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对外群体的排斥（1/2）

我们已经看到，对内群体的忠诚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外群体的敌意，甚至可能并不意味着存在与之相对立的外群体。

在一项未发表的研究中，大量成年人在接受采访时被要求列出自己所能想到的全部所属群体。每个成年人的所属群体列表都很长，家庭被提及的次数最多，人们提起的时候也最富有感情。紧随其后的是由地理区域、职业、社交（俱乐部或朋友圈）、宗教、种族、意识形态所定义的群体。

在完成所属群体的列表之后，被试们被要求罗列“你认为与你所认同的群体直接对立的，或让你的群体感受到威胁的群体”。只有21的被试在回答中提及了一些外群体。而剩下的79无法列出任何符合条件的群体。那些被列出的外群体主要是以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为定义范围的。

被提及的外群体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自美国南部的一名女子将新英格兰人、没有大学教育经历的人、有色人种、外国人、中西部人和天主教徒并称为不友好的外群体。 一位通识图书管理员认为，专项图书管理员们是外群体。营养实验室的一名员工认为楼上实验室的血液学家们是不受欢迎的外人。

因此，很显然，我们对内群体的忠诚有可能，但并不必然涉及针对与之对立的群体的敌意。在第2章中，我们认为爱的偏见（尤其是当其受挫的时候）会构成相对应的仇恨偏见的根基。然而，尽管这个推理思路是有效的，但显而易见的是，正面的偏向并不一定会诱发负面的偏向。

然而许多人的确会依据对外群体的敌视来确认自己对内群体的忠诚。他们经常因为外群体而忧心忡忡、如负重轭。对外群体的拒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必要的心理需求，民族中心主义倾向是很重要的。

对外群体负面态度显著的人，他们的行为能够根据不同强度而分级。在第1章中，我们按照程度，将拒斥行为分为五类：

1 仇恨言论

2 回避

3 歧视

4 身体攻击

5 种族清洗

在本章中，我们将详细讨论对外群体不同程度的拒斥行为，并将其简化为三类：

1 言语拒斥（仇恨言论）

2 实质歧视（包括隔离）

3 身体攻击（包括各种强度）

我们从之前的列表中去掉了回避和后撤行为，因为这些是对偏见的受害者伤害最小的拒斥性行为。我们还将少见的人身威胁和攻击与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及种族清洗合到了一起。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指出的，大多数人在自己的朋友面前口头表达敌意就足够了，从未做出过进一步的行动。然而，有一些人则到达了积极歧视这一步。少数人会参与破坏行动、骚乱与暴动。1

言语拒斥

在言语中流露对立情绪是很容易的。

两位有教养的中年女士正在讨论鲜切花的花费高昂。其中一位提到某场犹太婚礼上奢华的插花装饰，另一位补充道：“我不明白他们如何负担得起。他们一定在所得税退税表上动了手脚。”她的朋友回答道：“是啊，一定是这样。”

在这场琐碎的闲聊中，我们可以发现三个重要的心理现象：

（1）第一位发言者主动提及了犹太人，这本不是她们谈话的主题。她的偏见如此显著以至于不自觉地侵入了这场谈话。她对外群体的厌恶亟待宣泄，通过这种方式，她可能会从中得到满足。

（2）这场谈话完全是为维系两位女士之间的良好关系而服务的。因为她们想要维持友情。为此，她们对每一个话题都尽力达成共识。 为了巩固这个属于二人的内群体，她们贬低同一个外群体。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样，针对外群体的敌对态度虽然不是维持群体内部团结的必要条件，但它的确能够加强集体的凝聚力。

（3）两位女士的发言都反映了她们所在阶级的态度。通过这种方式，她们也是在表达一种阶级团结感。她们在不断告诉彼此，我们都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模范成员，有着一致的行事方式与观念想法。无须多言，她们并不会在头脑中有意识地觉察到这些心理机制。更重要的是，她们都不是积极的反犹太主义者。两人都有许多犹太人朋友。她们都不能容忍积极的歧视，更不会接受暴力。她们的偏见行为只是最温和的那种（仇恨言论）。但是即使是最温和的偏见形式也能透露出问题的某些复杂性。

轻微的敌意往往表现为插科打诨。一些玩笑话所隐含的偏见是如此隐晦，以至于我们将其与朋友间的幽默逗趣混为一谈。当我在讲一个关于苏格兰人一毛不拔的笑话时，并不一定是在表达对苏格兰人的敌意（苏格兰人也喜欢这样的故事）。但是，即使这些笑话貌似很友善，它们有时候却掩盖了真正的敌意，成了一种贬低外群体、拔高所属群体的方式。一个人会被笑话中黑人奴仆的愚蠢、犹太人的狡猾、爱尔兰人的好斗逗乐。故事本身的确很有趣，但故事将这些负面特质作为黑人、犹太人、爱尔兰人等的典型特质呈现，是意图证明外群体比自己所属的集体更劣等的论据。

敌意在蔑称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像“kike1 ”（犹太佬）、“nigr2 ”（黑鬼）、“wop3 ”（意呆利人）这样的外号，都是基于长期、深刻的敌意所形成的。然而有两个显著的例外。孩子们常出于天真而使用这些词汇，他们隐约了解这些词中蕴含着一种力量，但并不明白它们的适用范围。此外，当更“高层次”的人使用这些词时，其中所包含的意蕴比更“低层次”的人使用这些词时要多得多。因为“高层次”的人拥有更大的词汇量，他们完全可以避免使用这些词。

如前所述，仇恨言论越是与主题无关、越是自发产生，其背后所蕴含的敌意就越强烈。

一位造访缅因州某村庄的人正与他的理发师谈论当地的家禽业，他想要多了解一些关于这个行业的事情，于是他没有多想，就向理发师打听，农民平均会将用来产蛋的母鸡留下多久。理发师用剪刀比了一个恶毒的手势，回答说：“留到它们落到犹太人手里为止。”

理发师的情绪爆发得很突然、很强烈，同时也与正在讨论的话题无关。当地家禽业的实际状况与犹太经销商唯一合理的联系仅仅是一些犹太商人会来收购家禽产品，再贩卖到市场上去。没有人强制农民们将产品卖给犹太人。理发师的答复与问题本身并不相关。

在下面这个相似的例子中，敌意表现得也非常明显。马萨诸塞州的一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正在派发反对放宽生育控制条例法案的传单。一位路过的行人拿了一张传单，随即将它扔在地上说：“我不会投票反对生育控制。这样做只会让那些犹太佬医生的生意更好。”

这种毫无必要、突然爆发的偏见情绪，能够体现出敌意的强度。这样的例子反映出了外群体对个体精神生活的复杂影响。个体甚至都等不到恰当的场合就宣泄自己的敌意。这种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毫不相关的刺激就能够使它一触即发。

当仇恨言论到达一个很高的强度时，就很有可能演变为公开的、积极的歧视。一位参议员在国会中就反对一项补贴学校午餐的联邦法案发表讲话。在讲话过程中，他大叫道，“我们让白人和黑人在一起上学，当然会饿死”。2 几乎可以肯定，在他如此激烈的仇恨言论背后一定会有歧视的行为存在。

歧　视

我们经常会远离与自己合不来的人。我们这样做并不涉及歧视，只要是我们主动远离别人。歧视是指我们拒绝让特定个体或群体享有他们可能希冀的平等对待 。3 当我们采取措施，从邻里、学校、行业、国家中驱逐外群体成员时，就涉及了歧视行为。限制性约定、抵制、社区压力、某些国家的法定隔离、“绅士之间的协定”等其实都是歧视的手段。

让我们进一步扩展歧视的定义。当罪犯、精神病患者、肮脏下流的人想要被“平等对待”时，我们可能会毫无歉疚地拒绝他们。基于个体特质的差别待遇不应被归类为歧视。在这里，我们只对基于种族分类的歧视进行讨论。联合国的正式备忘录这样界定歧视：“歧视包含任何基于出身或社会分类而做出的区别对待，且这样的评判与个人能力或优点无关，或与个人的具体行为无关。”4 这种区别对待是有害的，它没有考虑到个体的特殊性。

联合国将世界各地所存在的、由官方公开实行的歧视形式整理列举如下：

法律认可上的不平等（否认特定群体的权利）

人身保障上的不平等（出于其所属群体而对他人进行的干预、逮捕、蔑视）

居住和行动权利上的不平等（犹太区、禁止出行、禁止进入、宵禁限制）

针对思想、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的保护不平等

针对交流自由的不平等限制

针对和平集会的不平等限制

非婚生子女的待遇不平等

自由择业权利不平等

所有权规制和处理上的不平等

产权保护上的不平等

教育、能力发展、天赋培养机会上的不平等

分享文化福利方面的不平等

社会服务（健康保护、娱乐设施、住房）方面的不平等

获得国籍权方面的不平等

参与治理权利的不平等

得到公职机会的不平等

强迫劳动、奴役、特殊税收、强制穿着差异化服饰、限制开销的法律及针对群体的公开诽谤

除了上面罗列的公开和官方的侮辱性行为，个体所可能采取的歧视行为更为广泛。就业、升职和申请贷款的过程中都可能存在歧视行为。拒绝提供平等的居住机会，或是酒店、咖啡馆、餐厅、剧院或娱乐场所将某类人拒之门外的行为也很普遍。在媒体呈现方面，对不同群体区别对待的事例常有发生。教会、俱乐部、社会组织拒绝为外群体成员提供平等的服务机会的情况也很常见。这些都会大大拉长歧视行为的清单。5

隔离 （segregation）是歧视行为的一种形式。这种行为设置了某种空间边界，以强化外群体成员的不利境况。

某位黑人女孩申请了一个美国联邦政府办公室的职位。而在求职的每个阶段，她都遭遇了针对她的歧视：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她这份工作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选，另一个则称她一定不会乐意在一个满是白人的办公室里工作。通过她的不懈努力，她最终得到了这份工作。 然而，她的上级却将她的办公桌置于办公室的一角，并用屏风将她的桌子围了起来。她努力克服了各种歧视 ，最后却还是陷入了隔离 。6

针对特定群体居住权的歧视非常广泛。在美国的城市中，黑人总是居住在特定的隔离区域中。这并不是出于自愿，或低廉房租的考虑。一般来说，“白人社区”的房租更便宜，住宿条件也往往更好。但社会压力将黑人限定在了特定的居住区域。黑人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住房合同中有时也会包含这样的表述：

……此外，任何一部分土地都不得出售、租赁给非白种人，或让非白种人住在里面。

……另外，中介公司不得将房屋出售、租赁或提供给黑人使用，除非该黑人作为家庭帮佣寄居在里面。

……不得允许黑人、印度人、叙利亚人、希腊人或其经营的公司使用该套房产。

……该地区房产不允许出售、租赁或提供给任何有黑人血统或超过四分之一闪族血统的人，包括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希伯来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7

美国最高法院在1948年的一项历史性决议中裁定，这些合同条款均无法律效力。但这却无法阻止人们实际上将其作为“绅士之间的协定”来实施。对公共舆论的各项问卷调查都显示，约四分之三的白人反对与黑人做邻居。也就是说，人们对这项歧视已经达成了普遍共识。

教育中的歧视，与许多其他领域的歧视一样，大都是隐秘的。然而在南部的一些州，大多数的学校和学院（这个数字正在减少）却公然实行100的隔离。在北部各州，歧视的形式就变得更为微妙和多样。许多大学，尤其是依靠税收支持的公立大学，在录取时不会考虑学生的种族、肤色、宗教或国籍。但是，有些大学会限制某些群体在录取总人数中的比例，甚至拒绝录取所有该群体的成员。关于上述情况的调查很难开展，但我们可以通过一项反映该州情况的研究一窥究竟。

最近，康涅狄格州的1300名高中毕业生就大学入学申请情况填写了反馈问卷。

在这里，我们只将优秀学生的案例纳入研究，即考试成绩处于前30的高中毕业生。

私立大学（非教会学校）接受了70的新教和天主教申请者（不含意大利裔）的入学申请， 而只有41的犹太人申请者的申请被接受了。这个比例在意大利裔申请者中仅有30（黑人和移民群体由于案例不足，没有被纳入研究）。

被拒绝的申请者会做什么？

（1）他们会通过申请多所大学来增加被录取的几率。一般来说，他们最终总是会被某所大学录取。意大利人似乎不太明白这个道理，然而犹太人深谙此道。后者所申请的大学数量是平均数的28倍。天主教和新教徒平均申请18所大学，意大利人认为申请15所大学就足够了。因此许多意大利人无法进入私立大学就读。

（2）他们可以申请公立大学。（至少在康涅狄格州）公立大学是不存在入学歧视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州（市）立大学里，犹太裔和移民学生数量如此之多。因为他们在私立大学的入学申请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8

职业歧视也是很隐秘的。通过研究日报上的招聘启事，就能发现雇主对外群体的歧视，比如“非犹太人”“仅限新教教徒”“仅限基督教徒”“非有色人种”等。一项持续了65年的研究表明，带有歧视性的广告随着少数族裔在总人口中比例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另一个研究显示，带有歧视性的广告是个敏感度很高的时局晴雨表：当经济不景气时，歧视就有了上升的趋势，反映出人们对外界的普遍恐惧；而当局势不那么紧张时，歧视便慢慢平息。9 但是在未来，这个晴雨表将不太可能继续为社会科学家们所用。因为一些媒体已经开始主动禁止刊登带有歧视色彩的广告，许多州也开始着手起草法案反对这种形式的歧视。

我们没有必要为美国所存在的职业歧视进行概述。梅德尔（er）等人都已经将这个问题阐述得很清楚了。10 歧视对经济效益上的损害也已经被讨论明白了。例如，我们都知道南方铁路公司为运载黑人乘客而单开了一节车厢，这样白人乘客就不必有意或无意地与黑人乘客共处好几个小时。即使应聘者是某个职位上最合适的人选，许多公司也会因为他肤色黑，或恰好是犹太人、天主教徒、外国人而放弃雇佣他。有时候，哪怕这名应聘者的工作效率是与他竞争同一岗位者的两倍，他也无法被录用。歧视者要么为了隔离而将学校、等候室、医院都设成一式两套；要么强行剥夺某个群体的权利，使其无法消费，从而也无法刺激生产。所以，歧视最严重的州的人民生活水平往往也最低，而最宽容的州所对应的生活水平也最高。11

歧视会导致各种有趣的行为模式。在我旅行时，我可能很乐意坐在犹太人身旁；如果我是一个北方人，我也可能很乐意坐在黑人身边，但同时将底线画在“不与犹太人或黑人比邻而居”上。作为一名雇主，我可能愿意让犹太人，而不是黑人进入我的办公室。然而在家中，我愿意让黑人为我在厨房里工作，而不是犹太人。然后，我更情愿让犹太人而不是黑人作为客人坐进我家的客厅。在学校里，我可以欢迎所有群体，但在学校舞会上我会回避一些人。

红十字会是凭借科学知识的帮助从事人道主义活动的组织。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地方的红十字会将黑人与白人捐献的血液分开保存。科学无法分辨不同人种的血液，但社会神话却会。无论这是否正确，红十字会的某些领导显然觉得在战时维持神话、搁置科学和效率以尊重偏见更好。12

不同形式的歧视很普遍，而仇恨言论就更加常见了。有两个例子，能够说明人们的言语（仇恨言论）经常能比实际的歧视行为造成更恶劣的影响。因为雇员们的强烈反对，雇主对想要加入工厂、商店、办公室工作的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所产生的恐惧就是一个常见的例子。然而即使有了法律的保障（针对就业机会公平的立法），反对少数族裔就业的雇员无法继续叫嚣后，他们依旧感到恐惧。人们不断重申，歧视做法一旦停止，就会发生严重的后果——也许会发生罢工或者骚乱。但是实际情况很少照此发展，只是人们更常通过语言表达抗议，而不是做出带有歧视意味的实际行为。

拉皮耶（ piere）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用以研究这种言语上强烈排斥，行为上却要温和得多的现象。这位美国研究人员与一对中国夫妇遍访美国各地。他们曾一同在66个旅馆过夜，在184个饭店就餐，总共只有一次被拒绝服务的经历。之后，他给这些地方的经营者都邮寄了一份问卷，调查他们“是否会接待中国人”。结果93的饭店与92的旅馆表示不愿意为中国人提供服务。他们并未造访之处的对照组也给出了相似的答案。提出语言和行动中哪一组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态度这个问题，当然是愚蠢的。拉皮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表明了两者都是“真实”的态度，分别适合两种不同的情况。“纸面”的情境会比真实情境更强烈地唤起被试的敌意。威胁要实施歧视行为的人实际上可能并不会这样做。13

拉皮耶的研究成果已经得到库特纳（kutner）、威尔金斯（wilks）和雅罗（yarrow）的证实。14 这些研究人员在纽约郊区预订了11家餐厅和酒吧。两位白人女孩先进入餐厅并坐到一个三人位上，随后一个黑人女孩过来加入她们，没有任何一家餐厅提出异议，她也完全没有遭到任何服务上的怠慢。过了几天，这些餐厅的经营者收到了一封要求订位的信，信中写道“一些客人是有色人种，不知你们是否欢迎他们的到来”。所有经营者都没有答复这封信。当接到跟进的咨询电话时，其中8家餐厅都否认收到了信，所有餐厅的经营者都在找借口推托掉这个订位要求。这样的情形是广泛存在的。第二项研究的作者们总结道：“歧视行为在面对面的情境下会降到最低。”很显然，经营者们（与其他许多人）在面对直接挑战时并不会实施歧视，但如果不用直面对方或能够逃避实际交锋，他们就会尝试将歧视付诸行动。通过这两项实验，我们可以发现在歧视已被法律禁止的西方的州和北方的州，情况可以概括为在存在明确冲突的地区，当法律与良知位于一边，而习俗与偏见位于另一边时，歧视会由直接的形式转化为间接形式，以避免面对面所造成的尴尬。

引发身体攻击的条件

暴力永远是从更温和的心态中生长发展出来的。虽然大多数言语（仇恨言论）不会造成身体伤害，但身体攻击不会脱离先前的言语伤害而存在。在希特勒政权通过歧视性的《纽伦堡法案》之前，德国就有长达整整70年的在政治层面言语攻击犹太人的历史。 在这项法案通过之后不久，暴力的种族清洗计划就开始了。15 这个转变和升级的路线是很常见的，仇恨言论——歧视——身体攻击。在俾斯麦时期，针对犹太人的言语攻击相对来说较为温和。而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仇恨言论越发猖狂：人们将一切能够想到的罪行都冠以犹太人之名，从性欲倒错到颠覆世界。人们开始正式批判犹太人。

然而即使是这场批判犹太人运动的支持者们，也会为后来产生的结果感到惊愕。在纽伦堡审判中，罗森堡（rosenberg）和施特莱歇尔（streicher，纳粹运动的思想领袖和宣传头目）都拒绝承认自己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了250万犹太人负有责任，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导致这样的一场浩劫。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负责大屠杀的纳粹军官霍斯上校（lonel hoess）则明确表示连续不断的言语洗脑使他和他的同僚们坚信，犹太人所犯下的过错使他们必须被赶尽杀绝。16 显而易见的是，在特定情境下，从仇恨性的言语表达到诉诸暴力，从谣言到暴动，从流言蜚语到种族清洗，只有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