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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运哲换了车灯，他让司机小刘把发票交给某县县长，这县长没过几天就亲自如数送来了灯款。普运哲还愿意把这件事想得更加自圆其说些：无非是拿国家的钱修国家的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运哲不断想着另外一件事：他和陶又佳结婚，就意味着他必须和葛佩云分开，但普运哲拿不定主意怎样和葛佩云开口说离婚。倘若葛佩云是个刁蛮的泼妇事情也许就简单多了，多吵它几架多打它几场，趁着彼此的情绪激烈就会顺理成章地说出要说的话。但葛佩云不是泼妇，普运哲只觉得她乏味、窝囊。一个对生活没有奢求，一个温吞水般的女人，似乎永远为他创造不了一个开口就说离婚的机会。自从他和陶又佳认识以来，他知道她对眼前的生活生了疑心，她无缘无故地给他打电话，有两次还鬼使神差地追到宾馆调查他的行踪。但是她却没有明打明地找碴儿和他发生过不愉快，相反她总是那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有几次普运哲下班回来都看见她在家中的某个角落里就那么坐着。如果这个在角落里坐着的女人不是葛佩云，普运哲就会认定她是在表演可怜和委屈，但这个女人就是葛佩云，葛佩云从哪方面来讲都不具备表演的才能。表演，那毕竟还要有点其他的表情点缀，最起码脸上还应该有泪痕。然而葛佩云没有，她只是坐着。这使普运哲又觉得葛佩云越是不会表演，她就越显得残忍。然而普运哲还是得等待那么一个“碴儿”，哪怕就像那个早晨——关于白皮鞋事件的那个早晨那样的一个碴儿。

后来在一个冬日的夜晚，他终于等到了那么一个碴儿。那天他冒着大雪回到家，摘了帽子脱掉大衣走进自己的房间，却发现葛佩云盖着他的被子躺在他的床上。这使得普运哲非常恼怒，他站在桌前双手扶住桌沿，看着这个反常女人的反常行为，想着如何提醒她行为的不得体，然后再就势把他要说的话说给她听。他想无论如何这是个机会，是个不可忽视的机会。

“你这是怎么了？”他语调铿锵地说。

葛佩云裹着被子不动，仰面看天花板。

“你怎么躺在这儿？”他又说。

葛佩云还是不动，眼睁得很大。

“你应该起来。”他又说。

葛佩云还是不动，眨眨眼。

普运哲看出葛佩云是不打算离去的，他得想下一步的措施，想必要时、万不得已时他该如何对付她。

他又敦促了她，敦促她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仍然不动。普运哲“不得已”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他几大步走到床前掀开了她的被窝。

葛佩云从被窝里坐起来。她穿着毛衣、毛裤和袜子。

普运哲又要求她穿好衣服去客厅，他说他有话说。

葛佩云终于下了床。他们下楼来到客厅，拉开距离坐下，普运哲试着开始了那个艰难的话题。他说：“你今天的行为很使我莫名其妙。”

葛佩云不说话。

普运哲又觉得用“莫名其妙”作开始是个低调的开始，于是他又说：“你今天的行为我很不能容忍。”

葛佩云不说话。

普运哲已觉出这是个不祥之兆，葛佩云显然是要以不变应万变的，普运哲不止一次遇见过这种时刻，那时他便一走了之。但现在他不能走，他决心把他要说的话一股脑儿说给她听。

“看来你是不准备说话了，”他说，“也好。我想，我得说，因为我已经看出我们面临着一个时刻。我想，你要是同意，我们还是分开吧，也就是离婚。”

普运哲说完看看葛佩云，显然她没有被他的话“吓”着，也没有被他的话所“感动”。她还是不错姿势地坐着，不错姿势地不说话。

普运哲说：“我知道你不会轻易开口，但我认为我的话你是听清了的。今后你用不着担心你生活中的困难，这些年我是很少关心过你，分开后也许我反而会知道我该如何做。”

葛佩云不说话。

“你能不能说说你的想法？”他说。

葛佩云不说话。

“也许你要问为什么，我想这个道理你会明白。就像许多不能生活在一起的夫妻一样，说感情不合，说没有共同语言，说兴趣的差异，说什么都可以，关键是分开更好。”

葛佩云仍然不说话。

葛佩云这种死活不说话的态度使普运哲初次改变了从前对她的看法，他忽然觉得她并不窝囊，她这种不开口本身就是一种机智，这“机智”实在是最刺激人类大脑神经的一种恶劣品性。他的智慧和口才从不会被唇枪舌剑所淹没，却能在这种不开口面前显得黯然失色。他盯着眼前这个死不开口的葛佩云，心中头一次对她生出真实的憎恶。他忽然想起那一年审判“四人帮”的场面，当时那个死不开口的张春桥曾经令法官们很是棘手，也使法庭的威严黯然失色。但不管怎样那时还有位法官总是说“好，你不说，让证据说……”现在葛佩云既不是被告，她也没有什么证据可言。普运哲愈加失望和无奈起来，他心不在焉地说：“你不肯讲话，那么我认为你是同意我的意见了。”

“我不。”谁知葛佩云却意外地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