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2）

他们是来跟另外几个美国人见面的，我们受邀加入他们在咖啡馆后面的行列。接连到来的客人让我糊里糊涂的，加上我又喝了太多酒，所以说给我听的十几个名字，我一个也没记住。我旁边坐着个高大强壮的方脸男人，留着胡须。他喝得酩酊大醉，不停冲着桌子对面个头较小的尖脸男人吼：“你就是屎！你真的就是屎！”这好像是他们之间幼稚的笑话：他俩都控制不住地放声狂笑起来。本看到一个他认识的女孩独自坐着，便从我身边走开了。我默默喝着酒，相当开心，没人注意我，一瓶又一瓶酒神奇地出现在桌上。这时，爱丽丝·法雷诺悄悄坐到我身边，问我是怎么认识本的，还有我在巴黎做什么。我告诉她，我在等我的书出版，她朝我伸出手，又拉了拉方脸男人的衣袖，为我们做了介绍。洛根·蒙斯图尔特——欧内斯特·海明威。我知道他是谁，但我没有说。喝到这时候，他连话都说不利索了，他开始充满嘲讽地模仿起英国人，满嘴都是“老伙计”“老兄弟”“老家伙”什么的。爱丽丝说：“别他妈烦人了，海明威。你把我们的名声都搞臭了。”我发现我还挺喜欢爱丽丝·法雷诺的。我偷偷溜走，找到本，他正陪着一个脸色苍白、脸型细长、端庄严肃的法国年轻女子，她叫桑德琳——我没听清她姓什么。我怀疑本对她颇有兴趣而且很认真——有时候酩酊大醉反而让我思维清晰。我带着他回雅各布路时，他承认了这一点。他对她简直是神魂颠倒，他说，可这也让他万分痛苦，因为她的父亲身无分文，而且她还离过婚，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我不能为了爱情结婚啊，”他说，“这不在我的计划里。”

他去洗手间吐了，我四下转悠，查看成堆的油画。这个房间比格勒奈尔路的公寓更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文件柜。随意走动时，我发现桌上有一个信封，写着熟悉的字迹。

“彼得给你写了封信？”本回来时，我问他。

本惨白的脸色中露出隐隐约约的鬼祟。“是，我本来要告诉你的，可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他和苔丝结婚了。”

他把信递给我。是真的：他们结了婚，住在雷丁，彼得在《雷丁晚报》当助理编辑。苔丝和父母没有和解，彼得的父亲也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彼得却说他这辈子从未如此幸福过。

我感觉酸涩的妒意慢慢涌上心头，接着是担忧。为什么彼得给本写信却没给我写？难道苔丝把一切都坦白了吗？

“说不定正有封信在伦敦等着你呢。”本说。愿上帝保佑他。

“说不定吧。”我说。

5月9日，星期四

从银行出来时（拿着要买莫迪里阿尼的钱），我碰到海明威。“巴黎就是个农村。”他说。说完他又为自己的行为道歉，解释说，是一个特别朋友[10]的存在让他“怒火攻心、酩酊大醉”。我们沿着圣日耳曼大道散步，享受春日的阳光，他问我是怎么认识法雷诺夫妇的。我做了解释。“蒂姆是全欧洲最懒的人，”海明威说，“他妻子倒是非常可爱。”我们交换了地址（原来他已经结婚了），并约好再见面。我们都有书要在秋天出版[11]——他看起来还是很随和的。

6月7日，星期五

巴黎的夏天到了。我去找安娜，她的房间热得令人窒息，于是我们速战速决，办完了事。我点了一瓶夏布利干白葡萄酒和一桶冰块，我们在床上休息，边聊边喝。我告诉她，再过几天我就要回伦敦了，她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她会想念我的，并希望我能尽早回巴黎。

“我们是朋友了，是不是，安娜？”我说。

“当然。特别的朋友。你到这里来，我们做了爱。我们就像真正的情人，只不过你出了钱。”

“不，我的意思是，不止这样，和这不一样。你了解我生活的一切。我也了解你和上校。”

“当然，洛根。而且你非常大方。”

我在想，香塔尔夫人是不是在这儿推行了某种规定：客人每一次热情的告白，真心也好，假意也罢，她们都必须以委婉的提醒来回应，让客人不要忘了这种关系的真正本质——金钱交易。我有点儿伤心。

出于某种缘故，我在离开后，又决定再留会儿——时值傍晚，天色尚早。我躲在一处门廊里，直到上校出现。八点左右，安娜从香塔尔之家走出来，他俩一语未发，手挽着手离开。我跟着他们走到地铁站，排着队倒数第二个上了他们后面的车厢。我看到他们在雷阿勒站下车，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发现，远远盯梢，一路跟到他们住的公寓楼。我记下门牌号和街道名。此刻，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指望得到什么呢？

描述你的思想状态。不安全。不确定。焦躁不安。

概述你的情绪。性饥渴。内疚。独处巴黎带来的强烈的肉体愉悦。痛恨时间：只想永远停留在这个年纪、这一天、这一周、这一月、这一年，永远。只想象得出等待着我的漫长而缓慢的衰落。对安娜的痴狂与对兰德的痴狂。可若有必要，我每周可以五次满足自己对安娜的痴狂。这似乎越发刺激了我对兰德的痴狂。

你为何如此为巴黎着迷？在巴黎，我觉得自由。

6月13日，星期四

我明天回伦敦。今天上午，就在午饭前，我又回到巴黎大堂站，在安娜的公寓楼外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希望她能出现。我就想跟她见一次面，能远离香塔尔之家的氛围和影响；我希望我们能在大街上随意地邂逅彼此，我会举起我的帽子，我们相互问候，说几句关于天气的老掉牙的话，再各走各的路。我需要给我们的关系增添一个不同的层面，某种日常的东西，与妓院和付钱买春无关的东西。她当然并未出现，我的脚开始痛了，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

寻找公共汽车站时，我路过一间街角的小餐厅。我往里瞄了一眼，看到上校竟坐在那儿，看着报纸，面前还摆了一杯茴香酒。我装作自然地走进去，点了杯啤酒，不经意地坐在他旁边的桌上。从近处看，他比安娜显得老很多——我猜应该有五十多岁了。他的衣服破旧但很干净，他系着黄色的领结，胸前口袋露出相同颜色的手帕。看来，是个讲究的人。他留着小胡须，末端向上翘着，白胡子比黑胡子多，头发也一样，抹得油光发亮，向后梳着，没有分开。他站起身，把报纸放回架子，我又去取来了。头版头条全是庞加莱[12]糟糕的健康状况。

“这么好的天气却生病了，真可怜。”我用法语说。

他看着我，微微一笑——他当然不认识我。我感觉很尴尬，我意识到我跟他的妻子做过几十次爱——操了她几十次呢。我很想一股脑儿脱口而出——我们是怎样以各自的方式关爱安娜的，我们是怎样分享着她的，我给她的那些小费应该也帮了他不少——好像这样说出来以后，我们就能更熟悉彼此了。

总而言之，他说了几句庞加莱年老力衰的话，我没有听懂，因为他的法语说得像连珠炮一样快，而且夹杂了很多俗语——说真的，他的法语简直是无懈可击。

我们回到各自的座位，开始漫无边际地闲聊。他看得出来我是英国人，他说，是从我的口音推断的。接着，他又像所有法国人一样礼貌地补充道，我的法语也说得相当好。我耍了个心计，我说我感觉他也好像有一点点口音。这话让他大吃一惊：他可是在巴黎出生在巴黎长大的，他宣称。我把话题引向报纸上德国共产主义者暴动的新闻，我说他们应该出动军队，并顺便问他有没有参军的经历。他说他曾在一九一四年应征入伍，但由于肺不好被拒收了。我又请他喝了杯酒，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以前是个旅行推销员，可他的公司破产了，从那以后……他看了看手表，说他得走了，他和我握手后离开。看来，他显然不是什么白俄罗斯军队的上校。

6月24日，星期一

萨姆纳

我不在家时，母亲重新装修了我的房间（这是什么奇怪的强迫症？），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半的书好像都找不到了。“哎呀，我可从来没碰过你的书，亲爱的，”她说，“搞不好是漆匠，是他偷了。”我在储藏室找到了它们。她还把玛丽·罗兰珊的画挂到了楼下厕所。我拿了回来。我们有了辆新车，福特。

早上，我去了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在小饭馆午餐时，罗德里克告诉我一个新消息，他们不得不将《思想的想象》推迟到一九三〇年春季出版。出版计划排得太满了，投稿的作家太多了——都是这种蹩脚的借口。我大伤脑筋，感觉陷入了迷茫：我是个作家，但还不是真正的作家，真正的作家应该有已确实出版了的书——你可以把它拿在手里，可以去书店买到它。罗德里克说，他很喜欢我从巴黎发来的稿子，说不定我可以再多写几篇，一并收录在精装文集里。

“那小说怎么样？”我激动地说。

“哦，我们，呃，当然也很喜欢小说……”他谨慎又口齿伶俐地说，“不过我得说，我从没觉得你会成为小说家。”

“那你觉得我会成为什么，罗德里克？”

“才华横溢的作家啊，当然也随时可以转去写小说。”他完全恢复了温和愉悦的态度。

我想，正是他的怀疑真正燃起我的斗志。我在等待《思想的想象》出版期间，一定要写本自己的小说。就写一个住在巴黎的英国年轻作家，一个美貌但徐娘半老的俄国妓女，以及她宣称是自己丈夫的神秘“上校”三人之间的关系。书名该叫什么呢？

我在南肯辛顿站出了地铁，在那儿巡逻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约瑟夫·达克。很高兴又见了面，我们热情地握手，回忆起大罢工的日子。他告诉我，他现在有两个孩子了，还邀请我去他家喝茶——还是巴特西那个地址。

（6月）

达克跟我在一起很放松，可他的妻子蒂尔达就非常紧张了，至少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便是如此。她不停地道歉：为茶点道歉，为孩子们吵闹道歉，为后花园的状况道歉。小男孩名叫爱德华——“是以威尔士王子的名字取的”——小女孩叫艾瑟尔。我们穿着衬衫，坐在花园躺椅上，看着孩子们蹒跚学步。阳光很暖，我的肚子里塞满水果蛋糕，感到一种平凡的宁静降临在我身上。也许这就是生活该有的模样？一处不大不小的房子，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位妻子，一个家。所有那些毫无意义的奋斗啊野心啊——

“对不起，蛋糕不好吃吧，蒙斯图尔特先生，有点干。”

“很好吃。请叫我洛根。”

“你想吃点三明治吗？但恐怕只有鱼肉泥馅儿的了。”

她把孩子们带进屋后，达克又接着替她道歉，这让我更不自在了。“她是个好妈妈，”他说，“很勤劳，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接着，他朝我转过身说：“我非常爱她，洛根。认识蒂尔达让我成了我自己。”我想不出该如何应答这样的宣言。“你是个幸运的人，约瑟夫，”最后，我这样说，“我希望自己能有你一半的运气。”他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轻轻捏了捏。“我也希望如此。”他说，显然很开心。

他是个真诚的人，约瑟夫·达克，可我得问一问自己的态度，我不是对它们有什么怀疑，而是需要让它们接受考验。我在这里，和一个地位低微的警察喝茶，我不是在对他屈尊降贵，也不是想证明自己是个多么伟大的平等主义者。我不会四处吹嘘这次见面，但我知道，休·福瑟吉尔那样的人就会，他们会把这样的友谊当作徽章挂在身上。那么，你为什么来这儿？是他邀请的我，我接受了。我猜，我之所以来，是因为我们俩都能从彼此的陪伴中得到点什么。

（9月）

夏季旅行。七月——和本去了柏林，逛画廊。在他的建议下，我买了一小幅珍贵的水彩画，作者是克利，我没听说过。有一天晚上，我们目睹了两伙警察激烈的街头打斗。最后，终于坐火车去了维也纳—在蒂罗尔—库夫施泰因、霍尔、基茨比尔旅行。接着是萨尔茨堡—巴德伊舍—格蒙登—格拉茨。八月，苏格兰，照惯例，经由加拉希尔斯去基尔多纳。迪克的狩猎派对比往年规模更大。我不再找任何借口，直接宣布不参与战斗，只以散步、钓鱼或坐公共汽车去特威德河谷来打发时间，公共汽车沿河谷而上，开往山间平缓地带的一个个磨坊小镇。晚上，我尽情喝酒享乐。安格斯（卡塞尔）和洛蒂也在那儿。洛蒂显然对我神魂颠倒。一天晚上，客厅只剩下我们俩时，我带着些许酒意，吻了她。第二天早上，我小心翼翼地向她道歉，可她一个字都不愿听。

回忆：有一天，天气炎热，但空气清新。我沿着河岸往上走，水很浅，水流很急，河水是茶褐色的，这是特威德河的一条支流，我手里拿着一根竿子，寻找水塘。在刺眼的阳光中，岸边树林下的阴影如同黝黑的洞穴入口。我找到池塘，把我的啤酒瓶插到水边的漩涡里，钓了一个钟头鱼，我钓到三条小鳟鱼，又把它们扔回水里。我吃了面包和奶酪，喝了冰凉的啤酒，穿过田野走回基尔多纳，阳光一直照在我的背上。我在河边度过完全孤独、彻底宁静、纯然美好的一天。我必须更多地去体验这种快乐。

10月22日，星期二

小说进展不错：它的篇幅不会很长，但应该会紧张刺激，感人至深。我还没想好怎么结尾，也没想好书名。《思想的想象》校样稿到了。我很快就要实现目标了。很快。

我去汉普斯特德福瑟吉尔家晚餐。兰德看起来很累，她说工作太辛苦了——李在新政府[13]里相当忙碌。她把我介绍给一个名叫格迪斯·布朗的人——他三十来岁，是个画家。这引起我的警惕：他身手敏捷，肌肉发达，像个留着金色卷发的职业拳击手。他的举止透露出相当的自信。

跟福瑟吉尔一家在一起，我感觉非常放松——他们是我理想中的“别人家”。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我会有什么不同？我跟弗农聊起我在柏林的旅行，告诉他我买了一幅保罗·克利的画（保罗是谁？他问——英国文化真是狭隘）。格迪斯·布朗知道保罗·克利是谁，好吧，他还即兴给我们做了十分钟介绍演讲。他赞赏了我不凡的品位：突然间，在他眼里，我变得还不错了。接着，休又对我说起政治，我点头同意墨索里尼是个禽兽，并将手伸过桌子，帮厄休拉点燃数不清是第几支的香烟。可兰德和格迪斯·布朗在哪儿？在外面露台上看星星呢。哎呀。

10月30日，星期三

普兰德盖斯特先生从纽约发来的电报似乎让母亲有点惊慌。她念道：“股票市场出现混乱。急需现金。”“现金？”她说，“我没有现金。”从银行借点呗，我说，然后便上楼去写我的小说了。突然，我的脑中蹦出一个书名：“女孩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