么了。钱可买不来斯塔内斯的后人们想得到的东西,在它面前,钱实在是太纯洁了。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那个艾瑞克·斯塔内斯是个软骨头,什么都不敢做。他想法让自己当上了公共关系部门的主任。这个部门什么事都不干,他为了不用天天来上班,就找了个人来,无所事事地待在办公室里。他的报酬——哦,我不应该管它叫‘报酬’,我们都是没报酬的——他分得的补助不多,大概是我的十倍吧,但算不上富裕。艾瑞克不在乎钱——就算有钱也不知道该怎么用。他整天和我们混在一起,以显示他是多么的平易可亲。他好像很希望自己能受人爱戴,为此,他总是跟我们唠叨说他把工厂都给了我们,简直烦死人了。
“杰拉德·斯塔内斯是我们的生产主任——我们从来就不知道他到手的赃物——也就是他的补贴——究竟有多少,这得需要一群会计才算得出来,还得有一群工程师才能查清楚那些赃物是通过什么渠道明里暗里地流进了他的办公室。那不是给他的——全都是公司的花销。杰拉德有三辆车、四个秘书、五部电话,他在过去举办的大型聚会上挥金如土,全国上下,守规矩的大老板没有一个能像他那样花钱。他一年的花费就已经超过了他父亲在世的最后两年里挣的钱。我们看到杰拉德的办公室里有厚厚的一百磅重的杂志——那可是我们称过的——上面登的是我们的工厂和这个高尚的计划,还有杰拉德·斯塔内斯的大幅照片,称他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改革家。杰拉德喜欢在晚上到车间里来,他总是穿得一身笔挺,手腕上晃着足有五分钱那么大的钻石袖扣,把雪茄的烟灰弹得到处都是。一个只剩下钱来炫耀的吝啬鬼就已经够可恶的了——他不会假装那钱不是他的,而你一般不理他也就完了——但当杰拉德·斯塔内斯这样的混蛋口口声声说什么他不在乎钱,他只是为了‘大家庭’作贡献,他要那些好东西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维护公司和高尚计划的形象,是为我们大家的利益着想——你就明白什么是切齿痛恨了。
“但他的姐姐爱芙更坏。她的确不稀罕钱财,拿的补贴不比我们多,总是穿着一双破旧的平底鞋和衬衣走来走去——就是为了显示她有多么的无私。她是负责分配的主任,我们的需求都攥在这个女人的手上,卡我们脖子的就是她。当然,分配应该由人们的表决来决定。但要是六千多人都开始不管不顾、不讲道理地吵吵起来,要是没了规矩,人人都可以要任何东西,却又什么权利都没有,人人都管不了自己,却有权干预别人的生活,那就会像那时候一样,爱芙·斯塔内斯就成了人们的喉舌。到了第二年的年底,我们以‘生产效率和节约时间’为理由,取消了这个徒有其表、一次要开十天的‘大家庭会议’——所有的申请一律要送到爱芙·斯塔内斯的办公室。不对,不是送过去,是每个申请人都要把自己的理由向她亲自陈述一遍。然后,她整理出一份分配名单,开个四十五分钟的会,念给我们听,让我们投票表决。我们表决后,议程里有十分钟的时间来讨论和提出反对意见。我们不提什么反对意见,那个时候大家看得更清楚了,谁都不可能毫无标准地就把工厂的收入分给好几千人。她的标准就是要会阿谀奉承。无私?她父亲在的时候,从来不去理睬那些最会拍马屁的人,而她居然就能对我们技术最棒的工人以及他的妻子大唱赞歌。她长了一双暗灰的眼珠子,给人一种很多疑、阴冷、死气沉沉的感觉。你要是想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魔鬼,就应该看看当她瞧着人们听到自己除了基本补贴一无所得时,她眼睛那种闪闪放光的样子。看到了这个,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人要鼓吹这样的口号了:‘最能干的为最需要的去奉献。’
“这就是全部的秘密。一开始,我总觉得纳闷,既然这种错误显然是可恶得离谱,为什么那些受过教育、有教养、有名气的人还会去犯,并对它极力推崇。现在我明白他们不是搞错了,这样大的错误绝不是无意中造成的。既然行不通也解释不通,还要如此继续丧心病狂下去的话——那就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在第一次开会投票通过那项政策时,也不见得就多清白。之所以那样做,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相信了他们的胡说八道,而是因为别的原因,只不过是用他们的鬼话去自欺欺人罢了。这鬼话给了我们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掩饰心中的羞愧。每个投赞成票的人都很清楚,这么一来,他是在把更能干的人创造的利益硬生生地抢为己有——每个富有和聪明的人都会想到总有人比他更富有、更聪明,这项政策能让他瓜分到本来只属于能人的那部分财富和心血。不过,他在想着占他上面的人的便宜时,却忘记了他下面的人同样会占便宜,正如他压榨比他强的人那样,所有那些不如他的人也会把他给榨干。工人们一心想着有辆他们老板那样的好车是自己天经地义的需要,却忘了这地球上所有的懒汉和叫花子都会叫嚣说他们连冰盒都应该和他的一模一样。那才是我们表决的真正动机——这是事实——可我们不愿意这么想,越是不愿意,我们就越要嚷嚷自己是多么关心大家的利益。
“现在可好,我们要的东西到手了,等发现是怎么回事以后,已经为时已晚,我们陷在了里面,无法脱身。新政策实行的第一个星期,最能干的人们就离开了工厂,我们失去了最优秀的工程师、主管、领班和技术最熟练的工人。有自尊的人是不会任人宰割的。有些能人还想再忍忍,但也没能忍多久。我们的人手不断流失,他们就像躲瘟疫一样纷纷从工厂里逃走——到最后,一个能干的人都没了,剩下的都是要这要那的人。
“几个还有点用的人之所以依然留下来,也不过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待的时间太久了。过去,从来没人会从二十世纪公司辞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很难接受它已经名存实亡的事实。再过一阵子,我们就是想换地方都不行了,因为没有别的雇主愿意接收我们——这我也不能怪人家。任何一个正经点的人或企业都不会和我们有来往。我们常去的那些小店,全都开始匆匆撤出了斯塔内斯村——最后只剩了酒馆、赌场和向我们高价贩卖次品的混蛋。我们拿到的补贴越来越少,但维持生活的费用却越来越高;向厂里提要求的人名单越拉越长,但工厂的客户名单却逐渐萎缩,能够用于给不断增加的人们分配的收入越来越少。过去,二十世纪发动机的标志曾经像金子一样值钱,我不知道斯塔内斯的儿女们是怎么想的,也许他们连想都没想过,不过我认为他们同所有的规划者和野人们一样,把这块金字招牌当成了有巫术魔力的图章,觉得它会像对待他们的父亲那样,也能够让他们一直发财。哼,等我们的客户们发现我们不能按时交货,生产出的发动机总是有毛病的时候,这块神奇图章便开始反其道而行之了:标着二十世纪公司的发动机就是白送都没人要。后来,剩下的那些客户要不就是从来不付钱,要不就是根本不打算付钱。可杰拉德·斯塔内斯还以为他的名气很大,于是就火冒三丈地到各处去,用他那种居高临下的正义腔调,要求人家给我们下订单,倒不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有多好,而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太需要有订单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那些大教授们世代以来假装看不见的东西,就连村里的傻瓜都瞧出来了。要是因为我们发动机的缺陷,造成电厂的发电机停转,我们嚷嚷的那些需要能管用吗?医生做手术的时候电灯一下子灭了,我们嚷嚷的那些需要能管用吗?天上的飞机发动机因为故障熄了火,我们嚷嚷的那些需要救得了乘客吗?如果人家购买我们的发动机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不是根据质量的话,那对于电厂的厂主、医院的医生以及飞机制造商来说,这样做究竟好不好、对不对、道德不道德?
“但这就是那些学者、领导人和思想家们想要在全世界推行的道德法规,它把一个亲密和睦的小镇都搞成了这副样子,一旦普及到全世界的话,后果还用说吗?你能想象得出自己在一个灾祸不断、欺骗横行的世界里工作和生活的情形吗?你得工作——只要任何地方有人干砸了,必须由你来为此做出补偿;你得工作——其他地方一旦发生了诈骗、饥荒和瘟疫,就会影响到你的衣食住行和享受,永无出头之日;你得工作——在填饱柬埔寨人的肚子、供南美的巴塔哥尼亚山里的孩子上完大学之前,你就只能拿到那点干巴巴的定额补贴;你得工作——去满足每个新出生的家伙手里攥着的空白支票,去满足你这辈子都不会见得到的人们,你永远无法知道他们还需要些什么,他们是能干、懒惰,还是糊弄、骗人,你也永远没办法了解,更无权质疑,只有不断地工作、工作、工作——让全世界的爱芙和杰拉德们来决定,你所付出的努力、梦想和生命究竟要被谁来享受。这就是要我们接受的道德法规?这——就是道德理想?
“好吧,我们努力过了——并且我们也尝到了滋味。从第一次会议到最后一次会议,我们的痛苦经历持续了四年,最后只能以不可避免的方式来结束:破产。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只有爱芙·斯塔内斯还对此恬不知耻,她在会上的简短发言既恶心又蛮横无理,她说这项计划失败的原因是它没有被全国其他的地方所认同,在一个自私贪婪的世界里,不可能单凭一个社区让这项计划获得成功——还说这个想法本身非常崇高,但人的天性实在配不上它。有个小伙子——就是那个头一年因为自己发明的好创意而被惩罚的年轻人——在所有人都沉寂地静坐时站了起来,他径直向主席台上的爱芙·斯塔内斯走过去,二话不说,冲她的脸上吐了口唾沫。这个高尚的计划和二十世纪公司就这么完蛋了。”
他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仿佛多少年来沉默的压抑突然挣脱了束缚。她明白,这是他对她表达的敬意:对于她的好意,他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反应,似乎他已经对人的价值和希望感到麻木,但内心受到的触动使得他说出了这番话,他对于那些不公早就憋了一肚子的不满,此时的倾诉说明他觉得终于遇到了知音,在她面前,诉求公正已经不再徒劳。刚才几乎要被放弃的生命似乎又被两样重要的东西带回到了他的身上:他吃的晚饭,以及在面前出现的这个理性的人。
“可是,约翰·高尔特又是怎么回事?”她问。
“哦……”他回想着,“哦,对了……”
“你本来是要告诉我大家怎么会开始问那样的问题。”
“对……”他把目光移开,像是凝视着一个他已经观察了许多年,却依然原封未动、令他不得其解的东西;他的脸色怪异,带着恐怖不解的神情。
“你是要告诉我,他们所说的那个约翰·高尔特假如确有其人,究竟是谁。”
“我倒希望没有,小姐。我是说,我希望这只是巧合,只是句废话罢了。”
“你心里有话,是什么?”
“是……是在二十世纪的工厂里第一次开会时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也许不是,我说不准……那次会是在十二年前的一个春天的晚上开的。我们六千多人聚集在露天看台上,看台很高,都快够到厂里最高的厂棚顶了。我们刚刚表决通过了新的政策,正在一片躁动和喧哗中欢呼人民的胜利,嘴里警告着那些我们都不了解的所谓敌人,心里却惶惶不安。白色的弧光灯打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觉得冷森森的,情绪很不稳定,在那种时候,我们简直就是一群恶狠狠的暴徒。作为大会主席的杰拉德·斯塔内斯不停地敲着手里的木槌来维持会场的秩序,我们也只是稍稍安静了点而已,你可以看到整个会场的人群就像锅里的水那样,在剧烈的震荡下此起彼伏。‘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杰拉德·斯塔内斯在喧哗声中叫喊着,‘要记住,我们现在谁也不能离开这里,按照大家都接受的道德法律,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这个集体的!’‘我不属于。’有个人说着便站了起来。他是个年轻的工程师,大家对他都不太熟悉,因为他总是独来独往。他一站起来,人们就一下鸦雀无声了,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他那副昂首挺胸的样子。他长得又高又瘦——我记得当时还在想,人群里随便上来两个人都可以不费什么劲儿就把他的脖子拧断——可当时所有人都被吓住了。他就站在那里,像是知道他没有错一样。‘我要从此把这一切彻底结束。’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清晰,不带一丝感情。只说了这一句,他便向外走去。在雪白的灯光下,他不慌不忙、旁若无人地穿过会场,没有人出来对他进行阻拦。杰拉德·斯塔内斯突然在他身后叫道:‘你怎么结束?’他回过身来,说道:‘我要让推动这世界的发动机停转。’说完,就走了出去。我们从此再没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后来怎样了。但几年过后,我们发现在那些世代相传、坚实无比的大工厂里,电灯一盏接着一盏地在熄灭,发现大门在慢慢地关上,传送带慢慢地停止不动,道路变得空空荡荡,不见了往日的车水马龙,仿佛某种无声的力量停下了为全世界输送能量的发电机,这世界便像是丢了魂的身躯一样,静静地倒了下去——于是我们有了猜疑,开始打听他的下落。我们在当时听过他说那些话的人里面打听起来。我们开始想他真的是说到做到,他把我们不愿去看清的真相看得一清二楚,他是我们自己请来的索命的复仇者,是我们曾藐视过的正义之人。我们开始想,他一定诅咒了我们,而我们也逃不过他的咒语,再也无法将他摆脱——更可怕的是,并不是他在追我们,而是我们突然开始去找他,他却只是像蒸发一样地消失了。我们怎么也找不到他,不知道他是靠着什么神奇的力量实践了他的诺言,但这却没有答案。只要哪里又莫名其妙地垮掉了,只要我们受到了再一次的打击,失去了又一个希望,感到自己被困在向全世界笼罩下来的惨雾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他。在我们叫喊着这样的问话的时候,人们或许不明白我们的意思,但他们绝对能体会到我们的感受,他们也感觉到这世界上是有什么东西不见了。也许是因为如此,只要他们一觉得没有希望,也就开始这么说了。我很希望自己是错的,希望这些词没什么意义,希望在人类走向灭亡的背后没有蓄意复仇者。可是我只要听到他们重复着这样的问话,就感到害怕,我就会想起说要把推动世界的发动机停下来的那个人。你要知道,他就叫约翰·高尔特。”
车轮声的改变令她醒了过来。这声音极不规律,夹杂着突如其来的急刹车声和短促、尖锐的爆裂声,像是时断时续的狂笑,引得车厢也随之摇晃不已。她还没看自己的手表,就已经知道现在走的是西堪萨斯铁路公司的轨道,列车已经在内布拉斯加州的科比市的南面开始转道绕远行驶了。
列车的座位一半是空的,自从隧道事故后,几乎没什么人敢冒险乘坐出事以来的这第一趟彗星特快。她给流浪汉安排了一个卧厢,然后便独自回味着他所讲的那一切。她本来打算好好想一想,想清楚明天要问他的所有问题——但她觉得自己的大脑僵硬,像是个观众,只能直呆呆地瞪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别的什么都做不了。她曾经感觉自己已经看明白了眼前的这幅情景,已经想不出再有什么问题,必须要把它甩到一边去了。行动起来——这句话在她的心中急切地敲击着——行动起来——仿佛行动注定要成为它本身的重要而绝对的目的。
在半梦半醒之间,她的全身在车轮的声响中变得愈加紧张。她发觉自己一次次从无端的惊恐之中醒来,在黑暗里坐直了身子,茫然地想着:这是怎么回事——接着,便自我宽心道:我们是在动着……我们还在动着……
西堪萨斯铁路公司的轨道可比她预计的还要糟糕——她听着脚下的车轮声,心里想道。列车正带着她行驶在离犹他州还有几百英里远的地方。她一度迫不及待地想要跳下主干线的火车,把塔格特公司的所有问题都抛到脑后,去找一架飞机,直接飞到昆廷·丹尼尔斯那里。此时待在车厢里,她感到如坐针毡。
躺在黑暗里,她一边听着车轮声,一边想着现在只有丹尼尔斯和他的发动机——像一簇火苗一样拉着她前行。现在,发动机对她还有什么用处呢?她想不出答案。她为什么总觉得一定要这样急急忙忙地赶过去呢?她想不出答案。她心里只是在想着要及时找到他。于是,她便抱定了这个念头,不再问任何问题了。在沉默中,她知道真正的答案是什么:需要这台发动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推动列车,而是为了推动她能够走下去。
从杂乱无章和尖厉的金属声响中,她再也分辨不出那每四声一次的重音,听不到她正与之赛跑的敌手的脚步声了,只觉得绝望的恐慌正向她蜂拥袭来……我要及时赶到那里,她想,我要抢先赶到那里,救下这台发动机。有一台发动机是他停止不了的,她想……他不可能停止……他不可能停止……他不可能停止,她想——她猛地从震动之中醒来,从枕头上将头抬起。行驶的车轮已经戛然而止。
她让自己静静地待了一会儿,试着去感受她周围这种特别的宁静,然而,这却像是要竭力想象出虚无的样子一般徒劳无功。现实的一切她统统感觉不到,只有它们消失后留下的空白:寂静无声之中,仿佛列车上只有她孤身一人——当一切静止下来,火车便似乎不复存在,这里更像是一座大楼里的房间,不,漆黑的四周使得这里既不像火车,也不像是房间,而像是杳无一物的空旷——看不到暴力或灾难的痕迹,仿佛这里就是灾难匿迹的地方。
她从这阵静寂中刚一缓过神来,便一挺身,像是反抗般地坐了起来。她一把撩起窗帘,窗帘发出的刺耳声音犹如一把刀子划破了寂静。窗外只有荒原一片;朔风将云吹散,一缕月光泻落下来,然而,它照耀下的荒原却犹如清冷的夜空一样全无生机。
她将手一挥,打开车厢内的灯,按响了召唤侍者的铃声。灯光把她带回了这个理性的世界。她瞄了一眼手表:刚过凌晨。她从后车窗向外望去:窗外延伸出一条笔直的铁轨,她看见红色的信号灯按规定被放置在了距离火车尾部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以起到警示保护作用。眼前的这些似乎可以让人放心。
她再次按了按召唤侍者的铃,然后等待着。她走到车厢的门廊前,打开门,探身出去,望向前方的列车。在长如带状的钢铁躯壳中,有几个车窗亮着灯,但她没有发现人影,看不到有人活动的迹象。她把门用力一关,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开始换衣服,动作突然变得镇静而迅速起来。
她按的铃没有人理会。当她匆匆走过邻近的车厢时,已经把恐惧、茫然和绝望甩到了脑后,一心想着要尽快采取行动。
旁边车厢的小隔间里不见侍者,下一节车厢里还是没有。她急忙穿过狭窄的过道,依旧不见一个人,但有几个车厢的门却敞开着。乘客们坐在里面,有些已经穿好了衣服,像是在等待着。他们用诡秘的眼神看着她冲过去,似乎知道她想要干什么,他们一直在等着有人来,好把他们不去应付的事情给处理掉。她顺着这趟死气沉沉的列车继续向前走去,奇怪地发现一路上都是亮着灯的包厢、打开的车门和空荡荡的走道:没有人挺身而出,谁也不想带头多事。
她跑过列车上唯一的一节硬座车厢。这里的一部分乘客累得七倒八歪地睡着,醒着的那些人则一动不动地在座位上蜷着身子,像是面临打击的动物,呆呆地毫不躲闪。
她在硬座车厢的门廊处停下了脚步。只见一个人正打开车门,探身出去,向黑糊糊的前方张望,并准备纵身下车。听到脚步声,那人便转过身来看着她。她认出了这张面孔:他是欧文·凯洛格,就是那个曾经对她的提职建议表示谢绝的人。
“凯洛格!”她惊呼了起来,仿佛在沙漠中突然看见了人,如释重负的声音里透出惊喜。
“嗨,塔格特小姐,”他回答道,吃惊的笑容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愉悦——还有渴望,“我不知道你在车上。”
“过来,”她这命令的语气仿佛依旧把他看成是铁路的员工,“看来这趟车是被冻结了。”
“没错。”他答应道,马上变得服从起来。
他们就像听到岗位的召唤,彼此心领神会,用不着再有多余的解释——在这列车上的几百号人里面,他们俩似乎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危难中的搭档。
“知道我们停了多久了吗?”她在他们向下一节车厢快步走去的时候问。
“不清楚,”他回答说,“我醒过来的时候,车已经停了。”
他们走遍了列车的前前后后,连一个侍者都没有找到,餐车里没有服务员,司闸员和列车长踪影全无。他们偶尔对视一眼,始终什么都没有说。他们听说过弃车的事情,听说过车组人员为了反抗被奴役,会突然集体失踪。
他们从列车的一端跳了下来。四下静悄悄的,只有风打在脸上。他们敏捷地爬上了火车头。车头的大灯如同一只手臂,向着无尽的黑夜兴师问罪般地直伸出去,驾驶室内空空如也。
面对眼前这令人震惊的场面,她不由得脱口喝彩道:“真有他们的!他们算是有人样!”
忽然她像是听到陌生人的叫喊一般,骇然止声。她注意到凯洛格正感到有些怪异似的打量着她,脸上却含着隐隐的笑意。
这台老式蒸汽机是公司能给彗星特快找到的最好的一台机车了。炉内仍有火光,气压计的指针已经降到很低,透过宽大的挡风玻璃,只见大灯正射向前方铁轨间的一排排路枕,它们本应是向车灯飞奔而来,此刻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像梯子一般,屈指可数。
她伸手拿过行驶登记簿,查阅上面记载着的最后这批机组人员的名字。司机的名字是帕特·洛根。
她缓缓地垂下头,闭上眼睛,想起了在蓝绿色钢轨上的第一次试车。在帕特·洛根最后的这一次寂静的行驶途中,他一定也像此刻的她那样,想到了那一幕。
“塔格特小姐?”欧文·凯洛格在一旁轻声说道。
她一下子将头扬起。“啊,”她答应着,“哦……好吧。”她平淡的声音里只有斩钉截铁般的果断——“我们必须得找到电话,叫另一组人上来。”她瞟了一眼手表,“按刚才行驶的速度,我想我们肯定是在距离俄克拉荷马州界八英里的地方,布莱德肖应该是可以联系上的最近一个分站点,我们离那里大约还有三十英里。”
“我们后面还有塔格特公司的火车吗?”
“下一趟是253号长途货车,但就算它能准时,也要早上七点才能开到这里。”
“七个小时里就只有一趟货车?”他情不自禁地说道,语气里流露出他对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这家伟大的铁路公司的无比忠诚。
她的嘴角微微一咧,笑容稍纵即逝。“现在咱们的长途运输可不是你那个时候的样子了。”
他慢慢地点了点头。“我想,西堪萨斯公司今晚也不会有车过来吧?”
“这我一下说不好,但我想应该没有。”
他望了望铁道边的电线杆。“但愿西堪萨斯公司的人能维护好他们的电话线路。”
“你是说根据他们的路况判断,他们有可能维护不好。不过我们总要试试看。”
“对。”
她转身欲走,却又停了下来。尽管她知道现在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但话还是脱口而出。“你知道,”她说,“最难过的是看到我们的人放在火车后面用来保护我们的那些信号灯。他们……他们对人命的关注程度超过了这个国家对他们生命的关心。”
他像是特意强调似的迅速望了她一眼,随即庄重地回答道:“的确如此,塔格特小姐。”
他们攀着机车一侧的扶梯下来的时候,发现铁道旁边已经聚起了一群乘客,不断还有更多的人从车上下来加入到人群之中。这些原本一直在坐等的人们凭着固有的直觉,知道已经有人出来挑起了责任,那么他们现在出来就是安全的了。
众人都带着询问期待的神情看着她向他们走来。惨白的月光似乎消融了他们相貌各异的面孔,只是把他们共同的特征凸显了出来:那是一种审慎的打量,有些害怕,有些乞求,还有一些暂时压下去的粗鲁。
“有没有谁愿意代表乘客来讲话?”她问道。
大家面面相觑,无人吱声。
“很好,”她说,“你们不用非得说话。我叫达格妮·塔格特,是这家铁路公司的业务副总,那么”——人群顿时出现了一片骚动,一些人在晃动着,另一些人则开始交头接耳地嘀咕起来,显然大家的心里都觉得踏实了——“那么,就由我来说好了。我们这趟车上的乘务人员已经丢下车跑了。没有发生任何事故,火车头完好无损,但却没人来驾驶。这就是报纸上所说的被冻结的火车。你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并且你们也清楚原因是什么。或许你们比今晚才发现这些理由,并把你们抛下的那些人更早地知道这是为什么。法律禁止他们逃跑,但现在这已经毫无用处了。”
一个妇人突然不耐烦而歇斯底里地扯着嗓子尖叫道:“我们该怎么办?”
达格妮停下来看着她。那妇人正往前面挤,想要钻进人群之中,好让自己的身旁能有一些人,填补她身边这片无边的真空——那便是延展开去、与月光融为一体的荒原,靠着微弱的光线泛出死一样的磷光。妇人在睡袍外披了一件外罩,外罩敞开着,肥胖的小腹便在薄薄的睡袍下挺了出来,那副猥亵不堪的样子好像是自认人类的一切裸露都是丑陋的,并对此毫不掩饰。一时间,达格妮居然后悔自己还要继续说下去。
“我会沿着铁路线去找电话,”她继续开口说,声音犹如月光一般清冽,“路的右侧每隔五英里就有一部紧急求助电话,我会叫人再派一组乘务人员过来。这需要一些时间,请你们待在列车上,尽量保持好秩序。”
“要是碰到抢劫的怎么办?”另一位妇女紧张地问。
“不错,”达格妮说,“我还是找个人和我一起走一趟比较好,有谁愿意去?”
她误解了那位妇女的用意。人群中没人应声,大家都尽量避免同她和周围的人目光相对。这里没有了眼睛,只有一双双在月亮下发出亮光的潮湿的椭圆形。瞧瞧他们吧,她心里想,瞧瞧这群新时代的人们,这群只知道索取和接受他人牺牲成果的人们。她被他们沉默之中蕴藏着的怒气所震惊——这怒气是在告诉她,她不应该把他们带到如此的时刻当中——而她则怀着从未有过的冷酷感,显然是故意地在保持着沉默。她注意到欧文·凯洛格也在等待着,但他没有去看其他的乘客,而是一直盯着她的脸。当他确信人群中不会有人答应时,便平静地开口说:“我当然会和你一起去,塔格特小姐。”
“谢谢你。”
“那我们怎么办?”那个紧张的妇人尖叫道。
达格妮向她转过身去,以商界经理人特有的正式而刻板的平淡语气说道:“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出现过抢劫者袭击冻结火车的案件。”
“可我们现在究竟在哪里?”一个大块头的男人问道,他穿了件贵得出奇的外套,一张脸格外的臃肿;他装腔作势地拿出了一副喝令佣人的腔调,“是在哪个州的哪个地方?”
“我不知道。”她回答。
“我们要在这里耽误多久?”另外一个人俨然是一副被逼急了的债主的口气。
“我不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能到旧金山?”第三个人问话时活像是警长在审问嫌犯。
“我不知道。”
此刻,在感到有人会安全地照管他们之后,人们便像在黑暗的炉膛里炸开的栗子一般,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不依不饶起来。
“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一个女人跳上前来,冲着达格妮的脸上狂喷道,“你没有权利让这种事情发生!我可不打算被困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干等!我需要有交通!”
“闭上你的嘴,”达格妮说,“否则我就锁上列车的门,让你们在原地待着。”
“你不能那么做!你是大众的运输工具!你无权歧视我!我要向联合理事会告状!”
“——那也得等我找到火车,把你拉到理事会那里才行。”达格妮说完,便掉过身去。
她看到凯洛格正望着她,他的目光犹如是在她说的话下面划了一道线,像是给她提着醒。
“去找个电筒来,”她说,“我去拿上我的手提包,然后咱们就走。”
当他们开始沿着一节节沉寂的车厢向前走着去找铁路电话的时候,他们发现从火车上下来了一个人,急匆匆地向他们走来。她认出此人正是那个流浪汉。
“遇到麻烦了吗,小姐?”他停住问道。
“乘务人员都跑了。”
“哦,那该怎么办?”
“我要找电话和分公司的站点联系上。”
“你不能一个人去,小姐,现在这世道可不行,还是我和你一起去吧。”
她笑了。“谢谢,不过我没事。这儿的凯洛格先生会陪我去的,那个——你叫什么名字?”
“杰夫·艾伦,小姐。”
“听着,艾伦,你在铁路上干过吗?”
“没有,小姐。”
“那好,你现在就要开始干了。现在你就是副列车长和代理业务副总。我不在的时候,你的任务就是负责这趟列车,维持秩序,不要让那些家伙乱来。告诉他们你是我亲自任命的。你用不着拿什么凭据,只要有人发话,他们就会老老实实的。”
“是,小姐。”他带着理解的目光,坚定地回答。
她想起有钱便有信心这句话来,于是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百元大钞,塞进了他的手里。“就算是预付的工资吧。”她说。
“是,小姐。”
她刚刚迈步走开,他便在身后叫了起来:“塔格特小姐!”
她转过身,“怎么?”
“谢谢你。”他说。
她笑笑,微微抬起手做了个告别的动作,便接着走开了。
“那人是谁?”凯洛格问。
“一个被抓住逃票的流浪汉。”
“我看他能行。”
“他行的。”
他们无言地从机车旁边走过,向着车头大灯照亮的前方走去。起初,他们脚踩着枕木行进,强烈的灯光从身后打来,这一切仿佛还令他们有熟悉的铁路的感觉。接着,她发觉自己开始盯着脚下枕木上的灯光,眼看着它慢慢地黯淡下去,她竭力想抓住它,想一直能看到它那黯淡的光芒,但终于意识到了木头上的微亮已经只不过是月光而已。她的身体情不自禁地一哆嗦,回身望去。车灯依旧在他们的身后亮着,像是个泛着银色水光的星球,看上去很近,但已经属于另一个星系的另一个轨道。
欧文·凯洛格默默地走在她的身旁,她很清楚他们都知道对方正想些什么。
“他不可能,上帝呀,他不可能!”她忽然浑然不觉地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
“谁?”
“内特内尔·塔格特,他不可能让自己与那群乘客一样的人为伍,不可能去为他们开火车,不可能去雇佣他们,无论作为顾客还是工人,他都绝不会和他们打交道。”
凯洛格笑了,“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不会靠剥削他们来发财吧,塔格特小姐?”
她点了点头,“他们……”她说道,他听到了她的嗓音在微微地颤抖,那里面饱含着爱与痛苦,以及愤怒。“多少年来,他们总是说他的发迹靠的是压制别人的才能,是不给别人任何机会,还说……还说人的无能正好符合他自私的胃口……可他……他并不想要人们对他唯命是从。”
“塔格特小姐,”他的声音中多了一种奇怪的严厉语气,“只要记住他所代表的是生存的法则,在人类漫长历史的一瞬间,正是这个法则将奴隶制逐出了文明社会。当你难以辨别出他对手的真实嘴脸时,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你听说过一个叫爱芙·斯塔内斯的女人吗?”
“嗯,听说过。”
“我一直在想,那些乘客今晚的举动一定是她很想看到的,这正是她的追求。但我们——像你我这样的人却对此难以忍受,对不对?没人会忍受,也不可能忍受。”
“你怎么知道爱芙·斯塔内斯追求的不是生存的法则呢?”
她感到自己内心的边缘有某种模糊——如同她此刻在荒原的尽头望见的一团团既不像光,又不像云或雾的东西——她不明白这模糊究竟是什么,但它却半遮半露地引诱着她去琢磨。
她没有说话。他们那富有节奏感的脚步犹如在寂静中被一节节张开的铁链,脚步声在枕木之间起落。鞋跟踩在木头上,发出硬邦邦的、迅捷的声响。
除了知道他是个从天而降的得力助手之外,她一直没来得及好好看看他,现在,她特意仔细地打量起他来。他的脸上依然有她记忆中喜欢的那种坦荡、坚毅的神情,但这张脸已经变得宁静晴朗,安详了许多。他的衣服已经磨得很旧,即使是在黑夜之中,她也能辨认出他那件旧皮夹克上的道道磨痕。
“你离开塔格特公司后一直在做些什么?”
“哦,干过好多事。”
“现在你在哪儿工作?”
“应该算是临时工吧。”
“那干什么活儿呢?”
“什么都干。”
“你没在铁路上干?”
“没有。”
这短促有力的声音似乎极有说服力。她知道,他很清楚她问话的用意。“凯洛格,要是我告诉你现在整个塔格特系统里一个能干的人都没了,要是我同意你随意挑职位和待遇,你愿意回来吗?”
“不。”
“我们下滑的运输状况让你很吃惊,我想,你还想象不到人才流失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三天前,我为了铺五英里长的临时铁轨而四处找人,这种痛苦我就不和你提了。我要在洛基山里修五十英里的铁路,现在想不出办法来,但这条路却非修不可。我在全国到处找人,一个也找不出来。我现在情愿拿半个公司去换回像你一样的雇员,偏偏这个时候,我就突然在这里的一个硬座车厢里遇见了你——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能让你走了吗?你可以随便挑职位,你想做地区总经理,还是业务副总的助理?”
“不。”
“你现在还在为生计奔波,对不对?”
“对。”
“看来你挣的钱并不很多。”
“我能够自食其力——而且也用不着给别人挣钱。”
“你怎么单单不愿意在塔格特公司工作呢?”
“因为我想要做的工作你是不会同意的。”
“我?”她顿时停住了脚步,“老天爷,凯洛格!你难道还不明白?无论你想做什么我都会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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