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辩论（2/2）

崇祯年间的十七年里，一共用了五十个内阁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基本只能干几个月，任期超过两年的，只有两个人。

第二名，周延儒，任期三年。

第一名，温体仁，任期八年。

温首辅能混这么久，只靠两个字，特别。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折腾。

在此后的一年里，温体仁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折腾着，他不断地找人黑周延儒，但皇帝实在很喜欢周首辅，虽屡败屡战，却屡战屡败，直到一年后，他知道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最终搞定了千言万语都搞不定的周延儒。

全文如下：

“余有回天之力，今上是羲皇上人。”

前半句很好懂，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

后半句很不好懂，却很要命。

今上，是指崇祯，所谓羲皇上人，具体是谁很难讲，反正是原始社会的某位皇帝，属于七十二帝之一，就不扯了，而他的主要特点，是不管事。

翻译过来，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皇上不管事。

这句话是周延儒说的，是跟别人聊天时说的，说时旁边还有人。

温体仁把这件事翻了出来，并找到了证人。

啥也别说了，下课吧。

周延儒终于走了，十年后，他还会再回来，不过，这未必是件好事。

朝廷就此进入温体仁时代。

按照传统观点，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在无能的温体仁的带领下，明朝终于走向了不归路。

我的观点不太传统，因为我看到的史料告诉我，这并非事实。

温体仁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只有一个原因——他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

作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他很精明强干。据说一件事情报上来，别人还在琢磨，他就想明白了，而且能很快做出反应。其次，他熟悉政务，而且效率极高，还善于整人（所以善于管人）。

最后，他不是个好人。当然，对朝廷官员而言，这一点在某些时候，绝对不是缺点。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位温体仁还是个清官，不折不扣的清官，做了八年首辅，家里还穷得叮当响，从来不受贿，不贪污。

相对而言，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就有点区别了，除了家产外，也很能挣钱（怎么来的就别说了），经常出没红灯区。六十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明朝亡时，说要跳河殉国，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说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员前来拜访，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你家真有钱。

温体仁未必是奸臣，钱谦益未必是好人。不需要惊讶，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英雄可以写成懦夫，能臣可以写成奸臣，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

温体仁的上任，对崇祯而言，不算是件坏事。就人品而言，他确实很卑劣，很无耻，且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但要镇住朝廷那帮大臣，也只能靠他了。

应该说，崇祯是有点想法的，毕竟他手中的，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边关战乱，民不聊生，政治腐败，朝廷混乱，如此下去，只能收摊。

崇祯同志一直很担心，如果在他手里收摊，将来下去了，没脸见当年摆摊的朱重八（后来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办到了）。

所以执政以来，他干了几件事，希望力挽狂澜。

第一件事，就是肃贪。

到崇祯时期，官员已经相当腐败，收钱办事，就算是好人了。对此，崇祯非常地不满，决心肃贪。

问题在于，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

当然，偶尔也有个把人，是要突破规则，冒冒头的。

比如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是典型代表。

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他慷慨上书，直言污秽，而且还说得很详细，什么考试作弊内幕，买官卖官内幕，提成、陋规等等。为到达警醒世人的目的，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几百两银子的红包。

崇祯感动了，这都什么年月了，还有这样的人啊，感动之余，他决定在平台召开会议，召见韩一良及朝廷百官，并当众嘉奖提升。

皇帝很激动，后果很严重。

因为韩一良同志本非好鸟，也没有与贪污犯罪死磕到底的决心，只是打算骂几句出出气，没想到皇帝大人反应如此强烈，无奈，事都干了，只能硬着头皮去。

在平台，崇祯让人读了韩一良的奏疏，并交给百官传阅，大为赞赏，并叫出韩一良，提升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原本只是七品，一转眼，就成了四品。

我研读历史，曾总结出一条恒久不变的规律——世上的事，从没有白给的。

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此文甚好，希望科臣（指韩一良）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

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

王永光很不爽，自打听到这封奏疏，他就不爽了，因为他是吏部尚书，管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太好，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

这下韩御史抓瞎了，因为他没法开口。

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反正没有具体对象，没人冒头反驳，可以过过嘴瘾。

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是谁受贿，就不好玩了。

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让他指名道姓。

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

崇祯说，现在讲。

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疏，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

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封奏疏，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

事儿大了，照这么搞，别说升官，能保住官就不错，韩一良回去了，在家抓狂了五天，憋得脸通红，终于憋出了一份奏疏。

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功夫的，因为在这份奏疏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不过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

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

这封极为滑头的奏疏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处理了，就不必再提了。

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疏，比如他曾经拒绝红包，达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

戏演完了，说正事：

“是谁送钱给你的！说！”

韩一良同志懵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

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

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给事中丢了，回家。

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是崇祯。

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如此真诚，如此想干点事，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

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

但要说他啥事都没干成，也不对，事实上，崇祯二年（1629），他就干过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

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清理驿站。

所谓驿站，就是招待所，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先生，就曾经当过招待所的所长。

当然，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这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在明代，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

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

但到崇祯这段，驿站不管都不行了。

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

这句话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

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

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

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派。

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面来个人，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就出钱，没钱？无所谓，你们要相信，只要是人，就有用处，什么挑夫、轿夫，都可以干。

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出示堪合（介绍信），否则，不得随便使用。

也就是说说。

到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按说堪合用完了，就要上交，但这事也没人管，所以许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捞点实惠。

鉴于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过路官员，无论何等妖魔鬼怪，都是能住就住，不住也宰点钱，既不住也不宰的，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

比如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云游各地（驿站），拿着堪合四处转悠，绝对没少用。

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负担。

但问题是，怎么整顿。

刘懋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

裁减驿站，开除富余人员，减开支，严管介绍信，非紧急不得使用。

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

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

不久之后，刘懋就滚蛋了。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

刘懋同志干这件事，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经费节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折腾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人。

崇祯同志很扫兴，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又干成这副熊样，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就这么着吧。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懋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他会把刘懋留下来，然后，砍成两截。

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少报了一件事：之所以减掉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名驿卒。

崇祯二年（1629），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统统走人。

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换句话说，崇祯上台以后，是很想干事的。但有的事，干了也白干，有的事，干了不如不干，朝廷就是这么个朝廷，大臣就是这帮大臣，没法干。

所以他很失落，很伤心，但更伤心的事，还在后头。

因为上面这些事，最多是不能干，但下面的事情，是不能不干。

崇祯四年（1631），辽东总兵祖大寿急报：被围。

他被围的地方，叫做大凌河。

一年前，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的位置，成为蓟辽总督。

虽然老头已经七十多了，但实在肯靠谱，上任不久，就再次巡视辽东，转了一圈，回来给崇祯打了个报告。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关锦防线非常稳固，但锦州深入敌前，孤城难守，建议在锦州附近的大凌河筑城，扩大地盘，稳固锦州。

这个报告体现了孙承宗同志卓越的战略思想。七年前，他稳固山海关，恢复了宁远，稳固宁远，恢复了锦州，现在，他稳固锦州，是打算恢复广宁，照这么个搞法，估计是想稳固沈阳，恢复赫图阿拉，把皇太极赶进河里。

想法好，做得也很好，被派去砌城的，是总兵祖大寿、副总兵何可纲。

在袁崇焕死前，曾向朝廷举荐过三个人，分别是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

他在举荐三人时，曾说过：

“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期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

袁崇焕的意思是，我选了这几个人，工作任务要是完不成，我就先自相残杀，然后自杀。

这句话比较准，却也不太准。

因为袁崇焕还没死，赵率教就先死了。袁崇焕死的时候，祖大寿也没死，逃了。

现在，只剩下了祖大寿和何可纲，他们不会自杀，却将兑现这个诺言的最后一部分——自相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