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2）

我像个机器人，朝另一群人溜达过去。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了汤米·比提。让我略微吃惊的是，兰德竟然在他们中间。我们亲切地交谈起来：她告诉我，她要在下次选举时支持议会。她问起洛蒂和莱昂内尔的近况，以及我正在写什么之类的，我也问了她福瑟吉尔家其他人的近况。在那样的亲密关系后，我奇怪地察觉到我们之间这种冷冰冰的感觉。我猜，如果你向某人求了婚，而她拒绝了你，一切就再也不可能恢复原样了吧——太多的伤害已经造成，而人只能忍受那么多的拒绝。我们继续聊天，芙蕾雅来了，我为她们做了介绍。这种情况没什么好隐瞒的。我不知道我们到底透露出了哪些微妙的信号——也许女人比男人更能感知到这些——反正我立马就意识到：（1）兰德知道我对芙蕾雅的感觉；（2）芙蕾雅知道兰德曾是我的情人。三方交谈极其尴尬、生硬，我们迅速而礼貌地分开了。

聚会另一个让我高兴的地方就是，我发现我小小的文学成就激起了涟漪。伊丽莎白·鲍恩[38]问我（我觉得她问得有些狡猾）：“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有钱？”另外，我起码被问到六七次，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版。特维尔·史蒂文斯对《思想的想象》赞不绝口，还说等《世界主义者》出版时，我们一定要做期广播节目。

芙蕾雅和我九点左右离开，我们在高街叫了辆出租车。我问她想去哪儿吃东西。“德雷考特大道。”她说。

一丝不挂的芙蕾雅。更美了。她的胸口和双肩长着雀斑。她的髋骨向外突出。我们都是二十多岁——但不知为何，我竟感觉自己比她老多了。我们在我的单人床上紧紧相拥。“我们永远都不要买双人床，洛根，”她说，“永远不要。我们要一直睡在单人床上。”

她留下来过夜，今天早上八点出门上班。我穿着睡袍，坐在厨房里，在折叠桌上写着这篇日记，我面前的盘子里是她早餐没吃的吐司皮，我内心充满狂喜。我想到洛蒂，想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孩子，我意识到，和她结婚确实是弥天大错。然而，过往无法重来。我只想跟芙蕾雅在一起：没有她的时间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6月）

索普。今年夏天会非常难熬。洛蒂在康沃尔的福伊租了幢房子，准备七八月住。我告诉她，我八月份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法国，为《世界主义者》的创作做研究。她同意了，但一整天都耷拉着脸。她什么都没有怀疑，我知道。

也有金钱方面的忧虑。我们在银行透支了，洛蒂找父母要求增加零花钱，艾斯莱德焦虑地跟我私下聊了聊：他不明白，以我的收入再加上洛蒂的零花钱，我们这年轻的两口子（没有按揭贷款）怎么会负债。洛蒂花起钱来从不动脑筋，我解释说，我还告诉他，我目前的收入很少——作家的生活，你也知道的，不是撑死就是饿死。当然，我的收入一分钱都没有进入我们的共同账户。我力劝洛蒂勤俭节约，只是这个概念对她来说是陌生的。《思想的想象》和《女孩工厂》的版税现在不多了（不过《女孩工厂》在法国倒是卖得出人意料地好），来自电影票房的分成也像阳光下的积雪在不断减少。我写报刊文章挣来的钱，绝大部分用在了德雷考特的公寓以及我和芙蕾雅在伦敦的生活开销上，在《世界主义者》交稿之前，我都不会有大额的收入；交稿之后，大约能拿到一百五十英镑。在那天到来之前，我只能以稿费为抵押，（找好心的华莱士办公室）借钱度过这个夏天。我要带芙蕾雅去比亚里茨。

（事后补记。一九六五年。有趣的是，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为钱操心，并不得不省吃俭用。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之前，可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或者其他任何人——是怎么付账单的。）

（6月）

莱昂内尔得了哮吼症。看起来病恹恹的。那天，我让他坐在我的膝盖上，他用一只阴沉而无知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

华莱士说《艺术杂志》（是的，就叫这个名字）要找个书评主笔，每月十英镑稿费。如果写了专题报道，还有额外报酬。显然，我写的关于毕加索的文章让他们印象深刻。这是本装腔作势且定价不菲的杂志（由某位装腔作势、乐善好施的百万富翁大力资助），可至少，它承认在我们这个小岛之外，还有别的人也在创造艺术。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但我很清楚，我必须尽快写完《世界主义者》。过双面的人生是件花钱的事。写完《世界主义者》，接下来呢？

7月30日，星期一

从福伊回来。天哪，真是一场严酷的考验。只有我们一家人在时，我还能勉强忍受；有客人时，我就忍无可忍了。我感觉像在经历某种精心设计的监禁。安格斯和莎莉[39]，接着是伊安瑟一家。幸好，我不会见到艾斯莱德和伊妮德。我乘坐最早的一班火车来到伦敦，直接去广播公司找芙蕾雅。我们绕过街角，去了一间酒吧，我们手拉着手，喝金汤力。她只能离开两周时间——她还得留出一些年假，陪陪她父亲。

我去看了母亲。萨姆纳现在住了四户租客。母亲和恩卡纳茜欧住一楼，把包括地下室在内的其他三层楼都租了出去。一年多没见过普兰德盖斯特，也没听过他的消息了。我让母亲把和金融交易有关的所有文件都找出来。父亲给她留了伯明翰的房子和将近一万五千英镑财产。哪怕是在买下萨姆纳的房子并装修之后，也应该还有足够的钱，让她一生都能有不菲的收入（每年至少一千英镑），并让我分到父亲承诺过的遗产。我仿佛还能听见他说：“你们俩都将衣食无忧。”你们俩。这不仅是母亲的钱，也是我的钱。考虑到那些奢侈的开销——汽车、用人和我的零花钱等——我算了一下，大萧条让我们损失殆尽。普兰德盖斯特在美国股市不计后果的投资又让我们损失了八千英镑——一笔巨款，更别提还有六十二街的公寓。我猜我应该愤怒，但试图想象失去你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总是很难。至少，萨姆纳的房子还是母亲的，虽然看到她和陌生人同住让我难过，但房租总算让她有足够的持续的收入照顾好自己。我发现厨房里有个空的杜松子酒瓶——我会找恩卡纳茜欧私下谈谈。不用说，她自然是没完没了地抱怨，说跟孙子见面太少之类的话。

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里，我写下这篇日记：我在康沃尔时，芙蕾雅一直住在这里。花瓶里有鲜花，整间房子感觉很干净，闻起来也很干净。我们窄小的床铺上是刚换的床单。我听到芙蕾雅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星期三，我们就将离开这里，前往法国。

7月31日，星期二

在《艺术杂志》的会面。我喜欢乌多（乌多·费尔巴哈，编辑），他是个皮肤黝黑、见多识广的德国难民，曾在包豪斯艺术学院短期任教，我觉得他对我的文章很满意。乌多的评价标准总结起来只有两个：一位艺术家或一件艺术品要么是非常普通，要么就得展示出恶魔般的精湛技艺。我从来没听过他再做进一步的阐释。不得不说，这确实能让评判变得简单。他委托我写一篇关于胡安·格里斯的长文章——是我建议的。倒不是因为我正好有几幅他的木炭素描画，而是因为格里斯的地位被严重低估了——他已不在人世，毕加索和布拉克两大巨星的光芒让他隐入了黑暗，这不公平。乌多还想让我去采访毕加索，如果我能让本帮忙安排的话。我对乌多的包豪斯平等主义深有同感。《艺术杂志》的办公室就是个大房间，中间摆着一张大餐桌，每个人——编辑、秘书、设计师、校对员以及来访的作家都是围桌而坐。英格兰绝不会有哪家杂志社如此布置。

在布朗普顿路跳下公共汽车，正准备拐上德雷考特大道时，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四下张望，看到约瑟夫·达克从警车上下来。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跟他说了洛蒂、莱昂内尔和我搬到诺福克的事，并为和他失去联络致歉。

“你家里人都还好吧？”我问。

“说到这个，我们有点倒霉，”他低下头，“蒂尔达去年去世了。白喉病。”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为什么会让我那样震惊。我甚至踉跄着后退了一两步，像是被人推了一把。我还记得那个胆怯羞涩的女人，总是在道歉，现在她死了，永远消失了。我喃喃地说着毫无意义的话，但他看出了我的震惊。我们又交谈了几句，我告诉了他我的新地址。我回到家，真心觉得悲哀。我跟芙蕾雅说了我的反应，她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没有想到我们的同龄人也会死去。我们以为自己暂时是安全的，可这只是幻觉。没人是安全的。”她用手梳理我的头发，伸出双臂抱着我，站在我的鞋子上。接着，她用一条腿缠着我的腿。她喜欢这样，这是她的怪癖之一——她把这叫作“腿抱”——“抓到你了，”她总会说，“拼了老命也不会松开。”

8月3日，星期五

比亚里茨。本在比亚里茨和比达尔之间的地段找了处大别墅，离海岸约八百米，带一座树木繁盛的大花园和一个水泥游泳池。参加聚会的人包括本和桑德琳、爱丽丝和蒂姆·法雷诺、我和芙蕾雅、西普里安·迪欧多内和他的女朋友，来自瓜德罗普岛的舞者米塔，以及格迪斯·布朗（现在也是本麾下的画家了）和他的意大利朋友卡洛，卡洛也是画家。

每天，泳池边都有为留在家的客人准备的户外午餐，我们可以自由来去——去圣让德吕兹和比亚里茨的海滩，或是去山区徒步。

昨天午餐时，出现了令人难忘的一幕。当时，格迪斯和卡洛不在，西普里安去比亚里茨修眼镜了。我们都吃了饭，喝了好多的酒，突然，爱丽丝解开自己两件式泳衣的上衣，把椅子搬到阳光下，袒胸露乳地坐在那儿。

“你还好吧，亲爱的？”蒂姆镇定自若地说。

“你知道我喜欢这样，”她说，“清风吹过乳头的感觉好极了。”

听到这话，桌边所有的女士都相互看了看，然后自然而然地脱掉各自的上衣，我们在这些袒露着的曲线优美的胸脯前吃完了午餐。一开始，我觉得太刺激了，可十分钟过后，这仿佛成了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我和芙蕾雅四目相对——我们头顶的竹帘透下的光影照在她身上，留下老虎般的条纹。她把手伸到脑后，调整发夹，她这样做时，我看到她的胸脯隆起来又变平，光影投下的条纹随着轮廓变化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众人散开去玩滚球时，我们偷偷溜进自己的房间。

8月9日，星期四

格迪斯和卡洛要去山上画几天画。“在这里，从海上来的光线太强了。”格迪斯说。我认为他很有天赋——当然也很努力——我非常喜欢他，他是个直率而倔强的人，不过我觉得他对我有些警惕。他还在和兰德见面，他告诉我，并暗示兰德与奥利弗·李有了暧昧关系。

今天早上，天气有些阴沉，蒂姆·法雷诺和我去比亚里茨的灯塔俱乐部打高尔夫球。蒂姆打得不坏，但我们都缺乏练习，手法生疏得很。我刚以低于标准杆一杆打进第九洞，把球放到第十洞的球座上时，一个穿白色法兰绒裤子和套装夹克的男人朝我们走来，自称是高尔夫俱乐部的秘书，他问我们介不介意让一位贵宾在我们前面打完下半场。为了诱惑我们，他还补充说，他将退还我们打球的费用，说完他朝几个从俱乐部走出来的人打了个手势，他们正沿砂石小路走来，后面跟着球童。

“你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秘书问。

“我是英国人。”我说。

他向前俯身，悄声说：“来人是威尔士亲王。”

他越走越近，我当然立刻认出了他。他个头不高，身材纤细，穿着一尘不染的高尔夫球裤和高帮靴。他手里拿着粗花呢扁平软帽，满头浓密的金发，擦着发油，头发一丝不乱地分开。跟他一起的还有个个头更高、年龄更大的男人，穿着稍微有点不整洁，没有人介绍他——我猜，是个随从武官。

秘书鞠着躬，向后拢了拢头发，解释说这两位英国绅士好心，同意让他先打。

我们握了手。我做了自我介绍，并引介了蒂姆。

“你们真好心，”亲王说，“我们只想在午餐前赶快打完九洞。不想让女士们久等。”

我们站到后面，看他们开球。亲王的挥杆僵硬而笨拙——要我说，应该没什么运动天赋。他们大踏步地走了以后，亲王突然又小跑回来，手里还拿着一支没点燃的香烟。

“有火吗？”他说。我拿出一盒火柴，点燃他的香烟。

“能不能把一盒都给我？”他边说边朝我露出他标志性的笑容。

“都是您的了，阁下。”我把火柴递过去。

“谢谢。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告诉了他。我叫洛根·蒙斯图尔特，阁下。

稍后。本说，亲王就住在这里的一处房子里，那个美国女人，辛普森夫人，在她婶婶的陪护下，也跟他在一起。这引发了不少下流的揣测。蒂姆说，在她嫁给辛普森先生之前，他就对她略有耳闻——他知道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可怕的酒鬼，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芙蕾雅不明白我们在含沙射影地说什么，于是，我们跟她解释了弗内斯女士[40]被新欢取而代之的事。她大为震惊：她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发现，所有的流言蜚语我都是从安格斯·卡塞尔那儿听来的。本说，这在巴黎早已人尽皆知。

值得记录下这次偶遇，我认为，无论它是多么微不足道——送了一盒火柴给未来的英国国王。要是不记下来，我们就会忘记的。还有什么？他没系领带。

8月17日，星期五

芙蕾雅明天就要回去了，我打算待到月底——也许还会去洛特跟西普里安住一阵。“想想，我星期一早上就要走进英国广播公司了，”我们躺在床上，半呻吟半尖叫时，芙蕾雅说，“再想想，我一想到你们都还在这里。这太不公平了！”

“你得辞职。”我向她伸出手。

“那我该干吗呢？”她说，“当个作家？”

8月18日，星期六

芙蕾雅坐上去巴黎的火车。我恳求她住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她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要是搬进去了，”她说，“我会付自己那份房租的。”我敷衍地表示反对；但实际上，每一分钱对我都有帮助。“我才不要做被你包养的女人呢，洛根。”她严肃地说。我该会有多想她呀。

海边的这些日子太美好了。我被晒得黝黑，可芙蕾雅，这位来自北方的女神，并不像我那样喜欢阳光。记住：在昂代伊沙滩，我们手拉着手蹚进大大的海浪。赤身裸体站在窗前，望着夜色中的花园，感受清凉的夜风吹过身体，聆听不休的蝉鸣和芙蕾雅喊我回到床上的声音。午餐桌边的长谈——拿来更多红酒，帮我们撑过整个下午——西普里安、本和我关于乔伊斯的争论；格迪斯据理力争，说布拉克比毕加索更胜一筹；讨论布鲁姆斯伯里的恶意——芙蕾雅坚决捍卫伍尔夫女士在所有后起之秀面前的地位；分析菲茨杰拉德的新小说[41]（爱丽丝说，他的妻子显然是疯了）。在赌场度过的那些夜晚，跟着爵士乐队起舞。芙蕾雅在玩二十一点时赢了一千法郎——这笔横财让她欣喜若狂。

本是个谨言慎行的真朋友，他还是我婚礼的傧相。我试着解释目前的状况与我和洛蒂的矛盾，可他连听都不想听。“我无所谓，洛根。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我不会评判你——只要你开心就好。我希望你对我也是一样。”我向他保证我会的。

他跟我说了很多格里斯的事，以及他在生命最后阶段病入膏肓的情况。他还说，如果我有兴趣，他可以帮我买一幅格里斯晚期的静物写生，画不大，“但很精致”。多少钱？我问。五十英镑，他说，现金。我买不起，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说我买了。他立刻给巴黎方面打了个电话。

满脑子都在转着一些模模糊糊的想法，想以这里为背景写部小说，就写这样的夏日乡村别墅聚会。

（11月）

胡安·格里斯的画，《瓷罐和三颗杏》，此时挂在我德雷考特大道公寓的壁炉上方。墙上挂满其他的素描和油画。八月，芙蕾雅将整个房间刷成深橄榄色，在这些阴沉的傍晚，随着冬日的临近，台灯的光芒在四周朴素绿色的映衬下，似乎散发出更多暖意。

芙蕾雅决定住在这里，前提是她也要出一部分房租（每月五英镑）。她郑重其事地在每个月第一天交给我一张五英镑钞票（毫不惭愧地说，每一分钱对我都有帮助——我看到我之前已经说过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事实）。我现在把《世界主义者》的预付款全部借了出来。从《女孩工厂》赚来的所有的钱都被绑在蓝筹股和保险上，一旦兑现，必然引起洛蒂和艾斯莱德的警觉，甚至导致更糟糕的情况。华莱士督促我赶紧把《世界主义者》交稿，可我一再和他说，这些日子为了平衡收支，我不得不写更多的报刊文章，实在是挤不出时间。我提议写一篇关于格里斯的专题文章，华莱士立马否决了——他说我要是能拿到十英镑稿费都算走运。

那天午餐时——

华莱士：我记得，你说你有想法再写本小说的。

我：只有个大概的想法。想写一群年轻人，还有情侣，一起在比亚里茨的别墅度过夏天。

华莱士：听起来很棒啊。我会想读的。

我：我想给它取名叫“圣让的夏日”。

华莱士：书名里有“夏日”的，绝对差不了。我明天就能给你弄来五百英镑。

我：太好了。可我该什么时候写呢？

华莱士：先写个提纲。两页纸。几句话。时间不等人啊，洛根。

这话听起来有点不吉利——显然，我在《女孩工厂》上的信贷额度已经用完了。我坐下来，尝试在纸上写点什么。就当是简单的尝试，我选了我们在比亚里茨的经历，改了每个人的名字，创造更多的紧张气氛和外部压力（妻子们、前情人们）。突然，跟华莱士一样，我也发现了这个想法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有性诱惑，有异国情调，还有海边自由自在的炎夏——可无论怎么尝试，我就是没法将它付诸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