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1）

本书终于完成了，值得骄傲和庆贺，尽管它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毕竟，这只是一部“微不足道”的作品，没有太多学术观点。所有材料来源都是二手的，鲜有全新的，我并没有掌握关于16世纪早期的一些最新学术成果。我所言非虚，而且有鉴于此，我特意将书稿呈送到了对这一时期或这一领域有特别了解的人士那里，请他们审读。例如，蒂莫西·乔伊纳博士（dr tieln）最新传记的作者，他审阅了本书有关介绍麦哲伦的篇章。他做了很多修改，对此我满怀感激地接受了。然而，我最想感谢的人是詹姆斯·博伊登（jas boyden），他是研究16世纪的权威，在刚开始校对本书时正在耶鲁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而完成校对时，业已转到了杜兰大学任教。他是我见过的最认真的校对者，他对16世纪的了解不仅全面而且深刻。他向我提出了不少疑问——确实应该如此——几乎在每个章节都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或其他任何与我讨论的人要对本书负责。事实上，博伊登教授对我在书中的几处阐释提出了异议。因此，还是由我一个人来为本书负责吧。

本书另一大特色在于它的创作方向是反向的。通常来说，作者只有在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后才会动笔，而决定如何表述是最后一个步骤——当然也是最费力气的。作者一开始会先做好准备工作：构思、研究、收集材料、组织框架。很少有写作和阅读是同时进行的，更是几乎没有作者会在展开故事后再为此重新找寻资料。而这一次我的写作就是按这样的顺序进行的，这在我的创作生涯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事实上，我一开始原没有打算写这本书。1989年夏末，我还在忙于整理另一部作品的手稿——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传记的最后一册，然而此时开始觉得身体不适。 经过几个月的住院治疗，我总算痊愈出院了，但身体还极度虚弱，无法处理堆积如山的丘吉尔传记材料。医生建议我暂时放下手中工作，到南部休养一段时间。我接受了这一建议。

尽管我的身体状况不容许我继续丘吉尔传记的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能工作了。h l 门肯（h l ncken）曾经说过，写作之于他，就像奶牛产奶一样。事实上，对所有有天赋的作者来说同样如此，把词语写到纸上对他们的内心稳定甚至心态平衡至关重要。说来也巧，当时我正好有一份学术上的“小承诺”要兑现——给一位朋友写的斐迪南德·麦哲伦传记写前言。手稿已经寄到了我在康涅狄格的家，而那时我正在佛罗里达，不过这个“障碍”似乎并不算大，因为我原本就没有打算写麦哲伦。相反，我决定写一下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我原以为，只用几页，最多十多页，就能完成。

一开始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

之所以会计算失误，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我之前作品的狭隘性。事实上，之前我写的17本书都是有关当代的。现在，时间整整向前推了5个世纪，我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没有钟表、警察和通信工具；人们信仰魔术和巫术，杀害那些与他们信仰不同或冒犯他们信仰的人。

对较早时期的16世纪我并不完全陌生。作为一个受过该方面教育的人，对于那时的重要人物、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航海探险，我还是大致熟悉的。甚至如果不用标明当时德国众多公侯国的边界，我还能亲手画出一幅当时欧洲的地图。但对那个时代的精神，我几乎没有什么了解。那个时代的语言对于我来说也已经很陌生了，我不知道如何身临其境地回到过去——去亲眼看看、听听、触摸甚至是闻一闻。而且由于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那个时代的任何细节，因此我也不了解当时人们行为的思维方式，以及各个事件是如何环环相扣、相互引发的。

然而，从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因果关系网是一定存在的，只不过在等待人们去发现。举一个较近发生的事情为例：在肯尼迪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发生了4件看似互不关联的事件——4月，美军在古巴“猪湾事件”中的失败；6周后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奥地利的交锋；8月，柏林墙的建立；12月，第一批美军地面部队被派往中南半岛。然而每个事件都直接引发了后一个事件。赫鲁晓夫将美军在古巴的失败看成是年轻的肯尼迪总统软弱的证据，于是在维也纳他继续恐吓肯尼迪。他自以为吓退了美国，于是建立了柏林墙。肯尼迪很快作出回应，向东南亚派遣了400名特种部队士兵，并且向身边的人解释说：“我们现在必须要证明自己的实力，而越南就是一个最佳之地。”

一个更微妙、更具进步意义的连锁反应发生在19世纪。1847年，老旧、迟缓、昂贵的平台印刷机，在理查德·霍（richard hoe）的高速轮转印刷机面前显得过时了，第一个安装这种印刷机的是《费城公共纪实报》（phidelphia public ledr）。霍将平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相结合——其中有些技术已在法国申请了专利，进一步设计了一台卷筒纸印刷机，可以实现同时双面印刷，一小时能印18万页。很快，新的印刷机对廉价柔软的纸张的需求开始激增。在19世纪50年代，聪明的德国人想到了解决办法：用木浆造新闻用纸。尴尬的是，报纸有了，但社会中具备读写能力的人却少之又少。1870年，w e 福斯特（w e forster）的《义务教育法》在国会获得通过，很快西欧其他国家和美国也相继制定了类似法律。在1858年，英军新招募的士兵中只有5会读写，而到20世纪初时，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854。19世纪80年代，免费图书馆开始出现，紧接着是新闻业和20世纪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这给西方文明带来了深刻变化。

尽管16世纪初期的欧洲一片混乱，但也有振奋人心的地方。由于十字军东征的失败、教廷的腐败、梵蒂冈的堕落以及寺院纪律的瓦解，天主教的权力开始逐渐衰退。尽管如此，马丁·路德（art ther）的反抗一开始看起来仍毫无希望，直到他放弃用拉丁语印刷作品，开始用德语向德国民众演说和布道。这带来了两个深远而不可预测的影响。由于印刷机的发明和欧洲民众识字率的提高，路德的听众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兴起的民族主义不仅加快了民族国家的出现——很快就会取代腐朽的神圣罗马帝国——也让更多德国人选择支持路德，这时他们的理由已经与宗教无关了。最终，路德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很快英格兰也在亨利八世的号召下，取得了类似成功。

每次当一系列互相联系、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轮廓清晰地显现出来时，我就会停下笔来，对先前的写作大幅修改。有时候这需要放弃所有现成的手稿，从头开始——尽管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写作方式，但我还是觉得很兴奋。这一时期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万花筒——每一次我用手一摇，就可以看到新的画面。当然，我看到的以及我在本书中所描述的，不可能让所有人都信服。不同的作家，用不同的万花筒观看，会看到不同的画面。事实上，这就是亨利·奥斯本·泰勒（henry osborn taylor）的经历。1911年1月，虔诚的泰勒在完成两卷本《中世纪的思维》（the diaeval d）后，对中世纪的教堂、峥嵘岁月、浪漫史、宗教热情，尤其是对基督福音的解读，充满了钦佩。他坦率地解释道：“这本书不是要论述中世纪四处弥漫的野蛮、无知和迷信……事实上，当我提到中世纪时，我的大脑里并没有想到很多这些东西。在这本书中，那些词象征着中世纪发人深思和具有建设性的精神。”

但不论我怎么摇我的万花筒，我都看不到泰勒所看到的场景。其中原因之一是我的视角比他的更宽广。我同意他的观点，即“要理解支配中世纪人们的思维和感受，以及他们的诉求和理想，就必须认识到基督教信仰的力量和重要性”。但我认为，如果我们不仔细研究中世纪的野蛮、无知和欺骗——这不仅仅存在于世俗之人的生活中，也存在于高高在上的基督教圣坛间——又怎么能够真正理解中世纪？基督教能从中世纪幸存下来，不是因为这些基督徒的存在。如果没有理解这一点，你永远不可能理解中世纪。

只有对中世纪全盘的深思熟虑后，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中世纪轮廓。通常其结果是令人惊奇的。就我个人而言，最让我震惊的，也是本书最精彩之处，在于对传奇人物麦哲伦（他的传记已被我留在了新英格兰）的重新评价。我原本愚蠢地以为，是麦哲伦所生活的时代将他推上了历史舞台。然而，后来我意识到，要想理解中世纪，麦哲伦是始终绕不过去的一个人——他是打开那个时代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是到达中世纪顶峰的必经之路。我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就是整本书所要讲述的故事。

威廉·曼彻斯特

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镇

1991年12月