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方案评估（1/2）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将针对偏见和歧视原因的研究应用到设计补救方案中。

在前一章，我们讨论了通过立法进行补救的方案，并基于特定科学研究对此进行了审议和肯定。我们通过几个方面的证据支持这一特定的补救计划。我们的逻辑如下：

在关于偏见的社会文化根源的调查中（第14章），我们注意到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会加重偏见的因素，例如流动的便利性，这使少数群体能够迅速迁移至工业地区，其结果是少数群体的相对密度骤增，当地居民也会视其为“威胁”。如果采取限制性的措施，例如设立种族隔离的学校，或者其他针对少数群体的歧视性“隔离”做法，都会使双方陷入交流的困境，并由此滋生怀疑、怨恨，使群体之间的关系紧张。能够减少偏见的接触类型（第16章）将随之消失。邻里之间不再其乐融融，而是彼此提防。

现在，民权立法的论据在于为了促进共同利益，法律可以改变社会文化结构，增加彼此以平等地位进行接触的机会。例如，最高法院废除了限制性约定之后，黑人在社区中的居住选择将更为多元，也更为分散，从而避免了高度密集而导致的“威胁”论。同样，所有的反歧视法律都有助于消除种族隔离所带来的区隔，并能够借由“以平等地位进行的接触”减少双方的偏见和关系的紧张。

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与立法补救措施也是密切相关的。研究人员就持有偏见者是否会遵守反歧视法进行了探讨。这一点与我们就偏见所引起的精神冲突（第20章）的讨论，与我们关于顺应（第17章）及人们处理内疚（第23章）的讨论都是相关的。正是这些社会科学的发现使我们有能力做出预测，即使反歧视法在初期会遭到抗议，但是大多数美国公民将在原则上接受并遵守这一法律。

我们无须对此进行更进一步的阐述。我们想要强调的是，社会科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减少社会偏见，就应该对能够消灭隔离行为（通过政策、法律或其他方式）的科学依据采取高度的重视。

然而，立法补救只是改善种族关系，改变偏见态度的几种可能途径之一。以下列表展示了细分后的其他方式：

正式教育方法

接触与结识方案

集体再培训

大众媒体

训诫

个体治疗

这个列表不包括广泛的历史和经济变化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它们太过广泛，以至于无法将其作为任何方案的改造目标，或者这些因素应当是立法行动的目标。例如在经济领域，薪资的提升能够使少数群体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并可能提高其自尊，降低其防御性，同时也使其能够以平等地位与社区中的其他成员接触。

我们的列表涵盖了目前被改善美国各群组关系的众多机构所采用的补救方案的类型。尤其是对于私营机构而言更是如此，它们每年在这项事业上花费数百万美元。这些机构越来越多地采用社会科学作为政策的指导。

社会科学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供帮助。首先，正如我们刚才所展示的那样，社会科学能够将问题从原因到结论进行剖析。基于对偏见根源的心理学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能够成功预测特定运作模式的成败。其次，社会科学也能够作为评估工具，对所采取的方案进行测量。

社会科学在评估方案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我们接下来所要讨论的。1

研究进路

衡量态度变化的方法是一项近来的发展成果。我们越多地使用它，就越能发现其中蕴含的复杂性。2 以下案例展示了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困难：

1950年，全国有色人种研究生护士协会在独立运作了42年之后解散了。这是由于黑人护士终于受到了大多数地方上的美国护士协会的接纳。这就是隔离措施废除之后，人们态度转变的例子。

但是，是什么导致人们态度转变的呢？是针对特定黑人护士和白人护士的改革努力实现的吗？还是现在颁布的fepc法案，还是最近最高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呢？各州机关对于善意和兄弟情谊的宣传是否发挥了作用？还是所有这一切和许多额外压力所导致的结果？

这可能是特定一个原因或一些原因的结果，但是要回溯其效应产生的次序并不容易。

评估研究需要三个理想要素：（1）首先，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供评估的方案（一组过程指导，一项规律，一部电影，一种新的接触方式）。这个因子被称为自变量 。（2）必须有一些可量化的变化指标。在实验前后、访谈结束后，或社区内紧张态势的量化指标（例如，向警方报告的群体冲突案件数量）达到一定值时所采用的态度量表。这些指标被称为因变量 。 （3）对照组没有那么重要。当应用自变量时，我们应该证明测量得到的变化是事实所导致的。对照组（与实验组在年龄、智力、地位相匹配的被试）能够显示自变量所带来的影响。如果对照组（出于一些未知的原因）也显示出一定量的变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断定这些自变量的效度，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对两组被试也产生了影响。

研究人员很少能够成功找到所需对照组。在针对十八项大学跨文化教育课程的评估中，只有四项课程的评估使用了对照组。3 我们必须承认，控制变量并非总是有效的。假设两组学生正在接受调查——一组学生接受了指导，另一组学生则作为对照组。现在学生们在学校外聊天。实验组学生所受到的指导可能不自觉地传递给了对照组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实验组的学生就对对照组的学生产生了影响。

评估研究的理想设计可以总结如下：

因变量

自变量

应变量

研究组

对偏见进行测量

→

暴露在方案中

→

对偏见进行测量

对照组

对偏见进行测量

→

没有暴露在方案中

→

对偏见进行测量

在不同时间点对方案进行评估，结果也会产生变化。在方案结束后，立即对其进行评估（测试、采访等）通常是最为简单的方法。但是，如果评估发现了态度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会持续多久呢？如果评估没有发现态度变化，那么该方案是否具有“睡眠者效应”，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才会显示其影响？也许理想的计划是在方案结束后立即进行评估，并在一年后再次对其效果进行测量。

在评估研究领域存在着很多障碍。我们难以维持自变量的单纯性；很难制定适当的测量改变的方式；即使研究有所发现，人们也无法自信地解释其缘由，因为各种不必要的变量已经侵入到实验的设计中。复杂的社群生活与实验室环境大相径庭。

然而，除了诸多困难，更让人沮丧的是，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特定方案在评估研究中显得成效斐然，而事实中却收效甚微。4 这些方案的评估研究人员对此感到绝望：

调查结果令人难以置信。有时候，结果显示该方案能够减少偏见，至少能够扭转负面意见。有时，结果又显示偏见丝毫没有得到改善。有时，结果显示虽然偏见有所减少，但是群体关系却更糟糕了。有时，一组学生的反应更为良好，而有时，另一组学生的反应更为良好。5

情况虽然复杂，但也并非像这位研究人员所认为的那样绝望。

正式教育方案

一名研究人员对斯普林菲尔德“跨文化教育计划”的效果进行了评估。6 该计划（自变量）具有广泛性和灵活性，涉及城市公立学校中各年级的各类教学。7

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所私立大学授课的研究人员有机会对该市大量接受此教育计划成长的大学新生进行研究。同时，也有大量来自斯普林菲尔德以外的新生——他们没有接受跨文化教育的背景。这些非斯普林菲尔德的新生能够成为对照组。

研究人员采用了博加斯社会距离量表作为因变量。新生们（总共764人）允诺，他们不会将自己对祖国、邻里、亲属的感情代入到调查中的种族群体之中。

研究结果总结如表13。

表13　博加斯量表平均分（平均分越高，偏见程度越高）

教育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标准差平均数

在斯普林菲尔德受教育

237

6476

2621

170

未在斯普林菲尔德受教育

527

6760

2439

106

我们注意到，这种特殊的实验设计中并不包含实验前后 的测量。因此，我们无法证明，这些年轻人在接受教育计划前后的偏见程度是否相同。例如，假设由于某些原因，斯普林菲尔德具有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社会结构，或者斯普林菲尔德的孩子在偏见氛围更为淡薄的环境中成长，那么，他们与其他地方的孩子的偏见程度所产生的对比就并非斯普林菲尔德跨文化教育计划的成就。然而，研究人员没有理由在研究开始之前就对两组样本中的孩子做出这样的假设。

研究人员发现，两组被试间的差异的确与斯普林菲尔德学校系统有关。相较于其他孩子，参与该计划的孩子的社交距离更小。就统计上而言，差异所产生的临界比为200。虽然这种较小程度的差异存在概率误差的可能性，但事实不太可能是这样。研究人员指出，斯普林菲尔德的孩子在校时，只花了少量的时间接受该教育计划，但是在之后的学习生涯中，计划的效果不断被放大。因此，在将来，该计划在他们身上所取得的效果会更为显著。

该研究的另外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它所取得的结果与整个研究趋势相反，斯普林菲尔德学校的犹太学生相较于斯普林菲尔德之外的犹太学生，表现出更为狭隘的态度。这完全是新教和天主教所导致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犹太年轻人过分在意到少数群体的问题，因此，在之后的学习生涯中也变得更为不满。

我们无法在此列举所有对教育计划的评估研究。这些评估研究种类繁多。有些类似于斯普林菲尔德计划，是“综合的”，包含了许多教学手段。有些评估是针对特定教育计划的影响而言的。劳埃德·库克（lloyd ok）将后者分为六大类。8 （1）“传递信息的方法”，通过举办讲座和课本教学传授知识。（2）“间接体验的方法”，通过电影、戏剧、小说等手段，使学生对外部群体成员产生认同。（3）“社区学习-实践方法”，学生参与实地考察、地区调查、社会机构工作或社区计划。 （4）“展览、节日庆祝活动”，鼓励学生对少数群体的习俗和旧世界的遗留传统产生好感。（5）“小群体过程”应用了群体动力学中的许多原理，包括讨论、社会戏剧和集体再培训。（6）“个人研讨”，对学生进行治疗性面谈和咨询。

我们无法断定以上哪一项是最卓有成效的方法。然而，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大约在三分之二的实验中，这些方法都带来了积极的结果，而鲜有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依然无法知晓哪些方法是最为成功的教育方式。正如库克指出的那样，证据似乎倾向于证明那些间接的方法更为有效。间接的方法指的是既非针对少数群体，也非专注于偏见现象的研究。在社区项目中越是迷茫的学生，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参与与发展中，得到的收益越是显著。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熟悉 （acatance）这一领域，而非了解 这一领域的知识 　（knowled about）。

传递信息的方法 。这个初步的结论清楚地将传递信息的方法作为防御性的方式。 人们向来认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许多学校的建筑上都会铭刻苏格拉底的箴言，“知识是美德”。然而，目前广为认可的事实是，学生们是否准备好了习得知识取决于他们的态度。信息的传递往往包含着态度。事实本身是客观的，而态度是主观的。只教授单纯的事实往往会导致三种形式的失败：被迅速遗忘、按照现成态度被扭曲，或者与影响生活准则的主要因素相隔离。

研究人员对学生的态度与观念进行了测试，进而揭示了这种常见于行为准则中的隔离思想。跨文化教育的指导可能会纠正错误信念，但不能够明显改变人们的态度（第471页）。例如，孩子们可能会学习黑人历史而仍然没有获得宽容态度。

然而，反对意见认为，这种结果也许是由于学生在短时间内无法显示出收获，也有可能是由于他们对事实的扭曲增强了自身的偏见。但从长远来看，准确的信息也许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例如，梅德尔指出，不存在任何能够合理化黑人在这个国家中的较低地位的有理有据的“种族”理论。如果人们能够保持理性，那么推翻种族劣等学说的证据也能够逐步瓦解其偏见态度。

跨文化教育的根本前提是，没有人会只封闭于自己的文化之中。在所属群体中成长为信仰于日出日落的孩子，会将从外部而来的陌生人视为外国人，在这样的成长模式中长大的孩子缺乏对自身生活的洞察。 他永远以美国人的视角看待世界——许多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创造的生活模式。如果孩子们无法在学校获取跨文化的信息，那么他也不太可能从家庭和邻里之间学会以一种客观的态度看待外部群体的方式。因此，我们能够总结，教授正确信息无法自动改变偏见；但是长远看来是有效的。

但是，在面向孩子们的科学和事实教育中是否可能包含对少数群体不利的信息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能够想象一个群体成员所具有的不良特质比例可能高于另一组群体的情况（第6章、第7章、第9章）。如果事实是这样，我们不应该压制这些信息。如果我们选择追求真理，我们就必须坚持于此，而非仅仅选择和谐的部分。开明的少数群体成员会赞成所有科学和事实调查结果的公布，因为他们相信，一旦人们能够了解全部事实，那么这些证据就能够消除大多数普遍的错误的成见与指控。如果小部分指控得到了证实，那么少数群体生活的逆境也能够为此提供合理的解释。这样做能够改善人们对问题的视角，并激励社会改革。例如，有时，一些受到迫害的群体成员可能会申辩，我们不应该压制这一事实，而是应该直面现实，并给予同情与理解。

我们应该如何对此进行总结？我们承认，单纯的信息并不一定能够改变任何一种态度或行为，而且，根据现有的研究，相较于其他教育方式，单纯的信息传递似乎成效更为微小。同时，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传递真实信息会造成任何伤害。也许其所带来的效益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得到体现，并且真实信息可能会伴随着偏见者对自身成见的怀疑与不安。也许其他需要更为健全的实际指导作为支撑的教育方式（例如，参与项目）能够帮助学生获取更大的收益。总而言之，我们能够抵制完全放弃传统的正规教育理念和方法的非理性立场。即使单凭事实无法满足教育的需求，但是传授事实是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

直接的教学方式与间接的教学方式。 在群体问题上对双方优点的关注引申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例如，让孩子们就“黑人问题”进行讨论是否合适？还是通过偶然事件对孩子们进行教育更为合适呢？有些人认为，在英语课或地理课中进行跨文化教育比直接关注社会问题的课程更好。为什么要加剧孩子们的内心冲突？对孩子们而言，了解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似之处，在求同存异的情况下保持友好态度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我们无法对此进行绝对的评判。虽然一个孩子可能通过间接的方式习得对多元文化的接纳。但是，他还是会为可识别的差异感到困惑，如不同的肤色，不断出现的犹太假期，宗教的多样性。在他理解这些差异之前，他所受到的教育都是不完整的。孩子们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直接教育。对于一些年长的学生而言，尤其是当他们已经拥有了相关的生活经验，并准备好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直接教育所带来的益处更是深远。

在一个针对为期一周的研讨会上的三种教学模式的实验中，卡根拉比（rabbi kagan）通过直接的教学方法得到了超凡的结果。9 他向一组基督徒学生教授了旧约文学，并避免提到任何当下基督教与犹太教所存在的摩擦。在这种间接的方式中，他只强调了犹太人对圣经历史的证明贡献。对于第二组学生，他教授了同样的内容，但他在教学过程中频繁提及偏见问题，并在课堂上邀请学生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并允许学生进行情感宣泄。这种直接的教学方式成果更为显著。针对于第三组学生，他采用间接的方式，但辅以对学生个人经验的私人研讨并允许学生进行情感宣泄。他称这种方式为重点访谈。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同事负责对所有学生进行实验前后的测试。研究人员指出，间接的方法没有得到显著变化，而直接的方法具有显著的效果；而重点访谈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总体而言，他赞成直接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方法都无法改变一些极端的反犹太主义学生。

这项研究中的直接方法所取得的相对成功似乎是由于被试样本的构成。被试均为高中生，并通过他们对宗教的兴趣而甄选得到。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坦然面对种族问题，并能够将自身态度向有利的方向进行转变。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就此而言，目前的证据是不完整的。只有在将来，我们确定了不同群体在不同的情况下，适合直接或是间接的方式，才能够做出定论。

间接体验的方法 。有相当的证据表明，电影、小说、戏剧可能是有有效的跨文化教育手段。也许是由于这些方式都能够引起观众对少数群体成员的认同。有迹象表明，对于某些儿童而言，这种方法可能比传递信息或参与项目的方法更有效。如果未来的研究能够支持这一点，那么我们将面临着有趣的可能性。现实讨论的策略可能对一些人而言是过于强烈的威胁。但是，基于幻想层面的认同感可能能够成为更为温和的教育方式。也许，在将来，我们会将小说、戏剧和电影作为跨文化教育的第一步，并逐渐走向更为现实的教育方法。

项目参与的方式。 其他大多数的跨文化教育方式都需要学生的积极参与。学生会对少数群体居住的街道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会与少数群体一同参与节日或社区活动。他们会与少数群体相熟，而非仅仅了解他们的信息。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倾向于这种参与式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仅适用于学校的课程，也适用于亲子活动。

接触与熟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