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由受害而造成的特质（1/2）

无论是自然发生的，或是偶然的，还是命中注定的苦难，都没有他人的随欲而为给我们造成的苦难更痛苦。

——叔本华

让我们扪心自问，如果你听到一个声音不断重复，“你懒惰，生来愚笨，你注定是个小偷，有着劣等的血统”，你将会有何感受？如果这个评价是你的大多数同胞所强加给你的，而你并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观点——只因为你的皮肤碰巧是深色的。

或者，假设你每天都被他人期待是一名精明、敏锐、成功的商人，你不受俱乐部和旅馆的欢迎，你被视为只与犹太人交往的人，但如果你遵循这些预设行事，你却还是会因此受到谴责。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改变他人对你的看法——只因为你是一个犹太人。

一种名声，无论是否属实，当它被这样一遍遍日复一日地捶打进你的脑海时，都不可能不对你的性情造成任何影响。

一个发现自己不断被排斥和攻击的小孩不可能拥有尊严和自信。相反，他会发展出防御。像生活在一个恶意巨人的世界里的小矮人一样，面对威胁，他无法进行一场公平的战斗。他被迫听任巨人们的嘲笑，屈服于他们的虐待。

这个如同小矮人般的孩子可能出于自我防御做出很多事。他可能变得孤僻沉默，抗拒与巨人们说话，而且从不对他们说实话。他可能会与其他小矮人们团结起来，彼此安慰，找到自尊。他可能一有机会就尝试戏弄巨人，体验甜美的报复。他也可能陷入绝望，孤注一掷地将某个巨人推下人行道，或者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向巨人扔石头。或者他可能会绝望地发现自己正在扮演巨人们期待他扮演的角色，逐渐开始分享巨人们对小矮人的成见。他天然的自爱之情可能在长期的蔑视下转而成为精神上的畏缩与自我仇恨。

自我防御

宽容的人，怀着对正义的激情，往往会否认少数群体身上有任何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特殊性质。他们认为少数群体“就像”其他人一样。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所观察到的群体差异，远不及我们假定存在的群体差异那么明显。群体内部的差异几乎总是大于群体之间的差异。

但是，由于没人可以对来自他人的霸凌 和期待 漠然处之，所以我们必须预期到，群体内部经常会存在自我防御，以抵挡嘲笑、蔑视和歧视。这一点不容置疑。

然而，在概括由迫害而产生的特质时，我们需谨记在心以下两点：（1）它们并不都是令人不快的特质——其中有一些是能够给人带来社交愉悦并具有建设性的。（2）发展出何种形态的自我防御，是因人而异的。每个受迫害群体的成员自我防御的形式都各不相同。有些人可以轻松地处理自己的少数群体身份，从他的人格中甚至看不出这个身份对他有任何影响。而有些人会表现为一种可欲与不可欲的补偿形式的混合体。有些人会由于他们所受到的挫折而生出强烈反抗，继而发展出许多不良的防御。这些不幸的人会不断地招来他们所憎恨的对待。

个体应对其群体身份的做法取决于他的生活环境、所受过的训练、他所遭受迫害的严重程度、他的生活理念。我们只能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认为，在某个不受欢迎的群体中，特定类型的自我防御形式会比在其他群体中更常见。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列举一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由于一些特殊情况，特定形式的自我防御会在某一受害群体中更为普遍。

过度忧虑

几乎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黑人公民都无法心安理得地进出所有商店、餐厅、电影院、酒店、游乐园、学校、电车、飞机或船，更不用说造访白人的家了，他时刻要担心遭受冒犯和羞辱。这种挥之不去的焦虑在黑人去外地旅行时会更为强烈，他不仅对当地路况不熟悉，他的肤色也使他感觉不安。他脑海中会日夜不停地萦绕着有关种族的担忧，无法逃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研究部门针对黑人与白人的一项调查结果很好地展示了种族这一思维框架在黑人之中的普遍程度。这项调查的问题是，“如果你能够和美国总统谈话，关于这场战争和你在其中的角色，你最想问的三个问题是什么？”一半的黑人都表示会就种族歧视进行提问，但几乎没有一个白人打算提出相似的问题。黑人的提问方式不尽相同，但主题都指向同一个：“我作为黑人，能够在战后分享所谓的民主吗？”“南方会人道地对待黑人吗？”“为什么黑人士兵不被允许和白人士兵一样战斗？”“如果白人和有色人种的士兵都是为了同样的事业而战斗和牺牲，那他们为什么不能一起训练？”1

作为受偏见所害的少数群体成员，他们的一个基本感受就是不安全感。三位犹太学生的陈述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一个观点：

我害怕听到反犹主义言论；确定无疑地存在一种生理上的不适：我始终感觉到无助、焦虑、恐惧。

反犹主义是犹太人生活中的一股持久力量……

我很少直接遇到别人公开表达其反犹主义观点。但是，我总是会意识到它的暗中存在，似乎已经蓄势待发，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任何一点这方面的迹象都仿佛预示着，某个模糊地笼罩在头上的灾难即将到来。

在一所东部大学中的犹太学生所写的一系列类似的文章中，超过一半的人都提到了这种悄然笼罩着的“厄运”，不知何时才能降临。

因此，这种警觉性就是自我开启防御机制的第一步。受到偏见的群体必须时刻防范于未然。有时，这种敏感性会发展成为一种过度的多疑，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都会加以分析。例如，对“eu”这个音节的敏感在犹太人之中非常普遍。

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某一天，一对刚刚抵达美国的难民夫妇在新英格兰的一所乡村杂货店内购物。丈夫想要买一些橘子。

“是为了榨汁吗（for juice）？”店员问道。

“你听到了吗，”女人低声对她的丈夫说，“他在问，是给犹太人（jews）吗？你看，这里也要开始迫害我们了。”

作为一名少数群体的成员，他们不得不对照着主流群体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地位。假设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数量在某个城市占到了二十分之一，那么日常生活中，他们遇见“本地美国白人”的几率是“本地美国白人”遇见他们的几率的二十倍。当然，这一比率会因为他们倾向于和自己族裔的人一起活动而产生很大的改变。但是，这一基本的现象依旧存在： 少数群体成员的压力、敏感性和需要适应的程度都要比主流群体高很多。

因此，少数群体对这个问题的忧虑很容易超过应有的限度。继而，他们与主流群体的每一次交往都变得风声鹤唳，使双方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少数群体的态度可能是：“因为我们受够了你们的伤害，所以我们学会了事先保护自己。我们不会信任给我们造成过伤害的群体中的任何人。我们不相信他们的一切。”警惕心理和过分敏感都属于少数群体自我防御的形态。

对集体成员身份的否认

也许受害者所能做出的最简单的反应是否认自己作为被排斥群体一员的身份。在那些没有标志性肤色、外貌和口音的群体中，一位对群体没有依恋或忠诚的成员经常会采用这种方式。他们在群体中的身份可能是由血统决定的，某些人只有半数、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与这个身份有关的血统。一名黑人的肤色可能会浅到足以冒充白人的程度。从逻辑上来说，他完全可以自称白人。因为他的白人祖先可能比黑人祖先要更多一些。否认集体成员身份的人可能会认定自己是“同化主义者”， 并认为所有少数群体成员都想要磨灭自己所有的群体印记，越快越好。但是，否认自己少数群体身份的成员经常也饱受内心的折磨，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所属群体的叛徒。

一名犹太学生带着悔恨承认，为了不被人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他有时会“在谈话中插进一些调侃犹太人的俏皮话，虽然并不恶毒，但这是为了掩饰身份，传达自己是一位外邦人的印象”。

另一位学生写道：

当我与反犹太主义者在一起时，我努力“缄口不言”，并尽快离开。我通常不会在他们面前勇敢地亮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我经常为自己不敢于承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感到内疚。

当一个人皈依了另一种宗教，或者成功地被人当成主流群体的一员之后，他对原来所属集体成员身份的否定可能是永久性的。但这也可能是暂时和机会主义的。就像使徒彼得一样，在压力下他否认自己是基督的追随者。对集体成员身份的否认也可能只是部分的，比如一位移民会觉得将自己异国气息浓重的本名英语化对自己更有利。一位黑人可能会尝试弄直他的头发，这不是因为他想要“装成”什么，而是因为哪怕只是在一个小方面逃脱对自己不利的特征，都是在某种意义上令人满足的。

否认所属集体的成员身份来获得主流群体的认可的行为，有时很难与适应主流文化实践的正常努力区分开来。一位努力学习英语的波兰移民不一定就是否定自己波兰人身份的，但他一定会降低波兰语在他生活中的相对重要性。他离开原先的群体而转向另一个群体。即使他无意背弃之前的同伴，但依然在走向被主流群体同化的道路。从结果上讲，这就是一种“否认”。

回避与被动

从古老的奴隶时代开始，囚犯、被社会排斥的人就开始将自己的真实情感隐藏在被动与随波逐流的假面之后。他们有时会将自己的怨恨掩饰得很好，以至于初看上去别人会觉得他们对自己的境况感到完全满意。伪装心满意足是他们的生存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研究部门针对白人士兵进行了一次调查，其中有这样的问题，“你认为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黑人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只有十分之一的南方士兵和七分之一的北方士兵回答“大多数黑人对这个国家不满意”。2

这项结果显示出大部分白人都错误地相信了黑人这种出于自我保护的伪装行为，同时也显示出主流白人群体是多么心安理得。事实是，大多数黑人都对现状并不满意。他们中起码有四分之三认为，“白人试图压制黑人”。3

有时，被动地默默接受是受到严重威胁的少数群体想要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激进反叛的行为一定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个体自身也可能被由持续的焦虑和愤怒引起的精神疾病击垮。装作认同其对立面的意见能够使他逃离被作为靶子攻击的命运，这切断了恐惧的源头，并悄然将他之后的生活分割成了两个部分：一个在所属群体中（较为活跃）的自我，一个在外部世界中（较为被动）的自己。尽管两者是冲突的，但大多数黑人还能保持精神健康——也许因为默默接受现状是一种有益无害的自我防御模式。以一种回避的、消极的方式来对待偏见可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被动回避的程度不尽相同。有尊严的沉默态度会给人留下可敬的印象，得到很多人的欣赏，这种类型常见于黑人群体与东方国家。

另一种回避的方式是沉浸幻想。在现实生活中，受害者可能毫无尊严。但他可以想象，也可以跟与他地位相同的人谈论一种比他现在的境况更好的生活，就像一个跛子假装自己没有任何身体缺陷一样。在他的幻想中，他是强壮的、英俊的、富有的。他拥有锦衣华服、令人仰望的地位、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就连他驾驶的汽车也是最好的。白日梦是人们经历被剥夺后的普遍反应。

回避也可能以不良的形式存在，例如畏缩和谄媚。在主流群体面前，一些受偏见所害的人会试图彻底抹去自我。如果主人讲了一个笑话，奴隶就跟着大笑；如果主人发怒，奴隶就怯懦畏缩；如果主人想要听奉承话，奴隶就溜须拍马。

扮丑角

如果主人想要取乐，奴隶有时会被迫扮丑角。犹太人、黑人、爱尔兰或苏格兰裔的喜剧演员都可能会在舞台上嘲弄自己所属的群体以博取观众一笑。演员从掌声中获得满足。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在他的作品《黑人男孩》（bck boy ）中，描述了电梯操作员，一名黑人男性，通过夸张化自己的黑人口音和做出外界对黑人刻板印象的姿态——乞怜、懒惰、滑稽——来获得好处。乘坐电梯的人们施舍给他硬币，像看待宠物一般对待他。黑人孩子有时也会做出愚蠢的乞丐般的样子，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就能收获好心（但同时也喜欢表现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人士的注意，以及几个便士。

以扮丑角的方式保护自我的情况也会延伸到内群体本身之中。有时，黑人士兵会喜欢使用一种极端的“黑人方言”，追求尽可能的背离语法规则。蓄意捣毁语法规则似乎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快乐，一种受挫后象征性的发泄通道。他们称自己为“幽灵”（spooks），这个幽默的称呼背后别有深意。幽灵不会受伤，也无法被打倒；幽灵不会还嘴，也无法被强迫。幽灵穿墙而过，沉默但坚不可摧。少数群体在开自己玩笑的时候往往带有一种悲情。他们好像在表达，如拜伦所说的那样，“如果我嘲笑任何有死之物，那都是为了让自己不致哭泣”。

加强内群体的联结

正如第3章所述，来自共同敌人的威胁并不是群体团结的唯一基础，但它的确是促使人们联合起来的强大推动力。一个处于战时的国家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针对失业者家庭的研究表明，在经济衰退期间这些家庭的团体凝聚力往往更高。的确，危机会让有些根基已经不稳定的家庭摇摇欲坠，正如一些处于弱势的少数群体由于所遭受的迫害而分崩离析一样。有人可能会举出例子说，美国历史上很多理想主义的、激进的和宗教性质的团体都没能经受住外部力量的打击。也有一些族群——比如某些印第安部落——由于缺乏对抗迫害的力量而瓦解。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说，苦难使受苦的人同仇敌忾。来自敌人的威胁使他们渴求与经历相同的人组成一个能够为彼此提供保护的团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海岸的人们普遍认为，“日本人就是日本人”这一信条使第一代移民北美的日本人（issei）与出生在北美的日本后裔（nisei）之间建立了强大的联结，尽管在迫害发生之前，这两个群体之间常互相看不顺眼。

因此，“小团体主义”可能是受迫害的结果，尽管迫害者可能认为这种“小团体主义”是导致迫害的原因。在加利福尼亚州，很少有人会将日本人群体的凝聚力归因于歧视性的法律和做法。他们没有认清的是，日本人群体之所以会抱团，是因为在这片异域之上的法律中所存在的歧视，法律禁止异族通婚，将日裔排除在公民身份、许多特定职业、许多特定街区之外。搞小团体被认为是日本人的“本性”，正如它也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本性”一样。当少数群体被系统性地排除在职业、街区、酒店、度假场所之外时，究竟是谁在排外？

可能根本不存在一种本能的“小团体意识”。孩子们的群体意识都是被教会的。一个五岁的黑人孩子否认自己黑人身份的情况并不少见——即使他知道身边的很多人也属于这个被鄙视的群体。一名年幼的犹太儿童可能会用“肮脏的犹太人”称呼别人，但他不明白其中所涉及的反讽。少数群体的家长会常常探讨是否需要向自己尚处幼年的孩子解释他生来的群体身份使他所要蒙受的烦恼，还是让孩子享受几年无忧无虑的生活，即使再过几年——通常在8岁左右——他还是将受到现实的冲击。

无论孩子是否为接下来的打击做好了准备，他很快就能在这个无可逃避的现实中找到安慰。他的父母会传授他属于这个集体传统的荣耀。这些给人安慰的传奇故事有助于消除“劣等”标签对他所在群体的影响。“我们，而不是你。”孩子对自己说，“才是真正优越的人。”随着合理化程度增加，主流群体可能被认为是粗鄙的、庸俗的、野蛮的或充满“病态的”（例如，富有偏见的）人。遭受歧视的人可能会从被孤立之中获得内心的满足，被单独挑出来区别对待也是一种重要性的表现。因此骄傲和自负完全可能出现在受害者而非加害人身上，因为没有人会真的觉得自己天然就低人一等。

因此，少数群体可能会发展出特殊的凝聚力。在群体内部，他们可以大笑，嘲讽那些对他们持有偏见的人，颂扬群体之中的英雄，庆祝专属于这个群体成员的节日，并且安适地共同生活。只要他们能够保持这种凝聚力，他们并不会为针对他们的偏见而感到困扰。在第20——21页中，我们提到，少数群体的民族中心主义程度可能高于主流群体。现在我们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从这里再往前一小步，就是对自己所属群体的优待了。由于一个人的安全感来自他所属的群体，他会越发青睐这个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犹太人可能会倾向于支持犹太同胞；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小团体主义”的控诉就是有根据的了。黑人有句口号，叫作“不要在你无法在那里工作的地方消费”，这背后的原因是相似的，并不难理解。有不少黑人曾被问到，为什么他们不去“白人的教堂”做礼拜，他们将会在那里受到诚挚的欢迎。而他们通常回答说：“我们完全愿意这样做，但是这些教堂愿意给一位黑人牧师公平的就业机会吗？”出于外界的偏见而产生对所属集体的偏爱，是人们的一种自然条件反射。

狡猾与奸诈

纵观历史和全球，针对外群体的最常见的指责之一，就是他们是不诚实的、狡猾的、奸诈的。埃及的穆斯林是如此谴责埃及的基督教徒的，欧洲人也是如此谴责犹太人的，土耳其人谴责亚美尼亚人狡猾奸诈，亚美尼亚人也这样谴责土耳其人。

促成这项谴责的根源在于人类团体自古以来就实行的道德层面的双重标准。人们总是被期待会更偏袒自己所属的群体。原始人对欺骗行为的制裁通常只适用于受骗者是自己部落成员的情况。而欺骗外人被认为是正常而值得称道的。即使在文明社会中，我们依然可以观察到双重标准。无论是面向游客的多收费，还是出口商向海外出口劣质商品都被认为是常规操作。

一旦牵涉到了生存问题，耍花招的情况会变得更为严重。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许多犹太人都通过误导迫害者的方式才得以生存下来。这在沙皇时期的俄国，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以及所有被纳粹统治过的国家都发生过。在亚美尼亚人，美洲的印第安人等许多受迫害的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事例。

“奸诈”的特质也可能会成为受害者在小处寻求报复的手段。较弱的那一方会倾向于占较强一方的小便宜：黑人厨师可能会从白人女主人家的厨房里“顺走”一些食物，这其中既有实际的物质原因，也有象征性的报复意味。狡猾的形式不仅限于偷窃。它囊括了不同形式的伪装。一个人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扮丑角或是讨好，通过谄媚对方获取小恩小惠的行为，既是为了生存，也是一种报复。

因此，偏见的受害者产生这种形式的反应完全不足为奇，可能更值得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样的反应没有更多些。

对主流群体的认同：自我憎恨

在上述情况中，还存在一个更为微妙的机制，即受害者是真正赞同迫害者的，而非假装认可那些地位更高的人。受害者实际上的确会以迫害者的视角审视自己所属的群体。这个过程可能是同化主义努力背后的隐含条件，也是导致个体在主流群体中完全失去自我的原因。他的财产水平、习俗和言论都将与主流群体无异。但是更为令人不解的是，在一些情况中，个体完全没有希望达成实质上的同化，但仍然在观念上与主流群体保持一致，包括做法、观点和偏见。

针对某些失业男性处境的调查可能有助于解释这样的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研究报告显示，这些失业的男性们感到深深的耻辱。他们把窘迫的境况归咎于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男性并不会因此被责怪。但他们依旧倍感羞耻。西方文化对个体责任的重视可能是主要的原因。我们认为是每一个个体塑造了世界，或者说，我们愿意这样相信。当事情出了差错，个体应该承担责任。所以，移民们会越发为他的口音、扭捏的体态、所缺少的社交礼仪和教育而感到羞耻。

犹太人可能讨厌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如果犹太教不存在，他也不会成为偏见的对象）。或者他也可能会鄙夷某一类犹太人（正统保守派、那些个人卫生习惯不好的人或者是商人）。又或者，他也有可能会痛恨意第绪语。因为他无法逃脱自己所属的群体，所以在一种真实的意义上，他也憎恶他自己——至少他会憎恶自己作为犹太人的那一部分。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他可能同时也恨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由于长久以来的不安全感和紧张，他割裂的自我可能会做出隐秘而自我意识过强的行为。他们将自己作为犹太人被赋予的恼人特质放大，继而自我憎恨，加剧了冲突。这构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4

一个多世纪以前，德·托克维尔（de toceville）描绘了黑人奴隶的自我仇恨。虽然这段历史让人痛心，但将此局面完全归咎于黑人是错误的。实际上，这种自我防御的形式在奴隶群体中很可能并不普遍；在今天的黑人群体中也不常见。

一名黑人千方百计进入排斥他的人们之中，遵循压迫者的品味，采纳压迫者的意见，并希望通过模仿他们而成为对方群体的一分子，却徒劳无功。由于他从最初就被灌输了自己所属的民族是劣等于白人的这一观念，他不但对此深信不疑，而且为自己感到羞耻。在他所形成的每一项性格特征中，我们都能看到奴役所造成的影响。如果他能够对此做出改变，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整个回炉重造。5

对纳粹集中营中情况的研究表明，只有当其他所有的自我防御方法都失败后，受害者才会采取认同压迫者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调整。起初，囚犯们试图维护自己的自尊心，在内心默默鄙视压迫者，并试图偷偷做小动作和耍花招，以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健康。但是在极度的压迫中苟延残喘了两到三年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试图取悦看守者，进而在精神上做出了投降。他们模仿看守者：在衣着打扮（象征性的权力）上不断向其靠近，欺负新来的囚犯。他们自己也逐渐成了反犹太主义者。他们继承了压迫者的黑暗心态。6

每种人格都有其突破点。德·托克维尔笔下的奴隶和长期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囚徒等案例表明，群体压迫可能会摧毁自我的完整性，并将自尊转化为自卑，塑造出卑躬屈膝的自我形象。

并不是所有的认同或自我憎恶都如此极端。北方黑人士兵经常会戏谑地嘲弄南方黑人士兵具有某些“低人一等”的特质。这是白人间流行的关于黑人的普遍价值判断，但黑人群体自己也常常分享这些判断。当他们不断被灌输自己是懒惰、无知、肮脏、迷信的，他们可能会开始接受这些指控。这些所谓的黑人特质在西方文化中是为人不齿的——所以，理所当然地，黑人们——也无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所属的群体心生怨恨。例如，一位无意识地接受了白人评判的黑人，可能会对比他肤色更深的弟弟冷眼相待。

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攻击

自我憎恨指一个人为自己有着所属群体中为人鄙夷的特质而感到耻辱——无论这些特质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无稽之谈。我们也将自我憎恨一词用于对自己所属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的憎恶，因为他们“拥有”这些特质。这两种情况都属于自我憎恨的范畴。

当仇恨显然地限于所属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时，我们能够预料到的是，纷至沓来的内部问题。一些犹太人称呼其他犹太人为“犹太佬”——将整个群体受到的反犹太主义压迫完全归咎于他们。群体内部的阶级差异往往源自逃避群体中较弱势部分的动机，例如“有蕾丝窗帘”的爱尔兰人会看不起“衣衫褴褛”的爱尔兰人；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富裕犹太人长期以来都将自己视为希伯来民族中的精英；而身处德国的犹太人，自恃丰富的文化底蕴，认为自己是贵族而常常看不起奥地利、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的犹太人，并认为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是处于最底层的。毋需多言，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认可这套理论，尤其对于生活在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来说，这根本是一派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