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六三 欲牵青色上柔枝（六）（1/2）

首恶名单里都是满人和投靠较早的汉人，这些人并不把明廷放在眼里，也不信明廷能拿他们“明正典刑”。那几个被列入汉奸名录的却不能不在乎，因为他们还有很大的关系在南方。人们往往有“眼不见为净”的思想，哪怕对你变节从虏不屑，但也不至于大义凛然割席断交。一旦这种肮脏龌龊被人翻出来曝晒，那么本着趋利避害的心理也会断绝往来，视作陌路。这无疑是断了他们的手足耳目。

朱慈烺罗列首恶名单是根据满清朝堂高官而来，尤其是兵部尚书和步军都统，肯定是正月十三惨案的直接执行人，从法律上来说，这些人肯定都是主犯。至于汉奸名单，则是朱慈烺随手挑的几个，其中冯铨官位最高，孙之獬的名声最臭，跟惨案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

因为文辞运用上的效果，让人误以为这些汉奸也在这起惨案中扮演了一些角色，所以就连在北京的汉官也对他们表示不齿。

投降异族本来还可以说是身不由己，但屠戮汉家百姓就有些太过分了。

为了避免受到牵连，更害怕南边的政敌、仇人玩弄小人行径，将自己归入“汉奸”之列，在京汉官纷纷携带细软潜逃。有些人还带了老婆孩子，有些心狠的甚至连家人都不告诉，孤身一人就往南逃。

很快他们就发现，其实也不用太紧张，逃跑之路还是很轻松的。只要肯给五百两银子，一个被人唤作金老大的青皮便会帮他们混出京城，送往天津。从天津出海，不过十余日就能到江南。

当官的都开始逃跑，那些底层的民众自然更不愿意呆在这么个腥膻的地方。在亲人、家产全都失去之后，逃走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不过这些平民肯定拿不出五百两银子这样的巨款。只能出城之后夺路南奔，如果有幸躲过清军探马、伏路兵，就能投入明军的保护之中。

而这些幸运儿的数量并不多。更多的人会在路上被清军抓住，当做流民打入各地庄子。成为农奴一样的劳力，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只是这些人能够逃第一次，就会逃第二次。连带着庄田里的农奴们也被感染了，掀起了新一轮的逃难风潮。

对于满洲人而言，包衣阿哈就是私有财产，财产大量逃亡就如同家里遭贼一般。崇祯十八年正月二十，重新回到中枢执政的多尔衮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缉捕逃人法》。

依照此法：奴仆一次、二次逃亡。鞭笞后发回原主，三次逃亡处以绞刑；收留逃人的窝主则由处斩。这样轻重颠倒的原因并非多尔衮脑残，而是因为此法的立意就在于“保护财产”，如果逃了就杀。那对奴主而言不是一样损失巨大

然而这对于逃人而言，等于有了皇帝给的“护身符”。逃亡中若是被人抓到，原本可能死于乱兵刀下，但现在只要高喊“我是逃人”，就可以只挨一顿鞭子。然后回去养伤筹划下一次逃亡。

此法一出，逃亡之人不减反增，明军也开始有意识地接应逃人，就连冬天不出海的渔夫也开始出海，只要能够接到一个逃人送回山东。官府就给一两粮票。

满洲权贵非但不认为这是立法的问题，反而认为是地方官员故意放纵、窝藏逃人。因为现在满洲人不可能出任府县一级官员，所以这种说法只是变相的“汉官可疑论”。在朝堂上的汉官自顾不暇，哪里会为下面的地方官员出头地方官员对于缉捕逃人这种事原本就很恼火，更是纷纷上疏请求废除此法。

满洲人自然不会理会这些汉官，为了强调自己追回“财产”的决心，反而下旨从重处治：

“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

十家长、百家长类似里甲村老一类，也都是汉人。此法一出，满清府县官员畏逃如畏虎，逃亡的民众进一步扩大，华北甚至出现了整村逃亡的盛况。

于此同时，回到济南的朱慈烺连夜见了吴甡、李遇知、李邦华、孙传庭等人，商定整夜，终于决定在朝堂上推动《特赦令》的颁发。

《特赦令》针对的对象是从贼、事清官员。其中闯逆的特赦范围从李自成以下，尽皆赦免；献贼的特赦范围是张献忠之外，尽数赦免。满清方面则更为复杂，除了首恶和汉奸罪在不赦，其他大小官员，不拘汉满蒙古朝鲜人等，皆可宽赦。

之所以将满蒙朝鲜也列入其中，乃是特赦令中还规定了起义、投诚、投降、就擒四等情形。起义是反戈一击，于明军战局有利者。按照《特赦令》，起义者非但赦免本罪，还能叙功。投诚则是在两军对垒时，带领部下反正，而没有倒戈一击。这种情况也能叙功，当然功劳不会很大。

被逼无奈者为投降，负隅抗抵者为就擒。投降可以赦免死罪，就擒就只能特赦减等了。

特赦令文稿又交给翰林出身的文官润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洋洋洒洒数千言。这回崇祯倒是没有再反对，他也看出朝堂上绝大部分官员都投向了皇太子，无论是从感情上考虑还是现实的皇室和睦考，他都没有反对的理由。

只是皇权遭到侵犯终究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崇祯因此连着五天不肯接受朱慈烺的晨昏定省。然而他这一点点小别扭也没有妨碍到朱慈烺，反正朱慈烺早就给这位皇父贴上了“不成熟”的标签，每天照例去领一碗闭门羹，尽尽人子的义务罢了。

《特赦令》掀起的官场争论倒是不大。现在的官员已经习惯了在报纸上吵架，非但各种地方小报，就连《皇明通报》也有专门的版面给他们争论施政得失，因此送到崇祯面前“垃圾帖子”倒不是很多。而且同时看到正反两面的论战，也让崇祯在判断上更为谨慎。

朱慈烺并没有将报纸视作“民主”大杀器，对他来说，能够控制舆论、增加工作效率，这才是报业存在的意义。最多就是让民众有个发泄渠道，反正不喜欢的可以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