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

8月5日，星期日

行程。巴黎—普瓦捷。极其差劲的酒店。普瓦捷—波尔多。布里斯托酒店——还不错。接着和西普里安在凯尔西他的庄园住了两天。西普里安一反常态，在格洛丽亚面前似乎有些畏缩（“她是不是有点凶啊？”）。回波尔多住了一夜。在查彭芬恩餐厅吵了一架。回到酒店，格洛丽亚朝我扔来一只鞋，砸碎了镜子。她一整天都不肯跟我说话，直到我们去了图卢兹。“你想去哪儿吃饭？”我问。“反正不跟你一起，你这畜生。”她回答。我们在和平餐厅吃了饭——味道好极了。我们俩各喝了一瓶红酒，接着又喝了几杯雅马邑酒[16]。又成了朋友。早上，格洛丽亚给彼得打电话——他以为她在和她一个叫莎莉的美国女性朋友旅行。这样似乎很冒险，但出于某种原因，我并不在乎。我觉得——这是格洛丽亚在出轨，不是我——这种感觉大概是自欺欺人。我搞不好就相当于男妓。图卢兹—阿维尼翁。格洛丽亚午餐时酩酊大醉，把尖尖的叉子戳进我的大腿，戳出了血。我说她再有一次暴力行为，我立马坐下一班飞机回伦敦。从那以后，她就表现得很好了。

8月6日，星期一

戛纳。和毕加索在他的新家“加利福尼亚”共进午餐。房子很俗气，房间都很大，还看得到海湾的绝妙风景。一个叫杰奎琳·洛克[17]的年轻女子是他现在的缪斯。毕加索很喜欢格洛丽亚。她坐在他和伊夫·蒙当[18]之间，我则在桌子的另一头对着西蒙妮·仙诺[19]垂涎。（“她就像个酒吧女招待。”格洛丽亚出言不逊。我表示赞同：“是啊，美得不可方物的法国女招待。”）格洛丽亚今晚格外含情脉脉，说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过如此惬意的假期。毕加索对我说，他认为她是个非常典型的英国女子——实际恰恰相反，我说。午餐后，我们站在露台上时，毕加索给我们俩画了幅速写——也就用了大概三十秒吧——他在画上签了名，写了日期，遗憾的是，他把它送给了格洛丽亚。别想把它要回来了。

8月15日，星期三

明天就要飞回去了，于是，我去布朗普顿公墓给母亲扫墓。恩卡纳茜欧去布尔格斯和她的一个侄子一起住了，萨姆纳的房子被银行没收。母亲去世时，还有几笔小额欠款尚未还清，我会偿还一部分。她在遗嘱中把一切财产都留给了我，实际上，她一分钱也没有。父亲留给我们的所有财产分文不剩——我发现这件事仍然让我很生气。倒不是因为其中一些钱本该是属于我的，而是因为我很清楚，如果父亲知道了她对金钱是如此不负责任，他该会有多震怒。

格洛丽亚把毕加索的画“借给”了我（“我总不能把它挂在伊顿的公寓里吧，亲爱的，真的。否则就连彼得也该起疑心了。”）。我把它装进画框，挂在客厅的煤气壁炉上方，它是墙上唯一的画。彼得写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小说《红与蓝与红》相当畅销，格洛丽亚开心地帮他花着版税。她在布歇尔机场跟我吻别时说：“谢谢你，洛根，亲爱的，带我过了个超棒的假期。不过我认为，我们在一九五八年之前都不应该再见面了。”她告诉我彼得一个接一个地交女朋友，都说是他的研究助理：她这话让我不再受良心折磨了。面对彼得时我也不会有负罪感——可阿兰娜呢？

去我的裁缝店进行最后一次试穿：一套炭灰色的细条纹套装；一套夏天穿的灰色轻薄款法兰绒套装；还有我标准的午夜蓝双排扣套装。显然，从一九四四年到现在，我的腰围长了十三厘米。“都是吃那些汉堡、三明治吃的，先生。”伯恩说。

8月23日，星期四

杰克逊·波洛克在长岛出了车祸，害死了自己和另一个女孩。很悲伤，但并未引起艺术界的震惊：大家一致认为，他总会以某种方式害死自己的。本从巴黎给我打来电话，让我买下所有能买到的波洛克的画。可它们都是垃圾啊，我说。那人就是个无可救药的画家，他自己也清楚，所以他才会一心求死。谁管这些？本说，你就买吧。他没看错：波洛克的画已经在涨价了。我分别花了三千和两千五百美元，才买下他后期画的两幅很糟糕的作品。赫曼·凯勒说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有一幅波洛克在一九五〇年画的滴墨画，但开价五千美元。好吧，我极不情愿地说。本非常满意。

10月19日，星期五

今天我在麦迪逊大道上碰到了马吕斯·利平。他正从一家酒店出来，满脸通红，站也站不稳——应该是喝了太多鸡尾酒。这时还只有下午四点。我礼貌地微笑着，点头打招呼，想从他身边走过，可他抓住我的胳膊。他管我叫“小混蛋”，说我是挑拨他们父子关系的“该死的马屁精”。我说就算有什么挑拨了他们的父子关系，那也应该是儿子从父亲那儿偷走的三万美元。他朝我挥拳，没有打中。我把他推开了。我五十岁了，不能再在纽约街头跟年轻人大打出手了。“我会收拾你的，你这该死的狗东西！”他对我大吼。“好的，好的，好的。”说完我便漫步走开。几个纽约人停了一秒钟，露出微笑：没什么大事，不过是两个外国疯子在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