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局限与展望（2/2）
这些结论代表了研究和理论中的一些积极的原则。它们并非完整的蓝图——如果我们这样想那就显得自负了。这些要点代表了特定的变化开端，如果能够辅以技巧，那么就能够对当下的偏见和歧视的核心产生打击。
跨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我们在此不再过分延长对于方案的讨论，而只是希望大家重视学校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学校的作用是美国人在教育方面的特点，另一部分原因是，相较于在家庭中实施补救方案，在学校中实行更为简单。学龄儿童是极为投入的受众，他们会习得所有设置的内容。虽然学校的董事会、校长和老师可能会对跨文化教育产生抵触，但是，跨文化教育正越来越多地被纳入课程。
正如我们在本书的第五部分中所看到的那样，偏见与宽容的习得是微妙和复杂的过程。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比学校更为重要。家庭的氛围与父母对孩子就少数群体的具体教育对孩子态度的发展而言都很重要，前者也许更为重要。
也许期待老师的教育能够抵消家庭环境的影响并不实际。但是正如上一章提及的评估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学校教育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如同教会、和这片土地上的法律一样，学校能够使孩子遵守另一套高于家庭所习得的习惯行为准则。学校教育也可能帮助没有完全克服家庭偏见教育的孩子们形成自身的良知，并产生有益的内心冲突。
正如家庭氛围之于孩子的重要性，学校氛围也对孩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校园中普遍存在着性别或种族的隔离、专制主义以及阶级主导的制度，那么孩子就会耳濡目染地将权力和地位作为人际关系中的首要因素。另一方面，如果学校的制度是民主的，那么教师和小孩都能够受到彼此的尊重。孩子们也会很容易地接受尊重他人的教育。与整个社会一样，教学体系的结构 将会覆盖，并可能否定具体的跨文化教学课程。11
我们已经看到，需要孩子全身心投入的跨文化实践活动可能比只有言语训导更有成效。虽然传授信息同样重要，但是寓教于乐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基于这些观点，我们还是心存疑虑，儿童或青少年在学校培训过程中应该学习那些具体课程呢？跨文化教育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在此，我们无法穷尽所有的依据。但是，我们能够对群组关系教育提出一些要求。
授课对象的年龄并不是问题。通过简单的教育方式，即使是年幼的孩子也能够理解所有的知识点。并且，高中高年级的学生或者大学生也能够通过更为完善的方式接受跨文化教育。实际上，通过不同程度进阶的“分级课程”，同样的内容能够年复一年地教授给不同的学生。
（1）种族的含义。 各种电影、电影录像带和小册子都可以作为人类学知识提供给学校进行教学。孩子可以尽可能多地吸收其中的细节。孩子一定要学会区分种族遗传和社会定义之间所存在的混淆。例如，他应该理解，许多“有色人种”个体，就种族而言，白人血统与黑人血统所占有的比例是相似的。但是社会等级的定义掩盖了这个生物学事实。年纪稍长的孩子需要了解自身对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误解，以及种族主义神话背后的心理学。
（2）习俗及其在各民族群体中的意义。 学校具有教授该课程的传统，但是其方式十分特殊。现代的展览和节日能够给人以一种更为深刻的印象，正如具有不同种族背景的孩子们齐聚一堂。在教授不同的宗教背景和语言，以及宗教圣日的意义时，尤为需要孩子同理心的配合。参观社区中的祭祀场所有助于巩固课程所得。
（3）群体差异的性质。 这一点并不容易通过教学使孩子们理解。但是，为了使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上述两项课程，他们首先需要理解人类群体的差异和类同。在这一过程中，错误的刻板印象会自相矛盾，例如“对本质的观念”。一些差异仅仅是虚构而来的，有些差异则与正态分布相重叠，还有一些差异遵循j曲线分布（第6章）。教学中可以对这部分内容进行简化。了解了群体差异的确切性质的孩子不太可能会形成过度泛化的分类。在这门课程中，教育者也应该重申造成这些差异的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所起到的作用。
（4）小报思想的本质。 孩子们在早年就能够对自己过分简单的分类方式进行批判。他们会了解到，外国人甲与外国人乙不一样。教师可以向他们说明学习中言语先行会造成危险的后果（第330页），特别是以“黑鬼”和“意大利佬”这种贬低的短语对特定群体进行称呼。简单的语义学和小学心理学课程对孩子而言，既不乏味也不难理解。
（5）替罪羊机制。 即使是七岁的孩子也可以理解内疚的置换与侵略行为（第382页）。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能够发现这一原则与对少数族群的迫害有关。良好的教育能够使孩子在家庭中也能够应用这一理论，目的是使其注意到自身的投射，并避免在个人人际交往中将他人当作替罪羊。
（6）受害所可能导致的特质。 不难理解，迫害会导致自我防御的发展（第9章）——尽管这是一堂微妙的教学。人们所创造的刻板印象会导致危险的发生，即所有的犹太人都通过野心与侵略性弥补自身的短板，或者黑人都倾向于陷于仇恨之中，或擅长偷窃。但是，教学也无须参照少数群体的遭遇。这本质上是一项精神卫生的教育。首先，通过小说，一个年轻人可能会学到，拥有一项残疾的（比如，瘸腿的）孩子会发展出其他方面的补偿。他可以从这个角度，对课堂中的案例假设进行讨论。通过角色扮演，他可以洞察到自身防御性的行为。教师能够引导十四岁以上的青少年发现自身的不安全感可能并不存在事实依据。他有时被期待有着如同孩子一般的举止，有时又被期待着如同成年人一样行事。他想成为一个成年人，但他人的行为使他不确定他是否仍处于童年，或已经迈入了成年人的世界。老师能够在此指出，青少年的困境与许多少数群体必须生活在长期不确定性的状态相近。少数群体成员如同青少年一样，他们有时会表现出不安、紧张、自我防御，这些偶尔会导致令人反感的行为。对于年轻人而言，相较于对单一概念的学习，了解自我防御行为的缘由更为重要。令人反感的特质在某些人类群体中是固有的。
（7）关于歧视和偏见的事实。 学生们不应该对他们所居住的社会中的缺陷一无所知。他们应该知道，美国信条中对平等的要求在现实中还远远没有得到实现。孩子们应该了解到，在住房、教育、就业机会中所存在的种种不平等。他们应该知道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对这种情况的看法；他们所怨恨的是什么；是什么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有哪些基本的礼貌。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电影，也可以介绍“抗议文学”，尤其是年轻的美国黑人的传记，如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黑人男孩》（bck boy ）。
（8）允许多重忠诚。 学校一直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但忠诚的条件往往是狭隘的。人们很少提及的是，事实上，忠于国家意味着忠于国家中的所有少数群体（见第40页图1）。我们注意到，在第24章中，体制化的爱国者、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往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偏见者。对专属忠诚的教育——无论是对于国家的忠诚、学校的忠诚、兄弟会的忠诚还是家庭的忠诚，都是灌输偏见的一种方法。成长于共同忠诚氛围之中的孩子，可能会看到忠诚是允许互相包含的，互为兼容的，而非绝对排他的（见第48页，图2）。
对理论的定夺
歧视和偏见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还是人格结构之中？我们给出的答案是，两者皆是。为了更精确地表述，我们可以认为通常所说的歧视，与现行社会制度、普遍文化习俗密切有关，而偏见这一术语则特指给定人格的态度结构。
虽然这点申明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认识到，这两个条件会同时出现在事件的方方面面。我们再次强调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多重的方法。在第13章中，我们介绍了不同的分析方法，有历史、社会文化、情境的分析，以及从社会化、人格动力、现象学等方面的分析，以及最后针对真实群体差异 的分析。对偏见及其条件的理解必然是基于这些层面的研究之上的。这绝非易事，但没有其他捷径。
补救方案往往能够分为两类。强调社会结构变化的方案（例如立法、住房改革、行政法规）和强调个人结构变化的方案（跨文化教育、儿童训练、劝诫）。但是，就实际而言，这两种方案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为了使跨文化教育更为有效，我们可能需要改变学校制度，或者改善大众媒体的做法，或是沟通体制的政策本身。虽然如今的社会科学能够以特定方式成功预测各种方案的结果，但是，社会科学也赞成多元化的方式。希望改善群体关系的人需要投身于对偏见与歧视多管齐下的打击之中。
此书的目的是说服读者，偏见的问题是多面的。它也旨在提供一项组织方案，通过此方案，读者可以对许多因素进行考量。最后，此书还试图对每个主要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便为未来理论和补救措施的进展做好准备。
尽管我们的目的是大胆的，但是我们也意识到，书中所举出的案例在未来将得到修正与扩展。人类行为科学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即使我们偶尔会遇到瓶颈，但是我们相信进步是看得到的，在未来一定会有所飞跃。
对价值观的定夺
我们如何向开明人士解释越来越受关注的偏见问题，以及全体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关注的证据在于大量产出的研究、理论和补救措施。）答案在于20世纪极权主义对民主价值的威胁。西方世界将民主思想认为是源于犹太-基督教伦理，并经由许多国家的政治信仰所强化，逐渐扩大至全世界，这是错误的。现实并非如此，取而代之的是可怕的文明倒退。人类的弱点一一得到揭示：失业、饥荒、不安、战争的后果，使人类成为煽动者的牺牲品，他们毫无内疚感地摧毁了民主的理想。
现在我们认识到，民主对个人性格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时候，这种负担令人相当难以忍受。成熟的民主人士必须具备一些微妙的美德和能力：理性思考事件因果关系的能力，能够根据种族群体和其特质形成适当的、具有差异性的类别的能力，赋予他人自由并能够掌控自身自由的能力。这些品质都是难以获得并维持的。人们更易于屈服于过度泛化和教条主义之中，排斥民主社会固有的模糊性，对明确性有着自身的需求，并“逃避自由”。
这是民主信仰的一部分：针对人类行为中不合理性与不成熟的因素的客观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抵制。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苏维埃俄国，还是任何其他实行极权主义的国家，都禁止研究非理性心理。舆论分析、精神分析、谣言、煽动、宣传、偏见的研究都是被禁止的——除非这些研究与剥削人类的地缘政治利益相同。然而，在世界上的自由国家，针对非理性的研究正在加速进步，因为我们的信仰使我们坚信，造成文明退化、民族中心主义和仇恨的社会力量和人格力量可以得到控制。
有人可能认为，包括偏见在内的非理性行为是一件好事。我们引用了西方文化中的作家言论。他们说，紧张是生命的本质；想要存在就要奋斗，想要生存就是征服。自然是残酷的，人类是残酷的，打击偏见是对弱势种族的姑息。这种观点取得了一定的地位，有时也被称为达尔文主义。但是民主的价值观所追寻的是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平等权利，显然这并不常见，也无法被伦理所接受。正如本书所示，在民主价值观的导向下，为人类多样化的群体寻求产生种族冲突和偏见的根源及补救办法，是科学家们的使命。如同其他人一样，科学家也会情不自禁地被个人价值观所驱使。
在科学领域，价值观具有两点意义。首先，它驱使科学家（或学生）进行并维持他的研究。其次，它为研究人员的最终努力所得来的研究成果指明了应用的方向，并服务于其所认可的、理想的社会政策。价值观不会参与科学工作的以下重要阶段，因此，也不会对科学工作产生歪曲。 （1）它不影响问题的识别或定义。在第1章，我们明确表示，偏见是现有的心理事实，正如歧视是现有的社会事实一样。无论科学家是为了支持，或反对偏见和歧视，都无法改变事实。偏见不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发明”，它只是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可以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被客观研究。 （2）价值观不会影响科学的观察、实验或事实收集的过程。（在很罕见的情况下，这一过程能够检测到研究人员的偏见，研究人员因此会受到相应的责备。）（3）价值观不会影响科学方法推广的过程。数据歪曲对科学家有百害而无一利。并可能导致其推导出毫无根据的结论。他这样做只会招致他在将科学应用于改善人际关系方面的价值否定。（4）价值观不会渗透到结果和理论的沟通过程中。除非研究人员明确、无偏差地表明实验无法被重复，无须进行长期积累以获取终极的价值。
总之，目前的卷宗及其报告是受作者们的价值观所驱动而作的。他们将此与持有民主意识形态的其他人共同分享；同样，本书也希望提出的事实和理论有助于改善群体之间的紧张局势。同时，它是人类知识现阶段所能达到的一个准确而客观的科学作品。
对于价值观的问题，还有必要提及最后一个方面。虽然我们的目标在于缓和紧张局势，增加群体之间的宽容和友善。但是，处理文化和少数群体的合理长远政策仍然是模糊的。将所有群体进行融合是一种有效的理想方式呢？还是努力维持种族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元主义呢？例如，美国的印第安人应该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是应该逐渐通过移民和通婚，融入美国的大熔炉之中呢？来自欧洲的许多移民群体、东方人、墨西哥人、黑人又该何去何从呢？
赞同同化（一种价值判断）的人指出，当群体完全融合时，就不再存在任何可识别的，或心理层面的偏见。特别是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而言，他们无法理解外国的价值体系，似乎只有同质化的群体才能够使他们放弃偏见思维。对他们而言，团结意味着一致。
另一方面，赞成文化多元主义的群体则将同质化视为一种巨大的损失（又是一种价值判断），这意味着抛弃种族群体所特有的别具一格的、多彩斑斓的生活方式。东方的美食、意大利人的歌剧、东方的哲学、墨西哥的艺术、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传说。如果能够对多元文化进行保护，那么这些事物对于所有民族而言都是具有利益和价值的。正是这些文化防止了主导广告、罐头食品和使人安静下来的电视中千篇一律的标准。然而，至少有一个大群体——美国黑人，虽然几乎不具有独特的文化，却受到了极大程度的偏见。对此，文化多元主义者也无法判断这是否是其想要的结果。
那么，如何在这场争论中保持恰当的价值观呢？这个问题似乎是遥远的、不真实的，因为最终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受我们的控制。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现在所做的选择很重要。一个例子是联邦政府对于美国印第安人的政策。最近的官方态度似乎从赞成文化多元主义的态度转变为赞成同化的态度。官方的态度至关重要，因为它所引导的日常政策会对相关人群的生活产生即时的影响。
虽然我们无法假定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我们可能能够指出一个看似合理的民主方针。对于那些渴求同化的个体，政府不应该对其设立人为的障碍；对于那些希望维护民族完整的个体，他们的努力应该得到宽容和赞赏。如果这样一个宽容的政策是有效的，意大利人、墨西哥人、犹太人和有色人种群体中的一部分成员，毫无疑问地会投身于融合的大熔炉之中；而其他人，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则会保持分离与自身的辨认度。民主的需求在于，只要这种发展不违反他人的安全和合理权利，就应该允许个体的人格发展过程，并保证其不受人为干扰或障碍。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国家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将“统一多样性”作为理想而为之奋斗。更为遥远的未来可能会发生我们无法预见的情况。
美国总体而言始终是民主的坚定的捍卫者，所有人都拥有着与他人相同或不同的权利，尽管美国的信条并没有尽然得到实践。但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人们朝向宽容态度的转化进程是否会持续下去，还是如同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一样，发生致命的倒退。全世界都在观察民主理想在人类关系中是否可行。公民是否可以通过学习寻求自身的福祉与成长，而非牺牲同胞的利益，或随波逐流？人类大家庭还没有揭开这些谜底的答案，但希望总是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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