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语言因素（2/2）
少数群体成员往往对别人如何称呼自己十分敏感，这是很可理解的。他们不仅反感带有侮辱性的称呼，有时还会从平常的称呼中体会到不存在的恶意。黑人（negro）这个词的首字母经常被写作小写的n，这在少数情况下是种刻意为之的侮辱，但更多的时候是出于无知的。像是“穆拉托人”（utto，黑人与白人所生下的混血儿）或“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octoroon）这样的术语也会引起其指代对象的不适，因为这些词在历史中常被用作轻蔑语。专门区分性别的词语也是令人反感的，因为它们似乎也再次强化了民族差异。为什么“犹太女人”（jewess）和“黑种女人”（negress）有专门的词语表示，而我们并听不到“新教徒女性”（protestantess）和“白种女人”（whitess）这种表达？同样的过分强调也出现在一些专门的称呼，如中国人（chaan）和苏格兰人（stchan）中。为什么不说美国人（arican an）？误解的根基在于少数群体对许多词语中微妙的感情色彩也很敏感，而主流群体可能会不假思索地使用这些令人不快的词汇。
“共产主义者”标签
只有给外群体贴上标签之后，我们才能在脑海中建立起对其的印象。以一个我们常常遇见，却模糊得出奇的情形为例，当一个人想要将责任归咎于某个其性质尚不明确的外群体时，他往往会在无明确指代对象的情况下使用“他们”（they）一词。“为什么他们不把人行道建得宽一些？” “我听说他们要在这个镇上建厂，雇用很多外国人。”“我不会支付这个税单；他们要想从我这儿拿到钱是痴心妄想。”如果被问及“他们到底是谁”时，说话者可能会感到迷惑和尴尬。这种缺乏指代对象的“他们”显示出，人们往往想要、需要指定一个外群体（通常是为了发泄敌意），即使他们自己也不明确这个外群体具体是谁。只要泄愤的对象是模糊的，偏见就无法围绕着它发展开来。我们需要标签来标识敌人。
尽管这听上去很奇怪，但直到最近关于共产党人 并不存在一个被广为认可的标签。 这个词当然是存在的，但它没有任何特殊的情感内涵，也没有指向一个公敌。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国家中滋生了越来越多受到经济与社会威胁的感受，人们也依然无法确定威胁的源头。
对1920年一整年的《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 ）进行的内容分析揭示出的标签列表如下。其中每一项都被用于暗示某种威胁。举国上下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气氛中，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也很相似。必须要找出一个群体，对战后的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和不确定性负责。一定要有一个反派。在1920年，记者和社论作者们将这个反派描述成了以下几类人：
异己、煽动者、无政府主义者、爆炸制造者、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共产主义工运分子、阴谋家、作出虚假承诺的特使、极端主义者、外国人、后入籍的美国人、纵火犯、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只会空谈的无政府主义者、只会空谈的社会主义者、同谋者、激进派、苏联派来的煽动者、社会主义者、苏联、工团主义者、叛国者、不良分子。
从这个洋洋洒洒的列表中，我们能够发现到人们对一个敌人（不满和烦躁情绪的发泄对象）的需求 远比这个敌人的具体身份更明确。无论如何，人们依旧没有对这个敌人打上清晰的、得到一致认可的标签。部分是出于这个原因，全民歇斯底里的情况减轻了。既然不存在明确的“共产主义”分类，人们的敌意也就没有真正的聚焦点。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模糊的可互换标签变得越来越少，人们也逐渐对这些标签有了一致的认定。外部的威胁几乎都被称作来自共产主义或红色势力。在1920年，威胁的分类缺乏明确的标签，威胁的类别是模糊的。但在1945年之后，威胁的标识和对象都变得更加明确。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说出“共产党”一词时，是清晰了解其含义的。而是通过运用这一称呼，至少人们能够一致地将矛头指向某个 勾起他们恐惧的对象。这一称呼继而成为威胁的代名词，任何与此有牵连的人都遭到了不同的压制。
就理论而言，标签应该指代特定基本属性，像是共产党员，或效忠于俄国体系的人，或这一体系的支持者，如卡尔·马克思（karl arx）。但是，这一标签被滥用了。
事情经过大致如下：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并对国外的破坏性革命心存忧虑，大多数人都很自然地感到心烦意乱。人们因为高昂的税收而烦恼，道德价值和宗教价值受到威胁与挑战，社会大众还恐惧未知的、更深重的苦难。人们需要一个单一的、可识别的敌人。将责任归咎于“俄国”或其他遥远的地区远远不够， “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也无法给人们提供一个满意的解释。人们需要一个群体作为替罪羊（参见第10章）：华盛顿的政要、学校的同学、工厂的同事、街区的邻里。一旦我们感受到了当下的威胁，我们就会推断自身周围必有危险存在。于是，我们的结论是，共产主义不仅存在于俄国，还存在于美国，在我们的家门口，在我们的政府中，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的学校中，在我们的邻里之中。
对共产主义的敌意是偏见吗？并不必然。涉及现实的社会冲突的阶段是必然存在的。美国的价值观和苏联的价值体系，在本质上是不一致的。这将导致现实中双方特定形式的对抗。偏见只会发生在“共产主义”的定义属性变得模糊时，这时所有支持任何社会变革的人都被称为共产主义者。担忧社会发生变革的群体是最有可能将这个标签贴在任何看似存在此类威胁或者做法的人之上的群体。
对于他们而言，该类别是未分化的。它包括了所有对其不利的书籍、电影、布道者、教师。如果不幸降临——可能是森林火灾或工厂爆炸——人们都会将其归咎于共产主义者的破坏。该类别涵盖了所有互不相关的负面事件。议员兰金（rank）在1946年众议院的会议上称詹姆斯·罗斯福（jas roosevelt）为共产党人。国会议员奥特兰（outnd）敏锐地就此回复道：“显然，所有不同意兰金先生观点的人都是共产党人。”
当差异化思维处于低潮时，社会将陷入危机，两极化思维将被放大。一切事物都被贴上了符合道德规范或出离道德规范的标签，而后者则会被称为“共产党”。相应地——这也是造成伤害的部分——任何被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这是错误的归类）都会立即被抛出道德秩序之外。
这种联想机制将巨大的权力置于蛊惑民心的政客手中。几年来，参议员麦卡锡（arthy）设法将与其政见不合的公民贴上共产党的标签，并用这种手段铲除异己。少部分人看穿了他的把戏，麦卡锡也随之声名扫地。然而，使用如此卑劣手段的人远不止这位恶名昭著的参议员。据《波士顿先驱报》1946年11月1日的报道，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代表约瑟夫·马丁（joseph art）结束了与民主党之间的竞争后，他说：“人民将投出的选票将使美国陷入混乱、迷茫、破产，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中，所有的自由和机遇都将毁于一旦。”他使用情感标签，意图将他的对手置于公认的道德秩序之外。马丁成功连任了。
在第14章中，我们将进一步思考现实中的社会冲突与偏见之间的区别。在第26章中，我们会分析煽动者们用以迷惑民众的其他伎俩。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此迷惑。蛊惑民心的政客过分使用这些伎俩，就会变得可笑。在伊丽莎白·迪林（elizabeth dillg）所著的《红色分子关系网》（red work ）一书中，她的两极化思维是如此显著，以至于落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一位读者评价道：“显然，如果是你的左脚先踩下人行道的，那么你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要顶住社会压力，在全民歇斯底里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公正，不为语言标识背后所带有的大量类别及偏见所动，实属不易。
语言现实主义和标识恐惧症
一旦被贴上标签，尤其是被贴上负面的标签，大多数人都会表示抗拒。几乎没有人愿意被称为法西斯、社会主义者或反犹太主义者。我们可能会给别人贴上这些负面的标签，却不愿意自己被贴上这些标签。
人们对正面标签的渴望可以通过接下来的情形得到例证。在白人聚集的社区中，人们强行赶走了一户新搬入的黑人家庭。然而，他们称自己是“为睦邻友好而努力”，并将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根据此座右铭所做出的第一步努力就是起诉将此物业出售给黑人家庭的人。接着，他们又投身于将第二户黑人住户赶走的行动中。以上的行为都被标榜为响应“为睦邻友好而努力”的号召。
斯塔格纳（stagner）5 和哈特曼（hartan）6 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可能会反映他的确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但他仍然会排斥类似的负面标签，并拒绝支持任何公然符合他行为的运动或参与者。简而言之，这是标识现实主义所对应的标识恐惧症。当自己被牵涉其中时，我们会陷入标识恐惧，即使在给别人贴上“法西斯”“共产党”“盲人”“假正经”的标签时，我们并不在意。
当标识能够激起强烈的情绪时，它们就不仅仅只是标识了，而是成了实际的东西。“杂种”（n of a bitch）和“骗子”（liar）这类词在我们的文化中常被视为一种“宣战”。我们或许能够接受更为温和微妙地表达蔑视的语言。但在这些特殊情况下，这个表述本身必须被“撤回”。我们当然不会通过让对手撤回一个词语来改变他的态度，但是这个词本身被除去似乎也很重要。
这样的言语现实主义可能会到达极端的程度。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议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1939年12月），在坎布里奇市内拥有、藏匿、封存、引进或运输任何含有列宁（len）或列宁格勒（lengrad）的图书、地图、杂志、报纸、小册子、传单都是违法的。7
这是一种天真的做法。但人们很难理解语言与现实的混淆是无法通过这样的行为而消除的，除非我们意识到语言在人类思维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下例子就是从早川（hayakawa）的书中获得的。
马达加斯加战士必须禁止食用动物肾脏。因为在马达加斯加语言中，肾脏的词与“射击”发音相同，所以一旦食用了肾脏，就会被敌人射中。
1937年5月，纽约州的一个参议员强烈反对一项控制梅毒的法案，因为“纯洁的儿童不能接触这一术语……而且这个词会使得体面的男人女人感到不适”。
这种想法强调了类别与标识之间所存在的密切的凝聚力。刚才所提到的“共产主义者”“黑人”“犹太人”“英国”“民主党人”等词都会给一些人造成恐慌，会激怒他们。谁知道这个词或这件事会不会惹恼他们呢？标签是任何垄断类别的核心。因此，要使一个人摆脱对种族或政治的偏见，就有必要同时将他从字义崇拜中解放出来。这是普通的语义学学生所熟知的，他们告诉人们，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言语现实主义和标识恐惧症所导致的。因此，任何减轻偏见的方案中都必须包括大量的语义治疗。
参考文献
1 i j lee how do you talk about people? freedoue, 1950, 15
2 g razran ethnic dislikes and stereotypes: a b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abnory , 1950, 45, 7-27
3 c e osgood the nature and ical bullet , 1952, 49, 226
4 l l broords and white chauvis asses and uide for developg a ngua of eality , san francis: california federation for civic unity, 1950
5 r stagner fascist attitudes: an expl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cial psychology , 1936, 7, 309-319; fascist attitudes: their deter nditions, ibid, 488-454
6 g hart-tone of political party nas and public response to their ptfory , 1936, 7, 336-357
7 s i hayakawa ngua action new york: harurt, brace, 1941,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