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

（2月）

这太可悲了。下午，我站在嘉儿的学校外面，等她们班出来。我很想她，我想见见她，就一起去吃个晚餐，待半个钟头，聊聊天。阿兰娜的男朋友也在那儿，也在等着。我说：你他妈在这儿干吗呢，戴维森？我叫彼得曼，他说，大卫·彼得曼。他是来接嘉儿回家的。我说我会送她回家。他觉得阿兰娜可能会不高兴。我说过去六年我都是嘉儿的家人，据我所知，她现在也还是我的继女。他看着我：你就走吧，蒙斯图尔特。都过去了。接受现实吧。我想揍他，朝他的方下巴重重地打上一拳，再踩碎他厚厚的框架眼镜。可我想了想，要是嘉儿从学校出来，看到她认识的这两个男人为了她大打出手，她会怎么想呢。不太好。我离开了，我找了家酒吧，喝到大醉。

（4月—5月）

脑海中总在回响一首无聊的歌——“到监狱，摇滚去”——怎么也摆脱不了，听了好多天了。我听巴赫和蒙特威尔第，可每当我换唱片的时候，那首歌又会响起来：到监狱，摇滚去。

巧合的是，莱昂内尔写来一封甜蜜的信，说他正在伦敦做音乐，担任“绿袖子”乐队的经纪人。他说他改名叫里奥了——里奥·莱格特——他不想让别人再叫他“莱昂内尔”了。我觉得“里奥”很好听：莱昂内尔——里奥。天哪，他现在应该二十六岁了。那老头死了以后，莱昂内尔应该继承了准男爵的爵位。里奥·莱格特爵士。母亲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

4月23日，星期四

六点去纳特·泰特的画室，拿我的《静物五号》。他大醉酩酊，不断重复着，绝不能让詹妮特知道这次交易。我向他保证。他拿出一碗苯丙胺[29]请我吃——好像那是一碗花生——我拒绝了。他拿了两粒，用一杯杰克丹尼威士忌把它们送进肚。我们走进画室，我看着他画了一个多小时。他在画一套三联画，最后的画框已经装好，摆在大画架上。我们一边听音乐（我觉得是斯克里亚宾[30]的曲子），一边漫不经心地聊起他即将开启的法国和意大利之旅——他应该去哪里，他应该看什么。一想到他到了这个年纪——还是个艺术家——竟然从未离开过美国，我很惊讶。

纳特似乎很喜欢边喝边聊，他在等酒精发挥作用，等着进入沉醉状态的那个精准时刻。突然，他掀开三联画中另外两幅已完成的画作上的遮尘布。第一幅画是一个裸女，是传统伊斯兰教国家后宫中的婢妾，色调偏黄而不是偏肉色；第二幅画是第一幅的另一个版本，但更加非写实，更加粗俗浮夸——很有德·库宁的风格。纳特站着，盯着这两幅画，喝着酒，接着，他把酒瓶放下，用宽画刷和一管管镉黄色的颜料，简直像是对大大的画布发起了进攻，留下大片色彩。我觉得他快精神错乱了。一个钟头后，我拿着我的静物画离开时，他还在画，他用一块破布把自己画的大部分东西擦掉，又开始画起来，这次用的是黑色和绿色[31]。

他确实有天分，纳特，但他似乎承受着不该承受的折磨。这让人只想对他说：轻松点，享受下生活吧，创作并不需要总搞得像世界末日一样——看看马蒂斯，看看布拉克。不是都要像狂飙突进运动[32]才叫伟大。然而，在今时今日的纽约，人们很难听进这样的劝告。那瓶杰克丹尼勾起我的酒瘾，我在半路上进了两家酒吧。回到家后，又喝了更多威士忌。我意识到，我又是孤身一人了，又喝着过量的酒。我不开心：这不是我自然的状态——我需要结婚，或是跟别人一起住。不过，我得承认，我现在喝的酒跟我和阿兰娜还有两个姑娘同住时喝的酒一样多。

6月5日，星期五

我告诉伯恩，我感觉很压抑，他给我开了镇定药和西可巴比妥，帮助我睡眠。他建议我不要在吃药时过量饮酒。请定义什么叫“过量”，伯恩医生。我可以喝两杯马丁尼，一点红酒——就这种程度。啤酒喝多少都行。

伯恩问到了我的性幻想，他宣称它们都很普通。我猜，他在这个地方一定听过很多故事，我的故事应该挺无聊的。不过，他抓住我提到的一件事：我说，总有个念头诱惑着我，让我想同时跟两个女人上床。你应该试一试，他建议。他的理论是，这个幻想和我的婚姻还有家庭生活相关。现在我单身了，对这个幻想的实现将成为一种释放、一道分水岭、一个表明我已向前看的标志——让我感觉到我和阿兰娜的共同时光真正结束了。好吧，我说，可我要如何实现它呢？你有女朋友吗？伯恩问。我提到詹妮特。那就告诉她，下次和你约会时，带个朋友来。我跟他说这样不行。伯恩耸耸肩：好吧，那我看你只能花点钱了。

6月6日，星期六

我的心情变好了。也许伯恩说的有道理：我一直在认真思考他的理论。总而言之，今天晚上，十点之后，我去了时代广场，在通往西边的小巷里四处闲逛。街边有很多妓女，也有很多表情忧虑的男人。我至少被问到十几次需不需要毒品。

在四十五街和第八大道交口，我看见一个女孩站在挂着霓虹灯牌的小酒吧旁。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简直是爱德华·霍普画中的场景嘛。那女孩应该有二十多快三十岁了，很胖，胸部特别丰满。廉价的衣服紧紧裹在身上，头发有一种奇怪的紫铜色光泽，反射着她头顶啤酒广告牌闪烁的霓虹灯灯光——蓝色、黄色、绿色，又是蓝色。她穿着配套的夹克和裙子，高跟鞋，红色的丝绸衬衫。我朝她走去。“嗨，”我说，“能请你喝杯酒吗？”“你想要什么，先生？”“一整晚多少钱？”我出奇地平静：我回想起年轻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总是不假思索地去找妓女，就像去看一场电影。她上下打量着我，我知道她在根据我的衣着、举止和口音估算价格。“一百块，”她说，“别的另收费。”我问她，她是不是基本上每天都在这儿。是，也不是，她说。我说我周三再来。“啊，行呗。”她厌恶地说。

我继续往前走，走到第六大道，我在那儿找到一家中等规模中等价位的酒店。大堂很大——有利于隐蔽——还有十台电梯送你去楼上的房间。应该没人会注意到几个妓女在这样的地方进出。我预定了周三晚上的普通套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