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五章 是陛下抄袭我的理论!(1/2)
“我敬告尔等,朝天阙可以,但是把自己的舌头捋直了说话,别丢人现眼,让陛下笑话我等翰林院、国子监,就教出了这等学子!”吴敬一甩袖子,十分郑重的说着。
陛下会革除功名,会三代、五代内不得入仕,甚至会打击宗族,大家都是成年人,所言所行,一举一动,与他们的宗族息息相关。
如果事情闹大了,被陛下牵连甚广,像海宁方氏一样,再没有了宗族,那就怪不得陛下手下不留情了。
吴敬此言一出,整个黄榜之下,立刻变得噤若寒蝉,毕竟陛下的手段之狠辣,丝毫不下当年的太祖太宗皇帝。
而且言出必践,从来未曾打过折扣,陛下手下的酷吏,例如卢忠、李宾言、李贤等人,都是保证惩罚落实到实处的人。
“散了!都散了吧!”吴敬挥了挥手,这帮人整日里不知道在搞些什么,真的把皇帝惹毛了,岂不是降罪国子监
石景厂的煤窑还有不少举人、几个进士被罚了苦役,至今还没出来呢!
学子们终于散了,但是吴敬已经是忧心忡忡,他们可别惹出了大乱子来。
他作为翰林院掌院事,是不希望学子们出任何的状况,这眼看着就要乡试了,乡试之后,还有考试。
而且这次的会试还会增加算学,这是一个新增的科目,国子监是第一个设立了算学的地方,这是其他地方的举人,所没有的优势。
而且这次的考试的考纲已经发下来了,算学考的题目都是非常基础,非常简单的内容。
吴敬看着一个名叫丘濬的学子,这名学子吴敬已经关注好久了,他是正统九年的举人,正统十二年入京参加会试不中,留在了国子监。
丘濬是海南人,是汉人,在永乐年初海南开始改土归流的时候,丘濬的祖父赶到海南,丘濬的正统十二年的会试不中。
之所以不中,是因为丘濬有几个大胆的想法,为世人所不喜。
首先第一个,就是「世间所物,虽生于天地,然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细,其功力有深浅,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而精,必非一日之功所能成。」
世间所有的产物,虽然是天地所生,但是必然有劳动才能够被人使用。
这句话是不是非常的熟悉
劳动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尺,正如土地,没有劳动一文不值。
丘濬在正统十二年的会试中,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比朱祁钰提出劳动价值论早了四年,比英国经济学家配第早了一百七十四年。
产品有大小精细的不同,是因为投入的功力不同,其价格各有不同,和投入的功力各不相同,而丘濬对功力二字的理解,正是劳动力和劳动技术的投入寡众。
价值千钱的产品,非一日而成,他的技术必然是循序渐进,持续投入的。
而价格和价值又完全不同。
丘濬在正统十二年的会试之中,多次提到了非一日之功的观点,列举了很多例子佐证。
这是丘濬劳动价值论,它一点都不普通,它揭示了价值和劳动的密切联系,他和大明现任皇帝的观点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分毫不差了。
丘濬不仅仅如此,他还在会试中说:「日中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无,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钱币之造焉;必物与币两相当值,而无轻重悬绝之偏,然后可以久行而无弊。」
世界上的集市是为了方便百姓交易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的话,物不是一定会有的。
所以才需要钱币,而且钱币和物品的价值相当,没有轻重上的偏差,就可以长久执行而没有弊端了。
在总论了钱币的性质和一般等价物概念之后,丘濬批判了大明宝钞竭尽民力,而势要豪右窃印是钞法败坏的主要原因,他提出了行钱法,而且是轻重并用。
但是丘濬只是一个普通的经学举人,他并没有办法解决银子和铜料从何而来。
当然这些问题,朱祁钰都在解决,因为大明并没有银料和铜料,大明一年产十万两白银,还不够塞牙缝呢。
大明一年至少需要七百万两到八百万两的白银,并且压印成为银币才够大明所需。
所以,朱祁钰的国富论,并不是超越大明这个时代的产物,它是有切实土壤的。
大明已经有举人,在正统十二年提出来了。
丘濬的第三个观点,是他落第的主要原因,他基于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和货币论,推出了他的主要施政理念。
「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利之为利,处义之下,害之上;以义为利,以礼制欲,操利之权,资以行义。」
利益在天下,所以不可能禁止求利,但是不能没有约束,否则就是礼崩乐坏,世风日下。
那么君王应当以用大义去约束利,用礼法去制衡私欲,用利柄的权力,去行大义。
利柄。
丘濬对于朝贡国、藩属国,提出了除了军事羁縻、政治羁縻以外,还要进行经济羁縻,这样才能保证他们不当逆子。
是所谓:「国家富有万国,固无待于外夷,而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断不能绝;虽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犯法而罪之;」
大明比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要富有,所以外夷则不可以没有大明的货物,但是私通溢出的祸患,却始终不能断绝。
虽然有明文禁止,但事大利益所在的地方,富人们不会畏惧死亡,哪怕是冒着犯法的危险。
翻译翻译就是三倍利,无法无天。
丘濬主张海贸,将商舶和贡舶、朝贡一起纳入市舶司的管理,曰:「许其自陈自造舶舟若干料数,收购货物若干种数,经行某处等国,于何年月回还,并不敢私带违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验。」
同时丘濬指出,漕运和海上漕运必须并举。从海路漕运的载量中划出20%来载运商货,回程空船更可多运商货曰:「南货日集于北,北货日流于南。」
最后丘濬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人民所同欲,国用之一端」
丘濬的观点在正统十二年的政治风向下,是没有一点点可能考中进士的可能,所以他的第一次科举毫无悬念的失败了。
景泰二年,丘濬再次参加科举,再次落榜。
这次落榜的原因很简单,当时主考官江渊和所有的考官一致认为丘濬在中译中。
具体来说,就是丘濬在总结陛下的政令,写了答案,这不是江渊一个人的判断,而是所有考官的判断。
这不是偷陛下的成果吗!
江渊将丘濬的试卷单独拿出来,准备做个典型,以正科举的歪风邪气,抄谁都可以,但是你不能抄到大皇帝的头上,不要命了!
但是丘濬和另外一个海南人海瑞很像,不牟私利,谄媚权贵,你江渊是主考官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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