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方案评估（2/2）
各种参与和行动方案的目的在于与接触对象与熟人建立起友善的关系。然而，从第16章起，我们就了解到，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在等级社会制度中，或在双方同样处于底层地位的情况下（贫穷的白人和贫穷的黑人）所发生的接触，常常会被彼此视为威胁，相较于帮助，人们更倾向于将此视为有害的接触。
然而，我们在此所讨论的方案，力求于将各个群体的成员聚集在一起，增进彼此的尊重。这绝非易事，因为人们所做出的努力往往会因为虚假刻意而付之东流。莱文（le）指出，许多种族群体关系或社区关系无法切实加入仅出于共同关心的同一项目之中。人们只是进行会面，并口头对此问题进行讨论而已。由于缺乏明确的客观目标，这种“善意”的接触可能导致挫折，甚至对抗。10
只有在日常有目的的追求、避免虚假刻意、满意社区裁决、倡导平等社会地位的情况下，接触和熟人方案才能够获得最大的成效。人们的联系越是深入与真诚，效果就越是显著。这不仅提供了能够使来自不同种族的成员并肩工作的机会，一旦这些成员能够将自己视为团队的一部分，则该方案能够获取更大的收益。
再次，我们看到了在采取接触和熟人方案之前，废除隔离政策的重要性。被人们所铭记的甘地（gandhi）在印度所推行的方案中，首要的一点就是呼吁消除贱民阶级。我们也应该将此作为美国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点。
接触和熟人方案的形式繁多。社区大会或区块委员会是在芝加哥和其他地方所成功尝试的手段。这些组织的目的明确，即在不同种族关系紧张的街区中改善群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共同的活动使仇恨消减，并助长了人们的宽容态度。
蕾切尔·杜波伊思（rachel du bois）对增进彼此之间熟悉的一种特殊手段进行了广泛的介绍。11 我们在第16章中看到了这种手段能够将不同种族背景的人汇聚于同一个“邻里节日”之中。组织者可以就秋天的会议、假日、童年最爱的事物对参与者展开提问。对此的报告称，这样的活动能够勾起参与者们的回忆，并迅速引起大家对不同地区和种族习俗的比较。回忆、温暖与人们的幽默，使现场充满了生机。人们会发现群体习俗及其意义其实极为相似。一名参与者可能会开始演唱民间歌曲，或教大家学习民族舞蹈，人们其乐融融。这种手段并不会使大家产生过久的接触，但它是很好的破冰手段，并能够加速人们之间的了解，打破社区中一度存在的障碍。
虽然大部分接触和熟人方案计划尚未得到评估，但我们知道（在第16章中有所介绍），无论是平等地位的关系，还是更为亲密的熟识，都可能增加人们对彼此的宽容。
这种手段并不仅仅适用于成年人，也同样适用于儿童。我们在上文所引用的几位教育工作者的判断认为，如果能够使社区中不同种族群体中的孩子产生有目的的、现实的接触，那么学校中的跨文化教育将会更为有效。对于这种观点，我们能够引用一项针对一年级学生的对照试验作为说明。
特雷格（trar）和雅罗（yarrow）将来自费城的一年级被试学生分为三组，按照背景和智力进行配对。一组被试按照精心准备的课程安排接受了14堂跨文化关系教育，包括社区参观、参加在黑人家中的派对、以及其他多为活跃的经历。该方案的重点在于让孩子们看到每种职业、每种宗教、每个种族，在社区的多元化生活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二组被试也接受了14堂跨文化关系的教育。但是教学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教学方式强调，美国的社会结构是存在等级制度的，偏差群体具有一些“有趣的习俗”，但是，“所有事情都存在正确的处理方式”。尽管教学者并没有向这组的孩子们强制灌输偏见，但是，教学者也并没有对他们所形成的刻板印象进行纠正，并且孩子们能够通过公立学校所普遍采用的、具有偏见导向的教材进行自己的推论（例如，将荷兰孩子或小黑人桑波进行带有歧视性描绘的书籍是一种会导致偏见的做法）。
第三组被试则根本没有接受类似的教育，他们将时间用于手工作品之上。
在连续七周的实验前后，研究人员采用标准采访与其他方式测量了孩子们的偏见。 结果发现，平均而言，“文化多元化”组中的被试所持有的刻板印象与狭隘态度都有所减轻，而“现状”组中的被试所持有的刻板印象与狭隘态度都有所增强。而对照组则没有产生显著变化。
这个实验所具有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两种风格的教学方式中，所采用的是同样的教学者。每位教学者都采用文化多元主义的方式对一组学生进行教学，而对另一组学生则采用现状的教学方式。因此，研究人员并非是对于两位教学者的（一位“民主”，一位“专制”）教学成果进行评估，而是对同一位教学者的两种形式或风格的教学进行测量。通过合适的培训，每位教学者都能够掌握这种教学形式。在这个案例中，教学者所扮演的角色对他们自身而言也是极具启发性的，他们由此转化为文化多元化教学方式的推崇者。12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被称作“行动研究”的有趣的案例，即特定的、为了测试其效度而采取的方案的研究。该研究的结论增强了我们对跨文化教育效度的信念，并强调了文化多元化和在社区内愉悦的接触的重要性。同样，研究也指出了目前学校传统课程中，对于群体差异的教学所产生的有害影响。最后，就教学者本身而言，研究指出了角色扮演与移情所带来的教学者的态度的转变。
集体再培训
现代社会科学最显著的进步之一，就是创造了通过角色扮演和其他手段而形成的“强迫共情”。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学校老师对此已经有所尝试，但是当这种形式应用于更为广泛的领域中，它也被称为“重新培训”——一种“群体动态”的特殊形式。研究已经发现，很多人乐意在帮助自身提高人际关系技能的项目中携手合作。他们想要学习拥有民主领导力的技巧。虽然他们没有明确地加入再培训组织以摆脱偏见，但他们可能很快就会明白，正是自身的态度与偏见，阻碍了他们作为工头、老师、高管时的工作效率。
与通过阅读宣传手册，或聆听布道的公民所不同的是，这些个体需要通过自身的目光加入重新培训项目之中。他需要履行其他人的职责——作为一名雇员、学生、黑人仆人，通过这种“心理剧”，他切实体会到了他人的感受。他也能够从自身的动机、焦虑、投射中得到对自己的洞察。有时，这种培训方案会由一位咨询师对此进行补充，咨询师会帮助他进行更深层次的自我检查。随着个体视角的不断发展，他对其他人的感受和思想的了解也在不断深入。伴随着这种个人参与，个体能够更好地概括出人际关系中的原理。13
对这种训练的评估表明，个体所维系的社会支持会不断扩大收益。例如，在一项旨在提高社区关系工作技能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单独生活在没有计划成员居住的地区中的个体，其所受到的训练收效甚微。他们感到挫折，并感到被带有偏见的社会规范所吞噬。而只要有两个或以上的计划成员能够维持关系，并给予彼此支持，他们就会更有效地运用再训练中所获取的洞察与技能。14
并非所有的再培训都是直接的、具有自我意识的、自我批判型的。它可能是更为客观的。一项针对参与社区自我调查成员的再培训， 是让这些志愿者通过携手合作，共同研究各自城市或地区的群体关系。他们从设计研究、制定问题、进行采访、计算“歧视指数”（通过住房、就业、学校获取信息）的经验中获取高度的教育。这些志愿者所开展的后续活动更加深了他们对此的了解，并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社交技能与共情能力。15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第20章所述的“事件控制”手段，针对任何一个群体的再培训，其目的都在于消灭一些个体内心的抑制与僵化的态度，使他们能够更为有效地追求共同的目标。在特殊的情况下，参与培训的个体希望能够习得一种日常所需的技能——即打消偏见者在谈话中习以为常的偏见言说方式。例如，作为旁观者，在公共场所听到陌生人所发表的针对犹太人的恶毒言论时，应该说些什么？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采取沉默。但在一些其他情况下，沉默似乎是种默许。因此我们的正义感促使我们发声。研究表明，以平静的语调与明显的诚意，表达出这种言论很不符合美国精神的观点，能够带来最为有利的影响。但是，在公众场合发言需要很大的勇气，并且还需要发言者采取正确的话语，并控制自己的声音。这需要在群体的监督下进行长时间的练习。16
大部分再培训方案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些方案旨在释放宽容群体内心的压抑，并为他们提供所需的技能。显然，集体再培训无法适用于抵触其方式与目的的人群。然而，只要有耐心和技巧，出于其他目的而组成的群体或课程也许能够引导这些人群实践群体动态中的简单技能。
此外，这些手段也能够在生活中被部分采用。例如，孩子们可能很容易就能够被引导入一段角色扮演之中。17 通过与外部群体的儿童演员们一起扮演不同角色，这些年轻的小演员们能够真实感受到歧视所带来的不安与自身所产生的防御性。亚瑟兰（axle）在针对一组年幼儿童的游戏治疗中发现，通过这种相似的手段，孩子们在组内所表现出的严重种族冲突得到了改善。18 他将三到四名白人与黑人孩子置于玩偶与过家家的玩具场景之中，通过这种安排，能够观察到孩子们内心冲突的投射与新生的敌意。而随着过家家游戏的进行，孩子们之间也不断进行着彼此适应与真正的关系调整。
大众媒体
我们有理由怀疑，大众宣传是否能够成为控制偏见的有效手段。大众媒体所进行的别有用心的信息轰炸，使人们被媒体宣传挟持。在有关战争、阴谋、仇恨和犯罪的报道之中，怎么可能会出现一条宣扬兄弟情谊的新闻？另外，人们选择性地感知支持宽容态度的宣传。而那些不想接受这套信仰体系的群体也能够轻松逃避这一切。这些不认可该信仰的群体也不需要这些宣传。但是，这种普遍的悲观情绪不应该阻止我们寻求更为详细的知识。毕竟，我们知道广告和电影已经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一旦有利可图，是否媒体也能够重塑我们的民族文化呢？
此类研究虽然很少，但其中的规律依旧有迹可循。19
（1）虽然一个节目——也许是一部电影——可能对人们能够产生轻微的影响，但几个相关节目所能产生的效果显然比将单一节目所带来的影响进行简单的叠加更为显著。媒体工作者对这种金字塔刺激 （pyraran），才能够引起轰动。
（2）第二条暂定的原则涉及效应的特殊性 。在1951年的春天，波士顿的电影院上映了电影《愤怒之声》（the und of fury ）。电影清楚地呈现了一点，道义上的冲突只能通过耐心和理解来解决，而非暴力。这个具有戏剧性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观众，人们为电影所表达的高风亮节而赞赏有加。在电影结束后，播放了一段新闻短片，描述的是已故参议员塔夫特（taft）谈国际关系。他同样持有电影中所表达的观点，他认为，只有通过耐心和理解，而非通过暴力，才能解决冲突。同一批观众对此嗤之以鼻。他们在一种环境中所习得的经验无法适用于另一种环境。一些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观点可能会受媒体影响而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往往限制于一个狭隘的语境中，并难以泛化。
（3）第三个原则与态度的回归 （attitude regression）有关。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观点会倾向于回归到原来的视角，但并不会完全复原。
（4）然而，这种回归并不普遍。霍夫兰（hovnd）及其同事对军队中的教条性电影所产生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的研究发现，虽然态度的回归是普遍的，但是，在特定个体身上事实却恰恰相反。20 “睡眠者效应”也由此显现出来。这些延迟效应主要发生在对电影所传达的信息极为抵触的群体之上，但是之后，他们接受了这些信息。特别是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初始意见相左的群体而言，其睡眠者效应更为显著。研究人员认为，这些个体首先必须克服内在的抵触，才能够接纳自己潜在的对宣传信息的认同倾向。支持宽容态度的宣传会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的态度产生尤为深远的影响。
（5）在人们没有深层次的抵触情绪时，宣传将更加有效。研究表明，相较于那些更投入的个体而言，“保持防御”的个体往往会受到更大的宣传影响。我们能够回想起大量隔离既有特定条件而形成偏见者的防御性手段（第25章）。
（6）具有明确领域 的宣传更为有效。在极权主义国家，宣传的垄断对手无寸铁的公民造成了单调的束缚，人们无法一直对此保有抵抗。如果条件允许，反宣传能够使个体重新获取自身的判断力，并使他摆脱对现实的片面观点。鉴于这一原则，支持宽容态度的宣传是必要的——这并非由于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而是它能够消除处于对立面的煽动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7）宣传应该消除焦虑 ，继而使宣传更为有效。贝特尔海姆和贾诺威茨发现，宣传会影响到个体安全感框架的根源，继而引发个体的抵触。21 在现有安全感体系中的呼吁会更为有效。
（8）最后一条原则是关于声望标志的重要性。凯特·史密斯（kate s crosby）都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拥有极高的声望。如果他们能够支持宽容态度，那么他们会赢得许多宽容人士的支持。
训 诫
我们不了解传道、训诫或者伦理动员讲话所能起到的效用。数世纪以来，宗教领袖始终倡导其追随者实践同胞之爱。然而，其所带来的收效似乎是极为微小的。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确定该方法就是徒劳的。如果没有宗教领袖反复的训诫，可能情况会更为糟糕。
对此的合理的猜测可能是，训诫有助于加强已经皈依于此的人们所持有的良好意图。这一成就不应该被鄙视，因为没有宗教和道德对其信念的强化，皈依的信徒可能不会继续致力于改善团体关系。但是，对于基于特定条件的偏见者，与认为社会环境过于强势，不得不对此保持顺应的群体而言，循循善诱或许无法产生可观的影响。
个人治疗
理论上，也许转变态度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参与心理治疗。偏见往往会深深地嵌入整体人格的运作中。寻求精神科医生或咨询师帮助的苦恼个体往往渴求改变。他可能已经准备好了对生活导向的重新调整。虽然，几乎从未有患者会向治疗师明确提出要改变自身的伦理态度，但是随着治疗过程的推进，这些态度可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可能会融入或重构患者的原有世界观。
尽管各种精神分析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临床经验，但并没有结论性的研究能够证实这一假设。22 由于大多数病人会将精神分析视为“犹太人所发起的运动”，所以治疗师的精神分析经验尤为令人信服，单凭患者的这一观点，就足以引起现存的偏见。治疗过程可能如下所示：
早期的心理分析被称作为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ence）阶段。他将治疗过程中所遭受的痛苦归咎于治疗师，并对治疗师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和优势产生憎恨，患者会认为他们目前是父母角色的替代者。有时，治疗师是犹太人；有时，即使治疗师不是犹太人，患者也会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犹太人所发起的运动，并引发自身的反犹太主义情绪。但这种情绪不太会针对治疗师而爆发。随着治疗的深入，当患者深入了解整个价值观念时，其自身的反犹太主义可能会消减。事实上，就原则而言，神经症患者的偏见态度会随着神经症的治愈而减轻。
精神分析只是一种治疗方式。几乎所有有关个人问题的长时间访谈都会揭示其主要的敌意所在。通过讨论这些个人问题，患者往往能够获得新的视角。如果在治疗过程中，他能够发现一种总体而言更为健康、更具有建设性的生活方式，那么他的偏见可能会就此减轻。
一名研究人员正在对一名女士进行长时间的采访。他想要了解这位女士与少数群体的接触经验和对少数群体的态度，其中并没有任何治疗意图。但在进行自我报告的过程中，这位女士向研究人员倾诉自身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她回顾了与犹太人、与反犹太主义邻里之间的过往经历，并逐渐获得了大量的自我洞察。最后，她惊呼道：“可怜的犹太人，我猜我们将一切都归咎于他们，不是吗？”只有在长期注意力集中的情况下（约三个小时），她才能够发觉自身偏见的来源，并从理性的角度看待它。
在治疗或准治疗的条件下的转化频率是未知的。这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够一探究竟。但是，即使心理治疗被证明是所有方法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由于其深度与来访者人格中的所有部分都有着内在关联，所以能够成功转化的个体——在人口比例中所占的部分应该是很小的。
宣 泄
经验表明，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个人治疗和群体再培训的课程中——参与者时常会产生一种情绪爆发。当谈话涉及偏见时，感受到了伤害与反对的个体往往需要情感的宣泄。
宣泄具有类似于心理治疗的功效。它能够暂时缓解紧张，并为个体态度上即将发生的转变提供准备。就如同释放完管道中的空气能够使修补工作更简单。一首打油诗这样表述宣泄与紧张之间的关系。
我对我的朋友很生气；
我大发雷霆，将愤怒宣泄一空。
我对我的敌人很愤怒；
我压抑心中怒火，使它越烧越旺。
并非所有的敌意表达方式都具有宣泄所带来的效果。与此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在第22章所看到的那样，侵略性行为不是情绪的安全阀，而是一种养成的行为习惯——外显的侵略行为会越来越频繁。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起初“出离愤怒”的人会在愤怒平息后变得愿意，并能够理解对方的观点。
在一座东部的城市中，发生了一些令人不快的种族冲突事件。群情激愤的居民向当地警察部队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接受针对种族对抗处理预案的指导，预防并处理不断爆发的冲突。
参加这一强制教育的警务人员充满怨气，因为这种安排似乎是要求他们对自身能力和公平进行反思。这种受到冤枉的感受，连同他们对某些少数群体的偏见，使警察局内部气氛紧张，这使得教学难以实现——成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每当指导人员指出目前社区内黑人的客观现实时，就会有一些警务人员以恶性黑人事件作为回应，例如黑人会在被捕时咬人。
教学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会遭遇警务人员的刻板印象、尖酸的逸事，以及敌对情绪的表达。没有任何指导能够得到贯彻，讨论只能够激起部分针对指导者、部分针对少数群体的谩骂。在课堂上，学员们会抱怨：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挑警察的刺？”“我们从来没有制造任何麻烦。为什么要接受这个课程？”“为什么犹太人不管好自己的事？就算他们在灰土中发现一只死猫，他们都会称其为反犹主义者的恶意。”“黑人领袖应该管好自己的人民，而不是让他们与警察对立。”
在这种自尊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警务人员现有的偏见不可能得到改善。认为自己遭受了攻击的人无法接受任何教育。
课程持续了八个小时。而在最初的六个小时中，大部分的课程都被这种宣泄所占据。指导者没有反驳学员们的言论，并尽可能地以共情的姿态倾听这些充满敌意的愤怒谩骂。然而，局面似乎逐渐发生了改变。大家厌倦了抱怨。而最后学员们的态度似乎是: “我们说够了；现在我们会听听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此外，学员们还在愤怒的情绪中发表了一些显著夸大了事实的言论，并将一切责任归咎于替罪羊。但是，一名学员在声称“我们从来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这里没有问题”之后不久，就倾诉起作为一名警察，不知该如何处理所遇到的几起冲突案件的事实。一名起初对犹太群体大发雷霆的学员，在后来的言论中尝试对此进行弥补。在某种程度上，宣泄可能是有效的，个体非理性情绪爆发会使自身的良知受到冲击。
当造成紧张局面的情绪得到释放后，学员们似乎能够更为自如地重塑自己的视角，以看到总体的情况。即使在表达敌意的时候，他们也能够以一种社区整体更为接纳的方式，制订未来个人行为规划。一位始终在对此进行思考的警官在课程结束时这样说道： “好吧，我想我一定是出离愤怒了。我有权利这样做。但我们所选择的方式是糟糕的。每个人都有偏见，但我不想我所管辖的区域内发生任何麻烦。我最好还是注意那些可能对黑人和犹太人采取不利行动的人。我想我会的……”接着，他开始以自己的想法构建未来处理此类问题的计划。
我们无法证明这一心理过程发生于宣泄期间，但是观察这种特殊教学方法的研究人员的印象是，在最后的两个小时中，指导人员与学员之间的对抗已经全然消失，学员们开始接受教育，并获得了可观的自我洞察。23
单独的宣泄并非一种治愈，我们只能将其称为一种缓和紧张局势的方式。在说完所要说的话之后，受委屈者能够更好地准备倾听另一种观点。如果他的言论是夸张的、不实的——通常都是这样——那么其所导致的羞愧感能平息他的愤怒，并引导他通过一个更为平衡的视角看待问题。
我们并不建议所有方案都以宣泄的方式开始。这样做会造成负面的气氛。一旦人们需要宣泄时，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而当人们认为自己受到了攻击的时候，则是最为需要宣泄的时候。只有进行了适当的宣泄之后，情况才能够取得进展。领导者的耐心、技巧与运气能够使他们在正确的时刻引导人们以具有建设性的渠道进行宣泄。
参考文献
1 以下讨论的某些部分摘自g w allport, the retion of tergroup tensions , new york: national nference of christians and jews, 1953；l a ok (ed), lle prograo: arican uncil on education, 1950；p a rok (ed), forrowth , boston: bean press, 1954, ch 24。
2 关于偏见态度测量的技术讨论，读者可以参考arie jahoda, deutsch and s w ok, research thods cial re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ejudice, new york: dryden press, 1951，以及san deri, dorothy dnerste, j hardg and a d pepitone, techni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ical bullet , 1948, 45, 248-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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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elen g trar and arian r yarrow they learn what they live new york: harper,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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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该案例的更详细描述见g w allport, catharsis and the reduction of prejudice, journal of cial issues , 1945, 1, 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