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社会结构与文化格局（1/2）

正如我们之前所读到的，一些理论家由于其所受过的训练及其偏好，强调文化的因果关系 。而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则对塑造了个人态度的外部影响感兴趣。而另一方面，心理学家想知道这些影响是如何被编织进个人生活的动态纽带之中的。这两种研究方法都是必需的。但在本章中，我们仅限于讨论前者，即文化的因果关系。

基于我们现在对偏见的了解，我们可以说，持有偏见的人格将更多地会出现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地方：

社会结构以异质性为特征的地方

允许垂直流动性的地方

社会正在发生快速变革的地方

存在无知和交流障碍的地方

少数族裔规模大或者呈扩张趋势的地方

的确存在直接竞争和现实威胁的地方

在社群中以利益为目的的剥削长期存在的地方

管控和节制攻击行为的习俗倾向于偏见的地方

为民族中心主义的传统辩护的地方

同化和文化多元主义都不受欢迎的地方

我们将以此阐释偏见的这十项社会文化法则。我们无法证明它们是完整的或不容置疑的；但每项规律都是当下所能做出的“最合理的猜测”。

异质性

只有在社会的多样化程度相当高的情况下，才不会存在“感知警觉点”（perceptual pots for ar）。在同质化的社会中，人们的肤色、宗教、语言、服装风格和生活水平都是一样的。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群体的可见度高到足以围绕其特征产生偏见（第8章）。

相比之下，在一个多样性强的文明中，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分工不同所导致的阶级差异，移民所导致的种族差异，以及许多宗教信仰、哲学观念上的差异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差异等）。由于没有人能同时代表所有方面的利益，最终人们的见解变得各自不同。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或站到一起，或走向对立。

在同质化的文化中，只会出现两种类型的对立。（1）他们可能不信任外国人和陌生人（第4章），比如中国人不信任“洋鬼子”。（2）他们可能会放逐个别的个体，如纳瓦霍人（navaho）驱逐“女巫”。在同质化的文化中，仇外心理和巫术在功能意义上等同于针对群体的偏见。

美国这个或许有着地球上最为复杂和多元的社会的国家，为大量偏见和纷争提供了成熟的产生条件。差异数量众多且可识别。服饰、品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无法提供帮助反而会催生摩擦。

一个社会偶尔或许会表现出一种固化的异质性，这种异质化表现出来的形态与同质化是一样的。例如，在奴隶制存在的地区，随处可见的偏见行为并不会引人侧目。一旦某种关系被习俗所固化，就很少会发生明显的摩擦。主仆之间、雇主和雇员之间、牧师与其教区居民之间的固定的生活和互动方式都是这样的例子。只有当一个社会中存在社交活动、阶层流动与变化，这个社会才能够创造出“活的”异质性，才会带来偏见。

垂直流动性

在同质社会或固化的种姓制度中，人们不会将差异看作一种活跃的威胁。即使是等级严明的社会系统，例如奴隶制，当它运转良好时，社会上仍然会存在一种关于能否让下层阶级“安分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的焦虑。在日本和其他的一些地方已经颁布了法律，以固化上层阶级的特权，使其不被下层阶级染指。因此，即使是在固化的种姓制度中也存在一些偏见的痕迹（参见第1章）。

但是，当每个人都被认为是潜在平等的，并且由国家信条保障了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时，就会出现一种非常不同的心理状态。即使是最底层的群体成员也被鼓励去努力奋斗，并站出来要求他们的权利。于是就出现了 “精英的流动”。通过努力和好运气，出身较低的人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阶层，有时甚至能够取代之前的特权阶级。这种垂直流动给社会成员带来了激励与恐慌。威廉斯（willias）指出，美国社会中有资本主张“美国信条”所传达的普遍价值观的，主要是其中最有安全感的群体（例如，专业人士和传统的特权阶级家庭）。而其他的所有人都受到垂直流动的威胁——这种流动既能使阶级提升，也能使阶级下降。1

一项实证研究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相当多的解释。研究人员贝特尔海姆和贾诺维茨发现，一个人当前所处的社会阶层对其所持有的偏见来说并不重要，调节其偏见的更多的是他在社会阶层中的流动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社会的动态流动性被证明比任何静态人口学变量更为重要。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未能发现偏见与人口学变量，诸如年龄、性别、宗教信仰、收入之间存在任何重要的关联（第5章）。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与宽容度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流动性似乎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

在这项研究中，退伍军人被要求提供自己应征入伍前与战后受访时的职业情况。2 一些人在退伍后无法达到他在入伍前的职业地位；另一些人在退伍后的职业待遇与入伍前相同；还有一些人在退伍后找到了更好的工作。研究人员根据这三种不同的流动方向划分被试，发现这三组被试反犹太主义的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这项研究的被试数量不多，但趋势却很显著。相较于在职场一帆风顺的人，那些在职场遭遇逆境的人更为反感犹太人。坎贝尔（capbell）所提供的支持证据如下。

表5　反犹主义与社会流动性

向下流动的百分比

没有流动的百分比

向上流动的百分比

宽容

11

37

50

有刻板印象

17

38

18

公然表达和强烈反感

72

25

32

总计

100

100

100

（改编自贝特尔海姆与贾诺维茨，dynaics of prejudice ，第59页）

坎贝尔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对工作境况不满的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下行流动的标志）比那些满足于当下工作的人显得更为反犹太主义。3

在针对黑人的偏见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由于这种形式的敌意比反犹太主义更为广泛，所以分类方式与上一个表格略有不同。

表6　反黑人态度与社会流动性

向下流动的百分比

没有流动的百分比

向上流动的百分比

宽容和有刻板印象

28

26

50

公然表达反感

28

59

39

强烈反感

44

15

11

总计

100

100

100

社会的迅速变革

异质性和向上流动的渴望在社会上涌动，极易导致种族偏见。不过，社会危机的爆发似乎也会加剧这一进程。罗马帝国即将崩溃的时候，人们更经常地将基督徒喂给狮子。在美国参战期间，种族暴动显著增加（特别是在1943年）。每当南方的棉花生意不景气，被处以私刑者的数量就会增加。4 一名研究人员写道：“在整个美国的历史上，似乎本土主义思潮的高涨都与经济萧条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性。”5

在洪灾、饥荒、大火等灾难时期，会盛行各种迷信和恐慌，其中包括将灾难归咎于少数群体的流言。很多人将1947年摧毁缅因州的森林大火归咎于共产党人。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者在1950年也做出了同类反应，指责美国人在当地释放了大量马铃薯害虫，从而导致该国马铃薯作物歉收。伴随着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性而来的焦虑感增加，使得人们倾向于将恶化的处境归咎于替罪羊。

失范（anoie）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意为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的加速崩坏。如今，这一情况普遍出现于大多数国家。作为一个术语，失范呼吁人们关注社会机构中的功能障碍和状态低落。

研究人员里奥·斯洛尔（leo srole）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将眼下的状况感知为“高度失范”的人即是对少数群体持有高度偏见的人。他设计了一份测量当今美国社会失范状况的调查问卷，并将其发放给大量被试。他还测量了被试对少数群体的偏见。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高。6

斯洛尔还希望了解，以社会文化上的“失范”作为对偏见的解释，与以心理上的“威权主义人格结构”（第25章）作为解释相比，哪种更有说服力。因此，他要求被试完成第三份用于测量其威权主义观点的问卷。他的研究发现，失范这一变量更为重要。

之后，另外一组心理学家也重复了这一研究。虽然他们也发现失范与偏见存在重要关联，但并没有证实失范对偏见的影响比威权主义人格结构更为深远。7

这项研究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迪，因为它对偏见的两项诱因各自的权重进行衡量，意图发现哪项原因更为重要。虽然在目前，我们还无法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由此指出，失范是导致偏见的一个重要因素。（读者会注意到，严格来说，这项调查仅涉及对失范的感知或信念，而并没有涉及社会中真实存在的价值解体。问卷所测量的是人们的观念。因此，严格来说，这是现象学研究而不是社会文化学研究。）

在结束这一话题之前，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中发生的特定类型的危机可能会产生减轻群体间敌意的效果。例如，当国家整体陷入危机的时候，敌对的两群人可能会遗忘仇恨，共同合作以克服危机。在特定时段内，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互相对抗的双方，一旦成为战时盟友也通常会以友善的态度对待对方。然而，严重的国家危机与失范是两回事。失范的标志性特征是内部的不稳定，而这个因素（无论国家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似乎会放大原有的偏见。

无知和沟通障碍

大多数消除偏见的方案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预设：我们对彼此了解得越多，就越不会产生对彼此的敌意。看来不言而喻的是，对犹太宗教有充分了解的外邦人就不会相信关于犹太人“仪式谋杀”的流言。一位了解天主教教义中圣餐变质说（transubstantiation）含义的人也不会对天主教徒的“同类相食”感到震惊。一旦我们能够了解到，在意大利语中，名词都以元音结尾，我们就不会再嘲笑意大利移民的奇怪口音。跨文化教育的意义大部分在于弥补无知以减少偏见。

是否存在科学依据以证明这一假设？十年前，墨菲夫妇（urphy and urphy）和纽科姆（newb）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支持了解能够带来友好的证据十分薄弱。8

近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对这一结论的支持。但研究者同时也发现，虽然我们倾向于对我们最了解的那些国家持有友善的态度，但对自己厌恶的国家，我们往往也有着深入的了解。换句话说，知识与敌对之间的逆向关系无法缓和极端的敌对态度。我们并非完全不了解我们最厌恶的敌人。9

所有这一切，似乎让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当沟通障碍不可逾越时，无知易于使一个人成为谣言、怀疑和刻板印象的猎物。一旦未知之物也被认为是潜在的威胁时，这一过程就极有可能发生。

这一泛化中存在一种缺陷，即没有考虑到个体差异。在第5章中，我们提到，有些美国人拒绝让虚构民族“daniereans”的人入境，因为他们对这个民族一无所知。同时也有人说，因为他们对这个群体一无所知，所以也并不排斥他们，因而会心无芥蒂地欢迎他们到来。每个个体使用其知识（或无知）的方式都是不同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满足于这种针对大类的经验主义泛化，我们就可以做出推论，与其他群体之间的自由沟通所促成的对彼此的了解，一贯地与降低敌意与偏见相关联 。

知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就此做出的泛化是不严谨的，本身也并不实用。例如，通过一手经验所获取的知识很可能比讲座、教科书或宣传活动（第30章）向我们传播的信息更为有效。至于打破沟通的障碍这方面，研究揭示了在群组间联络中的某些条件比其他条件更为有效（第16章）。

少数群体的规模和密度

如果班级里只有单独的一个日本或墨西哥儿童，那么他很可能会成为全班的宠儿。但如果来了20个这样的孩子，他们就几乎一定会被与其他孩子区分开来，并被视为威胁。

威廉斯这样阐述这一社会文化规律：

将一个明显不同的群体迁移到特定地区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

（a）迁移而来的少数群体所占总常住人口的比例越大，

（b）少数群体涌入的速度越快，

发生冲突的概率就越大。10

全美只有约1000名印度人，黑人人口却约有1300 万。前者往往被忽视（除了个别印度人可能会被误认为黑人）。但是，如果印度人的数量上升到几十万或几百万，毫无疑问，那时必定会出现明确针对印度群体的偏见。

如果这条规律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能够发现证据显示反黑人主义最为兴盛的地区就是黑人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

一项范围有限但设计得很精巧的，针对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提供了支持性数据。1948年，第三方候选人瑟蒙德（thurond）州长以“州权自治”为主张，竞选美国总统一职。这一主张主要是抗议民主党在公民权议题上的纲领。研究人员戴维·赫尔（david heer）测试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在黑人人口最为密集的南卡罗来纳州，针对黑人的偏见也会较其他地区更为强烈，继而使瑟蒙德在该州获得最高的票数。11 结果在很好地控制了其他会影响瑟蒙德票数的变量的基础上，证实了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黑人人口越密集的地方，瑟蒙德得票越高。

威廉斯所提出的规律中的第一部分认为，人口的静态组成是重要的。赫尔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人们可能会提出，南部州比北部州明显存在着更为显著的针对黑人的偏见，这也能够为这条规律提供支持——尽管在这里我们必须小心得出结论，因为除了相对密度，还可能有很多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

但威廉斯陈述的第二部分更为重要。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证实其效应。

众所周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的肤色偏见很少。在战争期间，许多来自美国、非洲、西印度群岛的黑人，以及许多马来人流入了英国城市利物浦。研究这一情况的里士满（richond）发现，在此之前极少或根本不存在的针对外群体的排斥情绪，随着移民的流入而发生了巨大的增长。12

在美国，满足产生严重暴动条件的地区与拥有大量被排斥族群的移民的地区是恰好重合的。例如，1832年波士顿发生了宽街（broad street）暴乱，当时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人口大幅剧增；1943年洛杉矶发生组特装暴乱时，正值墨西哥劳工大量涌入之时。同年，底特律也发生了暴乱。芝加哥接下来发生的种族问题似乎与黑人人口密度的日益增加密切相关。在芝加哥，1平方英里内居住着9万黑人，有时平均17名黑人才对应一个房间。而黑人人口正在以每10年增长10万的速度扩张。13

为了削弱这一因素造成的影响，有人认为，如果少数群体的成员作为个体分散开来（而非成群聚居），就不会遭受如此之多的敌意。而黑人居住状况的研究者韦弗（weaver）认为，根据他的经验，当单独的一个黑人或几个黑人家庭作为独立的个体迁入中高收入住宅区时，人们对其的排斥情绪是逐渐下降的。14 帕森斯（parns）指出，犹太人的集中性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经常聚居，还体现在从事特定的职业之中，他的假设是如果犹太人可以在社会结构中平均分布，反犹太主义的情况可能会有极大的缓解。15

然而，促成少数群体的分散是很困难的。出于经济和社会性的原因，来自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倾向于聚集在一起。迁入北方城市的黑人只能在黑人人口已经很密集的区域找到住房。随着集中度的增加，出现了一个平行社会。新的少数群体在原有的社区中间构造起了一个拥有自己的教会、商店、俱乐部、警卫队的社区。这种割裂彰显了他们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鸿沟，并往往使恶劣的局面变得更糟。职业的固着化可能会加剧这一局面：意大利人都被看作推着小车叫卖的商贩、修鞋工人或者体力劳动者。犹太人则只在当地对其开放的那些职业中工作：零售业、当铺、服装厂工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