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双脚已离开土地（1/2）

十月，父亲赢得一份在马拉德城建造工业仓库的合同。马拉德城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农业小镇，位于巴克峰另一侧。对一个小团队来说——小队只有爸爸、肖恩、卢克和奥黛丽的丈夫本杰明——这是个大工程，但肖恩是一名优秀的工头，在他的带领下，爸爸获得了干活麻利可靠的名声。

肖恩不让爸爸走捷径。经过工作间门口时，有一半时间我听见两人互相叫嚷，爸爸说肖恩在浪费时间，肖恩尖叫着说爸爸差点把某人的头削掉。

连日以来肖恩都在为仓库清洗、切割和焊接原材料，一旦工程开工，他几乎常驻马拉德。日落几小时后他和爸爸回到家时，两人几乎总是骂骂咧咧的。肖恩希望操作更专业，想用马拉德项目的利润投资购买新设备；爸爸则希望一切维持现状。肖恩说爸爸不明白搞建筑比拆废品更有竞争力，如果他们想签下真正的合同，就要舍得花实实在在的钱购买真正的设备——具体说来，就是一台新焊机和一台带篮子的乘用升降机。

“我们不能一直用叉车和破干酪托盘。”肖恩说，“看上去像坨屎，而且很危险。”

想到用带篮子的升降机，爸爸放声大笑。叉车和托盘他已经用了二十年了。

大多数晚上我都工作到很晚。兰迪计划驱车进行一趟长途旅行来招揽新客户，让我在他不在时帮忙打理生意。他教会我如何使用电脑记账、处理订单、维持库存。我从兰迪那里第一次听说了因特网。他教我上网、浏览网页、写电子邮件。出发那天，他给我留下一部手机，以便随时与我保持联系。

一天晚上，就在我正要下班回家时，泰勒打来电话。他问我是否在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我不能参加考试，”我说，“数学我一窍不通。”

“你有钱，”泰勒说，“去买书自学。”

我什么也没说。大学与我无关。我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将会如何：十八九岁时，我会结婚。爸爸将分给我农场的一个角落，我丈夫会在那里盖间房子。母亲会教我草药和助产的知识。现在她偏头痛发作不那么频繁了，又去给人接生了。我生孩子时，母亲会来接生。我猜有一天，我 也将成为一名助产士。我不知道未来哪里有大学的影子。

泰勒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你知道西尔斯修女吗？”他说。西尔斯修女是教堂唱诗班的指挥。“你猜她是怎么学会指挥唱诗班的？”

我一直崇拜西尔斯修女，也羡慕她的音乐知识。我从没想过她是怎么学会的。

“她去学的，”泰勒说，“你知道吗，你可以去拿个音乐学位。有了音乐学位，你就可以教课，可以指挥教堂唱诗班。即使是爸爸对此也不会有很大意见，不会说什么。”

母亲最近买了美国在线 [22] 网络的试用版。我只在兰迪的店里为了工作上的事上过网，但泰勒挂了电话后，我打开电脑，等着调制解调器拨号。泰勒提到杨百翰大学的官网。只花了几分钟我便找到了它。屏幕上满是照片——整齐的、颜色如太阳石般的砖砌大楼，周围绿树成荫，美丽的人们边走边笑，胳膊下夹着书，肩上挎着背包，看上去就像电影里的画面。一部欢快的电影。

第二天，我驱车四十英里来到最近的书店，买了一本崭新的大学入学考试学习指南。我坐在床上，翻开数学练习测验。我浏览了第一页。并不是我不会解方程，而是我压根儿不认识那些符号。第二页，第三页，全都一样。

我拿着测验题找母亲。“这是什么？”我问。

“数学。”她说。

“那么数字在哪儿呢？”

“这是代数。字母就代表数字。”

“怎么做呢？”

母亲拿来纸和笔，摆弄了几分钟，前五个方程没解出一个。

第二天我又驱车四十英里，来回八十英里，带着一本厚厚的代数课本回到了家。

每天晚上，小工队正要收工离开马拉德时，爸爸会给家里打电话，以便母亲在卡车开到山上时备好晚饭。我留心听着那个电话，电话一打过来，我就开母亲的车离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到虫溪剧场，坐在包厢看排练，把脚放在窗台上，在面前摊开一本数学书。自从学完除法，我就没再学过数学，对概念也不熟悉。我能理解分数的理论，但做起来很费劲，而且一看到页面上的小数，我就心跳加速。连续一个月，每天晚上我都坐在剧场的红丝绒椅子上，在舞台上的演员背诵台词时，练习最基本的运算——如何做分数乘法，如何运用倒数，如何将小数加减乘除。

我开始学习三角学。奇怪的公式和方程让人安心。我被勾股定理及其通用性深深吸引——它始终能预测任意一个直角三角形三边的关系。我对物理的认知全部来自废料场，那里的物质世界似乎极不稳定、反复无常。但有一个原理可以定义和捕捉生命的维度。也许现实并非完全变化无常。也许它能被解释和预测。也许它能用常理理解。

我从勾股定理转向学习正弦、余弦和正切时，痛苦开始了。我无法理解如此抽象的概念。我能感知其中的逻辑，能感觉到它们赋予秩序和对称的力量，但我无法破解其中的奥秘。它们严守秘密，成为一扇大门。我相信这扇门外是一个规则而理性的世界，但是我无法通过那扇门。

母亲说如果我想学习三角学，她有责任教我。她预留出一个晚上，我们俩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扯着头发在纸片上乱涂乱写。我们花了三个小时才解答出一道题，但解出的所有答案都是错误的。

“我高中时一点儿也不擅长解三角，”母亲砰的一声合上书，抱怨道，“我学的那点儿知识全都忘了个一干二净。”

爸爸正在起居室里一边翻着仓库设计图，一边喃喃自语。我见过他亲手画设计图，亲自做计算，修改这个角度或增加那根大梁的长度。爸爸几乎没接受过正规的数学教育，但他的天赋不容置疑：不知怎的，我知道如果我将方程式摆在爸爸面前，他肯定能解出来。

我对爸爸说过我想去上大学，他当时说，一个女人的位置在家里，因此我应该学习有关草药的知识——他笑着称之为“上帝的药房”——以便将来接替母亲。当然，他还说了很多，质问为何我放着上帝的知识不学，反而去追求人类的知识。但我仍决定向他询问三角学的题。这点儿人类的知识，我确信他肯定拥有。

我草草将题写在一张新纸上。我走近时爸爸没有抬头，我小心翼翼地把纸放在他的设计图上。“爸爸，你能解答这道题吗？”

他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接着目光变得柔和起来。他将那张纸转了一圈，盯着看了一会儿，便开始潦草地画起数字、圆圈和巨大的弧线。他的解题方法与课本上的完全不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方法。他咕哝着，脸上的小胡子也跟着抖动。最后他不写了，抬起头说出了正确的答案。

我问他是怎么解的。“我不知道怎么解 ，”他边说边把那张纸递给我，“我只知道，这就是答案。”

我走回厨房，将干净平衡的等式与凌乱的草稿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计算过程做了一番比较。我被这张奇特的纸所震撼：爸爸可以掌握这门科学，可以破译其语言和逻辑，可以从中弯转、扭曲、挤压出真相，但他的解答过程却呈现出一片混乱。

我学习了一个月的三角学。我有时会梦见正弦、余弦和正切，梦见神秘的角度和让我绞尽脑汁的计算，尽管如此，我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我无法自学三角学，但我认识一个自学成功的人。

泰勒让我到黛比姨妈家和他碰头，因为那里距杨百翰大学不远。车程三个小时。敲响姨妈家的门时我感到不安。她是母亲的妹妹，泰勒在杨百翰大学上学的第一年住在她家，关于她我就知道这么多。

泰勒开了门。我们到起居室坐下，黛比正在准备砂锅菜。泰勒轻而易举解出了方程，每一个解答步骤都整齐有序。他当时在学习机械工程，即将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不久将去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三角方程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对此不耐烦，只是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这些原理。那扇门开了一道缝，我透过门缝往外看。

泰勒走了，黛比正把一盘砂锅菜递到我手里，这时电话响了。是母亲打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