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的污垢（2/2）
我如果在该干活时看书被爸爸逮住，会立刻溜之大吉，但泰勒岿然不动。“爸爸，”他说，“我吃完午……午饭再去干……干活。但上午我得、得学……学习。”大多数上午他们都会争论一会儿，然后泰勒放下铅笔，耷拉着肩膀，穿上靴子，戴上焊接手套。但也有些上午，爸爸一个人气鼓鼓地走出后门，这种情况总令我震惊。
我不相信泰勒真的会去上大学，会忍心弃山而去，加入光明会。我猜爸爸还有一整个夏天的时间去说服泰勒，每次小工队回家吃午饭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这事。哥哥们在厨房里晃悠，分餐装盘，爸爸则瘫在油毡上——他太累了，必须躺下休息，但是又不能弄脏母亲的沙发——开始了针对光明会的长篇大论。
有顿午饭尤其使我记忆深刻。泰勒正在用母亲摆出来的配菜组装玉米卷：他把玉米饼皮三个一排，整整齐齐码在盘子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加入碎牛肉、生菜和番茄，计数，再完美地分配酸奶油。爸爸又在滔滔不绝。就在爸爸即将讲完，换口气准备重新开始时，泰勒把三个完美的玉米卷放进母亲用来做酊剂的榨汁机里，打开了按钮。机器的轰鸣声响彻厨房，强行施加了一种寂静。轰鸣停止，爸爸又开始了。泰勒把橙色的液体倒进杯子里，小心翼翼地开始喝，因为他的门牙仍很松动，仍试图从他的嘴中蹦出。有许多回忆可被看作我们人生这一阶段的象征，但这段记忆一直令我念念不忘：爸爸的声音从地面升起，而泰勒在喝他的玉米卷。
春去夏来，爸爸的坚决变成否认——好像争论结束，他赢了。他不再谈论泰勒要离开的事，也拒绝雇人替代他干活。
一个温暖的午后，泰勒带我去城里外公外婆家玩。他们仍住在母亲小时候生活过的房子里，那是一栋与我们家有天壤之别的房子。装饰虽不华贵却得精心打理——地板上铺着奶白色地毯，墙上贴着柔软的花瓣墙纸，窗户上装有厚厚的百褶窗帘。他们几乎没更换过任何东西。地毯、墙纸、餐桌和台面——一切都和我母亲童年时一样，仿佛让我看到了旧日时光。
爸爸不喜欢我们去那里。外公退休前是个邮递员，爸爸说值得我们尊敬的人都不会为政府工作。外婆更糟糕，爸爸说，她很轻佻。我不知道“轻佻”是什么意思，但他时常这样说，以至于我将这个词与她，与她家奶白色的地毯和柔软的花瓣墙纸联系在一起。
泰勒很喜欢待在那里。他喜欢外祖父母相互说话的方式，平静，有条理，温柔。他们家有种气氛，让我无须别人提醒就本能地感到，不该大喊大叫，不该打人，也不该在厨房里全速冲刺。在那里我唯一被一再提醒的就是，一定要把沾满泥巴的鞋子放到门边。
我们刚在她家的印花沙发上坐下，外婆就说：“去上大学！”她转向我说，“你一定为你哥哥感到骄傲吧！”她笑眼弯弯。我能看清她的每一颗牙齿。我心想，外婆竟然觉得洗脑是件值得庆祝的事，随她这么去想吧。
“我去趟卫生间。”我说。
我一个人慢慢穿过走廊，每走一步都停下来，让脚趾陷进地毯里。我笑了，想起爸爸曾说过，外婆能把地毯保持得这么白，只是因为外公从没真正干过活。“我的手可能很脏，”爸爸说着，朝我挤挤眼，露出他黑黑的指甲，“但这可是诚实的污垢。”
几个星期过去了，时值盛夏。一个星期天，爸爸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我们有了充足的食物储备，”他说，“燃料和水也存好了。现在只缺钱。”爸爸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把它揉成一团，“不是这种假钱。世界末日来临时，这些毫无价值。人们会用几百美元钞票换一卷厕纸。”
我脑海中闪现一个世界，绿色钞票像空汽水罐一样散落在公路上。我环顾四周。其他人似乎也都这么想，尤其是泰勒。他的眼神专注而坚定。“我存了点钱，”爸爸说，“你们的母亲也藏了一些。我们要把这些钱变成银子。金和银，才是将来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几天后，爸爸带回来一些银子和金子。都是硬币形状，装在又小又重的箱子里。他把这些箱子搬进屋，放到地下室。他不让我打开箱子。“它们可不是用来玩的。”他说。
后来泰勒也花了几千美元——在赔偿了农民的拖拉机和爸爸的旅行车后，这几乎是他的全部积蓄——给自己买了一堆银币，堆放在地下室的枪柜旁边。他端详着那些箱子，在那里站了许久，仿佛悬浮在两个世界之间。
泰勒比爸爸心软，我一求，他就给了我一枚银币，和我手掌一般大小。这枚银币让我安心。在我看来，泰勒购买银币是忠诚的宣言，是对我们家的承诺，尽管疯狂攫住了他，驱使他想离家上学，但最终他会选择我们。世界末日来临时，他会站在我们这边战斗。当树叶开始变色，从夏天的杜松绿变成秋天的石榴红和古铜金，我用手指无数次摩挲那枚银币，即使在最暗的光线下，它仍幽幽地闪着微光。这种原始的身体活动给我安慰，让我确信如果银币是真的，泰勒就不会离开。
八月的一天早晨，我一觉醒来，发现泰勒正把衣服、书和cd装进箱子。我们坐下吃早饭时，他几乎快装完了。我快速吃完，走进他的房间，看了看他的书架，现在除了一张cd，上面空无一物。正是那张黑色cd，上面是一群身穿白衣的人，现在我认出来那是摩门教礼拜堂合唱团。泰勒出现在门口。“我把那个给……给你留……留下。”他说。接着他走到外面，拿起水管冲洗他的车，把爱达荷州的灰尘冲刷干净，直到车子看上去像从未在土路上行驶过似的。
爸爸吃完早饭，一言不发地走了。我知道为什么。看着泰勒把箱子装进他的车，我简直要疯了。我想尖叫，但没有叫出声，而是冲出后门，翻过小山，朝山顶跑。我不停地跑，耳朵里的血液直往上涌，思绪被怦怦的心跳声掩盖。之后我转身往回跑，绕着草地跑向那辆红色火车车厢。我爬上车厢，刚好看到泰勒合上汽车后备厢，转过身来，好像想跟我们道别，却又没人可以告别。我想象他叫着我的名字，想象我没有回应时他脸上的落寞。
我从车厢上下来，他已经坐在驾驶座上了。我从一个铁罐后面跳出来，汽车正沿土路隆隆行驶。泰勒停下车，从车上下来，抱住了我——不是像大人拥抱孩子那样蹲下来，而是另一种拥抱：我们俩都站着，他把我拉过去，脸贴近我的脸。他说他会想我，然后松开我，钻进汽车，飞快地开下山，上了高速公路。我看着尘土落完。
之后泰勒极少回家。他在敌方阵线上为自己开创了新生活，很少回到我们这边。五年后我十五岁，就在我对他几乎没了记忆时，他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突然闯入我的生活。那时我们俩成了陌生人。
多年以后，我才会明白他那天离开的代价是什么，他对自己要去的地方有多么不了解。托尼和肖恩离开了山，但他们离开是去干父亲教他们干的行当：开挂车，做焊接，拆废料。泰勒步入了一片虚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也不知道。他无法解释这个信念从何而来，也无法解释它是如何发出明亮的光来穿透那黑暗的不确定。但我一直猜想那来自他脑海中的音乐，来自我们其他人听不到的充满希望的曲调，来自他买三角学书和收藏铅笔屑时一直哼唱的秘密旋律。
夏天逐渐走远，似乎在自己的高温中蒸发了。白天仍然很热，但晚上天气开始转凉，日落之后几小时寒意渐浓。泰勒已经离开一个月了。
一天下午，我和城里外婆在一起。那天虽然不是星期天，早上我还是洗了个澡，特意穿上没有破洞和污渍的衣服，这样我就可以干净得体地坐在外婆的厨房里，看她做南瓜饼干了。秋日的阳光透过薄纱窗帘洒在金盏花瓷砖上，让整个房间发出琥珀色的光芒。
外婆把第一批饼干放进烤箱后，我去了趟卫生间。穿过铺着柔软的白色地毯的走廊，我想起上次看到它时还和泰勒一起，心中不免一阵愤怒。卫生间感觉陌生。闪着珍珠般光泽的水槽，玫瑰般绚丽的大地毯，桃粉色的小地毯全都映入眼帘。甚至樱草花盖子下的马桶都在向外窥视。我从镶有乳白色瓷砖框的镜中看着自己。我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我自己了。有那么一刻，我在想难道这 就是泰勒想要的：漂亮的房子，漂亮的卫生间，漂亮的妹妹。也许他离开就是为了这个。想到这里我就对他心生怨恨。
水龙头附近摆着十几块粉色和白色香皂，玫瑰和天鹅形状，放在象牙色的贝壳皂盒里。我拿起一块天鹅形状的，放在手指间细细感受它的柔软。真美呀，我真想把它带走。我想象把它放在我们家地下室的卫生间里，它那精致的翅膀贴在粗糙的水泥上；我想象它躺在水槽上的泥坑里，周围是一块块发黄打卷的墙纸。我又把它放回了贝壳皂盒里。
出来后，我走向外婆，她一直在走廊里等我。
“你洗手了吗？”她问，她的声音甜美又温柔。
“没有。”我说。
听了我的回答，她的声音不再甜美。“为什么不洗呢？”
“手又不脏。”
“每次上完厕所后你都该洗手。”
“这又不重要，”我说，“我家卫生间连香皂都没有。”
“这不是真的吧，”她说，“我可不是那样教育你母亲的。”
我摆好姿态，准备争辩，想再次告诉外婆我们不用香皂，但我抬起头，看到的却不是我期待看见的那个女人。她看上去并不“轻佻”，也不像那种整天为白地毯而烦恼的人。那一刻，她变了。也许是她眼睛的形状，它们眯在一起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又或者是她线条生硬紧闭的嘴巴。或者可能根本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个老太太，还是那副模样，说的也是她常说的话。也许她的转变只是我观感的一时改变——就那一刻而言，也许那是他的观感，那个令我既恨又爱的哥哥。
外婆领我进了卫生间，看着我洗完手，接着指引我用玫瑰色的毛巾把手擦干。我的耳朵发烫，喉咙发干。
不一会儿，干活归来的爸爸顺路来接我回家。他停下卡车，按喇叭叫我。我低着头出来了。外婆跟在后面。我把副驾驶座上的工具箱和焊接手套拿开，匆匆坐了上去。外婆对爸爸说了我不洗手的事。爸爸右手摆弄着变速挡，吸着脸颊听着。一阵大笑在他体内冒着泡。
回到父亲身边，我感受到他的力量。熟悉的镜头滑过我的双眼，一小时前外婆对我施加的奇异影响消失了。
“难道你不教孩子上完厕所后洗手吗？”外婆说。
爸爸挂上挡，卡车向前行驶。他挥了挥手，说：“我教他们不要尿在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