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

1月25日，星期四

昨天在圣洗池前的受洗仪式上，突然觉得可怕又难受，我猛然意识到，我的儿子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叫莱昂内尔，更不应该叫莱昂内尔·艾斯莱德，可现在已经太迟了。这算是什么传承呢，莱昂内尔·蒙斯图尔特？我应该给他想个昵称：巴奇、明奇、波波——什么都行。彼得和安格斯是教父，布伦娜·阿伯丁和伊安瑟·弗奇—道森是教母。布伦娜其实挺有趣的（在一些小的方面）。但我受不了伊安瑟——她是洛蒂最好的朋友。

彼得晚上留宿在我家。我们拿着波特酒瓶，坐着聊到很晚还没睡。苔丝没有来，因为她的第二个孩子随时可能出生。彼得说，他现在从周一到周五都住在伦敦——他的语气让我怀疑他们的婚姻遇到了问题。他还告诉我，他在利用业余时间写一部侦探小说——以我为榜样。

2月16日，星期五

在莱昂内尔的摇篮床尾站了足足十分钟，注视着他睡觉。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分析自己的感受，可除了平淡乏味，我真的再找不出别的心情：怎么所有的婴儿在生命头三个月看起来都差不多呢；他们的手指甲和脚指甲是那么小，真是神奇；可他们要那么晚才学会说话又是多么可惜。现在，恰恰就是我最想跟他说话的时候。想象一下，要是奇迹出现，婴儿出生几周后便能说话，那我们也将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

晚餐时，洛蒂思考我们今年夏天可以去哪儿。她说我们最好找一处大房子，得有婴儿房和保姆房；至少还需要两间多余的卧室，以备“妈妈和爸爸”到访，或是弗奇—道森一家前来同住。康沃尔也许很好玩，你说呢，洛基？

（2月）

这就是我的问题，这就是我的工作停滞不前的原因。整整一下午，我都在试着翻译亨利·莱维特《西非》中的五句诗：

在布拉柴维尔[35]，在他小屋的游廊上，

在刚果热烈的月光下，

一位殖民地的小官，

翻看着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的“诗歌”……

因为他还想着那美丽的智利姑娘……

这首诗只能是法语，翻译成英语就变得平庸、啰唆了，完全失去了那种令人心痛惆怅的浪漫感觉。世界主义者就是这样萦绕在我的脑中——炎热、非洲、文学、忧郁、性……可它只能是法语。“在刚果热烈的月光下/一位殖民地的小官/翻看着阿尔弗莱德·德·缪塞的‘诗歌’”。不行不行不行。放弃吧，蒙斯图尔特。

2月21日，星期三

昨天午饭后，写《世界主义者》的第三章，可毫无进展，我决定开车去诺维奇买一令打字纸——至少，这是在周二下午我能做的和写作勉强扯得上关系的事。我跟洛蒂说，我会赶回家吃晚饭，接着就出发了。我刚到诺福克，天上就下起冰雹，冰雹很大，但只下了几秒钟，然后，明晃晃的太阳便出现了，天空晴朗。马路上在施工——铺煤气总管——车辆只能绕道开往车站，我自然把车停进了车站停车场。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想着自己的生活，以及我该做什么，想完，我买了张去伦敦的单程车票。

我走到月台上，想起我在艾比念书时每学期结束都会来这里，这个车站对我来说只象征着失望和失败。可今天，我站在这里，等着去伦敦的火车，除了雨衣和帽子，我双手空空，毫无负担——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激动。诺维奇车站：通向世界的大门。这是一种多么神奇又纯粹的自私；我谁都不想，只想我自己——我不想洛蒂，不想莱昂内尔，也不想我的母亲。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抛弃已有的生活，重新开始。

华莱士劝下了我。我去了他在河岸街的办公室，告诉他我都做了什么，并让他帮我找一家报社或杂志社，只要是现在能把我送出国去的都可以，去哪儿都可以。他让我冷静，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了他。

“你的车呢？”他说。

“停在车站外面了。”

“车钥匙在你口袋里吗？”

“呃……是的。”我掏出钥匙：它是我草率行事的证据。

“护照呢？”

“在家里。”

好心的、清醒的、理智的、务实的华莱士啊。我们想出了b计划。我给洛蒂打电话，告诉她我到了伦敦，我编了个故事，说我给华莱士打电话，是他让我立即赶来处理一桩紧急事务的。我还告诉洛蒂，我明天就会回去了。华莱士邀请我晚上去他在旺兹沃斯的家里过夜，在他家，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妻子（海瑟）以及他们介于九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不知为何，我之前从未对华莱士的家庭生活产生过好奇，此时，我多少有些惊奇地看着他置身于这个和谐的大家庭中。

晚餐过后，我们坐在客厅。一排排书架上摆满了他的客户各种版本的作品。他问我想去哪儿。非洲、日本、俄国，我说。可你真正想去的到底是哪儿，他温和地坚持问。西班牙。好吧，他说，那应该不难安排。

3月

伦勃朗酒店。巴黎。华莱士成功地帮我和《图说》签了三篇文章的合同：用五百字介绍格拉纳达、塞维利亚和瓦伦西亚，每篇稿费五英镑。没有中介费。比我平时的稿费标准略低，但我目前的境况不允许我讨价还价。我还和《艺术评论》签了几份约稿合同，所以，等这次旅行结束时，我应该能小赚一笔。我向洛蒂和莱昂内尔道别，尽量不露出狂喜的傻笑。我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我绝对不能让这种有害的沮丧情绪再次累积了。我必须认识到，我的性格不适合待在家里，不适合过与世隔绝的英国乡村生活。我绝对需要变化和惊喜；我的生活中必须要有城市——我天性属于城市——我的生活中还必须有对旅行的期待和真正的旅行。否则，我将枯竭而死。

昨天，本带我去毕加索的画室见他。本跟他不是那么熟，毕加索似乎有点乖戾，不爱说话，直到本恰巧提起我要去西班牙，他立刻变得热情起来，给了我巴塞罗那两家极好的餐厅的地址。我问他他在画什么，他让我拭目以待。他说的法语带着浓浓的西班牙口音。他穿着衬衫，系着领带——画画时还系领带好像挺奇怪的。他个头矮小，看起来颇有攻击性，我感觉他对本和我保持着警惕。这两个英国年轻人在他的画室做什么呢？一定有什么秘而不宣的动机吧。我猜，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不过我无所谓：只要能离开英格兰，我就很高兴了。

我跟我在黑色笔记本出版社的发行人皮埃尔·拉马丁一起吃饭。他身材瘦长，心事重重，前额搭着一缕头发，像希特勒。他说话时会有长长的停顿。我把我写《世界主义者》的事告诉他，他装出礼貌且颇感兴趣的样子，但显然，跟我其他的发行人一样，他还是希望我能再写一部小说。“那个世界主义吧……”长长的停顿，“有点老套了。”他说话时抱歉地耸耸肩。

明天，我会在奥赛火车站搭乘开往南边的火车。应该赶得及在波尔多的大公鸡餐厅晚餐。接下来我的计划是，波尔多—图卢兹—佩皮尼昂，在波乌港过境，从那里沿海岸线南下去巴塞罗那—瓦伦西亚—格拉纳达—塞维利亚。我觉得，我甚至可以在去过塞维利亚后再去里斯本，说不定能坐船回南安普顿。

一切，井井有条，优雅美丽，奢华，宁静，安逸。

（波德莱尔）

4月4日，星期三

里斯本，大都市酒店。昨天我坐火车去辛特拉。天气雾蒙蒙的，很凉爽，四处一片模糊，反而让景致显得更加迷人。不知怎么搞的，白天我的外套被偷了，我的钱包和护照都还在外套口袋里。被偷的地点是佩纳城堡。我把外套搭在户外走廊的墙上，走到一处朝外伸出去的阳台上，照了一张南边阿拉比达群山的风景照。我拍完照片，回来时发现外套没有了。我在城堡到处走动，仔细查看每位游客，还有在外面公园里的人，什么都没找到，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这是个谜，也给我造成了极大不便。今天早上我去领事馆，解释了我尴尬的处境。今天下午，他们将给我签发临时护照。我给我的银行发电报，让它给我寄点钱来。

稍后。以下是事情的经过。

我去了领事馆（在下菲瑞盖尔大街上），他们让我在接待室等着——这里有几把木椅子、一张桌子，桌上摆满过期的期刊和几份上周的《泰晤士报》。门开了，我抬起头，以为是工作人员，结果看到一位年轻女子。神奇的是，我突然感到一种电光火石般的效应——一定是出自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某种返祖式的交配欲望吧。只需一眼，你就会想：“对了，就是这个人，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你身体的每道直觉似乎都在唱着和谐的颂歌。是哪些因素的组合让你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是她抬起的眉毛，噘起的嘴唇，转动的脚踝，还是纤细的手腕？……我们礼貌地朝彼此微笑，两个陷入官僚体系困境的外国人。我翻开报纸，从报纸上方细细地打量她。

第一眼看去，她的脸又长又细，显得很坚毅。眉毛弯弯的，修过，也画过，她还抹了口红。她的头发浓密而蓬乱，介于浅棕和深棕之间，太阳穴和额头上有几缕天然的金发。我想象得到，她每天早上用梳子又拉又拽地梳好头发，然后一整天都不再理会它。她穿着亚麻套装，浅绿色的，很时髦。她从手袋里拿出一盒烟，还没等我拿着打火机凑上前，她就自己点燃了一支。好吧，我心想，我的机会来了：我可以找她借火。我正要打开自己的烟盒时，领事馆的秘书走进来说：“蒙斯图尔特先生，你现在可以去见领事了。”我走进领事办公室，迷迷糊糊签收了我的临时护照。出去时，我又钻进接待室，可她已经不见了。

我感到一种无法解释且毫无道理的恐慌和担忧。我跑回去找到秘书，问她那个年轻女子去了哪儿。去见另一位工作人员了，她回答。原来，她和父亲在驾车旅行时出了交通意外，她父亲受了伤（一条腿骨折），所以涉及复杂的保险问题。我回到接待室等着，将门半掩，方便观察外面走廊里的情况。

看到她从一间办公室出来，我便尽可能装作随意的样子走了出去。我微笑着，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冲我皱着眉头，画得完美无瑕的弯弯眉毛拧成一团。

“你该不会是洛根·蒙斯图尔特吧？”

“正是本人。”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她竟然是我的读者。

“我猜就是。”接着，她露出只能说是讥笑的表情，大踏步从我身边经过。我跟着她下楼，走到街上。

“稍等片刻，”我说，“你怎么认识我？我们见过面吗？”

“当然没有。不过我碰巧知道，你没有十畿尼是不会到伦敦来的。”

我成功说服她跟我去了一家咖啡馆。我点了杯葡萄酒，她点了矿泉水，我摸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她是英国广播公司谈话节目部门的秘书，职责是预约嘉宾；他们曾想邀请我去谈一谈“欧洲绘画的新趋势”，结果得知了我的出场费用。全部门的人都觉得太荒唐了，她说。

“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她说，“斯特拉文斯基？高尔斯华绥[36]？”

“哎呀，那是我经纪人的错呀，”我说，“他总是自作主张提高我的出场费。没法忍。”

“他这不是帮你，我告诉你，”她气势汹汹地说，“你直接上了我们的黑名单。十畿尼？太他妈荒唐了。我要是你，就开除他。”

我说我老早就想开除华莱士了。接着，我问她叫什么名字。

“芙蕾雅·德弗雷尔。”她说。

芙蕾雅·德弗雷尔。芙蕾雅·德弗雷尔。光是拼她的名字，我就已心跳加速、血液沸腾、呼吸急促了。她的美带着咄咄逼人的气势。她的双唇微微嘟着，既不是突出也不是噘起，只是好像想要脱口说点什么。她个头高挑，身材苗条，我觉得应该才二十出头，而且这么年轻就显得相当自信。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摔断了腿，伤得很严重，他们认为，他还得等一周才能出院并继续旅行。

“我明天就要坐船去南安普顿了，”我说，“我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饭？看我能不能说服你，把我从谈话节目的黑名单上除名。”

此刻我坐在这儿，写着这些文字，等着去她的酒店和她见面。生活中这些微妙的时刻总让我害怕。要是我没有弄丢护照。要是她的父亲没有撞车，也没有摔断腿。要是她没有正好在那个时间去领事馆……前景空洞而虚无；只有回望你才能明白，这些关键的联系是多么随机且偶然。

（4月）

“盖卢佳号”。法国船，葡萄牙船员。一半船舱都是空的。我写完了给《图说》的三篇稿子，还多写了一篇，记录了造访毕加索画室的经历，我相信华莱士一定能给它找个发表的地方。早上我待在甲板上——今天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我走来走去，试着理清思绪，畅想不远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与芙蕾雅的晚餐很愉快，我对她有了更多了解。她的父亲是个鳏夫，和她哥哥住在柴郡。芙蕾雅每年和父亲度假一次。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德国和奥地利，但由于当前的政治局势[37]，她这次不想去那儿，这才有了倒霉的葡萄牙之旅。芙蕾雅比我左翼得多，我意识到我现在是多么远离政治，不禁为自己的冷漠淡然隐隐感到惭愧。她二十一岁，已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了两年。她想凭自己的本事成为节目制片人：“坐上那个位置可不容易，我告诉你。”对于我们聊到的某些话题，她强烈地表达了与我不同的意见。毕加索——“江湖骗子”；弗吉尼亚·伍尔夫——“目前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莫斯利——“国家的灾难”。我陪她走回她住的酒店，我们互道晚安时，她用力和我握手。我问她，我们回了伦敦还能不能再见面，她给了我一个地址——她和另外八个年轻的单身女子，同住在奇斯威克的一处租屋里。她知道我结了婚，还有个孩子。我说她一回去，我就会马上跟她联系。我给了她我的名片，她把地址念出来：“索普戈丁厄姆……听起来很遥远。”我告诉她，我正在伦敦找公寓。

“你看过我的书没有？”晚上某个时间，我问她。

“没有。”

“那你为什么想找我上你的节目？”

“我也不知道。有人看过你写的一篇文章。我想是你的名字勾起了我的兴趣。”

这不算开始一段关系最有前景的基础，但我已完完全全、彻彻底底被这个女人给迷住了。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

5月15日，星期二

回到切尔西。我刚刚为德雷考特大道上一套半装修过的小公寓支付了三个月租金。它有一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可以兼作我的书房，还有一间极小的卧室、一间盥洗室（没有浴缸）、一间很窄的舱式厨房和一张可折叠的桌子。我得自己买些家具，包括一张床（单人床——双人床放不下）、一张沙发和一套锅盆碗盏。我楼上住着一位中年波兰女裁缝，楼下住着两位公务员，我怀疑他们可能有点“同性恋”倾向。整条街阴暗乏味，每个人只管自己的事。我认为，这里将是我新生活的理想。

芙蕾雅非常喜欢芭蕾，上周五我们去看了《吉赛尔》。我自认对舞剧一窍不通（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别的艺术形式都让我着迷），可我看得很开心——我猜，是优美高雅的舞蹈和动听的音乐让人很难抗拒吧。看完后，芙蕾雅在餐厅问我问题，并对我的无知感到震惊。“要是我说，我对文学艺术毫无兴趣，你会怎样？”她说，“你会怎么看我？”我高兴地认了输。我很高兴能坐在她对面认输。

我开了新的银行账户，让华莱士把我所有的稿费都转进来。艾斯莱德每年给我们——实际是给洛蒂——三百英镑零花钱，足以维持我们在诺福克的生活开销。我跟洛蒂说，我在伦敦待的时间会“大大增加，增加很多”，她似乎并不介意——她唯一的条件是我周末要回家。我乘胜追击，悄悄将我大部分的书和画转移到了德雷考特大道——我想她压根儿没有发现。华莱士将我的《与毕加索会面》的文章以两百美元价格卖给了《生活》杂志。

（5月）

我小心谨慎、不慌不忙地追求芙蕾雅。我热切地约定见面的时间，提前很久询问她，从不自以为是。她喜欢在餐厅吃饭，酒量也跟我差不多。我暂时避开了常去的那些地方——常青藤餐厅、皇家餐厅、普来维塔利餐厅等——我不想引起流言蜚语。我们去看电影，去参观美术馆，去看戏，去欣赏芭蕾。上周去看戏之前，我们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喝酒，她很喜欢那套公寓。英国广播公司有个“年轻人”对她颇感兴趣，但我认为他不是我的对手。

6月8日，星期五

昨天，芙蕾雅在谈话节目部门的一位上司举办鸡尾酒宴会，她邀请我同行。她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换了衣服（穿上海军蓝的绸纱裙和高跟鞋之后，她突然显得非常成熟），我们坐出租车去了上司在海格特区的家。上司叫特维尔·史蒂文斯——四十多岁，头发却已变得惊人地雪白。傍晚天气很热，参加聚会的人纷纷走到花园里。不知为何，我感觉酒精上了头（在芙蕾雅出现并安抚我之前，我喝的是纯杜松子酒），便自顾自地走开，想要清醒一下。在夏日傍晚柔和的暮色中，站在英式花园里，我突然感觉全身涌出一种纯粹的幸福感。快乐与爱意的暖流流过我的身体，让我为之颤抖。我四下环顾，看到芙蕾雅正在草坪对面盯着我。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对你产生的影响。我们彼此对视，无声的信息通过四目传递。这时，特维尔大喊她的名字，她只得把视线挪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