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对外群体的排斥（2/2）
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暴力事件发生之前，人们已经经历了以下的步骤：
（1）在经历了长期的明确预判后，受害群体早已被打上烙印。人们开始丧失将外群体成员作为独立个体看待的能力。
（2）针对受害的少数族裔群体长期的言语抱怨、怀疑与批判早已在人们心中扎根。
（3）与日倍增的歧视行为（例如《纽伦堡法案》）。
（4）受害群体成员受到外部的限制。他们可能长期遭受经济匮乏、社会地位感低，易于受到政治格局如战时限制影响，或担心失业。
（5）人们早已受够了压抑，对抗情绪一触即发。他们不再认为自己能够，或者应该去忍受失业、通货膨胀、羞辱和迷茫。反理性主义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人们不再相信科学、民主、自由。他们认可“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he who creaseth knowled creaseth rrow）。再见吧知识分子！再见吧少数族裔！
（6）有组织的运动吸引了这些心怀愤恨的人。他们加入了纳粹、三k党、党卫军，或者一个不太正式的组织——作为一名暴徒——即使没有正式的组织存在，他们也会设法达成目的。
（7）个体能够从这样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获取勇气和支持。他看到他的愤慨是被认可的，他一时冲动诉诸暴力的行为也会能够被他所在的组织合理化——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
（8）一些突发事件发生。零碎的挑衅已经成了过去式，如今风声鹤唳。任何可能是完全虚构的，或者刻意夸大的谣言都可能导致爆炸性的后果。（对于许多参与过底特律种族骚乱的人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暴动源于一个四处疯传的谣言，有黑人劫持了一名白人母亲的婴儿，并将其扔进了底特律河。）
（9）当暴力活动发生时，“社会催化”在助长破坏性活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看到其他情绪激昂的人群后，个体也会受到交互影响，提高自己的兴奋水平，进一步投身于暴动之中。通常来说，当个体冲动提高时，他的压力会得到释放。
这些都是从言语上的冒犯过渡到公开的暴力之间所要消除的壁垒，也是针对受害者进行身体攻击所需的条件。在两个对立群体不得不密切接触的场所，这些条件很容易被满足。例如能够照日光浴的海滩、公园或住宅区的交界。这些地方都是容易产生突发事件的地点。
炎热的天气会助长暴力，这既因为炎热会造成身体上的不适和心理上的易怒，也由于在夏天人们更倾向于走出家门，来到易于发生接触与冲突的户外。慵懒的星期日下午几乎是一个现成的擂台。事实上，灾难性的骚乱似乎频繁地发生在炎热的星期日下午。夏季也是私刑的高发时期。17
在上述情况下，言语敌意可能导致暴力，这一事实提出了一个关于言论自由的问题。在言论自由受到高度重视的地方，如美国，法律当局普遍认为试图控制针对任何外部群体的口头甚至书面诽谤是不明智和不切实际的。这样做意味着限制人们的批评权。美国的原则是允许完全的言论自由，只有当有人通过实际煽动暴力而对公共安全构成“明显的和现实的”威胁时才会干涉。但是这条法律界线很难划定。如果条件成熟，那么即使是相对温和的言语攻击也可能开始不受阻碍地走向暴力。在“正常”时期，人们可以容忍更多的仇恨言论，因为其受到的阻力不仅来自外部的驳斥，还有人们内心的抑制。一般来说，大部分人很少关注针对外群体的谣言诽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通常的情况下，即使是谣言制造者也仅会止于积极的歧视行为，更不用说诉诸暴力了。但是一旦态势变得紧张，人们的歧视行为也会逐步升级。为此，一些州，例如新泽西州和马萨诸塞州就颁布了反对“种族诽谤”的法律，但直至目前，这些法律都难以适用，其合宪性也没有明确确立。18
人们注意到，参与肉搏、帮派火并、暴乱、私刑、屠杀的主要是年轻人。19 人们很难想象年轻人在生活中受到的挫折竟然比更年长的人还多，但也许，他们社会化的程度更为薄弱，无法抑制他们亟待释放的冲动。年轻人缺乏长期的社会抑制，对他们来说，重拾婴儿时期的愤怒，通过释放暴力冲动寻求快感更为简单。年轻人的敏捷、精力和冒险精神也使他们倾向于暴力。
在美国，最严重的两种种族冲突形式是暴动和私刑。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暴动中，受害者会反击；而私刑的受害者则是束手无策的。
暴动和私刑
大多数暴动发生在社会态势会在当下发生极速变化的地区。黑人“入侵”了某个住宅区，某个种族的成员在破坏罢工，或者移民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特定区域的犯罪率上升。以上任何一个条件都无法单独造成暴动。长久以来的敌意与既成的、包含“威胁论”的借口混合在一起，就能够导致对特定群体的打击。接着，正如我们所提到的那样，长期激烈的言语敌意总是存在于暴动之前。
人们发现，暴徒通常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年纪尚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可能是由于低收入阶层家庭教育的缺失所导致的低自律性（较弱的自我控制），也可能是受教育程度低使他们对悲惨生活做了错误的归因。当然，拥挤、不安全感与对生计的剥夺也是直接的刺激来源。通常来说，暴徒是些被社会边缘化了的人。
如同任何形式的种族冲突一样，暴动可能是由现实的利益冲突导致的。当大量贫困的黑人与挣扎在温饱线的白人竞争有限的工作机会时，他们会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不安全感和恐惧使他们变得烦躁又愤怒。但即使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发现仅仅将不同种族的人视为威胁是毫无逻辑的。另一个白人同样会抢走你的工作，这和黑人抢走你的工作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因此，同一地区的族裔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很可能不完全是现实的。在人们将其感知为种族竞争之前，集体之间的对抗就早已产生了。
因此，暴乱的根源在于本章所列举的这一连串由情境强化和释放的偏见的先行存在。20 暴动爆发后，随之而来的动荡是毫无逻辑可言的。1943年，发生在哈勒姆的一场暴动，其根源在于一位白人警察明显“不公平地”逮捕了一名黑人。然而，这场种族抗议采取了非种族形式。激烈、紧张、叛逆的黑人们像疯了一样地打砸抢烧，无论是黑人所经营的商店，还是白人所拥有的房产都遭到了洗劫与袭击。在所有形式的身体暴力中，暴动是最不直接、最不持久的，因此也是最不合逻辑的。暴动只能被比作一个愤怒的孩子乱发脾气。
暴动是美国北部和西部地区的主要暴力形式，而南部各州则以私刑为主。这个事实意义重大。它揭露了南方的黑人在遭遇歧视时，通常不会实施反击。当麻烦不断扩大时，他只能寻求庇护，直到暴风雨过去。这样的模式显然是出于“白人至上”的严格规范。人们希望黑人接受自己低人一等的设定，无论受到什么侮辱都不要寻求报复。要么是因为他自己接受了这种种姓角色，要么是因为他生活在恐惧中，总之黑人在被挑衅时不会反击。因此，当黑人群体受到的压迫太深时，暴动就不大可能发生。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们在1943年10月的几家伦敦报纸上找到了这样的一篇事件报道：
在康沃尔郡的一个小镇上，一群美国黑人士兵造访了“酒吧”。一队白人军警以一种蛮横的态度对他们的行为指手画脚。之后，黑人士兵们返回营地取枪，并回到酒吧质问军警为什么他们不能与白人士兵享有同样的权利。经过一系列争论和射击，黑人士兵被军警制服，但军警中也有两人受伤。
与其他暴动事件不同，这个案例被称为一场反叛 会更为恰当。我们可以从事件中注意到下列情形：
（1）黑人深感自己受到了歧视，尤其是他们此刻身处英国，而英国是一个讲究人人平等的国家。
（2）与大多数少数群体的暴乱有所不同，此次事件以暴力开场。
（3）相较于反叛的焦点——巨大的歧视行为这一背景和不平等的对待，此次突发事件本身是微不足道的。
（4）军人身份加强了黑人士兵的权利意识，他们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公正、不含歧视的待遇。
（5）白人士兵依据长期的预判行事：即使在国外，黑人也不应有与之平等的社会地位。
（6）军事理念使黑人士兵变得大胆无畏，并教给了他们一个信念，即武力是解决争端的恰当手段。我们再次看到，任何一次暴乱的发生都只能从争端双方的背景来理解。
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私刑主要发生在歧视和隔离已经牢牢扎根的地区，受害者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恐吓。然而，私刑的发生还需要一个基本的额外条件——社区执法能力低下。私刑并不会被杜绝，实施私刑者也几乎不会受到惩罚。这样的情况反映了警察与法庭对私刑的默许，私刑成了“社会规范”的一部分——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实施私刑者的心理过程。
私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所谓的波本（bourbon），或者可以称为治安维持型私刑 。一位犯有或据称犯有罪行的黑人会在一小群有序的群众安静围观下，由一位显赫的大人物处以私刑。这种形式的私刑重申了黑人与白人之间所存在的阶级壁垒，也提醒着黑人群体必须对优于他们的白人群体完全服从、驯良温顺。美国相对孤立落后的黑带地区（bck tie）长久以来都是这种“文雅的私刑”（polite lynchg）的多发地，在这些地区，种族和阶级的差异已植根在当地人的心中。
与之相对的是暴徒私刑 ，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在社会结构不稳定的地区，例如那些白人与黑人需要为了同一份工作而竞争的地方。也许他们都是佃户，为生活所困。然而他们选择将现状视为一场残酷的竞争，而非谋求共同解决问题。而白人将自己的地位低下和不安全感怪罪到黑人身上。考虑到长期存在此类敌意，我们就不难理解，只需要一个无关紧要的借口就可以实施私刑。黑人对白人女性的性犯罪，或据称的性犯罪常被认为是私刑的最常见原因。然而，一项对之前65年中所有私刑所做的研究表明，在发生在南方的私刑中，只有四分之一涉及了这一指控。21 暴徒们如野兽般凶残。他们都想亲手“惩处一下”黑人冒犯者，于是他们集体折磨虐待受害者，并对受害者的遗体进行侮辱。
正如我们所说，整场虐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习俗。在某些地方，在被社会边缘化的、未受教育的男人中，存在着一种狩猎人的传统（与猎取野兽的传统不无相似之处）。 “狩猎黑人”是一种受到许可的活动，无形中成了一种使命。而执法部门对这种习俗宽大处理、消极处理的态度助长了这一趋势。在私刑实施过程中，人们的情绪高涨，他们甚至会掳掠、破坏黑人的住宅与商铺。他们用黑人的家具木材作为燃料，焚烧受害者，企图用这种方式在所有黑人面前杀鸡儆猴。
私刑发生的频率已经明显地下降了。自1890年起的十年间，每年平均发生154起私刑。而从1920年起的10年内，每年平均31起私刑，到了20世纪40年代，每年只会发生2到3起私刑事件。22 这一下降态势可能是由于公众舆论的力量给了执法部门压力。在过去30年中，国会始终在致力于通过联邦反私刑法。然而，南方地区的国会议员持续抵制立法通过，并认为这是北方议员对南方事务的无理干涉。他们主张州政府能够自行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看起来这的确成功了。私刑发生数量的减少其实也可以视作源于历史的变迁。在美国早期的殖民地时代，法院是鲜见的。社会稳定往往是通过宣告罪犯的恶性并处以公开惩罚来保障的。林奇法官（这个名字很不幸地被永久保存了下来）是一位弗吉尼亚州贵格会教徒。在革命期间，有保守党人由于偷窃马匹而被捕。作为治安官，他在自己的家中设立了法庭，并迅速将小偷判处鞭刑40。他的宗教信仰禁止他剥夺他人的生命。在美国的历史上，被处以私刑的白人数量其实多于被处以私刑的黑人人数。但近年来，由于黑人被处以私刑的案例被频繁曝光，人们因此对国家产生不满。
谣言的重要作用
有一条颠扑不破的法则，即任何暴乱或私刑的发生都离不开谣言的煽动。谣言参与了暴力模式的某个或全部四个阶段。23
（1）在暴力事件突发前，关于外群体的误导性言论会不断累积敌意。尤其是当人们听说少数群体有可能参与了阴谋策划、存储武器弹药等活动时。除此之外，种族谣言的爆发式传播往往能反映态势的日趋紧张。评估紧张程度的最佳指标就是收集并调查社区中流传的种族谣言。
（2）当第一批谣言广为流传后，新的谣言会成为暴徒和私刑者的行动指令。他们像是在集结军队一般，高呼 “今晚在河边会有大事发生”，“他们今晚就能抓住那个黑人并杀了他”。如果警方能保持警惕，可能会利用这些谣言来预防暴力事件的发生。 在1943年夏天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谣言称大量黑人正在谋划在特定的游行节日上发动一场有组织的造反运动。我们几乎能够肯定，这样的谣言会造就一大批心存敌意的白人。 然而警方在事件发生之前，就表达了坚定公开的立场，并为黑人游行者提供了充足的保护，从而消除了一场冲突的威胁。
（3）在较少的情况下，谣言也可能是引燃炸药桶的导火索。流传于大街小巷的流言蜚语，每一次转述后都会变得更为刻薄和扭曲。哈勒姆暴动是通过将一个白人警察从背后向一名黑人射击的故事夸大（事实远没有如此夸张），从而达到谣言的效果。底特律周围流传的大量传闻使整个城市的情绪如箭在弦。在那个有如注定要发生暴动的周日的前几个月中，底特律有关种族冲突的谣言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广播中甚至还播放了关于一车车武装黑人正在从芝加哥向底特律进发的谣言。24
（4）在暴乱持续期间，谣言让人们保持兴奋状态。基于幻觉的谣言的传播，尤其令人费解。李（lee）和汉弗莱（huphrey）告诉我们在底特律暴力活动到达高峰的时期，警方接到一名女子的电话求助，声称自己亲眼目睹了一群黑人杀死了一个白人。而当警车到达现场时，警方却只发现一群女孩在那里玩跳房子，没有任何暴力活动的痕迹，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该名女子的陈述。然而其他的市民，像这名女子一样，不假思索地相信了这个故事，并开始向外传播。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假设，谣言是群体紧张程度的参照指标。对于群体成员来说，谣言只是仇恨言论、敌意的口头表达。所有针对天主教徒、黑人、难民、政府官员、大企业、工会、武装部队、犹太人、激进分子、外国政府等外群体的谣言，都毫无例外地表现出了敌意，并编造出了一些令人反感的特质，以作为产生敌意的缘由。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一家连锁餐厅里（据说是这样），站在柜台前的顾客点了一碗炖牛肉和一杯咖啡。店员将炖牛肉放在托盘上，然后开始做咖啡。当她回过头来时，发现炖肉里有一只死老鼠。与此同时，顾客也看到了这一幕，并引起了骚动。他离开了餐厅，很快就对这家经营良好的公司提起诉讼。不幸的是，在审判中，人们发现作为证物的老鼠并没有被煮熟，另一个顾客看见他从口袋里拿出动物的尸体，并在店员转过身去的时候放进炖肉中。故事的最后一句是这样的——“那人当然是个犹太人”。
在战争年代，类似的反犹太谣言有很多。列举其中一些如下：
西海岸征兵委员会拒绝征募任何人，直到被犹太征兵委员会所延迟入伍的那些在纽约、费城和华盛顿的犹太男孩被征完为止。
韦斯托弗的所有官员都是犹太人。外界人士几乎不可能在那里成为一名高级官员。
美联社和联合出版社都受到犹太人的控制，所以我们无法得知任何关于德国或希特勒的真实消息。只有希特勒才知道究竟该怎么对待犹太人。
贬低黑人的谣言要少得多。在1942年的战争期间，研究者所收集和分析的1000个传言中，10反犹太人，3反黑人，7反英国人，约2反对商业界和劳工组织。20是关于军方的，20是关于行政系统的。大约三分之二的谣言都是针对外群体的。其他大多反映了人们对战争进程感到的深深恐惧。25
因此，谣言似乎成为集体性敌意之状态的敏感指标。辟谣作为一种手段——可能并不主流——被用以控制集体中的敌意。在战争期间，报纸上的“谣言诊所”尝试辟谣，并且成功地使人们意识到谣言可能导致的一些危险。然而，谣言的曝光是否能够改变任何根深蒂固的偏见，还有待考证。辟谣所能做到的不过是给予那些温和的，或是仅仅出于疏忽的偏见者一种警告，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谣言的传播对国家利益而言都是百害无益的。
参考文献
1 毫无疑问，根据古特曼的可接受姿态尺度标准，这种简单的三步尺度将具有很高的“再现系数”。没有人会在不表现出歧视性和口头拒绝的情况下参与人身攻击。该量表上层的步骤均预设了下层步骤为其基础。cf s a stouffer, scalg ncepts and scalg theory, chapter 21 arie jahoda, deutsch and s w ok (eds), research thods cial retions , new york: dryden, 1951, vol 2
2 oted froressional rerd as reported the new republic , arch 4, 1946
3 the a types and caes of discriatio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49, xiv, 3, 2
4 ibid, 9
5 ibid, 28-42
6 这个被记录的场景见于j d loho: national ation the nation’ s capital, 1949。该报告是一个对华盛顿市住房、就业、公共卫生、教育和公共设施状况的全面记录。
7 elhettos jewish affairs , 1947, vol ii, no1
8 h g stetler sue adion and national orig of nnecticut high school graduates hartford: nnecticut state terracial ission, 1949
9 a l severn, nationality and religio preferences as reflected newspaper advertisey , 1939, 44, 540-545; j x hen, toward fair py for jeorkers , new york: aanized anti-se the decade 1930-40 , washgton: arican uncil on public affairs, 1941
10 see especially: g ro proble and odern deroes aer, the cial psychology of prejudice , new york: harper, 1953
11 有关偏见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的讨论见felix s hen, the people vs discriation, ntary , 1946, 1, 17-22。在处于爆发式增长的1940年，歧视最为严重的各州的平均收入是300美元（密西西比、阿肯色、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佐治亚、田纳西、卡罗莱纳）。根据对多元化种族和信仰的移民的吸引力与记录在案的宽容立法的评价标准，拥有最为宽容的政策的各州在1940年的平均收入是800美元（罗得岛、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特拉华、伊利诺伊、犹他、华盛顿）。
统计报告没有表明不划算的歧视做法是否是造成低人均收入的因素，或各州由于其他原因所导致的相对贫困，使其受挫并继而导致歧视。第三种可能性使雇佣歧视和贫穷共同导致了一些深层次的条件。
12 actions lie louder than words–red-cross’s policy regard to the blood bank onweal , 1942, 35 404-405
13 rt piere attitudes vers actions cial forces , 1934, 13, 230-237
14 b kutner, carol wilks, penny r yarrow verbal attitudes and overt behavior volvg racial prejudice journal of abnory , 1952, 47, 649-652
15 p e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 a study of political anti-seerany new york: harper, 1949
16 g diary new york: farrar, stra, 1947, 72, 259, 305
17 lynchgs and what they , 1931 see al r davie, op cit, 344
18 总统公民权利委员会认为这种补救办法太危险而不能被批准，因为审查一旦开始，可能会威胁到所有不被赞成的意见的表达。见委员会的报告to secure these rights, washgton: govt prtg office, 1947。
19 see l w doob, 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1952, 266, 291
20 o h dahlke给出了一份导致骚乱的类似情况清单，其中更强调历史和社会学因素，见o h dahlke, race and y of violence, cial forces , 1952, 30, 419-425。
21 r davie op cit, 346
22 在b berry, race retions: the teraction of ethnic and racial groups , boston: houghton iffl, 1951, 166-171可以找到一份关于私刑事实的简要概述。
23 此处的记述是对g w allport and l posty of ruor new york: henry holt, 1947, 193-198中内容的浓缩。
24 a lee and n d huphrey race riot new york: dryden, 1943, 38
25 gw allport and l postan op cit, 12
1 （美国）对东欧犹太人（ashkenazi jews）的蔑称，源自kikel，意第绪语（yiddish，中东欧犹太人使用的一种土语）意为“圆圈”，因犹太移民在法律文件中签“o”（同“x”相似）而来。
2 （国际通用）最初是美国英语对肤色黝黑的人的蔑称，但在20世纪初发展出双重含义。
3 （北美和英国）对任何意大利后裔的种族性词语，衍生自意大利语方言的“guappo”，同“帅哥”（dude）、“大摇大摆行走的人”（swagrer）和其他非正式名称相近，是那不勒斯男子打招呼的方式。尽管以上是该词的最初来源，“wop”还是在20世纪演变为对意大利人和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种族性蔑称，其最常见的用法是贬损性的首字母缩写（backrony）“without papers”（没有文件——即偷渡来的黑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