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1/2）

从所有的一切，从莫拉，从我们这些人的那种生活里，留下了什么东西？许多年里，对于我来说，晚上椴树的一阵香气就足够了，我感到自己是另一个人，感到自己真的是我自己，我根本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我一直在想的一件事就是，有多少人必须生活在这个山谷里，在世界上就在这时对于他们发生了我们当时都轮上的事情，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想过这事。或者有一个家，一些女孩，一些老人，一个女婴——和一个努托，一个卡奈利，一个火车站，有一个像我一样想要离开去碰运气的人——在夏天打麦子，收葡萄，在冬天去打猎，有一个阳台——一切就像是对我们发生的。应该不可避免的是这样。男孩们，女人们，世界，根本就没有改变。她们不再撑着阳伞，星期天她们去电影院而不是去集市，他们把麦子储藏起来，女孩们抽烟——然而生活是老样子，他们不知道有一天朝周围看看，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一切也已经过去了。当我在一片被战争摧毁的房屋当中，在热那亚下船时，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每一幢房子，每一个院子，每一个阳台，对于某个人都是某种东西，并且，比起物质损失和死亡者，更加令人不快的是想到生活过的这么多年，这么多记忆，就这样消失在一个夜晚里，不留一片痕迹。或者不是？也许这样更好，最好是所有的一切都在一场干草的篝火中离开，人们重新开始。在美国人们是这样做的——当你对一样东西，一种工作，一个位置，厌烦了，你就换。在那里甚至一些整个的村镇，连同小酒店，市政厅，商店，现在都是空的，就像一处墓地。

努托不愿意谈到莫拉，可是他好几次问我是不是再也没有看见过任何人。他想着那附近的那些男孩，想着滚球游戏、足球、小酒店的那些同伴，想着那些曾经和我们跳舞的女孩。他知道所有的人在哪里，做了什么事；现在，当我们在萨尔托的房子里，有人在大道上经过时，他就眯着猫一样的眼睛对他说：“这里的这个人你还认得他吗？”然后就为那人的面容和惊讶感到高兴，为我们两个人倒酒。我们谈话。有的人尊称我为您。“我是鳗鱼，”我打断道，“不要来这一套。你兄弟，你父亲，你祖母，他们怎么样了？那狗后来死了吗？”

他们改变得不大；而我，我变了。他们记得我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记得我已经忘掉的玩笑，带刺的话，故事。“还有比昂盖塔？”一个人对我说，“你记得比昂盖塔吗？”是的我记得她。“她嫁到罗比尼 (1) 了，”他们对我说，“她过得不错。”

几乎每个晚上努托到天使旅馆来找我，把我从医生、秘书、上士和测量员围成的圈子里挖出去，让我说话。我们像两个修士一样在镇子的草地上走着，能听到蟋蟀的叫声，贝尔波河的微风——在我们小时候，我们从没有在这时刻来过镇子里，我们那时过着另一种生活。

在月亮和那些黑色的山丘下，努托一天晚上问我是如何为了去美国而上船的，如果机会重新出现，回到二十年前，我是不是还会那样做。我对他说美国和那种因为自己不是什么人的愤怒，和那种不是为了去，而是为了在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饿死了之后有一天回来的狂热不一样。在家乡我也许会什么都不是，只是个仆人，是个老齐利诺（他也死了很久了，他从一个干草房上落下来，摔断了背，还躺了一年多的时间），那就应该什么都试试，既然我已经过了波尔米达河，那就满足我还想渡过大海的愿望。

“可是上船不容易，”努托说，“你有勇气。”

不是勇气，我告诉他，我是逃走的。应该什么都告诉他。

“你还记得我们在店铺里和你父亲谈过的话吗？他那时就已经说无知的人将永远是无知的，因为力量在那个有着人们不理解的利益的人手中，在政府的手中，在法西斯党的手中，在资本家的手中……这里在莫拉什么也没有，可是当我当了兵，走遍了热那亚的小巷和造船厂的时候，我就明白什么是老板，资本家，军人了……那时有法西斯分子，这些东西不能说……可是还有别的人……”

我从来也没有告诉他这些，为的是不把他拉到那些非常没有用的谈话上来，并且现在，在二十年和发生过的那么多事情之后，我再也不知道要相信什么了，可是在热那亚，那个冬天我相信这些，有许多夜晚我们在别墅的山上度过，和圭多，和莱莫，和切莱第和所有其他人争论。后来泰莱萨害怕了，再也不愿意让我们进去，于是我对她说，她只管继续做用人，被剥削的人，她活该这样，我们想要不让步，想要反抗。我们就这样继续在兵营里，在下等酒店里进行活动，退役之后，在我们找到工作的船厂和技术夜校里活动。泰莱萨现在耐心听我说，并对我说我学习，想要使自己进步，这样做得对，她在厨房里给我吃的。她再也不说那些话了。可是一天夜里切莱第来警告我说圭多和莱莫被逮捕了，人们正在找其他的人。于是泰莱萨根本也不责怪我，她去找什么人——姐夫，过去的雇主，我不知道——说话，两天之后为我在一条去美国的船上找到了一个干体力活的位置。事情就是这样，我对努托说。

“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有时候，当人是小孩时，即使从一个老人，从一个像我父亲那样的穷人那里听到的一句话，都足以使你睁开眼睛……我很高兴你没有只想着挣钱……那些伙伴，他们都怎么死的？”

我们就这样走着，在镇子外的大道上，并且谈着我们的命运。我把耳朵伸向月亮，听着一辆大车的刹车装置在远处吱嘎作响——一种在美国的道路上已经很久不再听得到的声音。于是我想到热那亚，想到那些事务所，想到如果那天早晨在莱莫的造船厂他们也找到了我，我的生活将会是什么。几天后我回到科西嘉路 (2) 。对于这个夏天来说，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