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挫败感（1/2）

富有的人服用鸦片和大麻。而负担不起这些的人成了反犹太主义者。反犹太主义是小人物的吗啡……他们无法得到爱的狂喜，所以他们寻求仇恨的狂喜……他们所憎恶的对象是谁并不重要。犹太人只是个方便易得的靶子而已……即使不存在犹太人，反犹太主义者也会创造出一个犹太人。

以上这段文字写于希特勒上台四十多年之前，作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巴尔（heran bahr）。1 他注意到侵略行为起到了帮助人们逃避现实的功能，它功能上等同于毒品，能够抚慰生活中的沮丧与挫败感。

我们似乎无法否认，某种形式的侵略行为实际上是人们面对挫败感时的本能反应。一个婴儿在需求不被满足的情况下会踢腿和尖叫。这种愤怒的背后不存在任何爱意或接纳，婴儿的反应是野蛮的、胡乱的。他所攻击的并非挫败感的真正来源，而是任何出现在其面前的物品或人。

这一趋势会贯穿我们的一生，我们将愤怒发泄在方便的，而非合理的对象身上。这种对象的错置 在我们日常所用的短语中就可见一斑：代人受过的人（whippg-boy），迁怒于狗（takg it out on the dog），替罪羊。这种挫败-攻击-错置的过程，在目前的心理学中被简单概括为“挫败-侵略假说”。2 偏见的替罪羊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偏见理论——完全依赖于这一假设。

挫败感之源

挫败感的某些来源可能比另一些更容易导致偏见，我们可以将这些会在生活领域产生威胁和不安的源头大致分为几类 。

1 体质与个人方面的 。矮小的身材——尤其对于西方文化中的男性而言——是一种缺陷，并往往会困扰其一生。较差的健康水平、记忆力或智力也是如此。但是，据我们所知，这些会导致挫败感的原因并不会助长种族偏见。矮小的人并不一定比高个子的人更容易成为反犹太主义者。总体而言，体弱多病的人也并不比身体健康的人更容易产生偏见。这些障碍似乎只会让他们产生更多个人化的补偿机制，发展出更强的自我防御，但并不会让他们将自身困境投射到外群体身上。行动方面的受挫又会导致什么呢？如果一个人被困在一个矿井中，急需更多的氧气，那他处理这种紧急情况的方式是即时的。他不会将这种严重的挫败感归咎于外群体。同样地，严重的饥饿、口渴和其他直接的身体需求也不会导致挫败感的错置。但是，如果这种挫败感是持续的，例如性需求得不到满足，人们就可能将这种压抑转为对外界的攻击（第23章）。同样的，自尊（身份需求）上的受挫也会导致挫败感的错置（第19章和第23章）。然而总体而言，先天缺陷，急迫的身体需求和疾病似乎与偏见并不显著相关，除非它们成了个人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偏见是一个社会现实，所以似乎也必然需要在某种社会背景下才能够发生。如果某种偏见中涉及了挫败感，其中必然有某种社会性的因素。

2 家庭中的挫败感 。一个人的“原生家庭”（faily of orientation）由父母、兄弟姐妹组成。有时也会包括祖父母、叔叔、舅舅、姨妈等亲属的影响。 “再生家庭”（faily of procreation）由妻子、丈夫、子女组成。在这两组亲密关系中，都会产生许多挫败感和怨恨。

有证据表明，偏见往往与家庭中的失序有关。在第18章中，我们读到了家庭中的排斥性氛围和恶劣对待（强调服从和权力的关系）是如何导致孩子发展出偏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报道称，一些在家庭中经历了缺乏安全感的童年生活而导致严重环境失调的孩子们，对敌国（德国和日本）公开表达了同情，并对美国和美国的少数群体——尤其是犹太人群体——表现出反感。3

比克斯勒（bixler）描述了一个发生在一名白人工人身上的案例。他曾经与一个黑人同事关系友好。然而，当他与妻子的关系变得紧张，并面临离婚的威胁时，就突然发展出明显的种族偏见。4

我们很容易找到很多类似的证据，但是因此就假设，家庭冲突总会导致对特定群体的敌意，显然是不妥当的。大多数家庭纷争的处理方式与族裔偏见无关。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两者之间显然存在一定的联系。

3 邻近社群 。大多数人在外部团体，如学校、工厂、办公室或部队中度过的时间比在家庭中度过的时间更长。在教育、商业、军队等环境中的生活通常要比家庭生活更使人产生挫败感。

下面这个案例就说明了发生在家庭和学校中的挫败事件是如何混合在一起继而导致偏见的。一位大学生写道：

我在学校的生活一路顺利，成绩优秀，屡受嘉奖，但我并没有得到全a的成绩单。我为此很不高兴。我的父亲吹嘘他自己在大学时的成绩不是a，就是a+。同时，他还干着一份全职的工作。他不断让我记起他的成就，并贬斥我没有他那么优秀。我感到非常沮丧。我很想要取悦他，但总是失败。最后，我就开始告诉自己和其他人，是犹太人作弊才使我无法取得顶尖的成绩。（当我现在回过头来思考这件事时，我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那些比我更优秀的男孩们是不是犹太人，或是否参与了作弊。）

这个案例很有趣，它揭示了“感受到的挫败感”和常常被人们忽视的“客观上的挫败”二者有着重要的区别。其实，这名男孩拥有出色的成绩。然而，来自他父亲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将自身的卓越感受为一种失败，继而引发了对自身的不满和挫败感。

在之前引用过的关于退伍军人的研究中，贝特尔海姆和贾诺威茨发现，那些声称在军队中过着“糟糕日子”的退伍军人，心胸狭窄的比例几乎是持有宽容态度军人的五倍。而那些声称自己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的退伍军人绝大部分持有宽容的态度。5 我们无法对客观事实一一做出检验，但似乎挫败的感受与偏见的产生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而此人在军队中度过的那段日子究竟客观上是好是坏，似乎对偏见影响不大。但是无论如何，挫败感与偏见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联系。

在第14章引用的几项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经济状况所导致的挫败感会引发偏见。读者们能够回忆起坎贝尔（capbell）所展示给我们的，当市民对工作的满意度较低时，反犹太主义的呼声就会日益高涨。贝特尔海姆和贾诺威茨所提供的证据也表明，经济的下行与针对黑人的偏见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已经有实验对沮丧——攻击——错置的整个进程做出了呈现。实验要求某个夏令营中的男孩们在感受到严重的挫败感（本来计划中自由前往当地剧院活动的休闲时光被宣布取消了，代之以待在营地中参与一系列困难测试）前后就日本人与墨西哥人表明自己的态度，男孩们的年龄都在十八至二十岁之间。在体会到挫败感之后，他们就会将更少的理想特质归于日本人和墨西哥人。并且他们还产生了想把更多不良品质归于这两个群体的轻微倾向。6 虽然这个实验只是唤起了一种心情（ood），所测量的也只是其短期的效应。但它仍然表明了负面情绪会倾向于让人对少数群体做出更负面的判断。

4 更远的社群 。许多挫败感与更广泛的生活境况有关。例如，倡导激烈竞争的美国文化必然会对未能达到高成就层次的个体造成刺激。他的学校表现、受欢迎程度、职业成就、社会地位都会成为压力的来源。

这种竞争可能会导致人们认为，每一个新来的成员都会瓜分他们获取成功的机会。目前许多人对难民迁入美国的反感就是一个例子。

移民限制是个近来才有的现象。在这个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所有人的成功显然都依赖于人口的日益增长。人们需要奴隶，一个人所拥有的奴隶越多，他的地位也就越高。人们需要移民，移民能够为工厂和农场提供劳动力。东方人在加州很受欢迎。到处都需要人手以开发资源，无论是白人还是黄种人。但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一度受到欢迎的移民，在当地人眼中，境况得到了过分的提升。他们成了自由人、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拥有了大量的财富。当地人担心自己无法再拥有足够的优势以维持自己的地位，于是，舆论的风向转变了。它的第一个表现就是“1908年东方人排斥法案”（oriental excsion act of 1908）。到了1924年，配额制度迫使所有的移民处于很低的生活水准。最近的紧急立法使之前受到移民限制的数百万欧洲流离失所者之中的一些人得到了入境许可，但即使如此，得到许可的人数之少也足以令人震惊并提出抗议。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更自由的人口流动对国家而言是件好事。但是，经济层面的建议无法代替政府的移民政策，公民们的挫败感使他们或正确或错误地认定封闭的移民政策能够保护他们，满足他们对地位的需求。7

一个现实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反犹太主义情绪就很容易高涨，在这些时期，人们普遍遭受挫败感与不安的折磨。具体而言，反犹太主义似乎会在战后重建（对于战败国家而言更甚）、政局不稳、经济衰退的时期迅猛发展。8

战争时期常常也是国内敌对情绪滋长的时期。这是一个富有讽刺意味的事实。人们可能会认为，在国家处于危险的时候，所有的群体都会团结在一起，一致抗击外部的敌人。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共同的敌人的确有助于国家政权的稳固。然而，与此同时，民众却遭受着战争所带来的各种挫败感：配给、重税、恐慌、伤亡都会导致国内摩擦的不断升级。在1943年，美国前线战事最困难的一年里，六大城市中的四个都发生了灾难性的暴动，纳粹模式的反犹太事件也时有发生。在对数以千计的战争谣言的收集和分析中，研究人员发现，有三分之二的谣言都对美国国内的特定群体进行了攻击——犹太人、黑人、劳工、行政当局、红十字会和武装部队。9

对挫败感的容忍度

我们现在已经充分证明了挫败感与偏见之间存在着一些关系。但并不是所有经历挫败感的人们都会持有偏见。人们对挫败感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而有些人对挫败感的容忍度要高于其他人。

在一次对挫败感的实验研究中，林德赛（ldzey）发现了挫败感的个体间差异。他选取了10名在先前的实验中被证明种族偏见极为严重的学生，与10名几乎不表现出种族偏见的学生。这20名被试逐个被邀请参与一个群体实验。被试将与4个陌生学生（都是实验助手）合作完成一项分拣卡片的任务。实验助手会通过作弊手段让被试成为那个导致任务失败，并连累所有人都得不到金钱奖励的人。然后几位实验助手会礼貌地表达对被试导致的失败的不满。无论他多么努力，都无法挽回自己的过失。没有一个被试“识破”这个骗局。所有被试都表现出了显著的不安。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统计结果显示，那些持有强烈种族歧视态度的被试，与那些种族歧视程度较低的被试相比，经受了更为显著的挫败感。这是通过在实验过程中隐藏的观察者对被试的观察，以及实验人员随后对被试的访谈中发现的——实验人员会在最后向被试解释这个实验的目的与过程。10

这个发现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得到解释。例如，偏见程度较高的人可能在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产生挫败感；甚至可能饱受体质上的困扰。或者，持有高度偏见的人可能对地位有着强烈的需求，并且渴求周围人的认可；当情况不尽人意，无法满足以上需求时，持有高度偏见的人也会经受巨大的痛苦。他们对地位的强烈渴求成为他们目前挫败感和高度偏见的基础。可能是某种内在控制因素导致了偏见态度的差异。持有高度偏见的人缺乏持有宽容态度的人所拥有的一种“哲学”态度。就我们当前而言，我们无须判别哪种解释才是最合理的。我们现有的依据已经足以证明，持有偏见的个体相较于持有宽容态度的个体，更容易感受到挫败感。

对挫败感的反应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整个偏见问题的核心。一方面，压倒性的证据表明，挫败感会通过错置的侵略性表现为对外群体的敌意。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过分看重此过程在偏见中所起到的作用。一些狂热分子所说的，“挫败感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侵略”，并不一定是事实。因为并非所有人（所有人都会遭受挫败感）都具有侵略性与高度的偏见。

我们在应对挫败感时，一般性的反应并非侵略，而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尝试克服困难。11 诚然，婴儿应对挫败感的方式往往是表达愤怒。但是一个孩子，乃至他长大成人之后，都能够习得对挫败感的一定的容忍度，并用毅力、规划和智慧的解决方式来替代最初倾向于使用愤怒的方式。

林德赛的实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即持有偏见的人往往也具备较低的挫败感容忍度，因此，在遭受挫败感时，往往会采取婴儿般的愤怒发泄及错置的方式作为应对。

除了对挫败感的容忍度这个可变因素，以及面对挫败感时的不同策略——是采取侵略性的应对方式（愤怒）还是迂回的应对方式（克服），个体之间还存在另一种更进一步的区别。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被激怒，或产生侵略性的冲动，然而，我们是如何引导这些感受的呢？基于第9章和第20章的讨论，我们可能会认为，一些遭受挫败感的人倾向于为此自责，那么这些人就是内罚型的 （tropunitive）。而有些人对生活中的挫败感采取一种分离的哲学态度，他们不会将失败归咎于任何人，他们是不罚型的 （ipunitive）。还有一些人将挫败感视作外部因素（或外部因素的缺乏）所导致的。这种外罚型的 （extropunitive）做法可能反映的是现实（如果的确存在外界的挫败感源头），也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即这些责罚被错置了。12

当然，只有在外罚型的反应中才存在替罪羊效应。以下是一个明确的例子：

一名炼钢工人对他的工作不满。他的工作充斥着高温和噪声，也不太安全。他曾经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工程师。在他痛苦的抱怨中，他大声反对“经营着这个地方的恶魔犹太人”。事实上，这个地方并非由犹太人所经营，也没有任何犹太人拥有这座炼钢厂的所有权或参与其中的管理。

我们的结论是，有些人有时会采取侵略性的方式应对挫败感，他们持有外罚型的态度，并将导致挫败感的责任归咎于外在条件；而有些人忽略导致挫败感的真正原因，并将其错置到其他的对象之上，尤其是能够被当作替罪羊的外部群体。这一过程是普遍的，但并非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一个人是否会采取这种应对挫败感的方式，取决于自身的内在气质，在应对挫败感中所建立的习惯，以及当下所普遍流行的应对方式（例如，其所在的文化是否鼓励人们像纳瓦霍人一样将挫败感归咎于巫师，或者像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一样，将挫败感怪责于犹太人）。

对替罪羊理论的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