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由受害而造成的特质（2/2）
黑人群体内部的阶级差异十分显著。肤色、职业、受教育程度都成了判定阶级的依据。处于上层的黑人很容易将在外部受到的歧视怪责在底层的黑人身上。在军队里艰苦的服役条件下，人们观察到肤色深的黑人经常攻击肤色浅的黑人，因为对方看上去更像奴役他们的种族。而肤色浅的黑人之所以处处为难肤色深的黑人，是因为他们的“愚钝”和“无知”。
因此，群体成员内部的关系经常因群体本身的劣势地位而变得更为紧张。那些采取某种自我防卫方式的人常会对采取另一种自我防卫方式的人表示恼火。万般谄媚的黑人由于“汤姆大叔”般的作风而遭受鄙视。穿长袍、蓄长须的正统犹太人，可能会被现代派的犹太人所排斥，他们的感受有时与反犹太主义的外邦人并无二致。急切想要抹去劣势群体对他们的影响并向往融入主流群体的人，往往会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敌视。他们会认为这样的人是“自命不凡的”“马屁精”，甚至是叛徒。
的确，急迫的、致命的迫害可能驱使所有的团体成员凝聚在一起，让他们暂时放下群体内的矛盾。但是，如果偏见只是处于一个“正常”的水平，内部矛盾就可能被当作一种自我防御模式。
对外群体的偏见
当然，偏见的受害者可能会将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强加到别人身上。被剥夺了权力和地位的人渴望得到拥有权力和地位的感受。按照弱肉强食的链条，一个被优越于自己者迫害的人就像在谷场上啄食的家禽，一步步侵吞那些威胁到自己、劣等于自己的人。
一个采用了博加斯社会距离量表的研究，对比了佐治亚州两所大学中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的偏见。黑人学生对全部25个国家和族裔群体的平均友好程度都不及白人学生（除了对黑人群体自身）。7
另外的一些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发现，即黑人的平均偏见程度大于白人。但是，会以偏见回应偏见的群体并非只有黑人。其他的少数群体之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尤其对于那些自认为是受害者的人，更是如此。8
一位犹太学生这样描述他们的心态：
我无法做到宽容，因为在我早年性格形成的阶段，我就是不容异已观念的受害者。我所发展出的仇恨和偏见都是作为防御机制而存在的。如果所有人都讨厌我，我自然也会以牙还牙。9
虽然受害者的挫折和愤怒是导致他对其他群体敌意的主要原因，但他的偏见还有其他原因。他可能能够通过偏见而获取与主流群体的微弱联结，并因此得到安慰。一位外邦的白人可能会明说或暗示黑人，毕竟他们都不是犹太人。一名反犹太主义者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黑人说：“山姆，无论如何，比起那些该死的犹太人，你和我们白人们更为相似。”山姆感觉自己受到了夸奖，继而赞同并继续看不起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劣等于自己的群体。或者，一位缺乏安全感的犹太人可能愿意加入到他的外邦邻居驱逐街区中黑人的活动中。共同的偏见创造了联结的纽带。
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数学概率问题。厌恨外邦人的犹太人可能会双倍憎恶同是外邦人，又是黑人的群体。厌恨白人的黑人可能会双倍憎恶同是白人，又是犹太人的群体。对于某些黑人来说，表达出对白人的厌恶并不明智，但是他会以双倍的力度谴责“下流的犹太人”（他这么说的时候，部分是在谴责“下流的白人”）。10 同样地，犹太人在说“肮脏的黑人”时，也会带有对外邦人的恶意。
同 情
对于许多偏见的受害者来说，上文描述的防御机制是完全不存在的。恰恰相反，一名犹太学生写道：
我很容易同情黑人，他们甚至比犹太人更容易招致恶意。我了解受歧视的感觉。我怎么会有偏见呢？
朱利叶斯·罗森瓦尔德（juli rosenwald）的慈善事业主要是为了惠及黑人。开明的犹太人认为，共情，对于和犹太人一样受到压迫的群体来说，是很自然的反应。他们自己所受到的折磨（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中所宣扬的普世主义）使他们对同受压迫的群体深感理解与同情。
有趣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本人出于他的犹太人身份，客观的心态，以及作为自由的先驱者，这样写道：“即使我是一名犹太人，我并没有让偏见像阻碍他人那样，影响到我发挥自己的思辨；但作为犹太人，我时刻准备着放弃与‘主流群体的紧密联结’，并与之对抗。”11
弗洛伊德所表达的逻辑中涵盖了证据。大部分大规模的研究结果都显示，犹太人对少数群体所持有的偏见程度平均而言，实际上比新教徒或天主教徒要低。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其中重要的一点：犹太人，或是其他为偏见所害的群体成员本身的偏见程度不是非常之高（如前几页所述），就是非常之低。他们很少处于一个“平均”的状态。简而言之，作为一名受害者，他可能会发展出对外群体的侵略性，也可能会发展出对他们的同情。12
这点非常重要。受害者几乎不会处于一个“平均”的偏见水平。 普遍而言，他会走向两种极端。他要么以牙还牙，按照弱肉强食的规则对待弱者；要么就是有意识地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会颇有感悟地说：“这些人是受害者，正如我也是受害者一样。我应该给予他们支持，而不是伤害他们。”
反击：交战状态
我们几乎没有提到一个简单的可能性，即少数群体成员拒绝“承受”这一切。他们随时随地可以反击。从心理层面而言，这是最简单的回应。 斯宾诺莎写道：“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被另一个人憎恨，并且相信对方没有任何理由憎恨自己，他就会反过来憎恨那个人。”用精神分析的话语来说，挫折滋生攻击性。
1943年夏天的哈勒姆骚乱（harle riot）之后的一项研究向大量的黑人居民调查了他们对骚乱的看法。事实证明，近三分之一的人赞成这场骚乱。他们说：“我很赞同这种方式——希望骚乱能够再次发生。让我的同胞有个机会发泄。”“这是黑人得到政府支持的唯一方式。”“这是底特律的报复。”另一方面，百分之六十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也遭受过同样的歧视，但认为这场骚乱是“可耻的”“是一场退行”“是可怕的、丢脸的”。这项研究无法确定为何受种族偏见之害的人们愿意宽恕并谴责这场暴动。但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些对骚乱持反对态度的人往往是阅读量更大、更频繁参加礼拜、更年轻的群体（也许是因为他们受偏见之苦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但是这些迹象都无法作为确定的依据。13
我们并不难理解部分少数群体成员抗议不止的原因。他们应对偏见的方法是反击。他们有时会不顾群体内部的反对而采取强硬的武力。然而，在这群狂热分子的努力之后，往往伴随着真正的改革。
我们能够观察到，偏见的受害者并不比主流群体更易于脱离偏见。“日本人就是日本人。”“尽管可能有一些例外，但所有的黑人都是差不多的。”“所有天主教徒都是法西斯的喉舌。”作为反击，受到偏见的暴力分子可能会诅咒所有的白人、所有的外邦人、所有的新教徒。他们会对整个主流群体进行最猛烈的报复。
一旦意识到暴力的徒劳，一些偏见的受害者会踏入政坛或加入社会运动的组织，力图改善现状。因此，移民群体往往在左翼政党中占有突出地位。近来，黑人已经感受到了政治措施所带来的改善，并普遍将投给共和党（林肯）的一票转而投给民主党（罗斯福）。还有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少数群体往往是民主党派与激进政治行动的拥护者。犹太人有时会走到社会变革的前列，继而成为自由主义的领导者。这时，他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痛恨反犹主义者，谴责他们是“价值体系的破坏者”,“处于保守价值观的边缘”（第132页）。
进一步的努力
加倍努力是面临障碍时的健康反应。人们敬佩锲而不舍、克服障碍的跛子。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面对困难不气馁并能够努力克服它的品质是被广为认可的。因此，有一些少数群体的成员在遭遇困境后，也会加倍努力去解决困难。在工作了一整天之后，一些移民会参加夜校学习美国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在每一个少数群体中，都有很多人采取这种直接而正面的方式克服自己处境中的困难。
这似乎是许多犹太人的生活方式。由于认识到作为犹太人的困难，他们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加倍努力学习，以获得与竞争对手平等的地位。为了获取成功，他们认为，作为犹太人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必须比外邦人获取更高的学历及更丰富的经验。毫无疑问，犹太人热衷学问的传统加强了这一应对偏见的模式。
采用加倍努力的方式来应对困境的人值得我们敬佩。有时，他们也会由于过分的勤奋而招致霸凌。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踏上的是公开竞争的道路，他们会说：“我接受你给我的这条充满荆棘的赛道。让我们来一决高下吧。”
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而努力
与这种直接应对困难的努力相反，我们发现许多偏见的受害者会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少数群体的成员会表现出对大场面的特殊偏爱。在军队中，一些黑人部队会致力于阅兵游行，精心制作的鞋子，穿着舒适的衣服，以及其他良好士气的标志。这些都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性标识——而黑人的社会地位是稀缺的。有时，我们会注意到移民群体成群结队地举办一项盛大的仪式，这种仪式甚至可能是为了一场葬礼。而这些少数群体的成员可能在璀璨的珠宝与昂贵的汽车中获得一种自豪感，这是一种展示的方式，像是在说，“你们总是看不起我。现在请睁开眼看清楚。我有哪里值得被鄙视？”
类似的“代偿”可能会导致在性方面的强烈的征服欲。受到鄙视的少数群体成员可能会在性活动中找回自尊、骄傲与力量。他证实了自己与其他人是平等的——不用说是更好的——只要和看不起他的人一样好就够了。黑人似乎并不为有关自己所属群体性活跃的评价所困扰。他认为这是一种赞美，因为在许多其他方面他都感到自己处于弱势。对于一些黑人，或是一些少数群体的成员而言，被认为在性方面过分开放并不是个问题。这说明了群体名声也能够满足对社会地位的象征性需求。
另一种社会地位象征的实例是对浮夸语言的使用。意图掩盖自己少数群体身份的人会使用生僻的词汇，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看似优雅的语法和丰富的词汇（即使存在一些荒唐的用法），都会轻易表露出他们并不具备自己所向往的教育背景。
神经过敏症
偏见的受害者需要经受如此之多的内心冲突，以至于我们对其精神健康产生担忧。有一些证据表明，犹太人的精神病发病率相对较高，而高血压在黑人群体中很常见。14 但总体而言，少数群体的精神健康与社会总体的平均水平并无显著差异。
如果一定要找出少数群体因长期受到偏见而产生的精神变化，那可能是这些受害者们学会了以一种温和的疏离态度应对生活。只要他们能够在所属群体内自由行动、做好自己，他们就能够设法忍受（或自我消化）外部的排斥。他们会渐渐习惯这种略微疏离的生活方式。
然而，偏见的受害者最好时刻保持警惕。由于他们不断受到外部刺激的挑衅，他们很有可能会选择本章中所提到的一种或多种防御性的行为模式来保护自己。在这些模式中，有一些是良好而成功的，而另一些则会将受害者推向神经质型的防御机制的方向。只有学会分辨这些陷阱，才能够在人生的航道中一帆风顺。
相应地，主流群体的成员也需要学习这些技能。每当个体自尊受到威胁，都可能会发展出自我防御的特质，在这些特质中，有一部分是令人生厌的。而这部分特质更应被视为歧视所导致的结果，而绝非歧视的缘由。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从学校回家后，痛骂一个被他称作“混蛋”的同学。他似乎对“混蛋”的吹嘘、谎言与懦弱充满厌恶。当这名男孩被问道：“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个小伙子想了一会，慢条斯理地给出了一个有理有据的答案：“他看起来很滑稽，不擅长运动，非常不起眼；没有人和他说话，所以我认为他就是想要惹人讨厌，好让自己更有自信一些。”
在给出这个答案后，这名男孩对“混蛋”越来越感兴趣。他开始客观地观察他，并逐渐与他交好。理解是为了宽恕，或至少为了使容忍变得更为容易。
如果“混蛋”自己能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更好了。一旦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他可能会采取一些正面的方式来弥补他在关注度上的缺失。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这种神经质型的防御机制的本质和源头，它就能够被控制，或者至少不被表现出来。有时，受害者自己也需要学习这一技能。
然而，与其思考这种神经质型的补偿机制，不如多考虑一些受害者们的生活状态。他们往往生活在社会边缘——有时被接纳，有时被排斥。勒温（le）将其比作一种处于青春期般的状态，他们生活在一种未知之中，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主流社会的成年人接纳。动荡与压力所导致的不安和紧张，偶尔会非理性地爆发。而想要变得更为成熟，必须先确认这个世界对自己的态度。许多少数群体成员从未被社会完全接纳，从未对社会充分参与，获得安全感。他们就像青少年一样，没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容身之处。他们是边缘人。15
自我实现的预言
让我们回到本章一开始讨论的问题。人们对我们的看法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我们。 如果一个孩子被认为是“天生的小丑”，在众人的称赞和关爱之中，他会不断习得作为一名小丑的技能与诀窍，继而成为一名真正的小丑。如果一个人新进入群体时就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他人的恶意，他可能也会发展出带有侵略性与防御性的行为，并引发真正的矛盾。如果我们认为家中新来的女佣手零脚碎，即使事实起初并非如此，女佣最后可能也会出于受到侮辱后的报复心而真的偷窃。
鉴于人们有无数种微妙的方式能够导致某一特定行为的发生，罗伯特·默顿（robert rton）提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概念。16 它引导人们去注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常会将特定标签赋予外群体（第7章），而内群体往往会对这些标签存在一个错误的印象（第12章）。然而，事实是这两个条件会相互产生影响。我们对他人的感知并不会直接促成他人特质的形成，但却能够对其产生发生影响。我们针对被厌恶群体的印象，会导致这些群体最终展现出这些令人生厌的特质，并坐实了我们对他们最糟糕的期望。这也可能是这些群体针对我们的一些抵触言论所做出的反应。因此，除非双方决意终结这一切，不然这个恶性循环会不断加剧彼此的社会距离，丰实偏见滋生的土壤。
自我实现的预言既可能会促成良性的循环，也可能会导致恶性的循环。容忍、欣赏、赞美将育出善果。受到群体欢迎的外来者可能会对群体做出卓越的贡献，因为他将以诚待人，而不是倍加防备。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家庭、种族、国家——中预期效应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我们预见到了同胞的恶行，我们就倾向于挑起它；17 如果我们预见到了同胞的善行，我们就倾向于滋养它。
结 论
并不是所有的少数群体成员——即使在受到了极端迫害的群体之中——都表现出可识别的自我防御形式。如果他们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自我防御，那就会引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他会采取这种自我防御的形式，而不是另一种形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与利益呢？在本章中，我们所描述的自我防御形式可以大致分为两类18 ：第一种自我防御机制是侵略性的、外向型的，是对造成迫害的群体的攻击。第二种机制则是更为内向型的。在第一种机制中，受害者所谴责 的是阻碍他的外部原因；而在第二种机制中，他倾向于向内寻找解释，即使他不那么自责，他也感觉自己至少有责任去适应当下的情况。我们可以称采取第一种机制的个体（根据罗森茨威格，roseneig）为外罚型人格 （extropunitive），而采取第二种机制的个体为内罚型人格 （tropunitive）。根据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借助图9来总结本章。
图9 歧视的受害者可能具有的补偿行为种类
这种分析的缺点是，它可能在我们的头脑中留下一系列无序的“机制”。实际上，每种人格都有自己的一种模式。一位偏见的受害者可能会展示出多项由受害造成的特质，其中一些是外向的，另一些是内向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描绘一种典型的受偏见所害的人。首先，他们认为自己被孤立的事实并不妨碍他们追求健康和愉快的生活。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与我们是一致的，他们也知道在所有的群体中都有许多人赞同他们，并与他们有着同样的价值取向。所以，他们不会仅仅在主流群体中寻找伙伴，而是在所有的群体中寻找那些与他们能够达成一致的人。当他们的价值观不那么普适时，他们会遭遇歧视与偏见，然而他们会不卑不亢地求同存异。他们掷地有声，“每个人都会经历困苦与不公；我经受了很多，但我呼吁勇气和毅力”。他们会不断增加自己的竞争力，追寻自己的目标，包括努力减少社会歧视，并增强民主的实践。他们同情所有受压迫的人。总之，他们是悲天悯人、有勇知方、锲而不舍、不卑不亢的。虽然一定会存在社会化程度远低于此，也不那么成熟的个体。但正如我刚才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完全成熟的人格是能够以德报怨的。如此之多的偏见受害者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此应该为他们丰满成熟的人格而感到深深地敬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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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g w allport the role of expectancy chapter 2 h cantril (ed), tensions that cae wars urbana: univ of illois press, 1950
18 i l child提出了一种稍微不同的总结少数群体成员行为类型的方法，见italian or arican?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43。child发现一些意大利血统的第二代年轻人强烈反抗他们自己的内群体。还有一些人巩固群体内的联系，甚至到了憎恨周围的美国文化的程度。还有一些人对此漠不关心，选择尽可能淡化和忽视种族冲突。所有这些形式的反应都在我们的分类中有所体现。我们与child的分类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列出了比child在他对单一种族群体的更有限的研究中发现的更广泛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