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局限与展望（1/2）

……我们不能等到“一切事实都了然”的时刻再做出行动，因为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永远不会了解所有的事实，也无法“让事实自己说话”，等到“政治家们和公民们自己得出实际的结论”。事实太过复杂，以至于不能期待它直接呈现出不言自明的结论。只能在相关的价值前提下，遵循实际目的对事实进行组织，没有人比我们更能充分地做到这一点。

——贡纳·梅德尔

在之前的两章中，我们列举了各项旨在减少歧视，或使人们的态度向更宽容方向转变的一般性补救方案。我们从基础研究的角度，对歧视和偏见的成因进行了评论，并在可能范围内对这些方案做出了评判。我们的研究并不需要是详尽无遗的，近几年来，这些方案已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学界对这些项目的兴趣也广泛传播开来。1

只是在过去这十年里，我们才发现对方案评估的迫切需求。这样的需求本身就值得评论。一个项目的负责人或董事，要将他们的活动提交给公正的判断，是需要勇气的。有时这个提议来自捐助者（通常是商人），他们会说：“我会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但是你需要告诉我这笔钱是否花在了正确的地方。”这种态度体现了客观性的提升，以及公益领域时有出现的盲目信念和情绪化的减弱。我们已经对社会科学开始在法律领域发挥作用的方式进行了探讨（第29章），然而，社会科学在私人事业领域受到了更为广泛的欢迎和寻求。（顺便说一句，我们希望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并非只有致力于群体关系的机构对社会科学所能提供的评估有需求，在以改变态度为目的的教育、社会工作、犯罪学、心理治疗以及其他领域，都存在评估的需求。2 ）

虽然这一趋势无疑是社会和科学进步的标志，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起到反作用。操作者可能会过于依赖研究人员，然而研究人员却无法满足他被寄予的巨大希望。我们无法将种族关系问题一概而论。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研究人员几乎不可能设计出一个能够考察到全部变量的评估实验。这个问题的根源过于复杂，以至于无法完全依赖于科学研究部进行解答。正如梅德尔所说，我们不能等到“一切事实都了然”的时刻再作出行动；也许这个时刻永远不会到来。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依靠基础研究和评估性研究继续做出努力，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我们想到限制研究的适用性的各种实际和理论障碍时，应该牢记这种鼓励。

特殊障碍

任何在文化关系领域工作的人，都常会在其工作的社区中听到这样的话：“这里没有任何问题。”父母、老师、公职人员、警察、社区领导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摩擦与敌对正暗流涌动，除非暴力冲突爆发，否则在此之前都“没有任何问题”。3

我们在第20章中谈到“否认机制”，即当冲突威胁到了自我平衡时，我们会倾向于自我防御。否认的策略是对令自己不安的想法的一种快速反应。

有时，否定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更多是对现状的纯粹依赖。人们习惯于现行的等级制度和歧视规则，他们认为它们会永久保持下去，并视其为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我们提到过这样的一个发现，大多数美国白人认为，美国黑人对现状应该是完全满意的，而这种猜想与事实恰恰相反。即使我们承认其中一些否认是出于纯粹的无知与习惯化，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经常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机制在起作用。我们曾经读到，那些持有严重偏见的个体倾向于否认自己有偏见。由于缺乏个人洞察，他们无法客观地观察自己所在的社区的局限。甚至，即使一个没有偏见的公民也可能对不公正和紧张视而不见，因为这些东西一旦得到承认，只会打乱他生活的正常进程。

人们在学校系统中广泛遇到这一障碍，校长、教师和家长经常反对引入跨文化教育。即使在充满偏见的社区，我们也听到：“没问题，我们不都是美国人吗？”“为什么要往孩子们的脑袋里放进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了许多父母、学校和教堂对性教育的抵制，理由是孩子们可能会产生禁忌的想法（当然，即使没有性教育，这些想法肯定也已经产生了，只是以一种错误的方式）。

除了冷漠和否认之外，补救工作还面临着其他的障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年内，受私人资助的美国种族关系委员会对偏见补救工作的进展进行了紧密的跟踪调查。在其最终的报告中，调查人员总结了补救工作所遇到的主要障碍。4 除了否认，在群体关系领域，不同组织之间的竞争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报告还提到，单一因素解决方案的效度不足，一些专注于单一手段的组织将其视为灵丹妙药，然而，只有多种手段相结合，才能对受众产生有效的影响。尤其是，它批评对大众媒体和教育项目的过分强调。例如，它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指出南方传统的社会体系似乎阻碍了该地区的所有努力，同时给整个国家带来沉重而深远的影响。

最后，报告提到，许多人出于无知或恶意，倾向于将所有的民权倡导者和所有为种族关系改善而努力的工作人员都视为社会中的“反动”因素。麦卡锡主义是一个困扰着所有社会工作者的幽灵。虽然受害者本身能够通过人们对其的称呼发现人们的非理性观念，但是，大多数公民都无法看透这一点。他们受到引导，认为社会工作者和他们所推行的方案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如何对抗这种非理性的过度分类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东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现实冲突蔓延至各种与此无关的事件。我们在第15章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并不容易。

所有这些障碍都是严肃而深刻的，它们代表着人与社会制度中最非理性，也是最根深蒂固的一面。没有人会认为改善群体关系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结构论证

美国种族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似乎对单一方案所能产生的影响持悲观态度。它强调了社会规范对所覆盖人群的影响，并将其比作抵制补救活动的铁幕。这个重要的观察值得我们进行细究。它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社会学家正确地指出，我们所有人都被限制在一个或多个社会系统之中。虽然这些系统有一些可变性，但它们并不是无限可塑的。由于经济竞争、拥挤的住房、交通设施或传统习俗的冲突，群体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存在紧张关系。为了应对压力，社会给予某些群体优越的地位，而给予其他群体低劣的地位。习俗规定了有限特权、商品和声望的分配。既得利益者在这个体系中占有关键地位，因此他们抵制任何基本变革的企图。此外，传统习俗也将体系内的某些群体指定为合法的替罪羊。人们对这些替罪羊群体的敌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少数种族群体的小型暴乱可能会被视作当下紧张态势的副产品而得到宽容。警察局长可能会默许不同种族之间的帮派斗争，并声称这些都是正常和自然的“孩子们玩玩”。当然，如果事态过于严重，政府会召集防暴队伍，或改革者会要求立法，以缓解紧张的局势。但是这种缓解仅仅足以恢复不稳定的平衡。如果救济走得太远，也会对制度产生破坏。

经济决定论者的观点（第13章和第14章）与此相似。他认为，所有讨论个体因果关系的理论都是空话。存在一种基本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不能也不会容忍劳动者、移民、黑人和其他匮乏者与自己享有平等的地位。偏见只不过是为了攫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发明出来的借口。在彻底革命带来真正的工业民主之前，附着于基本社会基础之上的所有偏见都无法得到有效的改变。

你和我都不会意识到我们的行为如何受到社会体制这些特征的约束和调节。我们也不应该期待社会环境向个体所施加的总体压力，通过几个小时的跨文化教育就能完全消弭。看了一场亲宽容态度电影的观众会将其视为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而不会允许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威胁到自身所在的系统的基础。

这个理论进一步认为，人们无法做到改变种族隔离、雇佣习俗或移民法律，同时却不释放一系列累积起来会在整个结构中产生威胁性断裂的影响。所有传统习俗都是彼此的盟友。如果我们允许一个过大的颠覆性初始力量出现，那么它会不断加速，以至于毁掉整个给予我们安全感的体系。这就是社会学的结构观点。我们在第3章中对这种“群体规范”的偏见理论进行了探讨。

我们应该记得，心理学家也有一个结构性的论点。偏见态度并不是偶尔吹进眼睛的灰尘，可以在不破坏整个有机体完整性的情况下被分离提取。相反，偏见常常深深地根植于性格结构中，除非生活的整个内部机制得到彻底改革，否则偏见是无法改变的。每当态度对有机体具有“功能意义”时，这种嵌入就会发生。你不能指望不改变整体就改变部分。从整体上重塑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心理学家紧随其后补充了一点，并非所有的态度都深嵌于个体的性格结构之中。在此，我们对三种持有不同类型态度的人群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进行描述。

（1）第一类人群在顾及社会习俗和需求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态度与自己的第一手经验密切相关。他会设法在尽量不与社会产生摩擦的前提下调整他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同时完全忠于自己积累的经验。尽管他身处社会制度之中，他的个体态度仍然是灵活可变的。他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外群体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即使在制度对他们不利的情况下，他也会友善地对待这些群体。无论他是会成长为一名好战的，还是温和的改革者，或者根本不成为改革者，他的态度都只取决于他自己，而不会被周围的群体规范过度决定。

（2）第二类态度是我们已经谈到过的，它们形成了一种自私、僵化、有时显得神经质的内部整合。他们的现实主义程度很低。个体对少数群体一无所知，对他们的事实也漠不关心。他们不明白长远而言普遍的歧视性习俗将造成的伤害会有多大。这些态度所具有的功能意义是深层次的，只有角色结构中发生剧变才会改变它们（第25章）。

（3）我们经常发现许多人的种族态度缺乏内部的整合。他们的态度经常变化，并没有定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前的形势相关联。这样的个体自身可以说是矛盾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多面的。由于缺乏一个坚定的态度结构，任何压力都可以让他们改变态度。正是在这个群体中，支持宽容的呼吁才可能有效。愉快的经历、戏剧性的教训、对美国信条的引述，都足以为他们形成友善的态度提供良好的开端。这一类群体容易受到教育和大众传媒影响。他们的精神组织方式也容易被有益体验改变，而在没有获得这种经验之前，他可能只会机会主义地遵循既有的流行偏见。

我们无法知晓每一类人群的具体数量。严格的结构观点将坚持认为，个人和社会制度对这三类人群的影响都远超我们现在所估计的程度。

一些研究人员强调个体和社会制度之间的互锁依赖。他们认为，对一种态度的抨击必须结合对两种体系的同时考量，将态度置于结构模型之中进行探讨。5 纽科姆（newb）如此陈述这个案例：“如果个体通过一个较为稳定的参考框架看待一种态度，那其所客观感知到的态度往往是持续的（相对不变的）。”6 稳定的参考框架可以锚定在社会环境之中（所有的移民都住在轨道的一边，所有的美洲原住民都住在另一边）。或者，它也可能是一个内在的参照系（我受到任何外来人士的威胁）。或者，这种参考框架也可能结合了两者。这种综合性的结构性观点坚信，在改变态度之前，一定要改变相关的参考框架。

批判。 无论是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还是结合了两者的结构观点都具有显著的优点。它解释了为什么零碎的渐进式努力并没有理想中那样有效。它告诉我们，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已经融入了社会生活结构之中。它使我们相信，“灰尘入眼”式的理论过于简单了。

然而，如果我们不加以小心，结构性的观点就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心理学和错误的悲观主义。说在我们改变个人态度之前，我们必须改变整体结构是不明智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结构也是许多个体所持有的态度的产物。改变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事实上，根据结构理论，改变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因为每种体系都能够通过对其部分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一种社会或心理体系是不同力量的平衡，但它是个不稳定的平衡。正如米德尔所展示给我们的那样，“美国的两难困境”就属于这样一种不稳定的平衡。所有关于社会制度的官方定义都要求人人平等，而这个体系内有许多（但并非所有）非正式的特征都是不平等的。因此，即使在我们最为结构化的体系之中，都存在“非结构化”的状态。而你我的人格也是这样的一种体系，那是否就意味着无法做出改变，或者说，必须改变整体才能改变部分？这样的观点显然是荒谬的。

尽管美国拥有一个相当稳定的阶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族群体拥有一种被赋予的地位，并伴随着与之相关的偏见，但在美国的体系中仍然有一些因素导致了不断的变化。例如，美国人似乎对态度的可变性很有信心。基于这种信仰，人们积极宣传美国的信条，并坚信教育的力量。我们的制度本身排斥“你无法改变人性”的说法。总而言之，美国的制度反对“血统说明一切”。美国的科学、哲学、社会政策都显然倾向于“环境主义”。虽然这种信仰可能无法得到完全的证实，但信仰本身就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期待通过教育、宣传、心理治疗以改变态度，那么相较于没有这种期待的群体，他们当然更有可能实现这一期待。我们对变革的渴望可能就会带来变革。社会制度也并非一定会阻碍变革，有时，社会制度是鼓励变革的。

积极的原则

我们并非排斥结构性观点，而是指出它不能被用来证明完全悲观是合理的。它强烈呼吁人们注意现存的局限性，但并不否认人际关系的新局面正在形成。

例如，应该在什么时机下作出社会结构或人格结构的改变。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启发，但是，这些都不是最终的答案。以下原则似乎尤为相关。

1 由于这个问题是多面的，所以并不存在最高的解决方案。最明智的做法是同时着手解决问题的各个方面。如果一次打击无法取得大规模的效应，那么从各个方面的大量小规模打击可能会取得巨大的累积效果，甚至可能推动整个系统。这将加速变革，直到达成一个新的、更令人满意的平衡。

2 我们应该将社会改善论作为指导。发表“将所有少数民族最终同化为同一个民族”言论的人，似乎是在谈论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同质社会中不存在任何种族群体的问题，但是，似乎在美国，同化所造成的损失将大于我们的收益。在任何情况下，人为加速同化的尝试都会以失败告终。我们应该通过与多元种族和文化的相处来改善人类关系。

3 我们的努力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体制的攻击总是会伴有副产品。因此，一个暴露于跨文化教育、容忍态度的宣传、角色扮演之中的个体，其行为的改变可能非同小可。但是，就态度转变的角度而言，这种“非结构化”的状态是必经的阶段。这是一个逐渐扩大的作用的开端。虽然个体会相较于之前更为不适，但他至少有机会在将来成为更为宽容的人。调查显示，意识到，或对自己的偏见态度感到难为情的个体，是正在消除自身偏见的个体。7

4 偶尔，也会出现“回旋镖效应”。努力可能只是加强了对现有态度的维护，或者无意支持了敌对观点。8 这些都证实了努力的效果是相对轻微的。而且，由于任何有效的策略都会引起防御性行为，并同时植入不安的种子，那么其效果是否只是暂时的效应呢？似乎“回旋镖效应”主要发生在具有偏执倾向的个体身上，任何类型的刺激都有可能被纳入他们僵化的机制之中。可以肯定的是，当下的危险还在于，给定方案的错误呈现可能会导致公众无法理解其意图。9 然而，这个意义上的回旋镖效应仅仅是出于方案的执行不力，因此是可以避免的。

5 就我们所了解的大众媒体而言，似乎不应期待单凭这种方式获得任何显著的成果。很少有人能够在处于“非结构化”的准确阶段中与恰为正确的思想框架中，吸收新的信息。进一步而言，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将大众宣传集中在具体的问题上，例如，作为公平就业实践，而不是单纯发出可能不被理解的模糊呼吁。

6 关于群体的历史和特征的科学信息，以及关于偏见的本质的教学与出版物有益无害。然而，这并非许多教育工作者所认为的灵丹妙药。信息的呈现可能具有三种良性的效果：（a）它使少数群体看到了人们为了消除偏见而做出的努力，并进而增强了信心。（b）它鼓励并增强了宽容人士对其态度与知识的整合。（c）它往往会削弱固执的偏见者的合理化。例如，采取防御姿态的种族主义者在科学事实的影响下，会动摇自身对于黑人生物劣等性的观念。斯宾诺莎观察发现，错误的想法会导向激情——因为他们是如此的困惑，以至于无法将自身的观念作为现实调整的基础。相比之下，正确和充分的观点为正确评估生活问题铺平了道路。虽然并非所有人都会立刻认同正确的观点，但是呈现这些观点总是良好的。

7 行动通常比单纯的信息更有效。此类方案收效良好，因此邀请个体参与一些项目，也许是社区自我调查，或邻里节日。当他参与项目时，他就成了其中的一部分。随着个体与他人的熟悉程度加深，彼此之间的联系就越为现实，最终产生更好的收益。

例如，通过在社区工作，个体能够了解到，自尊和其所依恋的对象实际上都不会受到黑人邻居的威胁。他也可能学习到，他作为一名公民的安全感能够通过社会条件的改善而加强。虽然布道和劝诫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这样的一课是无法仅凭言语而传授的。个体必须通过肌肉、神经、腺体的参与，才能够习得。

8 我们常用的方法都无法应用于难以接近的性格结构。因为这样的性格结构会将对外部群体的排斥作为生活的限制之一。然而，即使对于僵化的个体而言，也可能通过个人治疗得到改善——这是一种昂贵的方式，个体也一定会对此产生抵触；但是至少在原则上，我们目前还不需要对这种极端的情况采取绝望的态度，尤其是对于年轻人的处理，也许诊所的儿童指导，或者智慧的教育者都能够对其进行开导。

9 虽然没有针对于此的研究，但是玩笑和幽默似乎会刺激到煽动者的自负与非理性的诉求。笑声是对抗偏见者的武器。当改革者变得不必要地严肃庄重时，这种武器也会生锈。

10 现在转向社会方案（社会制度）。人们一致认为，相较于针对偏见的直接攻击，打击种族隔离和歧视条例更为明智。即使个体在孤立的情况下转变了态度，在社会规范面前，他可能还是会回归原样。只要种族隔离被削弱，社会规范的限制也就不复存在。那么，人们才能够将彼此地位平等的接触作为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11 利用最有可能发生社会变革的薄弱方面似乎是明智的。正如森格尔（saenr）所说，“将火力集中在阻力最小的地区”。总体而言，在住房与改善经济的机会中获取收益，是最为简单的。幸运的是，这些方面对于少数群体而言，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12 一般来说，在经历了起初的抗议活动之后，符合我们民主信仰的既成事实都能获得接纳。在引入黑人走上公共工作岗位的城市中，这一变化很快就失去了关注。玩呗的法律也会得到类似接纳。官方政策一旦实施，就难以撤销。一旦人们接受了设定，就会创建新的习惯与条件以维持当下局面。

而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行政长官就有权在工业、政府、学校中做出理想的改变。1848年，有一名黑人申请入读哈佛大学。群众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抗议。当时的校长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对此回应说：“如果这个男孩通过了入学考试，那么他就会被录取。如果白人学生选择退学，学院所有的经费都将投入到对他的教育之中。”10 无须多言，没有一个白人学生选择退学，反对的声音也迅速消退。学院的收入与声望都没有受到最初似乎存在的威胁的影响。当清晰的行政决议与群众的良知相一致时，人们会很快地接纳之，而不会产生其他的争论。

13 不能忘记武装改革者所起到的作用。自由主义者的纷杂要求是迄今所取得的许多成果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在第28章看到，立法运动有时是由激进的私人机构所发起的。个人主义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将黑人奴隶的困境进行了戏剧化的加工，小说家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不断煽动人们良知的火焰，直到奴隶制被废除为止。个人可能是改变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