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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运哲和陶又佳在北京幽会的时候，葛佩云正在家里心乱如麻。

近来她常常感到心脏不舒服，有时胸闷，有时无端地出虚汗，睡觉时一惊一乍的老是醒。她去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包括心、脑电图和b超、彩超，结果都“大致正常”。医生说像她这种年龄的人，“大致正常”就算难得了。医生只给她开了一些镇静安神的中成药，并嘱咐她保证高质量的睡眠，加强有规律的户外运动。

葛佩云又开始按时按点上班。她用上班来分散她那纷乱的心绪，用上班来打消那种坐在家中度日如年的感觉。最主要的是只有上班她才可能接触人，上班还使她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关于那所爱华小学的信息，躲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的。

原来爱华小学是一所带有试验性质的贵族式学校，建校资金全部来源于新加坡一位热衷教育的华人富商，师资在全国范围内高薪聘请，教材采用国际标准教材，学生实行住宿制，学校由新加坡方面和长邺市一家名叫达达的民营企业集团共同经营和管理。当初建校时省教委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们提出，吸引外资鼓励私立学校固然有可取之处，学费之高令大部分居民不敢问津也是事实，但是长邺市毕竟会有一小部分拿得出也愿意拿出这笔学费的家庭供子女入学。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在于国际标准教材。教育入侵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的德育怎么办？我们的美育怎么办？我们不能让孩子从小就以为自己是个外国人。关于这一点新加坡方面作了让步：教材采用混合型，其中增加爱国主义教育的部分。事情拖了一年多省教委总算通过了此事，省政府以最优惠的免税低价批给该学校二百亩土地。原来省级政府只有审批百亩以下土地的权力，中方那家公司又多方奔走使省长分两次批地，才扩大了建校面积。现在爱华小学已然建成，新生也已入校，校方正计划在余出的土地上建立爱华中学，他们的目标是使爱华小学的学生能够顺利进入爱华中学，将来爱华中学的学生能够顺利进入全国重点大学乃至直接考入国外同等大学。

至今长邺市的市民议论起这件事时还是众说不一，有人说好，也有人说，唔，价钱也好。

价钱的确也好。一个学生每学年要交两万元人民币的学费，这两万元里包括了学杂费、伙食费、住宿费、营养费、服装费、娱乐活动费、健身费……和你意想不到的一切费，总之，你的子女要想踏进爱华，每个学年你必得付给校方两万块钱。这种价钱只能让白已贺这样的父亲望校兴叹——甚至连叹都不必，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

现在他开始想了，自从那晚与葛佩云会谈之后，他想的就更具体了。事情虽然刚刚开始，但白已贺的心离爱华小学毕竟是近了那么一点点。近一点是一点，白已贺的目标是要越走越近的。

十天之内白已贺没有再“动”葛佩云，他在等待葛佩云那边的动静，而葛佩云每天都在心急火燎地等待白已贺的再次出现，比如，他再扔一封信给她。

现在葛佩云每天开三次信箱，却终未收到过白已贺的信。但这并不能使她松心，她觉得空空的信箱更加恐怖。

关于爱华小学，葛佩云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只要有钱，入学并不难。可这位市长夫人却没有这上万的体己和私房，更没开着银行和钱庄。假如事情落在另外一些官员夫人的头上，说不定她们就会另辟蹊径琢磨变通的办法，但事情偏偏落在了葛佩云头上。她既无这种经验，也无这方面的智慧，她在这时想起了沈强，她想，等沈强从北京回来，她要私下和他谈谈这件事。

一天，葛佩云在班上接到一个电话，她听出了那个声音，那是白已贺。

“喂，您好，是葛科长吗？我姓白呀。”他的声音无拘无束，像个老熟人似的招呼葛佩云。

葛佩云从他对她的称呼上明白他已知道她的底细，他不仅知道她的单位，他还知道她是这个单位的一个中层——科长。他还让她感觉到从此他愿意什么时候打电话就会什么时候打的。葛佩云拿着话筒先是沉默了一阵，只听对方又说：“您是不是没有听清我是谁？我是白已贺呀。”葛佩云不能再沉默了，便不加任何人称地说：“你说的事我正在想办法，但是现在还不行。”

“您的意思是说让我再等等，是吗？”白已贺说。

“是，是这样。”葛佩云说。

“有期限吗？”

“怎么也得半月二十天。”

“要说这么大的事，半月二十天可不算长。可，您能办成吗……其实我知道您在这个时间内办不成，普市长又不在，他本人不是去北京了吗？”

“你怎么知道的？”

“看报。现在我变得特别爱看报，还爱看本市电视新闻。”

葛佩云拿着话筒的手开始发抖，她一时觉得对方那听来普通的几句话并不普通，有点像对她的戏弄，还有几分带有恐怖的暗示，暗示他本是掌握着他们的一切的。葛佩云又开始沉默。

“您怎么不说话呀？我是想跟您说点儿别的。”白已贺说。

“你要说什么？”

“我想到您家里做一次拜访，比如今天晚上。”

“这……这不行。”

“为什么？”

“这……这不行！”葛佩云口气显出些坚决。

“我不这么看。我看，行。”白已贺说得也很坚决。“我以为有了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在我和您之间就不存在什么行与不行的问题了，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我打算晚上八点钟到您那儿去，您不会在那个时间接待别的客人吧——我想您不会。”

“不行！”葛佩云的口气更是出人意料的坚决起来。

“是吗？要是我决定了呢？需要提醒您的是：我只按两次门铃。”

白已贺没等葛佩云再作回答就挂断了电话。

晚上八点钟，葛佩云果然听见了按门铃的声音——两次。她竟然乖乖地来到院里打开院门。其实，从放下电话的那一分钟起她就知道她必须按照白已贺指定的时间接待白已贺了。

白已贺推着一辆自行车进了院，他支起自行车，从车把上摘下两只空提包，不等葛佩云让就径直往屋里走，他知道此刻房间里没有别人，男主人在北京。

他走进客厅，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东张西望。房间比他想像得还要宽大、豁亮，一时间他想起了丘晔。他想，假如当时他要是不抛弃丘晔，没准儿他也会住进这一类住宅的（起码这一类吧），省级干部的住宅只能比这更好。丘家的房子虽然不属于他，但他可以挤进去。可惜他只去过丘家那套旧房子（他就是从那套房子里被丘家父女轰出来的），现在省级干部的房子已远远超过了那时的水平，而他却永远离开了这类房子。

白已贺没等葛佩云让座，就大模大样地坐上了一张大沙发。他拉开落地灯，灯光照着他自己，也照着不远处仍在惊愕中的葛佩云。

“用不着惊慌失措，”白已贺说，“我本是个平常人，甚至有点平庸。”

“你究竟要干什么？到我家来。”葛佩云问白已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