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

（1月1日，星期二）

洛根决心：

离开家，给自己找间公寓，最好是在巴黎。

跟兰德多见面。

冷酷多些，顺从少些。

要工作，要写作，要生活。

1月24日，星期四

和兰德在皇家餐厅见面，喝鸡尾酒。我来早了，但我很开心地拿着酒和书坐着，默默看着表演。我感觉，我在巴黎的时间让我和伦敦的所谓知识分子圈子保持了绝妙的距离。依我看，我们在这里的选择仅限于爱喝啤酒的小英格兰主义记者（贝内特、威尔斯[5]之流）和自命不凡又自成一派的唯美主义者（布鲁姆斯伯里团体[6]）。我看着这些文人转来转去，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完全没有注意到角落里拿着普鲁斯特小说的瘦削年轻人。

兰德走进来，跟往常一样，她一路经过的每个人都跟她打招呼。她看起来很累，一见面，就立马告诉我，她跟波比·贾勒特分手了。我表示同情——真心实意地。她碰了碰我的手，说：你太好了，洛根。我告诉她，她的工作（无偿为一位工党下院议员[7]当秘书）对波比来说可能是个问题，毕竟他是准男爵之子，是保守党政要。她承认我说的可能有道理，可她还是觉得波比“不会如此狭隘”。没有什么比情人的缺点更令人失望的了，我提醒她，我想这句话用法语说出来应该更动听。我还说，她天天往传单上贴邮票或是打印信件，不觉得有点浪费自己的学历（当然，她拿的是一等学位）吗？恰恰相反：她预测工党政府将赢得下次选举。我送她上了开往汉普斯特德的地铁，我们吻别时，我给了她一个小小的拥抱。

稍后。母亲和普兰德盖斯特先生正在举行小型晚宴，我能听到下面传来的笑声。母亲随时会用留声机放起伦巴舞曲——好了，现在真放了。再次见到兰德让我回想起在牛津的日子以及至今让我烦恼的糟糕成绩。我无法解释我怎么会如此误判自己的成绩。我真的觉得自己学得还不错。勒梅恩叫我去见他时，我也是坚持这么说的——他无法掩饰失望的表情。霍顿给我写了封很贴心的信，说任何人的成绩在他们的一生中，最多占据两个星期的重要性：人的其他一切境况皆是如此，这取决于各人。迪克·霍奇拿了二等学位，彼得也是。卡塞尔压根儿没有参加考试。普雷斯顿拿了一等，决定继续留在牛津，攻读博士学位。母亲从没问我拿的是什么学位：我不知道她以为我在牛津的这三年都在做什么。

看到兰德后，我对安娜的狂热便消退了，真有意思。突然间，我愿意在伦敦再留一段时间了。

2月15日，星期五

和迪克在诺维奇车站碰头（多少回忆涌上心头！），一同前往斯沃弗姆。田野里结着厚厚的霜，日头低悬，但阳光灿烂，灿烂到我们都拉下了包厢的百叶窗。安格斯（卡塞尔）开着一辆相当时髦的达拉奇[8]来车站接我们。迪克不愿把他多出来的一支枪借给我（“为什么不借？”“你自己去买。”），于是我只能找安格斯借（我说我的枪还在修理）。安格斯说他家到处都是枪——应该没问题。

他家的房子很丑，还有一大片马棚。房子是他祖父（第一任艾奇菲尔德伯爵在十九世纪中期修建的，花园倒是很漂亮，枝繁叶茂，一丛丛的树林（我觉得针叶树太多了点），游乐设施和景观都准确体现出设计时的初衷。新房子最大的好处是每样东西都能正常运转：热水、中央取暖，还有电灯。我洗了澡，换了衣服，下楼去。伯爵看起来相当温和——胖胖的肚子，乐呵呵的，总是自顾自哼着歌，喘着粗气。他让我叫他艾斯莱德；我还是有点叫不出口，但我发现迪克很自然就这样叫了。伯爵夫人，伊妮德夫人看上去像是吃了毒药：她的脸瘦削、阴郁、长满皱纹，头发染成黑色。聚会上有十来个人，有年轻人——安格斯、他妹妹、我和迪克——也有形形色色的本地老人。晚餐时，我被安排坐在伊妮德夫人和安格斯的妹妹莱蒂西亚小姐（“请叫我洛蒂”）中间。洛蒂娇小玲珑，穿着伦敦最新潮的衣服，但她的五官组合有点不协调——鼻子太宽，嘴唇太薄（继承了母亲的特点），两眼间距过宽——加在一起就使得她算不上特别漂亮。她很健谈，活泼好动，对巴黎的事怎么都听不腻。（“你去过黑人舞会吗？你看到了女同性恋吗？那些女人也非常非常漂亮吗？”）相比之下，伊妮德夫人则像个移民官一样审讯着我。你在哪儿出生？蒙得维的亚。那是哪里？乌拉圭。还是茫然不知。南美洲。哦，你们在那儿做什么？我父亲是做生意的（不知为何，我不想在这群人面前提到“罐头牛肉”这几个字）。你母亲是哪里人？蒙得维的亚。我仿佛听到她的脑子转得飞快。她是乌拉圭人，我说。太神奇了，你竟然还有外国血统，她说，然后便把脸转向她右边的人。

晚餐后，安格斯向我道歉，说他妈妈就像个控方律师，对谁都是那样拷问。我说我觉得，她发现自己旁边坐的是个混血儿时，好像有点不安。安格斯认为这很滑稽。“嗯，”他说，“洛蒂倒是觉得你好得不得了，这算是安慰吗？”

第二天——寒冷刺骨——专门有人在林间把鸟赶出来，让我们开枪瞄准。中午在小木屋里野餐后，我们又继续打了会儿鸟。我什么都没打到，但还是起劲儿地开枪扫射，装个样子。迪克是神枪手——他打的鸟接二连三从天上掉下来。星期天，我宣布退出，我说我好像患了感冒，我一上午都待在图书馆和洛蒂玩牌（不得不说，我越和洛蒂接触，就越觉得她漂亮——她不化浓妆时更美）。可是，哎呀——这沉闷的乡间生活真让人头脑麻木。伊妮德夫人时不时走进来，确保我没有在切斯特菲尔德长沙发[9]上强暴她的女儿。就在午饭前，管家通报，有通电话要找蒙斯图尔特先生。是母亲打来的：罗德里克·普尔打来了电话。“他让我告诉你，他很喜欢你的书。”

接完这通电话，我觉得我什么都能熬过去了——那个伪名流英国佬对我使再坏的招儿我也不在乎了。我感觉我已超越这帮愚蠢乏味的人（朋友除外，这个自不必说），他们只知道谈论各自的狗、打猎的事以及无趣的家庭。晚餐时，我坐在一位医生的妻子和伊妮德夫人的某位表亲中间，我像老友般跟他们畅谈（至于说了什么，我一个字都不记得）。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书。我的书！我的书就要出版了，坐在我周围的这些笨蛋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可以在这市侩势利的小圈子里待上一千年，我才管不着呢。

早上，我们正要离开时，伊妮德夫人把我拉到一旁。她竟然冲着我微笑：她说她的表亲觉得我很有趣，她还补充道，他们准备在春季为洛蒂举办舞会——在伦敦——如果我能答应当晚做洛蒂的舞伴，那她本人将感激不尽。我还能说什么呢？但我在心里默默发誓，以后再不接受这样的邀请了，这些纠缠不休的琐事：这些人和我不是一路人，这不是我想栖居的世界。这里很适合迪克：对他来说，这里就像另一个家——是他苏格兰社交圈的英格兰版本——可它不适合我。安格斯还算讨人喜欢，可就因为我们一起在艾比念过书，我就要把他当作真正的朋友吗？这些都是英国人做出的悲哀妥协：幸好巴黎让我的眼光更锐利了。很快，这一切都将被我抛诸脑后。

（2月）

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将给我百分之十五的版税率，并预先支付了五十畿尼。我问罗德里克，第一次出书的作者是否都按这个标准（老实说，我其实并不在乎，在这种时候，我只想拿到印好的书）。他建议我找个文学经纪人，并推荐了华莱士·道格拉斯，在柯蒂斯·布朗公司工作了几年后，道格拉斯刚刚开了自己的公司。罗德里克带我去他的俱乐部（萨维尔）喝香槟。书将在秋季出版。萨维尔的气氛很舒适；我在想要不要让罗德里克帮我申请会员。

华莱士·道格拉斯是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三十二岁？三十三岁？），他说话很慢，带着浓浓的苏格兰口音。“洛根·蒙斯图尔特吧？”他好奇地说，“你有苏格兰血统吗？”我父亲那边往上好几代是苏格兰人，我说。我发现，苏格兰人总热衷于一开始就攀这种关系。他穿得像个银行家：三件套的套装、白衬衫，系着公司的领带，头发抹了油，分得一丝不乱。他看起来像魁梧版的t s 艾略特。他同意接纳我这个客户，并从我五十畿尼的预付款中收了五畿尼。

“那么，”他说，“你接下来打算干吗？”

“我要去巴黎住一阵。”

“嗯，写几篇文章怎么样？《邮报》？《纪事报》？只要是写巴黎的文章，美国杂志都想要。要不要我帮你问问？”

突然，我对这位自信健壮的实干之人涌出一股暖意。我有种感觉，我们一定会成为坚不可摧的好朋友。

“好的，拜托了，”我说，“我什么都愿意写。”

我感觉到，我的作家生涯——我的作家人生，我真正的人生——实实在在地开始了。

3月11日，星期一

我给兰德打电话，提议共进午餐。我们在苏荷区的那不列塔纳餐厅见面，吃了肉丸和意大利面，喝了一瓶基安蒂红酒。我把我的新消息告诉她，她露出由衷喜悦的表情。她是真心为我高兴。如果位置互换，我不知道我能否如此大方？……我们又点了一瓶基安蒂——我开始喝得上头了——我说起巴黎，说等我在自己的公寓里安顿好了，她就到巴黎来，我的文学经纪人——我好喜欢说这个词啊：我的文学经纪人——会在报纸和美国杂志上帮我找发表文章的机会，然后，等我的书出版了……我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她朝我微微笑着。我只想吻她。

（3月）

华莱士——我现在叫他华莱士了——帮我跟《时代与潮流》杂志签了三篇文章的约，更了不起的是，他还帮我争取到了《先驱论坛报》的稿约（“巴黎文坛”板块）；第一篇稿酬三十英镑，第二篇十五英镑。他说，如果这些文章反响都不错，应该还会有更多机会。我都等不及了，但我发现我在找借口推迟我的旅行。兰德的事还没有解决：我们之间的事如果得不到共识和解决，我就还不能去巴黎。

4月2日，星期二

夜深了，晚上十一点，我一个人坐在空荡的包厢里，喝着酒壶里的威士忌，这趟海陆联运火车轰隆隆地开出滑铁卢，穿行在伦敦藏污纳垢、灯光昏暗的郊区，朝蒂尔伯里前进。黎明前，我将抵达巴黎。

兰德和我在普来维塔利餐厅晚餐后，她来车站为我送行。我一直想让她确定来巴黎的时间，可她说来说去，说的全是选举的事，拉姆齐·麦克唐纳、奥利弗·李、选区之类的。火车就要出发时，我把她拉到一个堆满邮包的手推车后面，我说：“兰德，上帝为证，我爱你。”说完我吻了她。嗯，她也回吻了我：几个搬运工人朝我们吹口哨，我们才停下来。“到巴黎来，”我说，“等我一安排好，就让人去接你。”“洛根，我有工作的呀。”“周末来。”“到时候再看吧，”她说，“给我写信。”她双手捧着我的脸，吻了我的鼻尖。“洛根，”她说，“我们来日方长。”现在，我知道爱情是什么了。

（4月）

昨天晚上，我去香塔尔之家找安娜，不知为何，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她也察觉到了。“还好吗？”她问，“一切都还好吗？”我让她放心，一切都很好，并把她拉到我身边以示证明，可显然我们之间不会再发生什么了。我下了床，在房间来回踱步。我又给自己倒了杯酒。安娜在床上坐起来，袒胸露乳的，耐心地看着我。

“你有其他喜欢的人了？”她问，“就在巴黎？”

“不是。那女孩在伦敦……”我决定把一切都告诉她，“我认识她很久了。我们一起念的大学。她不算特别漂亮。她很聪明——这是当然。她家里人很有意思。我好像老是忍不住想她。”

“把她的事都跟我说说吧。”

于是，我坐到床上，我们喝着酒，抽着同一支烟，我说了半个小时兰德的事。时间到了，我跟她吻别，紧紧贴着她的身体时，我发现我的性冲动又回来了，我后悔没有利用好与她共处的这两个小时。我说，过几天我还会来找她的（她现在每周工作五天）。看来兰德魔咒被打破了。

（4月）

搬入艺术学院街上的伦勃朗酒店。一天五十法郎，在屋檐下我拥有一间小卧室和一间小客厅，任何时候想泡热水浴，只需另付五法郎。这基本上和自己找间公寓差不多棒了。本放弃了他在格勒奈尔路上的公寓，住到他新开的画廊楼上的单间——那里住不下我了。画廊在雅各布路上，他给它取名“利平兄弟”——他说“兄弟”表达了一种源远流长的感觉和家族事业的概念。他确实有个兄弟——叫莫里斯——比他大很多，在伦敦当律师，要不就是会计师，我记不清了。华莱士在《水星》杂志帮我找了个活儿，每月一篇稿子，每篇十畿尼。我对《水星》称不上狂热喜爱——它有一种烟斗、啤酒加潮湿粗花呢外套的气味——可乞讨者不能挑三拣四。

5月8日，星期三

“利平兄弟”开幕前的特邀观摩。我早上七点就到了。一个人都没有。本非常紧张，在担心画展的质量。他有一幅德朗、两幅小的莱热、不少花哨的俄国画，还有一幅小的莫迪里阿尼。接下来的几个钟头，大概有十来个人闲逛着走进走出，什么都没买。我出五英镑，买下那幅莫迪里阿尼，并拒绝本给我减价。本灰心丧气的，我说了些陈词滥调的话，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云云。

不管怎样，我带他去花神咖啡馆喝香槟。

“看看你的成就，本。”

“看看你的成就：你都写了一本书了。”

“你在巴黎有了自己的画廊，天哪。我们都还只是孩子呢。”

“我需要现金，”他阴郁地说，“我现在需要买。现在就要。”

“耐心点，耐心点。”我的语气像个老姑婆。

一对夫妻在我们桌边停下脚步。他们认识本，本介绍说他们是蒂姆和爱丽丝·法雷诺，都是美国人。男的晒得黝黑，英俊帅气，只是头发稀疏。女的娇小美丽，总是皱着眉头，表情紧张，像集中了过多精力。

“你们没来我的开幕式啊。”本抱怨——他显然和他们很熟。

“天哪，我还以为是下周呢。”法雷诺轻松扯谎。

“我们忘记了，”爱丽丝说，“我们吵了一架。吵得很凶——我们不得不和好。你不会想让我们出现在你漂亮的新画廊的。”

法雷诺立马红了脸，显然不像他自己装出来的那般无所谓。我们都笑了，尴尬的气氛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