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里的科幻小说（1/2）

一九九五年八月八日，星期三（亨利三十一岁）

亨利：我和马特在特殊藏品室的书架间捉迷藏。他找我，是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给纽贝雷图书馆理事会以及它的妇女书法俱乐部的成员讲解书法艺术了；我躲他，是想趁他还没有找到我之前把衣服穿上。

“亨利，快点，他们都等着呢！”马特在美国早期印刷品区附近喊我，我则在法国二十世纪艺术家的生活这一侧慌忙地套裤子。“再等一会，我在找一样东西。”我嚷着，暗自心想今后一定要学会变位发声术，以便应付这样的状况。马特的声音越来越近了，“你知道康那利夫人家的猫快要生了吗？别找了，我们走吧——”他把头伸到我这一排，我刚好在扣衬衫纽扣，“你这是在干吗？”

“你说什么？”

“你又在书架之间裸奔了，是吧？”

“嗯，也许吧。”

“主啊！亨利，把那辆推车给我。”马特一把拉过装满书的推车，朝阅览室的方向走去。沉重的金属门开了又关，我穿上鞋袜，打好领带，掸落西服上的灰尘，也跟进了阅览室。阅览室里的大桌子已被一群中年阔太太围满了，我和马特各坐一头，彼此面对面。我开始介绍天才鲁道夫·科赫 237 发明的各种书写字体，马特则铺开毛毯，打开文件夹，不停地插说些科赫的奇闻轶事，最后他的表情证实这次他不再找我算账了。心情愉快的太太们一个个悠闲地出门吃午餐去了。马特和我围着桌子，把书收进盒子，一一放到推车上。

“真抱歉，我迟到了。”我说。

“要不是你表现出色，”马特回答说，“我们现在就会把你揉成皮革，重新装订到《裸体文化宣言》里去。”

“根本就没那本书。”

“打赌？”

“不。”我们把车推回书架区，再把那些文件夹和书重新归位。然后，我请马特去泰国情郎吃午饭。一切即使不被遗忘，也都被原谅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一日，星期四（亨利三十一岁）

亨利：纽贝雷图书馆里有座让我畏惧的楼梯，位于过道的最东边，一连四层都是。楼梯把阅览室和书库隔开，它本身并不宏伟，也没有主楼梯那样的大理石台阶和雕花栏杆。它没有窗户，只有些荧光灯、煤渣空心砖墙和一道道贴了黄色防滑条的水泥台阶，通向每层过道的金属门上也没有玻璃窗口，然而，这些都不足以让我害怕，我不喜欢它的原因是那“笼子”一样的结构。

“笼子”在楼梯的正中，四层楼那么高，乍看像是供升降机运行的空洞，可是那里从来没有什么升降机。纽贝雷里没有人知道这个“笼子”有什么用，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安在那儿，我猜，可能是为了防止有人从那里跳楼，以免摔成缺胳膊断腿的残尸。“笼子”是钢材料的，现在却被漆成了浅褐色。

记得我第一天来纽贝雷上班，凯瑟琳带我看遍了图书馆的每个角落。她自豪地向我介绍书库、手工书艺馆、东边马特常溜去练歌的空关房、基金会董事那狗窝一样的阅览室、职工阅览室，还有员工餐厅。我们回馆藏图书室的路上，凯瑟琳打开了那扇通往楼梯的门，那一刻我便感到了恐慌。我瞥了一眼“笼子”十字交错的钢丝，就像匹受惊的、无法继续走动的马。

“那是什么？”我问凯瑟琳。

“噢，那是‘笼子’。”她漫不经心地回答我。

“里面有电梯吗？”

“没有，只是一个空笼子。我也不知道那有什么用。”

“噢，”我走上前去，往里张望，“有没有门可以下去？”

“没有，你进不去的。”

“噢。”我们走上楼梯，继续参观。

从此以后，我一直避免走那道楼梯，也尽量不去想这座“笼子”，我不想因此小题大做，惶惶不安。可如果真的落到里面，我就没办法出来了。

一九九五年六月九日，星期五（亨利三十一岁）

亨利：我终于在纽贝雷四楼的员工男厕所里现身了。我这一去就是好几天，滞留在一九七三年印第安纳州的乡村里，饥肠辘辘，胡子拉碴的。更糟糕的是，我的眼睛被打得青紫不消，更找不到自己的衣服。我起身，把自己反锁进一个小间里，坐下思考。就在我苦思冥想时，有人进来了，他拉开拉链，对准小便池“哗哗”地尿起来，他撒完尿，拉上拉链，又多待了一秒，而此时此刻，我实在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谁在里面？”罗伯托问。我静静地坐着。从门的空隙处，我看到罗伯托慢慢弯下腰来，透过隔间的门板看着我的脚。

“亨利？”他说，“我让马特把你的衣服送过来。请你穿上衣服到我的办公室来。”

我怯生生地走进罗伯托的办公室，在他桌子对面坐下。他正在接电话，我乘机瞥了一眼他的日程表，是星期五，桌子上的钟显示为2：17。我这次离开了二十二个小时多一点。罗伯托把听筒轻轻搁到电话机上，转过身来看我。“关上门。”他说。这只是个形式，我们办公室的四壁其实都是些不到屋顶的隔板而已。不过，我还是照他说的做了。

罗伯托·卡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方面的知名学者，也是特殊藏品室的负责人。他的脸色总是馆里最红润的，每天容光焕发，美髯齐整，一副令人鼓舞的样子。此刻，他透过双焦眼镜，忧心忡忡地看着我说：“你也知道，我们这里不能发生这种事情。”

“是的，”我说，“我知道。”

“我想问问为什么你眼睛上有这么大一块乌青？”罗伯托的声音十分严厉。

“我想，我走路撞到树了。”

“对呀。我怎么愚蠢到连这个都想不到呢？”我们坐下来彼此对视。罗伯托说：“昨天我碰巧看到马特捧着一堆衣服进了你的办公室。马特已经不是第一次捧着衣服从我眼前走过了，我叫住他问他手里的东西是从哪儿弄来的，他说是在男厕所里发现的。我问他为何着急要把那堆衣服送到你办公室呢？他说这些衣裤看上去像是你穿的，而它们也确实是你的。因为大家都找不到你，就把衣服放在你的办公桌上。”

他顿了一会儿，仿佛在等我说些什么，可我想不出任何恰当的话语。于是他继续说道，“今天早晨，克莱尔打电话来，对伊莎贝拉说你得了重感冒，不能上班了。”我紧紧捂住脸，一只眼睛突突直跳。“请你解释一下。”他命令道。

话已经挂在我的嘴边，罗伯托，我陷在一九七三年里无法回来。我在印第安纳州的蒙切。一连几天，我都蹲在牲口棚里。我被谷仓的主人——一个壮汉打得半死，原因很简单：他以为我要欺负他的绵羊。可我当然不能这样说，我只说了声，“我真的不记得了，罗伯托，实在抱歉。”

“啊，那样的话，我猜，马特赢了。”

“赢什么？”

罗伯托微微一笑，我觉得，或许这次他不一定会解雇我。“马特打赌说，你甚至都不愿意解释一下。阿米莉娅赌你被外星人绑架了，伊莎贝拉赌你被牵扯进了一个国际贩毒集团，最后被黑社会绑架并惨遭杀害。”

“凯瑟琳是怎么说的？”

“噢，我和凯瑟琳都坚信，所有这一切现象，都源自某种与裸体或者与图书相关的、难以启齿的性怪癖。”

我深深吸了口气，“其实更像癫痫症。”我说。

罗伯托疑惑地看着我，“癫痫症？你昨天下午就失踪了。现在眼睛有乌青，脸上、手上全是抓痕，我昨天让保安把这幢楼从头到尾都仔细搜查了一遍；他们告诉我你有在书库里脱衣服的习惯。”

我盯着自己的指甲。当我抬起头来，罗伯托正凝望着窗外。“我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亨利。我真的不想失去你，你现在站在这里，衣冠齐整，看上去是那么……称职。可是，这种事情绝对不允许再发生了。”

我们坐着，对视了几分钟。最后，罗伯特说，“告诉我这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不能。可我希望我能。”

罗伯特叹了口气，朝门口挥了挥手，“你走吧。去把奎格里藏书好好做个目录，这样你可以暂时少惹些麻烦。”（奎格里藏书是最近刚刚捐赠来的，其中包括两千多本在维多利亚时代昙花一现的通俗读物，大多都得用肥皂洗一遍。）我顺从地点了点头，站起来。

我刚要开门，罗伯托追问道：“亨利，那件事情真的那么糟糕，连我也不能说吗？”

我犹豫了一会儿，“是的。”我说。罗伯托再没说什么。我随手关上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马特正坐在我的桌子后面，忙着把他日程表里的东西跟我的调换。我进屋时他抬起头，“他开除你了吗？”马特问。

“没有。”我回答。

“为什么没有？”

“不知道。”

“真是怪了。顺便说一句，给芝加哥手工图书装订者协会的报告，我已经替你讲了。”

“谢谢。明天请你吃午饭好吗？”

“当然了。”马特查看了一下面前的日程表，“再过四十五分钟，我们就该去给哥伦比亚学院凸版印刷术班的学生上演示课了。”我点了点头，在桌子里搜寻讲课要用的展品清单。“亨利？”

“怎么了？”

“你这次去哪了？”

“印第安纳州的蒙切，一九七三年。”

“哦，好吧，”马特翻了翻眼睛，咧开嘴嘲笑着说，“就当我没问好了。”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天（克莱尔二十四岁，亨利八岁）

克莱尔：我在金太家做客，这是一个十二月飘雪的周日午后。圣诞节大采购后，我正坐在金太的厨房里喝着热巧克力，边在电热器上暖脚，边描述着刚才淘到的便宜货和装饰品。我们说话时，金太居然还在玩接龙，我钦佩她娴熟的技巧，尤其是她能超速地在黑牌后面接上红牌。炉子上小火炖着一锅汤，饭厅里有些响动，一把椅子倒了，金太抬起头来，转过身去。

“金太，”我低声说，“饭厅桌子底下有个小男孩。”

有人咯咯地笑出声来。“是亨利吗？”金太大声问。没有回答。她起身站到厨房门口，“嗨，朋友，别那样。穿上衣服，先生。”金太转身进了餐厅。低声的说话，咯咯的笑声，接着是一片安静。突然，一个光着身子的小男孩站在门口，看着我，然后又突然消失了。金太走进来往桌边一坐，继续玩起她的纸牌。

“哇！”我说。

金太笑了，“最近这不常发生了。现在他来时，就都是成年人了。不过，也没有以前来得那么频繁。”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像这样往前旅行，出现在未来。”

“嗯，到目前为止，你和他共有的未来还不多。”

好一会儿我才理解她的意思。之后我开始想，那会是怎么样的未来呢？未来在我的想象里不断延伸开去，渐渐使亨利有了足够多的机会，从过去来到我身旁。我喝着热巧克力，出神地望向金太窗外结冰的院子。

“你想他吗？”我问她。

“是的，我很想他。可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当他变成小时候的样子出现在这里，就像幽灵一样，你懂我的意思么？”我点了点头。金太停下手中的游戏，把纸牌收拢起来。她看着我微笑地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呢，嗯？”

“我不知道，金太。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

她站起来，走到炉子边，拨了拨锅里的炖品。“是啊，没人知道。”

“的确如此。”没有人知道。

后来，我和亨利双双躺在床上，外面仍在下雪，暖器发出微弱的“吱吱”声。我转过身来，他看着我，我说：“我们要个孩子吧。”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一日，星期一（亨利三十二岁）

亨利：我终于追踪到了肯德里克医生，他和芝加哥大学附属医院有很深的渊源。真是个又湿又冷的烂天气，芝加哥的三月本该比二月有所改善，但往往并非如此。我坐上城际列车，背对着前进的方向，市中心的街景离我飞驰而去。一会儿，我们就到了第五十九街。我下了车，在雨雪中努力前行。此刻是星期一上午九点，每个人都沉浸在自我中，还没有进入新一轮的工作状态。我喜欢海德公园，它让我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芝加哥，来到其他某个城市，比如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市。灰色的砖石建筑物在雨中更显阴沉，树枝上滴下饱满的雨珠，打在路人身上，一种既成事实后的空白和平静。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医生相信过我，可我会让肯德里克医生相信的，因为我相信他。他会成为我的医生，因为在未来，他就是我的医生。

我走进医院隔壁那座仿密斯 238 风格的小楼里，乘电梯直达三层，推开一扇玻璃门，上面贴着cp斯劳恩和dl肯德里克的金字标识。我在前台通报了姓名，然后坐上一张熏衣草香味最浓郁的沙发椅。候诊室是粉红和紫罗兰色的，我想是为了舒缓患者的情绪吧。肯德里克医生是遗传学专家，也是位不折不扣的哲学家，他的后一个身份，一定能在现实工作中帮他缓和各类严峻的场面。今天诊所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早到了十分钟。宽条纹的墙纸恰好就是碱式水杨酸铋 239 的颜色，与对面墙上挂着的棕、绿色调的水磨坊油画极不相称；家具是仿殖民地时代的风格，不过小垫毯的确很漂亮，有点像波斯的软地毯，真遗憾，如此美妙的东西居然放在这陋俗的候诊室里；前台接待员是位面善的中年妇女，经过多年的日晒，深深的皱纹刻在她的脸上，芝加哥刚是早春三月，可她的肤色已经暗褐如墨了。

九点三十五分，过道里传来说话声。一位金发女人推着小轮椅进了候诊室，轮椅上是个男孩，像是得了小儿麻痹之类的病，女人朝我友好地一笑，我也回了她一个微笑。她转身时，我看出她已怀孕了。前台接待说：“德坦布尔先生，你可以进去了。”我经过男孩身边，冲他笑了笑，那双大眼睛看着我，没有笑。

我走进肯德里克医生的办公室，他在一个档案夹上写着什么。我坐下后他依然继续在写。他比我想象的年轻，三十八九岁的样子。我总觉得医生应该是长者，那是情不自禁的念头，我小时候见过太多医生，才留下了这个印象。肯德里克一头红发，脸颊消瘦，下巴上留着胡子，还有一副厚厚的金属框眼镜，看上去长得有点像劳伦斯 240 。他穿着一身考究的炭灰色西装，墨绿色的窄领带，上面还别着一支红鳟鱼领夹。他肘边的烟灰缸里，烟蒂堆落到外边，尽管他现在并没有抽烟，可屋子里早已乌烟瘴气了。每样东西都很入时：不锈钢管、米色斜纹布、淡金色的木料。他抬头看我，微微地一笑。

“早上好，德坦布尔先生。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他看看他的记事本，“我这里好像并没有过你的记录，你有什么不舒服么？”

“性命。”

肯德里克吓了一跳：“性命？生命？出了什么事？”

“我得了一种病，听说今后会被称为‘时间秩序损坏症’。我不能长久地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时空中。”

“你说什么？”

“我会时间旅行，无法控制。”

肯德里克慌张起来，不过又很快镇定了。我挺喜欢他的，他开始尝试用和正常人说话的口气来应付我，尽管我明白，他正盘算着有什么认识的医生朋友可以推荐给我。

“可你为什么来看遗传门诊呢？或者，你是来作哲学方面的咨询？”

“我也很愿意和你聊聊它在广义上的不良影响，但是归根到底，这毕竟还是基因病。”

“德坦布尔先生，一看你就是个明白人……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病，对你，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你不相信我。”

“是的，我不相信。”

我有些悔恨地笑起来，我害怕会这样，可是我必须得这么做了。“这么说吧，我一生中已经看过好多医生了，可这是第一次我会提供一些证据：您夫人下个月就要生孩子了吧？”

他警觉起来，“是的，你怎么知道？”

“几年前，我见过你孩子的出生证，我时间旅行到我妻子的过去时，把情况都写了下来，装在一个信封里，当我和我妻子在现实里相遇后，她把信封交给了我。现在，我把它交给你，等你儿子出生后，再打开来看。”

“我太太要生的是女儿。”

“不，事实上不是那样，”我温和地说，“我们不要争论了。好好保存它，孩子出生后再打开看。不要扔了。你看完后，如果想找我，就给我打电话吧。”我站起身来，准备要走。“祝你好运。”我说，那口气仿佛我再也不会相信好运。我深深为他遗憾，却也无可奈何。

“再见，德坦布尔先生。”肯德里克医生冷冷地说。我离开了。我走进电梯，对自己说，他此刻一定已经打开了信封。里面是一张打印纸。上面写着：

科林·约瑟夫·肯德里克

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凌晨一点十八分

五斤九两白种男性

唐氏综合征

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星期六，早晨5：32

（亨利三十二岁，克莱尔二十四岁）

亨利：我们睡得很不踏实，整个夜里不停地醒来、翻身、起身，再重新回到床上。肯德里克家的孩子今天凌晨就要诞生了，很快我们家的电话铃声就会响起。果然响了。电话机在克莱尔这边，她拿起话筒，非常轻柔地问了声“喂”，然后便把听筒递给我。

“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是怎么知道的？”肯德里克几乎是在耳语。

“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一分钟内我俩谁也没有再说话。我觉得肯德里克正在哭。

“到我办公室来吧。”

“什么时候？”

“明天。”他说完，挂断了电话。

一九九六年四月七日，星期天

（亨利三十二岁同时是八岁，克莱尔二十四岁）

亨利：我和克莱尔驱车去海德公园，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沉默着。天空下着雨，雨刷不停地为风和前窗上流淌而下的雨水打节拍。

仿佛要继续一段从没开始过的对白，克莱尔说：“这不公平。”

“什么？肯德里克？”

“是的。”

“造化确实很不公平。”

“哦——不。我的意思是说，那孩子真叫人伤心，可我所说的是我们，我们利用了他们家的不幸，这不公平。”

“不正大光明，是吗？”

“嗯。”

我叹了口气。第五十七街的标记牌出现在眼前，克莱尔换了车道，开了过去。“我同意你的话，可是现在为时已晚。我本想……”

“不管怎么说，毕竟是晚了。”

“是的。”我们又陷入沉默。我指引着克莱尔穿行在迷宫般的单行道上，不一会儿，我们就停在了肯德里克办公楼的门前。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